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精神分析獨立學派（簡體書）

《英國精神分析獨立學派》是我於2016年10月應王倩博士的邀請所做的一系列講座的記錄，作為她與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的薇薇安·格林（Viviane Green）博士組織的頗具規模的中英項目的延伸。我受邀講授三天的課程，向中國的心理治療師介紹英國獨立學派。講座現場的參與者有100多位，在網上則有更多的觀眾。王倩博士的想法是，儘管當下在中國有各種各樣關於西方精神分析的嘗試，但是英國的一個主要精神分析學派在任何外教教學項目中都沒有被涉及。我被邀請來填補這個空缺，這些講座介紹的是，在英國精神分析協會（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簡稱BPAS）為了解決1942—1944年間的大論戰而分裂成三個不同學派之後其中一個學派的歷史與基本情況，它最初被稱為中間團體。若干理論議題乃是20世紀40年代的大論戰的討論基礎，但也對英國和其他地區精神分析發展有著持續的影響，不過，它之前的歷史淵源也很重要。

梅蘭妮·克萊因在歐洲的早期經歷，以及她的分析師卡爾·亞伯拉罕（Karl Abraham）去世之後她在柏林遭受的知識排斥，導致歐尼斯特·鐘斯（Ernest Jones）邀請她前往倫敦。她於1927年加入英國精神分析協會，並在1929年成為培訓委員會成員。她在英國得到的反響以及對她想法的興趣混雜著接納與質疑。後來，英國精神分析協會主席鐘斯決定讓佛洛德父女（以及其他的歐洲分析師）到英國倫敦躲避納粹迫害。他這樣做，就將前文所述的歷史事件帶到了倫敦，給精神分析的未來及其後繼者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佛洛德前往英國之前，維也納一派和倫敦一派之間的分歧已日漸明顯，涉及精神分析基本面的理論差異。20世紀30年代末期，在英國精神分析協會內部對佛洛德精神遺產的分歧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精神分析理論的原理成為1942—1944年間英國精神分析協會召開的十次學術會議的基礎，這些會議被稱為大論戰（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

由於戰爭帶來的具體經濟問題，個人以及理論上對佛洛德遺產所有權的主張變得更加複雜。在倫敦，不僅可供分析的病人變少了，能見他們的分析師的數量也不夠。考慮到這些因素，各方都強烈希望通過加入委員會來控制協會的行政程式。在不同的層面上都存在爭議，不僅包括學術論證和辯論，人們還普遍認為需要重組組織程式（King & Steiner，1991）。在1942年的幾次初步會議之後，五次特別的業務會議還有關於學術分歧的會議延伸到了1944年。這是一個長期的制度化的問題。

1939年爆發的戰爭籠罩在這些分歧之上，但從歷史上看，大論戰及其妥協的解決方案源自更早期的理論差異。例如，溫尼科特在給凱特·弗裡德蘭德（Kate Friedlander）的一封信中陳述道：“安娜·佛洛德和她的追隨者們沒有採納內在世界的概念。這種表述事物的方法涉及內在世界的概念，它是位於個體潛意識幻想中的幻想，它與攝取、保留和排泄的經驗有關。在我看來，在維也納人的團體看待事情的過程中沒有體現出這一部分的精神分析理論，我相信這一理論的特別部分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討論中，直到我們都能確切理解對方的立場為止”（1940年1月，唐納德·溫尼科特全集，第二卷）。

安娜·佛洛德的發展模型與克萊因的內在世界的模型不同，在安娜·佛洛德的模型中，潛意識的“位置”和幻想的結構不如發展或體質的遺傳力量那麼重要，這給英國精神分析協會帶來了分裂，形成了理論與實踐的不同學派，這至今仍然是精神分析的辯論領域，儘管1946年推出的三個學派的官方結構已在2006年解散了。

珀爾·金（Pearl King）和裡卡爾多·斯坦納（Riccardo Steiner，1991）編輯的《大論戰，1941—1945》（the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1941-1945）的“前言”裡，他們將這些重要的記錄和論文置於克萊因思想及其與佛洛德的不同/相似之處的辯論中。他們還將這些關於理論和臨床實踐技術的討論與英國精神分析協會及其後續發展的組織和權力因素聯繫起來，這清楚地呈現出行政權力和委員會職位對機構的組織動力帶來的影響。例如，卡琳·斯蒂芬（Karin Stephen）關於培訓的一封信裡就涉及學術分歧對培訓和選擇分析師的影響。1943年9月—1944年3月，培訓委員會確定了兩個領域：總是重複地選出同一批人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以及需要研究培訓分析的體系。這些討論（1942年2月25日業務會議，1991年，第50頁）與學術會議並行開展。

《大論戰，1941—1945》有關學術爭議、候選人培訓、機構決策以及精神分析機構之間權力關係的檔為人們提供了非凡的資源，對於我們所有關心精神分析的未來及其歷史淵源的人而言都是一份珍貴的學術貢獻。

在大論戰中最初的那個不依附於任何一方的中間團體，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精神分析的獨立學派。它包括那些既不依附梅蘭妮·克萊因或安娜·佛洛德，也不依附兩個培訓路徑，即A組或B組的分析師們。這兩個培訓路徑是由三位元女性——安娜·佛洛德、梅蘭妮·克萊因和之後成為協會主席的西維亞·佩恩通過簽署所謂的君子協定而達成一致的。中間團體包括戰後第一代英國精神分析師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唐納德·溫尼科特、邁克爾（Michael ）和伊妮德·巴林特（Enid Balint）、羅奈爾得·費爾貝恩（Ronald Fairbairn）、艾拉·夏普（Ella Sharpe）、西維亞·佩恩（Silvia Payne）、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查爾斯·瑞克羅夫（Charles Rycroft）、瑪麗安·米爾納（Marion Milner）以及珀爾·金，不過，雖然他們一貫堅持獨立精神分析的理念，但這一理念並不局限於這一群體，其根源可能主要來自桑鐸·費倫齊（Sandor Ferenczi）的傳統。

雖然英國精神分析的側重和方法被整個精神分析界所周知，但除了溫尼科特、克萊因和比昂以外，英國精神分析研究的豐富領域尚沒有得到廣泛傳播。而且，精神分析所落腳的每一個國家，都必然會發展出它自己特定的興趣領域，並以自己的方式去處理學科中的核心議題。在這些動因中，每個國家及其分析師都必須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工具，以借鑒眾多歐洲先行者的歷史傳承，同時發展自己獨特的重心和優先議題。

在這些介紹性講座中，我試圖簡要介紹英國精神分析的早期歷史，著重介紹那些發展出我們至今仍在應用的理論和方法的人物，還會介紹與臨床實踐有關的重要主題，並提供主要閱讀材料的列表。但是，本書僅提供了獨立取向的基礎知識，無法全面公正地體現出這麼多年來這個領域積累的臨床和理論工作的龐大整體。不過，我希望這個介紹可以鼓勵中國的同行和學員為自己尋找到通往更多傑出的獨立學派作家和臨床工作者的路徑。

我要特別感謝美國洛杉磯的彼得·洛溫伯格博士慷慨地為本書寫了推薦序，這本書只能說為英國獨立學派豐富的理論和實踐內容開了個頭。我還要感謝中英項目的教員和組織者，尤其是巴塞爾的迪特爾·布林津（Dieter Burgen）教授，我和他密切合作，一起開展了一系列臨床研討會、面向許多中國學員和同行們的公開講座以及王倩博士和她的同行組織的小型密集研討會。教師們、心理治療師們和學員們對這些活動投注的熱情令北京的教學給我帶來了非常豐富的、全然參與其中的體驗，儘管我們需要克服語言、翻譯、技術和文化差異等方面的障礙。

除了上述已經提到的人員，我還要感謝翻譯王旭，以及使我在北京的經歷如此富有成效的行政保障人員。

我希望這一系列介紹性的講座可以為隨後越來越深入的工作提供動力，使其得到借鑒和拓展，並在適當的情況下使英國的獨立傳統適應我的中國同行和學員們的需求。

萊斯莉·考德威爾

2017年10月於倫敦

第一部分　簡介

第一章　哪些人屬於獨立學派？歷史以及理念發展綱要

第二章　早期獨立學派思想家：羅奈爾得·費爾貝恩，邁克爾·巴林特與唐納德·溫尼科特

第二部分　早期情感發展

第三章　過渡客體與過渡現象

第四章　環境

第五章　論獨處

第六章　早期剝奪及其臨床啟示

第三部分　中間學派的解讀

第七章　攻擊性

第八章　夢、創造性與玩耍

第九章　反移情

第十章　獨立取向關於“性欲”的看法

第十一章 設置

第十二章　傾聽與解釋

第十三章　會談室內外的溝通

第四部分　家庭的心理—社會視角

第十四章　祖父母與擴展的環境

第十五章　育兒：一個代際視角

推薦序

萊斯莉·考德威爾（Lesley Caldwell）是一位傑出的英國精神分析學家和教師，她關於唐納德·W.溫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的工作和思想所做的講座能夠用中文出版，我們感到非常高興。現在，中國——這一當今全球範圍內精神分析學者最活躍、最熱情的地區，可以從考德威爾對溫尼科特的思想與實踐的論述中受益。

溫尼科特（1896—1971）出生在英國德文郡的普利茅斯，來自一個興旺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在衛理公會主日學校任教，是衛理公會教會會員，並獲得了爵位。溫尼科特就讀的學校是衛理公會寄宿學校以及劍橋大學。他曾在倫敦的帕丁頓格林兒童醫院接受兒科醫生的培訓，並擔任主治醫生。他先在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那裡，隨後在瓊·裡維埃（Joan Riviere）那裡接受分析。1935年，他成為兒童分析師。後來，他曾兩度當選為英國精神分析協會主席（1956—1959，1965—1968）。

溫尼科特是 “中間團體”——也被稱為“獨立學派”的發展的核心，這些英國精神分析協會的成員在1942—1945年間發生在倫敦的論戰中並沒有傾向於安娜·佛洛德（Anna Freud）或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中的任何一方。中間團體的理論和臨床實踐廣泛基於客體關係理念，意即嬰兒是尋求客體的，並且嬰兒和他所處環境的關係以及和環境挫折——尤其是在母親和嬰兒二元配對中的挫折感的關係，影響了人類內部世界的成長。成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是由幻想的內部客體或心理表徵來控制的，這些客體或心理表徵是對世界上的外在人物與關係的投射和內攝。

溫尼科特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神生活概念的激進的新範式。西格蒙德·佛洛德（Sigmund Freud）的心靈模型是能量論的，力比多和攻擊性的力量及衝突在生活和行動中被表達或被壓抑，而溫尼科特的模型運用了空間的範式。從嬰兒期起，我們的生活就被融合與分離、親密及距離的空間維度所塑造。溫尼科特是兒童和成年人的敏銳觀察者，提供了過渡空間的範式，它提升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的臨床意義，空間的意義從母親與兒童開始，並延伸到生活中。他看到嬰兒使用過渡性客體，並將其視為第一次使用象徵，以及第一次體驗到想像遊戲。兒童玩耍、幻想、在父母創造和守護的安全空間中施展創造性。這是玩耍的坐落之處，也是文化創造性的坐落之處。在這裡，在“我”和“非我”之間的玩耍的過渡的地方，把“我”的延伸與“非我”區分開來，這是文化的起源。

溫尼科特以一種真誠善良和寬容的態度安撫著父母。雖然所有的家長最初都希望把育兒工作做到完美，但是不可避免地，他們達不到自己關於優秀家長的理想。溫尼科特介紹的標準並不是一個無可挑剔的理想家長，而是一個足夠好的家長。這一“足夠好”的類別適用於許多生活中無法達到完美而導致失敗、內疚或抑鬱感的場合。做到“足夠好”，對於自體的大多數過分苛刻的要求而言已經足夠了。這樣的父母並不完美，但能通過提供可靠的環境來培育信任。

我們都要感謝萊斯莉·考德威爾，感謝她在本書中為我們提供了對唐納德·溫尼科特——現代精神分析理論和臨床工作的偉大原創人物之一 ——的思想和實踐的無比清晰、有效的闡述。

彼得·洛溫伯格（Peter Loewen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