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政治大學對台灣管理教育的貢獻

探索台灣企管教育的源頭，
突破企業發展的瓶頸，
邁向卓越領導的高峰。

管理教育不僅是教人如何做事的學問；
更是教人如何做人及明辨是非的教育。
──楊必立　台灣MBA教育之父、政大企研所第一任所長

管理教育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它除了是一套科學的理論和學問，也是與時代、環境俱進的思考能力，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信任，在每一個社會與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必定有努力尋找下一個機會的領導者，帶領組織乃至政府做出關鍵性的決策。

本書回溯台灣現代管理教育的源頭，一九六〇年代，國立政治大學因應台灣產業快速發展，對管理人才的迫切需要，首創國內第一個企管系及企管研究所，培育本土企業管理人才及師資，包括MBA、博士班、企家班；同時也成立政大公企中心，針對企業界需求，開設企經班，為在職人士授課，不僅開啟台灣現代管理教育的先河，更為管理教育帶來許多開創之舉。

書中不僅記錄許士軍、劉水深、司徒達賢等教授，勇於突破現狀的開創經驗，帶給許多企業家、經理人，甚至是國家經濟決策者，終身學習、突破瓶頸的精神，在社會與產業變動中持續創造新局。作者也實際採訪五十多位政大企管系及企研所校友們，包括尹啟銘（前經濟部長）、宋學仁（台灣投資銀行教父）、林信義（裕隆集團最高顧問）、周俊吉（信義房屋創辦人）、葉佳紋（瑞昱半導體創辦人）等人，回顧政大企管教育帶給他們在人生方向或事業經營理念上的啟發，展現管理教育在台灣經濟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政大秉持開創精神，持續因應社會環境需要，從教育出發，進行一連串創新的舉措：

‧接軌國際的全新教育機構及觀念
‧重視通才與英語的管理教育
‧首開台灣企管在職教育，成立「企業家班」與「科技班」
‧打破體制，傳承美國MBA精神的國內第一個企研所
‧首創個案教學及本土個案寫作，訓練「聽說讀想」的能力
‧創辦全球第一本華文管理學術期刊《管理評論》
‧建立第一套中文企業管理文獻資料庫及經營競賽遊戲

許士軍、劉水深、司徒達賢等 口述
許士軍、劉水深、司徒達賢曾任政治大學企管所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所長；許士軍與司徒達賢也另擔任過政治大學企管系第二任系主任，以及第五任系主任。

楊倩蓉 採訪整理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畢業，擁有多年新聞深度報導經驗，曾擔任《商業周刊》主筆、《Cheers》雜誌資深主編、《30雜誌》主編。著有《疫無反顧：亞東醫院做對的事》。

序文
回首來時路── 一個受惠者的感恩
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　許士軍

在整整一甲子之後的今天，重溫政大企管教育創辦的歷史，所報導的史實，誠如本書前言標題所示，代表政大「帶動台灣商管人才培育的先驅」的重要貢獻。如今留下書面記載，使得多年來隱存內心的一種缺憾，頓然有釋然之感。當然，在此，也十分感佩，促成本書出版問世的幕後推手。
回憶當年往事，映現心頭，有如白頭宮女話當年，吉光片羽，在此稍作補遺，感謝出版者給予這樣一個機會。
記得這恐怕是一九六〇年代台灣接受美援的最後的一個計畫，政大在校內一舉創設五個新的單位。就位置而言，有位於台北市區內的「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公共行政研究所」，和「企業管理研究所」三個單位；另有位於政大木柵校本部的「公共行政學系」（屬於「法學院」）與「企業管理學系」（屬於「商學院」）。這種安排，乍看之下，有違一般人心目中的大學體制，令人感到詫異，其實這是具有深意的，稍後再談。
事實上，還值得一提的，就是另一個指導委員會，位於這五個單位之上。當時凡是校內有關企業管理與公共行政教育的重要政策興革之事，都要經過這一委員會的討論和決議，然後才彙報校方核定施行。
事後想來，政大創設這些單位，和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存在有密切關係。當時正是所謂台灣「經濟起飛」階段。美方認為，此時的台灣，應當加強兩種人才的培育：一為公共行政，亦即政府文官人才；另一則為企業經營人才。當時將兩個研究所設於台北市區，和公企中心同一地址，而和同一名稱的學系分開。主要是因為在顧問心目中，依美國大學學制，這兩個研究所所授予的碩士學位，分別為MPA和MBA，乃屬於專業（professional）性質的學位，並非一般學術（academic）性質的MA。而且在美國，這種性質的教育，多未設有大學部的同類學系。但是，在台灣為了配合我國大學法，卻必須先有學系，才能設研究所，所以才會發生同樣名稱的所系，卻分設於兩地這回事。
我們也可以從設於金華街這兩個研究所的英文名稱，看出其獨立性質；他們都分別冠以the graduate school，類似美國大學中同類組織，並無二致。這種組織安排，要等到日後教育部推動所謂「所系合一」制度時，才將這兩個研究所先後遷回木柵校本部，分別回歸法學院和商學院，成為兩相關學系的碩士班。相信這也是本書選擇將內容涵蓋到此為止的背景。

台灣商管教育變革與個人生涯改變的起點
誠如本書中所描述，政大創設企業教育之理念和課程內容，並非國內原有「商學」教育學制之延伸，而是將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方始成形的MBA學程觀念移植到台灣。這種創新做法，目的是，冀望使台灣在商管人才的培育上，得以趕上台灣欣欣向榮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的人才需要。但是也因此，很自然地，帶動台灣整個商管教育的變革，也說明了本書問世所帶來的特殊價值和意義。
除了上述相關背景的補述以外，也希望藉此機會，說明了個人如何在這同樣六十年間和管理教育結下不解之緣的生涯歷程。
原因是，在上述美援計畫下，為了培訓嶄新學程所需要之師資，乃遴選校內外人才赴美進修。由於當時美國顧問們認為，企管教育不能只限於大學門牆之內，必須和實務業界建立密切關係，因此乃由校方主動洽請經濟部推薦適當人選參與遴選，恰好個人當時以高考經濟行政人員資格，在經濟部國營事業司任職，因而獲得推薦。經面試入選後，此從開始了個人從事管理教育的一生。這可以說是一個緣分，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緣分。
在該計畫項下，全部有十八位名額；企業管理和公共行政兩類，各有九個名額赴美進修，除公共行政類中有少數幾位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外，其他主要都是到密西根大學。而我是所有人選中首批出發的三人之一（其他兩位屬於公共行政類）。離開亞熱帶的台灣，到達大雪紛飛的北國，於一九六三年元月春季班入學。就個人而言，自此以整整兩年時間，計四個學期又兩個暑期，完成MBA with distinction學位。
一九六五年初返校任教，剛好趕上了擔任研究所及學系首屆同學的行銷課程。自此開始，以迄一九七八年赴美任教時止，計有十四個年頭在政大任教。其間很榮幸地，繼楊必立和任維均兩位前輩之後，先後擔任第二任的企管系主任及企管系所所長。
直到今天，個人一共在國內外八所大學任教，都和企管教育有關，一生的學習領域和志業始自政大。回顧前塵，一切猶如昨日，不勝感念和感恩。
展望未來，目前世界已非六十年前的世界。物轉星移，企業經營與管理，和當年相較，面目全非。目前企業所面臨的，既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個網路和數位化的世界。企業組織，既非當年所講求的層級結構和部門組織做為主流，也超越了事業部經營及產業策略的經營典範。取代的是，「去中心化」和「無邊界化」的組織。這種組織，透過平台和雲端，提供個人發揮創業之生態環境。
再者，企業在達成目標上，也不在再侷限於價美物廉、營收成長、投資報酬；更超越顧客滿意的層次，而必須對社會及地球生態有所助益。在這巨大且顛覆性的改變下，今後企業經營，也已超越management層次，而必須講求governance，才能獲得生存及發展的正當性和尊重。
談罷全書，深感在六十年前的政大，洞察先機，在企管人才培育上開創新猷，引領風騷，對於台灣經濟發展，帶來重大貢獻。
在此衷心期待，在今後驚滔駭浪的世界中，政大以及台灣的商管教育，仍然勇往直前，承當時代所賦予的新任務和新使命。

第四章
百年樹人：政大企研所碩博士生的職能與發展
一九六四年，政大企研所碩士班的成立，不僅首次引進美國現代管理教育，也是國內首次以培養企業經理人為目標所開設的企業管理研究所；當時台灣經濟正起飛，急需大量現代管理人才，政大企研所碩士班的成立，對企業發展影響甚鉅。
不僅如此，政大企研所碩士班的重要性，更在於它的開創精神，打破科系限制，歡迎企管系以外 的畢業生報名，尤其鼓勵大學工科畢業生來念企研所，改變當時工科畢業生傳統出路，提供更多元化的職涯發展；更首次將個案教學導入課程設計中，打破傳統單向授課方式，透過互動式教學，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當時，全台自美國留學回來的企管博士幾乎全部都在政大企研所任教，讓許多學生趨之若鶩；究竟，這群從美國相繼帶回最新管理知識的教授，有什麼獨特的教學方式，讓政大企研所碩士班的畢業生後來相繼投入職場時，都深覺受用無窮？

從投行教父到創投天王都受用的能力
有「台灣投資銀行教父」之稱的新全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宋學仁，原本大學念的是交大管理科學系，因為對從商感興趣，畢業後報考政大企研所碩士班，以第一名錄取。
一九七五年，他進入政大企研所碩士班第十三屆就讀，包括後來擔任奧美集團董事長的白崇亮、 政大科管所教授李仁芳、輔大副校長吳秉恩、台大教授洪明洲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學。他指出，當時台灣重工輕商，男孩子書念不好才去念商，而且工科 畢業出來的薪水非常好，是當時一般人薪水的兩倍，但是班上有很多台大工學院畢業生來念，可見都是對自己未來很有想法的人。
他坦言，在未進企研所之前，他以為企管就是了解會計與財務就好，但進入政大念書後，當時台灣經濟開始起飛，人民開始注重消費，彩色電視機才剛流行，需要做行銷策略，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主修行銷，從許士軍、黃俊英、劉水深等教師，都是教行銷，師資相當齊全。
給予他最大啟蒙的是碩二時，剛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司徒達賢開的「企業政策」這門課，他指出，企業政策比較高層次，不是從功能性去講管理，而是講商業策略與公司定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 他都聽不懂；他舉例，當時個案教學有一個個案談 《花花公子》（Playboy）這本雜誌面臨的管理問題，但是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大家根本沒有聽過《花花公子》，更不了解《花花公子》的客戶群、它的客戶群可能面臨怎樣的轉變，或是有哪些競爭對手可能取代它。雖然讀得很辛苦，但是經過一年學習，逐漸有些東西沉澱在腦海裡，他才領悟，原來司徒達賢教的企業政策是商學院的精髓。

邏輯思考力
宋學仁說，上了司徒老師的課之後，他不再把自己當工匠思考，而是企業的經營者，因為司徒達賢常要他們think like a business man。後來他到哈佛商學院念書才體會到，原來哈佛商學院從頭到尾都在教學生，如何從企業政策角度去思考，不同型態的環境下，應該有不同的組織架構與產品，也告訴大家管理沒有定律，因為沒有一件事 是一成不變。此外，哈佛更要求學生每天要念三個個案，每個個案長達四、五十頁，也是司徒當年個案教學種下的種子，讓他習以為常。宋學仁也是司徒達賢第一個收的入門弟子，因為他是第一個請司徒達賢擔任論文指導教授的學生；他感慨的說，念哈佛之後，以及進入業界做事，就更能體會司徒老師教學；「假設你是一個武功大師，要是還受限於少林派，或是武當派，永遠都不會成為大師；能夠融會貫通，發乎自然才是功夫大師，真正厲害的人不會拘泥任何東西，所以可以了解在什麼情況下做什麼事情。」
還有一項讓他終身受用的事，當時政大企研所有一門課，邀請企業老闆來講課，與學生座談一整個下午，包括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等人在內，讓學生感受到將來做CEO應該具備的條件。他記得，當時許士軍所長邀請當時台灣最大外商，飛利浦（Philips）的總經理來跟學生座談，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這位總經理告訴大家，他有一個習慣，每一 個月一定要有一天空下來，去思考未來要做的事，站在高處去看未來。當時司徒老師特別強調：「你們一定要記得這一點，這一點很重要。」
宋學仁一生都受益於這句話。碩士畢業後，正好當時花旗銀行決定開始長期培育本土管理人才，招募三位儲備幹部，全部來自政大企管研究所碩士班，宋學仁是其中一位。在花旗工作時，他永遠會撥出時間去想，例行工作之外，他的未來方向在哪裡？要走什麼路？告訴自己不要把頭埋在沙裡，要抬起頭來往前看一下。也因此，他都能明白看出哪些是真正重要與不重要的事情，就能花多一點時間在重要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