詩禮傳家：江南家風家訓的變遷（簡體書）

出版說明

總序

緒論

一、概念與定義

二、家風家訓的歷史

三、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評

四、研究思路與研究框架

第一章 傳統社會江南地區家風家訓的發展

一、傳統社會江南地區家族的變遷

二、傳統社會江南地區家風家訓的發展歷程

第二章 傳統社會江南家風家訓的經驗

一、傳統社會江南家風家訓的特色

（一）修身立人

（二）崇文重教

（三）務實致用

二、傳統社會江南家風家訓的局限性

（一）綱常秩序的等級觀

（二）男尊女卑的性別觀

（三）明哲保身的處世觀

第三章 近代以來江南地區家風的發展與變革

一、近代變遷下的家族

二、與時變通：近代江南家族組織的改良

（一）“改良族制”：族會的創立與宗族組織的調整

（二）宗族活動的改良

三、近代江南家風家訓的變遷

（一）近代江南家風家訓轉型的社會動因

（二）近代江南家風家訓轉型的內容

第四章 新時代長三角地區優良家風的探索與思考

一、新時代長三角地區優良家風建設的成功經驗

二、新時代優良家風傳承與創新的思考

參考文獻

後記

總序（節選）

熊月之

江南文化是中華文化家園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江南人民在漫長歷史中創造的、有別於其他區域、極具活力的地域文化。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不同時期內涵有所不同，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所謂“大江南”，泛指長江中下遊地區，有時也包括長江上遊部分地區；所謂“中江南”，主要指長江下遊地區，包括江西一帶；所謂“小江南”，主要指長江三角洲及周邊地區。先秦時期所說江南多指大江南，唐代以後所說江南多指中江南，明清以來（包括今人）所說江南多指小江南。小江南亦有基本範圍與核心範圍之分，基本範圍以太湖流域為中心向東、西兩側延伸，包括今江蘇南京、鎮江地區，浙江紹興、寧波等地區，也包括安徽蕪湖、徽州等地區，江西的婺源及長江以北的江蘇揚州、泰州、南通等地區；核心範圍僅指太湖流域，包括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杭州、嘉興、湖州與上海。

江南地區山水相連，壤土相接。自秦漢至明清，兩千多年間，其行政建置，先為一體，唐代同屬江南道，明代大部分屬南直隸，清代前期大部分屬江南省；後為毗鄰省份，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後分屬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彼此人民語言相近，習俗相通，有無相濟，流動頻繁，認同感強，親密度高，故文化一體化程度很高。

關於江南文化特質，學界已有很多種各能自洽的概括，今後一定還會有很多種概括。據我有限目擊，以下四個方面是為較多學者所述及的。

其一，開放包容，擇善守正。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得益於持續的開放與交流。秦漢時期，江南地區地廣人稀，經濟文化落後於中原地區，東晉以後才快速發展，很重要一個原因，便是由於中原戰亂。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與宋代靖康之亂，使得中原大量人口向江南遷移。北人南遷不是難民零星遷移，而是包括統治階層、名門望族、士子工匠在內的集群性遷移，是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知識、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在內的整體性文化流動，即所謂“衣冠南渡”，這對江南影響極大。這種遷移，從全國宏大範圍而言，是中國內部不同區域之間的遷移，但對於江南而言，則是一種全面的文化開放與交流交融。

江南地區的開放，也包括面向世界的開放。古代中國與東亞以外的世界聯系，主要通過兩個方向，即今人所說的兩條絲綢之路。一條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的橫貫亞洲、聯結亞歐非三洲的陸路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以後。前者以長安為起點向西，與東南沿海地區沒有太大關聯；後者或以泉州、廣州為起點，或自杭州、揚州等港口直接出航，所載貨物，或為絲綢，或為瓷器等，這就與江南地區有了直接關係。中國歷史上，凡是偏向於東南地方的政權，都比較重視海洋。宋朝注意發展市場經濟，拓展海上貿易。朝廷帶頭經營，民間積極參與，江南地區處於對外貿易前沿，江陰、青龍鎮、劉河、溫州、明州（今寧波）、乍浦、上海，都曾是重要港口。

江南文化長期引領中國對外開放潮流。明末清初，徐光啟等知識分子與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共同掀起第一波西學東漸熱潮，將《幾何原本》等大批西學介紹到中國來，其中代表性人物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錫闡等，都是江南人。鴉片戰爭以後，上海成為第二波西學東漸中心，其代表性人物，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王韜、馬相伯、李問漁等，也都是江南人。五四前後介紹馬克思主義熱潮中，亦以江南人為多，陳獨秀、陳望道、沈玄廬、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等，均為江南人。

江南地區在吸收大量來自外地、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一直有自己的選擇與堅持。誠如近代思想家蘇州人馮桂芬所說，“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吸收的過程，就是比較、鑒別與選擇的過程，吸收精華，排斥糟粕，唯善是從，堅守優秀。海納百川與壁立千仞，開放與堅守，是高度統一的，其標準便是唯善是從。明清時期江南學術、文學、藝術的全面興盛，便是典型。近代以來的海派文化，則是以江南文化為基礎，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優秀部分發展起來的。

其二，務實創新，精益求精。

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文化領域，江南人都相當務實，勇於創新，秉持實踐理性。江南多數地方自然稟賦優越，氣候溫潤，土壤肥沃，物產豐盛，人們容易解決溫飽問題，故讀書人多，識字率高，所以，江南進士、舉人比例特高。但科舉仕途太窄，絕大多數讀書人在由學而仕的道路上行走不通。於是，他們除了務農，還有很多人當了塾師、幕僚、賬房、訟師及各種專業性學者或藝術人才。他們有文化，競爭力強。無論何種領域，從業人員愈多，則分工愈細，分工愈細則

創新能力愈強。康熙雍正年間，蘇州加工布匹、絲綢的踹坊，就有450多家，蘇州工藝種類多達五十餘種，且加工精細，水平高超。蘇繡、蘇玉、蘇雕、竹刻、“四王”的繪畫，顧炎武、錢大昕、閻若璩的考據，方以智的哲學，桐城派的文學，各種頂尖的學術、藝術，都是沿著精益求精路子，獲得成功的。

務實創新，精益求精，使得江南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精致絢爛的時尚中心與審美高地。誠如明代人評論以蘇州為核心的吳地文化時代所言：“夫吳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為弗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為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於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於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嗇也。”

最為典型的例證，是清朝宮廷對蘇州藝術的欣賞與垂青。學術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兩代紫禁城，從自然景觀到人文環境，都浸潤著蘇州文化元素。紫禁城是蘇州工匠領導建造的；皇家建筑使用蘇州金磚、玲瓏的太湖石、精美的玉雕山景；宮廷殿堂使用蘇造家具，墻壁貼著吳門畫派的山水畫，屋頂掛著蘇州花燈，桌上擺著蘇州鐘表，衣飾、床帳、鋪墊為蘇州刺繡，吳羅、宋錦等織繡；皇室享用的繡品，幾乎全出於蘇繡名藝人之手，服飾、戲衣、被面、枕袋帳幔、靠墊、鞋面、香包、扇袋等，無不繡工精細、配色秀雅、寓意吉祥。康熙、乾隆皇帝十二次南巡，前後在蘇州駐留114天。乾隆皇帝對於蘇州文化，已經到了癡迷的地步。孔飛力說，江南是讓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賞又滿懷妒忌的地方。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如果有什麼地方讓清朝統治者既羨慕又惱怒，那就是江南文化，“凡在滿族人眼裡最具漢人特征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裡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位。”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這一特點到了近代，更為突出。穆藕初以一個普通的海歸，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裡成為全國棉紡業大王，陳光甫能在金融業中脫穎而出，商務印書館能長期執中國出版業之牛耳，難計其數的以精致著稱的“上海制造”，都是務實創新、精益求精的結果，都是務實創新、精益求精的典型。當代江南，萬噸水壓機、人造衛星，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蛟龍號深海探測船、上海振華龍門吊等大國重器不斷涌現，無不體現江南人務實創新、精益求 精的品格。

其三，崇文重教，堅強剛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