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關係的正向衝突：走進離婚、派系鬥爭與內戰，找到擺脫困境的解方

◆《紐約時報書評》《書目雜誌》《科克斯書評》好評不斷
◆亞馬遜讀者4.6顆星絕佳讚賞
◆隨書傳授「走出高衝突必備三絕招」，識別與預防高衝突衝擊你的人生

「充滿啟發性。任何曾與同事、家人發生爭執的人，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亞當．格蘭特，華頓商學院教授、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

「新冠肺炎疫苗很快將幫助人類從疫情中解放，這本書也可以使人類免於同樣致命的禍害：高衝突。」
──強納森．海德，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倫理領導教授

這個越來越分化的時代，衝突無處不在。
但是吵鬧爭搶得來的，有時不是糖，而是毒！
學會辨認衝突的性質，就能將破壞力轉為修復關係的動力。

高衝突正在焚燬我們的時代！但什麼是高衝突？

它是親友反目、夫妻吵架、鄰居互罵、派系鬥爭、國際角力背後的陷阱；
它讓衝突變質為善vs.惡、我們vs.他們、藍vs.綠的二元對立；
它使陷入衝突的人覺得自己永遠不會錯，對方總是不可理喻、荒謬可笑。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屢獲殊榮的記者亞曼達．瑞普立，在本書中結合五段精采的故事、先進的科學證據與相關的調查研究，帶領讀者看見發生在個人、社區、國家，乃至整個民族的衝突，並進一步解釋：

何謂高衝突？
人們為何長年受困其中？
又該如何找回修復關係的正向衝突，相互理解、獲得更好的回報？

透過五段旅程，將看見如何成功反轉衝突、怎麼將自己從衝突的瀝青坑中拯救出來，獲得不同層面與領域的衝突修復力：

․世界知名的衝突協調專家，為何讓自己深陷社區派系鬥爭的衝突？
面對衝突的解方：用心並真誠地聆聽他人，並滿懷好奇心。

․不喜歡上街頭抗爭的環保主義者，卻擅闖農地揮刀使勁大砍基改作物？
面對衝突的解方：看見被自己妖魔化的他人觀點，不再浪費時間與擁有共同目標的人戰鬥。

․渴求歸屬感的足球明日之星，卻加入衝突日夜不間斷的地方幫派？
面對衝突的解方：爭取時間與空間，讓自己的身分認同重新飽滿豐富。

․熱愛正義，追求更美好、更公平世界的小女孩，卻加入與政府對抗的革命軍？
面對衝突的解方：打破二元對立的敵意，與生活中的衝突點火器保持距離。

․想法不同的兩派人馬，卻能拒絕陷入張力不斷的螺旋式衝突？
面對衝突的解方：深入衝突、面對誠實的分歧，並傾聽與自身立場對立的言論。

讓我們以嶄新的方法去思考衝突這件事，反轉它的破壞性，將高衝突轉變為美好事物，就能化解大大小小的危機、擺脫困境，以迎向良性的改變與進步。

亞曼達．瑞普立（Amanda Ripley）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調查記者。累積在紐約、華盛頓和巴黎的《時代雜誌》共工作10年，並為該雜誌獲得2次美國國家雜誌獎。
記者職涯中，她都在試圖釐清複雜的人類，挖掘人類行為和心理變化的故事。擅長結合故事與數據來闡明難題與解決方案，探討內容從如何擺脫功能失調的衝突，到各國如何教育孩子獨立思考。
作品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大西洋雜誌》《衛報》《哈佛商業評論》《倫敦時報》等平面媒體，也會在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廣播公司（NBC）、福克斯新聞（FOX）、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等節目中討論她的作品。更曾於五角大樓、參議院、眾議院、國務院和國土安全部及有關領導力、解決衝突和教育的會議上發表演講。
著有《教出最聰明的孩子：向腦力強國學習教育之道》《生還者希望你知道的事》，皆改編成紀錄片。
但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她還有很多其他身分：她是訓練有素的衝突調解員、表現普通的足球運動員、母親、妻子，也是華盛頓特區中某社區的住民。
amanda@amandaripley.com

【前言】
引言：高衝突正在焚燬這個時代
一般來說，馬克．林納斯不喜歡去招惹別人。他的興趣是閱讀歷史學相關著作和玩終極飛盤。他的工作是一個小型慈善機構的網站編輯。身為科學家的兒子，他熱衷於環境保護議題。但比起走上街頭激烈地大吼大叫，他更願意提筆寫下自己的論點。
然而，在一九九九年的某天晚上，馬克闖入位於英格蘭東部自己住家附近的一座農場。當時他穿著一身黑衣， 手裡拿著一把大砍刀，覺得使勁揮刀把欣欣向榮的玉米一株接著一株砍倒，實在是一件再正確不過的事。
他有條不紊地進行所謂的「工作」，用手中的砍刀將玉米植株一排排摧毀，同時留意避免撞到他的激進分子夥伴。空氣中瀰漫著潮濕土壤和剛斷裂的植物根莖氣味，而馬克不時停下手邊動作，調整臉上的眼鏡。
這件事情的起因，與其他事情一樣合理且平凡。幾年前，馬克在英格蘭一座海濱小鎮中，參加了一個年輕環保主義者的聚會，遇到了很多像他這樣的人。他在聚會中學到一種叫做「基因工程」的東西，也聽說一間名為孟山都（Monsanto）的大型化學公司為了種植出更好的農作物，已經開始著手改變種子的DNA。對馬克來說，這聽起來相當毛骨悚然：為什麼他們要做這種事？
想當然耳，一切都是為了利益。經過孟山都生物工程改造的植物具有「超能力」，可以在其公司生產的有毒除草劑「抗草甘膦」（一般稱為Roundup）的使用下存活。
馬克傾身向前。他沒聽錯吧？他知道孟山都就是在越戰期間，幫助美軍製造有毒落葉劑混合物「橙劑」（Agent Orange）的公司。現在，這間公司顯然正在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生態系統，只有他們製造的科幻種子，才能在即將到來的毒氣風暴中倖存。
聽到這裡，馬克辨認出一種模式。大約在同一時間，與狂牛病有關的巨大爭議席捲整個英國：數以千計的奶牛因致命的腦部感染而發病，但是多年來英國官員一直堅稱，沒有證據表明受汙染的牛肉會傷害人類，因此天下太平，我們繼續吃肉！然而，後來事實證明這些官員大錯特錯。這種疾病的其中一個變異株可以感染人類，且傳染途徑似乎確實與受汙染的牛肉產品有關。政府被迫撤回先前的言論。兩百多人可能因此死亡。
這件事證明政府是不可信的，尤其在保護公眾免受大公司侵害時更是如此。現在歷史似乎又要重演，一間大型跨國公司正在干預人類的糧食供應，企圖在自然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馬克學得越多，就越是憤怒，並認為自己必須做點什麼。於是他發表了一篇長文─這篇投書是人類史上最早警告基因改造作物風險的文章之一。他在《企業觀察雜誌》（Corporate Watch）上寫道：「跨國的化學和食品公司，為尋求更大利潤而進行的宏大全球基因實驗中，我們這些消費者不過就是一隻隻白老鼠。」他也警告，如果這些企業「贏得這場戰爭，迫使人們接受基因工程產品（……）地球上的生命進程可能會被永遠改變。」
這件事緊迫地威脅到人類生存的根本，「未來我們將踏入危險的年代。」馬克的這篇文章很引人注目，並激起了廣泛的議論。於是他接著寫了一篇又一篇，並且開始參與所謂的「淨化活動」， 就像本書開頭他跑到玉米田裡所做的那樣。
現在回過頭來重新思考，馬克想知道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走歪的。他知道事情不是一開始就這麼糟糕，他的確有充分理由懷疑孟山都的作為，但在行動過程中的某一個關鍵節點上，他似乎開始一步步犯下錯誤。後來回首往事，馬克心中很是震撼，但他真的不是一開始就錯得這麼離譜。
那天晚上，警察突然出現在田裡。馬克跌倒在地，心臟在胸膛裡猛烈跳動，他這輩子從來沒有被警察追捕過。警用手電筒的強烈光束在田裡反覆探照，還能聽到警用對講機裡的雜音和靜電聲，以及當警員走近時，身邊警犬的喘息和低吠。馬克躺在地上，想起自己曾經聽別人說，經過訓練的警犬一旦咬住目標就不會鬆口。他希望這不是真的。
此時此刻，他意識到這一切是多麼的荒誕。「你知道，我一向很守法，而且我戴眼鏡，不會想被警棍打臉……我一點也不喜歡處於這種對抗性的情境中。」然而他當時卻身處自己剛破壞的農田中，眼鏡被踩斷在剛翻過的泥土裡，並遭到警犬追捕。

高衝突
這本書旨在探討意識形態紛爭、長期政治仇恨或幫派仇殺中，煽動人們失去理智的那股神祕力量。它導致我們夜不能寐，沉浸在與同事、與兄弟姐妹，甚至是與從未謀面的政客之間的衝突。
「高衝突」與具備建設性意義的「健康衝突」不同。健康衝突是種好衝突，能推動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好的衝突並不等同於寬恕，亦與投降無關；一次健康的衝突可以緊張激烈，但依然無損於我們的尊嚴；好的衝突不會使雙方被嘲謔或遭到扁平化。我們必須接受一件事實：沒有人擁有所有問題的答案，你我之間是相互關聯的，而我們需要健康的衝突來保護自己、相互理解、彼此改進。尤其在今天的環境中，對健康衝突的需求只會多不會少。
相較之下，「高衝突」指的是一場衝突變質為善與惡之間的爭執，人們會劃分「我們」與「他們」 兩種陣營。
在高衝突中，正常衝突時的交戰規則不再適用。當我們處於高衝突狀態時，無論在真實世界還是虛擬環境中，每一次與對方交手，都只會讓自己變得更加情緒化。我們的大腦將做出與平時不同的反應，我們會越來越確信自己的優越性，同時也越來越無法理解對方的思路與行為。與對方面對面、或在新聞頻道上看見對方時，我們可能會感到胸口發緊，恐懼中夾雜著憤怒，因為我們認為對方所說的話語都是瘋狂的、誤導的和危險的。
有趣的是，儘管彼此之間沒有相互交流，衝突雙方往往會感受到同樣的情緒。無論試圖做什麼來結束衝突─在社交媒體上呼朋引伴、向人事部門抱怨令人討厭的同事─都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高衝突的影響，這些人就是治療師所稱的「高衝突人格」。他們傾向過早發出指責、確信自己的想法正確無誤，並總是抱持著防衛心。我們身邊都有這樣的例子：有些人心裡的「錯誤線」清晰無比，而且永遠離自己百步之遙。然而大多數人並非如此，也都盡可能避免造成高衝突，然而迴避也會帶來另一種問題，本書稍後將會探討這點。
整體而言，高衝突總是以某種方式影響著我們。我們不是深陷其中，就是看著自己關心的人或所屬的群體被高衝突困住，有時甚至歷經幾代人都難以脫身。
在跨越不同大洲的研究中，我們一次又一次發現，身陷高衝突的人，往往將自己的挫折解釋為： 合理回應對方最初的侵略性行為。不管事實真相為何，衝突雙方都確信自己正在以某種方式防禦。他們發現自己一遍遍回到鬥爭中，逐項列出自己遭受的侮辱，並以烈火燎原之勢反撲。
高衝突是怎麼發生的？理論上，大多數人都能夠意識到，妖魔化自己的兄弟姐妹或鄰居是件危險的事。很少有人願意與其他人永遠處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陷溺在高衝突裡？ 為什麼即使我們有意願，卻依然無法回到良好的衝突模式中？
這就是本書將探討的第一個謎團。故事開始於北加州海岸邊一個天堂般的小鎮。我們會在這裡見到世界知名的衝突專家蓋瑞．佛里曼，他決定涉足地方政治，希望能改善自己的社區。
我們會從小處開始，分析在意想不到之處悄悄升級的衝突，以了解高衝突現象中的層次。這種喜歡劃分「我們」與「他們」的衝突，表面上很少直接涉及背後核心，是因為故事底下通常有道伏流， 而這正是最有趣的部分。玉米田絕不僅僅是玉米田而已。
接著，我們將調查衝突是如何暴發的：為什麼有些衝突會被點燃、變得激烈並持續延燒幾代，另一些則慢慢減退甚至消失？我們將與柯蒂斯．托勒會面，他是前幫派頭目，多年來一直糾纏於一場芝加哥的幫派仇殺中。從他身上，我們可以深入了解引發衝突的四種助燃劑，而這些引燃衝突的因素在全世界一體適用。
我們的目標是更理解高衝突，以便預見它的到來。如果我們願意的話，甚至可以進一步幫助自己或他人擺脫高衝突─而「擺脫」是高衝突過程中最有趣的謎團。
人們確實能夠從高衝突中逃脫。個人或整個社群都可以找到辦法，讓衝突的反饋短路失效。人們不會突然同意原先否定的某件事，我們也必須認知到：人們同樣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信念，也不會瞬間背叛立場，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切換到相反的另一端。
但人們可以做出一件更有趣的事：在不同意的狀況下，依然理解對立方的意見。這就像是學習第二語言，在不改變自己信念的情況下，聆聽對方的聲音。而這種心態會改變一切，讓好奇心重新歸位、使人們再度得到活力、合理運用理智去思考。在這種狀況下，衝突不再僅僅是種消耗，而能變得必要且有益。
從高衝突到健康衝突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有哪些線索可循？我們該如何規畫走出高衝突的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我們有辦法促進這個過程嗎？
城鎮或國家能否有規模地預防或阻止高衝突的發生？為了找到答案，我們將前往哥倫比亞波哥大，與桑德拉．米萊娜．維拉．布斯托斯會面，她是一名游擊戰士，選擇以正式、合法的替代道路取代內戰，並且找到方法幫助成千上萬的人完成這一條旅程。
最後，我們將探討如何從一開始就進行預防性規畫，阻止高衝突的發生。我們會返回美國，前往紐約市中央公園外一座不尋常的猶太教堂。這座教堂裡的會眾們學會以不同方式處理衝突，願意忍受一段可能非常不舒服的過程，但仍然帶著好奇心並堅持著自己信念，深入調查衝突。我們將跟隨一群自由派猶太人，從這座猶太教堂前往密西根州的鄉下，在任職於當地監獄的保守派且同時是川普支持者的家中度過三天。這是一個令人混亂且容易引發事端的場景：兩個群體都接觸了違反自己信念的事物，試圖讓政治衝突恢復健康，而不是讓衝突「走高」。
高衝突呈現的現象令人著迷，但也容易被誤解。如果不學會如何識別高衝突，在其中為自己導航、甚至學會預防，我們遲早都會為其所困。我們可能會因激烈的衝突而迷惑，以至於沒有意識到自己站在錯誤的一邊，反對自己原本的立場，甚至最終犧牲掉自己最珍惜的東西。

看不見的手
我在大量衝突中長大成人，但這些衝突說不上極端。童年時代的我擁有許多食物、愛和犯錯後的第二次機會，但是我的母親時常在陣陣憂鬱和焦慮中掙扎，一感到威脅就變得易怒且喜歡責備人，而這個不幸的情況經常發生。
所以童年的我花了很多時間坐在紐澤西家中的樓梯上，一邊用食指在八〇年代苔綠色的地毯上塗塗畫畫，一邊聽父母吵架。我偶爾會聆聽吵架的內容，但其實最主要是聽雙方的語氣。我父親當然也有很多應該檢討的地方，但躲在樓上的我只能聽到母親的聲音。隨著她的嗓音越來越尖銳、越來越大聲，我會感覺到自己的胃漸漸被恐懼填滿。
發生這種情況時，我哥哥會關上房門，開始玩他的星際大戰公仔。這顯然是個明智的選擇，但當時的我比較想要聽他們吵架。出於某種原因，我認為監視正在發生的事情、觀察衝突是很重要的。也許我認為這可以幫助自己預測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防止它發生。
隨著年齡增長，我找到一份以目睹衝突為生的職業。身為《時代雜誌》的一名記者，我報導過犯罪、災難、恐怖主義以及各種人類經受的苦難。而後我轉到教育線─儘管教育報導中有很多關於兒童和學習的正面消息，但在美國，教育本身就是一個高衝突議題（在我收到的所有仇恨郵件中， 唯一叫我「婊子」的人是位教師，寫信回應我發表的教育改革故事）。
記者這個角色帶給我一種奇怪的安慰。潛意識裡，我還是那個孩子，相信自己可以透過記錄衝突、永遠不讓衝突離開我的視線，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後，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總體計畫失敗了：我無法預測衝突，甚至無法理解存在於自己國家中的衝突。為何有這麼多人用和我完全不同的觀點看待世界，且如此徹底地非黑即白？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支持者中，一半以上的人認為對立政黨的支持者不僅愚蠢無知，還令人髮指。儘管美國人持續在許多政策問題上抱有一致看法，卻已經開始基於政治傾向將對方妖魔化。根據估計，有三八〇〇萬美國民眾因二〇一六年的總統選舉，不再與家人或朋友交談。
這樣的狀況讓我覺得大眾的好奇心早已死亡。在這樣的時代裡，講述故事還有什麼意義？煞費苦心去核實每一個細節後寫出報導，卻只能日復一日地面對一群日益萎縮、腦袋裡只有意識型態的群眾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表示，他們並不真的相信新聞媒體能夠進行全面、準確、公正的報導。許多人積極地逃避新聞，因為內容實在太令人沮喪了；另一些人則沉迷其中，因為它是如此令人憤怒。
有一段時間，我將此歸咎於美國社會獨特的病理狀態：大概是我們的種族主義歷史，加上極端的經濟不平等，創造了一場完美的政治兩極風暴吧。但這些元素僅僅是答案的一部分，因為環顧四周， 很明顯的是，社會分裂的問題不僅限於美國。
在其他國家，由於對難民、英國脫歐或燃料價格等議題的意見分歧，人們開始在家庭聚餐中拂袖而去。在阿根廷，十人中有九個認為自己的國家非常分歧或相當分歧；挪威和丹麥的社會在如何處理野狼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而在紐西蘭，分歧點是貓（是的，貓！）；半數歐洲人表示，自己所處的社會不像十年前那樣寬容。「我們正在經歷一種常態性的憤慨，一種社會憤怒。」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說：「德國不再理性地侃侃而談；德國失控地大吼大叫。」
當然，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的興起，可以為這種現象做出部分解釋。這些社群網站的設計，從根本上助長了無休止的衝突循環，而媒體炒作在其中亦功不可沒，將群眾的憤怒轉化為利潤。所謂的「注意力經濟」大規模地煽動我們最糟糕的本能。在電視和網路上，無數人故意留下激怒他人的言論，並悄然慫恿著說：你是對的，以驅使我們繼續向前。
上述現象都在社會分裂中有重要的影響力，但沒有任何一個因素可以充分解釋問題。許多人沒有在社交媒體上花費太多時間，卻依然緊緊掐住對立者的喉嚨不放。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同時還有一些事情在發生，一些尚未被清楚界定、尚未被研究且命名的事情。
所以我試圖尋找自己錯過的東西：我花時間與曾經處理激烈衝突的人相處，他們經歷衝突的地點從盧安達到哥倫比亞再到以色列；我完成了八十小時的衝突調解培訓，課程內容包括離婚、工作場所衝突和監護權爭執等議題。我因此開始看到，人們在截然不同的衝突中，做出的行為竟如此相似。
經歷這一切的五年後，我寫了這本書，分享自己學到的事情。有許多不同的力量把我們帶到今天所處的位置，其中包括廣為人知的自動化、全球化、監管不力的市場，以及快速的社會變革。這些因素處處引起焦慮和懷疑的浪潮，而其中的恐懼讓領導人、意見領袖和社群平台，可以輕易地利用社會中清晰可見的裂痕與人們心中的各種偏見。
但還有另一種無形的力量，就像地心引力一樣，不知不覺間對其他一切施加拉力。當衝突升級到一定程度時，衝突本身就會占據主導地位，而最初導致爭議的事實和勢力，卻逐漸隱沒在衝突背後， 被「我們」與「他們」的這種劃分機制接管。此時，人們對醫療保險政策或移民的實際意見分歧不再重要，衝突具象化成了現實。高衝突可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無形之手。

關門大吉
一九三〇年代，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建造了一個名為「橡樹公園」的公共娛樂場所，配備具有現代過濾系統的大型游泳池、一個較小的兒童戲水池、六座紅土網球場和一個旋轉木馬。他們甚至還在公園中設立動物園，養著熊、鱷魚和猴子等動物。橡樹公園可說是一個由市政府打造的樂園。
但是在當時，無論是蒙哥馬利市或美國各地，都存在著所謂的「我們」和「他們」。這是一場可以溯源到數百年前的激烈衝突：橡樹公園僅供白人使用。
一九五七年秋天，一位名叫馬克．吉摩爾（Mark Gilmore）的年輕黑人男子下班後，通過橡樹公園走捷徑回家，便因違反種族隔離政策遭警方逮捕。當他在法庭上對該政策提出質疑時，一名聯邦法官裁定該市「只對白人開放橡樹公園」的政策違憲：所有公民都為公園的建造付費，包括黑人納稅人，因此公園必須向所有人開放。
這場庭審可說是平等與正義的巨大勝利，至少表面上看起來如此。但是讓我們看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蒙哥馬利市在判決後並沒有進行族群整合，而是決定關閉所有公園。如果白人都不願意與黑人共用泳池，卻破於判決不得不分享空間，那麼乾脆讓所有人都不能游泳吧。橡樹公園泳池的水被排乾並以廢土填平，熊、鱷魚和猴子不是贈送就是出售。游泳池從未重新開放。這場遊戲裡所有人都是輸家，無論黑白。
這是高衝突的明確特徵：讓事情變得更好的每個嘗試， 似乎都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種種損失不斷累積。
良好的衝突至關重要，如果缺了它，我們的生活品質會大為降低。良好衝突就像是火，人們生存的同時需要一些熱量、一些照明，讓我們看到自己做錯的事情，並保護自己免受獵食者的侵害。因此爭論不休的市議會、劍拔弩張的晚餐、街頭抗議和罷工、理事會中的針鋒相對、學校輔導室裡的衝突等等，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些人試圖生活在沒有任何衝突的世界，從不爭論或後悔，但這樣遲早會導致自己情緒內爆，這是所有心理學家都同意的結論。沒有健康衝突的生活，就像沒有愛的生活：冰寒刺骨，令人難以忍受。然而一旦健康衝突轉變為高衝突，卻可能焚燬你擁有的一切，因此我們要學會明辨兩者。
我一生都在監視並觀察各種衝突，但和大多數記者一樣，我常錯過故事之下的伏流，而這往往是衝突中最有趣的部分。某日我靈光一現，開始看到政治上的兩極分化並不特殊，因為從鄰里爭執、離婚法庭，再到罷工，人們在各種激烈的衝突中都表現得非常相似。
高衝突具有磁鐵一般的吸引力，如果無法理解這一點，就會使我們與對方的分歧，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大、更不可避免。世代之間糾纏的仇殺會引誘、驅使我們違背自己的最大利益。我們都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這一點：一旦陷入這種類型的衝突，視野就會變得狹窄，事情則變得涇渭分明，甚至太過於黑白分明了。我們總認為自己是出於自身意願行事，且有能力根據確鑿的事實、成熟的價值觀做出判斷，但我們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捫心自問
英國牛津郡那個漆黑的夜晚，警犬並沒有發現臥倒在玉米田裡的馬克。他在警犬到達前及時找到生路，翻過帶刺鐵絲網，跳進附近的另一塊田地中，並躲藏在灌木叢裡直到天亮。
所以這次馬克並沒有學到教訓。他繼續以各種充滿創意的方式，反對基因改造作物。二〇〇一年，馬克走進牛津郡一家名叫「博德斯」（Borders）的連鎖書店中，將一塊從超市買來的海綿蛋糕砸在一位丹麥統計學教授臉上。當時這位教授正在店裡宣傳他的新書，書中詳細說明他為什麼放棄了對環境保護的某些極端看法，而馬克對此抱持不同意見。
「你提到關於環境的一切，完全是胡說八道！」馬克用一種歇斯底里的尖銳聲音喊道。但整個場合的走向卻讓馬克非常尷尬，因為眾人的反應與他想像的完全不同。遭攻擊的統計學教授靜靜地擦掉臉上的鮮奶油，等待讀書會開始的觀眾們則充滿困惑地盯著馬克。馬克在簽書桌前來回踱步，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保全人員來把他拖走。在此之前，他並沒有打算發表演說，但此時他決定即興來上一段。
「這本書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撒謊，」馬克說，「像你這種喜歡自鳴得意，覺得自己對環境議題無所不知的人，活該被砸蛋糕。」
片刻之後，馬克終於被扭送出去，而這讓他鬆了一口氣。馬克先前感到非常窘迫，因為面對面衝突實在不是他的菜。即便如此，他仍然相信自己是在打一場正義的戰爭。
而這場戰爭是值得的！隨著歲月流逝，他的激進派同伴們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勝利。歐洲、亞洲、非洲和澳大利亞的政府，紛紛被像他這樣的環保主義者論點說服，禁止了大多數基因改造作物， 而這是馬克有生之年參加過最具有影響力的左翼反對派運動。
但在面對自己成功的同時，馬克依然會不時在心底深處感受到一絲懷疑。某天，他協助組織的倫敦抗議活動暴發了騷亂，砸碎許多玻璃窗且導致九名警察受傷。當馬克稍後與一群激進派同伴在酒吧裡慶祝勝利時，他突然反胃，感覺到一陣噁心。
這些懷疑的時刻就像眩暈症一樣，突然之間占據了馬克的身心。他是為了保護環境，並幫助最容易受傷害的弱者投身這場鬥爭中。他站在大企業面前，據理力爭地要求他們承擔責任。然而在他進行這些活動的同時，其他事情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中靜靜上演。
二〇〇二年，嚴重的乾旱和飢荒席捲非洲，導致數百萬人陷入飢餓，但受災的尚比亞政府卻拒絕進口所有基因改造玉米，理由是該食品存在危險性。尚比亞人多年來一直在食用這種玉米，美國人也是。現在正是尚比亞最需要它的時刻，它卻被判定帶有風險。受到高衝突模式的支配，馬克和他的激進派同伴們使用少量的科學證據，促使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區反對基因改造作物，而現在人們正因飢荒死亡。
尚比亞總統利維．姆瓦納瓦薩（Levy Mwanawasa）說：「我們不能僅僅因為人民餓了，就給他們毒藥吃，或者提供對他們健康有害的食物。」與此同時，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開始取消其提供的糧食援助，這等於是在傷口上灑鹽。尚比亞領導人對外援的不信任有著長期且複雜的根源，但像馬克這樣的激進分子在意識形態上的討伐，更使原本悲慘的局勢雪上加霜。
多年來，馬克一直設法避免去深思自己心中的疑慮。事實上，人類非常擅長這麽做，當新的科學研究表明，基改食品可以是安全的，甚至可以挽救生命時，我們總有理由無視這些資訊。這麽做並不難。直到某一天，我們開始良心不安。

世界的原貌
我們必須承認，高衝突可能是有用的，它使人們覺得爽快，甚至可以賦予生命意義。但如今高衝突已經達到其用處的上限。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問題，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因爲高衝突而火上加油，而不是得到解方。
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是在不妖魔化彼此的情況下，動員廣大的民眾做出改變。我們必須選擇這種溫和的做法，不僅因為這在道德上是良善的，還因為唯有這種做法才能夠真的帶來實效。能夠深入人心的持久改變，都必須透過結合壓力和良好衝突才能實現，而兩者在此所占的分量相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歷史進程中，非暴力運動成功的可能性，是暴力運動的兩倍。
高衝突並不總伴隨著暴力，但它極其易燃，很容易誘使人們採取暴力手段，並導致反對派以更多的暴力回應，進而造成不斷升級的傷害。在這種情形下，最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會快速逃離，讓極端分子接管現場。
任何提倡「我們」與「他們」這種對立思維的現代運動，無論是否牽涉暴力，都傾向從內部自我摧毀，因為高衝突無法容忍差異。一種將世界簡單劃分為善惡的文化，是封閉且狹隘的，而且會阻止人們進行大規模的合作，無法共同解決難題。
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的大流行，就像一把發出巨大噠噠噪音的手提鑽頭，強迫我們面對這個問題。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衛生官員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了湖北省武漢市的一則肺炎群聚病例。兩周後，一名華盛頓州居民從武漢返回美國，抵達機場時完全沒有任何症狀。然而四天後，他因發現是新冠病毒而尋求醫療救助。與此同時，中國當局並未針對此病毒對公眾威脅的嚴重性做出及時警告，而世界衛生組織也一再向世界保證，局勢已得到控制。
在紐約，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宣布首起官方新冠病毒檢測陽性個案，但此時該病毒已經透過主要來自歐洲而非中國的旅客，在這座城市悄然傳播了數周甚至數月。在第一次採檢出確診個案前，估計有一．一萬名紐約人可能已經遭到感染。
全球經濟在四月底驟然停止運轉，超過兩千六百萬名美國人申請失業救濟，此時全球已確認有超過三百萬人感染該病毒。
一夕之間，全人類受到一個共同敵人的威脅，得面對一種全新的、傳染性極強的病毒。這種新型病毒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我們可以跨越黨派、種族與國籍，攜手共同解決問題。
世界各地大多數人都這樣做了，即使是在許多政治嚴重兩極化的國家也是如此。二〇二〇年三月下旬，九〇％的美國人表示，他們相信「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此數據高於二〇一八年秋季的六三％。美國參議院以九十六票對〇票，通過了一項大規模刺激經濟的聯邦法案，而這是一個月前還無法想像的共識。
人們傾向於將世界分為「我們」和「他們」，卻也傾向於在某些條件下，擴展對「我們」的定義。像新冠病毒大流行這樣的巨大衝擊，可以在一夜之間，讓「我們」涵括整個世界。
但高衝突同時具有磁鐵般的吸引力，對於那些過去曾在長久激烈衝突中發現偉大意義、友情和力量的人更是特別難以抗拒。在印度這個以印度教為主的國家，早期疫情的暴發追溯到伊斯蘭傳教士聚會後，新聞媒體開始指責穆斯林傳播冠狀病毒，而「病毒聖戰」（Coronajihad）一詞開始在推特上流行起來。
在美國，川普總統指責中國，批評中國當局在疫情暴發之初，壓下有關該病毒的消息；然後他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美國將撤回資金，並切斷與該組織的聯繫，因為他們對大流行反應遲緩。他這麼說是對的，世界衛生組織在應變時犯了錯誤，應該被追究責任。
但大流行是全球性的緊急事態，我們必須合作才能將其控制下來，相互責備只是自損兵力而已。在轟然作響的九級火災警報聲中，削減投注在世界中央消防部門的資金，只是對已經很糟糕的情況火上加油。一時之間，世界衛生組織和白宮的重要工作人員都開始關心政治，而非提振公共衛生。
與此同時，數以千計的美國學校根據政治意識（而非科學證據），決定重新開放或維持關閉， 讓許多學童和家庭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而社會上許多本來不必死的人卻死亡了。高衝突的慣性模式很難改變，但現代世界中，所謂「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線不再像以往那麼清晰，因此更容易打破高衝突的慣性。在今天的世界裡，疫情可以在不到一天半的時間內，從一座偏遠的村莊傳播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主要城市。一九八〇年至二〇一三年間，歷史上記錄了一萬兩千多次傳染病暴發，影響了四千四百萬人和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但這一切都發生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之前。現在，世界上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稠密的城市中，使得病毒傳播變得容易。即使我們設法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全球化經濟卻像蜘蛛網一樣困住我們，緊緊交織著你我的財務未來。
「群體之間存在競爭和仇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心理學家戈登．阿爾波特（Gordon Allport）在他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暫譯）的序言中寫道：「真正新鮮的是，現代科技使這些群體靠得太近，以至於彼此無法保有舒適的空間……而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應對精神和道德上的近距離接觸。」
人們是彼此相互聯繫的，因此我們必須學會適應，這正是這個時代的核心挑戰。我們應該創建一個能提倡健康衝突而非高衝突的機構和社會，以便確實應對問題，不陷入妖魔化的陷阱中。這麼做雖然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正如我們即將探討的那些例子，人們已經在地球上以不同的方式，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成功做到了。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名叫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四十六歲黑人男子，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斯遭一名白人警察擊斃。這名執法人員跪壓在佛洛伊德的脖子上將近九分鐘，儘管佛洛伊德反覆陳述自己無法呼吸，警察卻不為所動。有人錄下這起殺戮事件的大部分過程， 引發明尼亞波利斯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其大規模的響應，更為種族、正義及重大政策變化相關議題，創造了嚴肅對話的歷史性開端。
佛洛依德事件在許多地方引起激烈但健康的衝突，但並非每起衝突都保有這樣的特質。在某些地方，人們對警察、對彼此暴力相對；在某些城市，警察和聯邦調查員對和平示威者使用催淚瓦斯和武器；某些政客曾妖魔化抗議者；某些激進分子則以粗暴、不公平的論述詆毀警察，企圖一竿子打翻一條船。有十餘名美國人在佛洛依德事件的後續騷亂中喪生，其中大部分死於槍傷。暴力會導致人們合理化以暴制暴的應對方式，而這是高衝突中常見的場景。
接著，另一場高衝突是二〇二〇年美國總統大選，及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川普支持者襲擊國會大廈。我們現在很難預測，這個飽受分裂和疾病折磨的國家，是否會在新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還是會讓激烈的衝突延續下去。衝突中，每一個暴力和妖魔化的循環，都會開啟新的惡性循環。

改弦更張
二〇〇八年的某個夏日，《衛報》要求馬克．林納斯寫篇文章抨擊基因改造作物，就像他以前做過且駕輕就熟的那樣。不到一個小時馬克就生出一篇稿子，談論經過基因改造的超級雜草、細菌或病毒，可能會「猖獗地繁殖」，汙染其他農田─這是他一直以來提倡的論點。
但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馬克看了一眼文章下面的評論，心裡有些不安。一名讀者抱怨馬克「缺乏任何形式的科學知識和理解能力」，而這則批評以一種前所未見的方式刺痛了他。
所以馬克決定為自己辯護，他開始四處尋找支持自己論點的經驗性證據，一頁一頁地點擊進去，瀏覽期刊論文和書籍。他不斷地在網頁裡上下滑動，心跳越來越快，意識到自己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資訊。迄今為止的科學證據，並不支持他的恐懼和長期堅持的主張。他看到的恰恰是相反方向的清晰共識。
在某些情況下，基因改造作物可以造福環境並減輕痛苦。有些基改作物不需要那麼多殺蟲劑，因為它們被培育出對害蟲的抵抗力；在種植基改作物的國家，農藥使用量下降了約三〇％，這種減量的幅度可說相當巨大。
世上的一切並非簡單直白。
孟山都和其他企業犯下錯誤，本可以透過更好的方式引進基因改造作物，它們不僅不會破壞環境，還可以幫助拯救地球；而多年來，馬克憑藉著最好的意圖行事，卻無意間阻止了非洲和歐洲獲得巨大的進步。
他坐回椅子上，忽然覺得心口暖暖的。這種認知不僅在智識上改變了他，也在身體上影響他。他覺得自己就像站在深淵旁探頭俯看一樣。「我的世界觀出現了裂隙，而我不知道在另一邊會發現什麼。」
在此之前，曾有許多人指責馬克無視科學；而長久以來，馬克一直與科學家辯論，並拒絕他們的論點。但是這次並沒有新的資訊加入，為什麼馬克的感覺卻如此不同？
正如我們即將讀到的，一系列經歷動搖了馬克對「反基改作物」這個觀點的忠誠度，並拓展他的思想維度，此後再也不能輕易地關閉自己的心靈。
五年後，馬克在英格蘭的一次會議上，站在成千上萬的農民面前，發表了一篇令在場人士永生難忘的演講。
「敬愛的閣下、女士們、先生們，我想以一則道歉，開始我的演講。」馬克說，「為了公開闡述我的立場並留下紀錄，我在此誠心地表示，我要為曾經花費數年破壞基因改造作物而道歉。」
他事先寫下了演講稿裡的每一個字，因為知道自己臨場一定會非常緊張。演講中，他每隔十秒左右就抬起頭來，透過眼鏡與聽眾進行眼神交流。
「我也很抱歉，」他繼續說道，「我曾協助妖魔化一個重要的科技選項，但它實際上可以且應該用於造福環境。」
這並不是從自己原初的觀點叛逃，馬克仍然執著於批評氣候變遷和對抗剝削性企業。
「我並不是不再相信氣候變遷，」他告訴我，「我只是開始意識到，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
在這場演講過後，他寫了三本關於氣候變化的書。但自從面對深淵的那天起，他開始學會講述一個更複雜、更精準的故事。馬克繼續公開批評企業和政客，但不再帶著輕視的態度。當他擺脫高衝突之後，他變得更有效率，不再浪費時間與擁有共同目標的人戰鬥。
在本書中，我們將遇到一些像馬克這樣的人。他們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高衝突的誘惑、在高衝突中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以及掙脫高衝突需要的付出。
為了在現代世界中茁壯成長，我們需要了解高衝突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需要從高衝突中往後踏一步，帶著驚嘆去觀察並辨認它的輪廓，以識別它扭曲我們視野的手法，大膽想像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在高衝突中，希望對方最終會見到曙光而進行改變是非常愚蠢的，這只會讓自己心力交瘁。細數對方的過錯可以變成一輩子的嗜好；關注下一次選舉則是一種拖延策略。單純告訴人們去拒絕仇恨並選擇愛是行不通的，因為深陷高衝突中的人們並不認為自己充滿仇恨（即使他們的仇恨情緒多到滿出來），他們只盲目地認為自己是對的。
仇恨是一種重要的情緒，也僅僅是一項症狀，「衝突」才是造成仇恨的原因。而高衝突本身是個系統，不是一種感覺。

各界推薦
詞彙參照
主要人物

引言：高衝突正在焚燬這個時代

第一部分 踏進衝突

◤第一章 衝突底下的伏流◢
陷入衝突的人們，多半不了解自己故事中的伏流。他們太專注於假信號，以至於被困在爭吵的泥淖中。高衝突就是這樣一種鬼打牆的狀態，深陷其中的人很難看到真相……

◤第二章 二元對立的力量◢
越來越多的人將自己歸入黨派陣營，並妖魔化對立的另一方：善與惡、紅色與藍色、種族主義者與非種族主義者的分類變得異常清晰，甚至太清晰了。人們實際上根本不認識彼此，卻相信自己可以了解對方的道德核心價值……

◤第三章 點火器◢
群體會在衝突中煽風點火。一旦因為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分心，群體就會提醒我們衝突的存在，其他成員也不斷地條列出你所經歷的不公不義，不讓憤怒稍有消退。群體的煽動性使衝突長存，如同永不熄滅的火焰……


第二部分 走出衝突

◤第四章 爭取時間◢
在菲律賓，婦女和其他保護者透過調查和扼殺虛假謠言來爭取時間，避免衝突升級為暴力；對於協調專家蓋瑞的客戶而言，進行「理解迴圈」則有助於他爭取時間、放慢談話速度，並確保人們被傾聽……

◤第五章 達成和平◢
心理學家朱莉和約翰．高曼多年來研究了大約三千對已婚夫妻之間的衝突，發現最能使衝突保持健康的夫婦，日常中積極互動的次數超過消極互動，比例大約為五比一。這就是他們所提出的「神奇比例」……

◤第六章 逆轉工程◢
「我們可以在無需染血的情況下讓人們擺脫衝突，而宣傳是讓人們擺脫困境的好方法。」在哥倫比亞，根據調查結果，廣告播出後九年內，因足球計畫而脫離革命軍復員的人數，超過二〇一六年與革命軍簽署正式和平協議的效果……

◤第七章 讓敘事豐富起來◢
所有「人」都是複雜的。在激烈的衝突中，總是想要錯誤地過度簡化事情。在這種被扁平化的簡單敘事中，大家只會聽到自己想聽的聲音，所以此時讓敘述複雜化，可以從無到有地激發人們好奇心，而好奇心會隨之為人們帶來成長。這個做法不是為了掩蓋真相，而是為了完整地說出實話……

致謝

附錄一 如何識別世界上的高衝突
附錄二 如何識別自己內心的高衝突
附錄三 如何預防高衝突

註釋
參考資料

【內文試閱】
衝突陷阱
在洛杉磯的「奇蹟一英里」（Miracle Mile）街區──威爾希爾大道（Wilshire Boulevard）附近， 距離國際煎餅之家餐廳（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s）一個街區之處──遺留了一座史前死亡陷阱：拉布雷亞瀝青坑。地如其名，外表上看來就是一個凹陷的黑色小型湖泊，不時咕嘟咕嘟冒出幾個氣泡，貌似溫和無害。
但是科學家們在這些瀝青坑的深處，發現超過三百萬塊骨頭，其中有許多保存良好、幾乎完整的巨型哺乳動物骨骼，包括猛獁象、巨型樹懶和兩千多隻劍齒虎。這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地球上成千上萬最強大的掠食者們，竟然被捲入同一個坑洞裡？又為什麼無法逃脫生天？
拉布雷亞瀝青坑是一個活動頻繁的沼澤。這裡的天然瀝青在上一次冰河期結束之後，就不斷從地下湧出。研究人員認為，事情很可能由一個惡魔循環開始：數萬年前的某一天，一隻大型生物（例如古代野牛）不幸踏入了瀝青坑，很快就被困住。四蹄卡在像淤泥一樣濃稠的瀝青中動彈不得，發出痛苦的鳴叫。這種瀝青只需要幾公分的深度，就可以固定住一隻大型哺乳動物。
野牛的哀鳴引起附近一些掠食者的注意，例如現已滅絕的恐狼（學名Canis dirus ，意為「可怕的狗」）。恐狼就像美洲郊狼和人類一樣，屬群居動物，因此當下可能有數隻恐狼聽到叫聲，饒有興致地跑到現場並發現天降美食，於是自然而然地撲向受困的野牛，結果自己也被瀝青困住了。
於是兇惡的恐狼們也沮喪地嚎叫起來，無可避免地吸引了更多注意力，讓更多生物前仆後繼地到來。恐狼最終會因飢餓或其他原因死亡，而牠們腐爛的屍體吸引了食腐動物，使其後來也同樣遭瀝青所困。這些被詛咒的動物數目呈幾何級數增長，因為一具動物屍體可以「漂浮」在瀝青坑中長達五個月，不斷吸引無數不知情的受害者上鉤，最終才慢慢沉沒於陰暗的水下墓穴裡。迄今，科學家們已經從瀝青坑裡取出了四千具恐狼的骨架。
在蓋瑞的調解工作中，他將衝突稱之為「陷阱」。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因為衝突一旦升級到某個程度，就會以如同拉布雷亞瀝青坑的方式運作。衝突吸引我們，也吸引各種正常、合理的需求和欲望。可是一旦陷溺其中，我們會發現自己無法逃脫，越是掙扎呼救，情況就變得越糟。而越來越多人陷入這樣的困境沼澤，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如何在不知不覺中，降低了生活的品質。
這就是高衝突和良好衝突之間的主要區別：重點不在於衝突主題的性質，也不在於各種吼叫或情緒，而是我們卡在衝突中停滯不前。在健康的衝突中可以見到一種動態：雙方會提出問題、對彼此存有好奇。雖然也可能大吼大叫，但健康的衝突會引導我們前進，因為在某處上岸，感覺比浸泡在衝突中更有趣。然而在高衝突中，衝突本身就是目的地，我們無處可去。
人們在正常生活中做出判斷時，本來就可能會犯下許多可預見、系統性的錯誤。而我們在激烈的衝突中，更容易製造出這種類型的錯誤。舉例來說，我們不可能在極其憤怒的同時也充滿好奇。在憤怒情緒的影響下，我們無法好好使用大腦這個神奇的器官進行思考。
激烈的衝突會降低生活的完整性，以換得短暫的滿足感。其機制會影響生理，帶來可衡量且具有懲罰性的副作用。夫妻吵架時會經歷皮質醇（一種壓力荷爾蒙）的飆升；政黨的死忠支持者在候選人輸掉選舉後，也會有同樣的表現。在高衝突中，皮質醇升高的現象可能會反覆出現，因此損害到免疫系統、降低記憶力和注意力、削弱肌肉組織和骨骼，並加速疾病的發作。
旁觀者雖不積極參與高衝突，卻依然對眼前所見的爭鬥感到非常痛苦，以至於決定置之不理。社會上多數人其實就屬於這個類型。根據無黨派組織「同大於異」（More in Common）的調查，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受夠了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希望大家可以多花點時間傾聽彼此的意見。該組織於是將這個群體稱為「筋疲力盡的多數人」。
但是怎麼能夠責怪他們呢？大多數人都會想辦法避免衝突，而且會這麼做，通常背後都是有理由的。例如不再與那個不斷抱怨前妻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決定停止閱讀新聞──最好天天低著頭， 眼不見為淨。這種疏離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終究留下了未經處理的高衝突，一不小心就會被極端分子接管。
正如歷史不斷向我們展示的那樣，高衝突可以在一夜之間轉變為暴力。一個看似獨立的流血行為，很可能會導致另一個群體的痛苦，而後升級為報復。在一場爭鬥中，「我們」與「他們」的這種劃分心態是不可少的武器，因為只要你願意相信所謂的「他們」是次等人，那麼殺死、奴役或監禁對方就容易多了。
而這正是蓋瑞反對的原始力量。他試圖創造一種新的方式來應對衝突，並取得成功，就像我們在洛娜和傑伊的案例中所看到的。但這是一項艱鉅且冒險的工作，他必須建造一艘全新的船艦，一種可以行駛過瀝青坑的新船。
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蓋瑞以這種方式調解了大約兩千起法律案件。隨著時間推移，蓋瑞越來越擅長此道。他曾處理過公司糾紛、兄弟姐妹之間的不和、鄰里裂痕等等，將人們從令人不快的瀝青坑中解救出來。但我們即將讀到，最近蓋瑞本人也不幸地被困在瀝青坑中。他無意間與自己的救援船分開了一段時間，導致事情變得有點糟糕。
不過在大多數情境中，蓋瑞依然能讓自己不要沉進淤泥裡。他開始意識到人類在解決問題時，具有兩種內在能力：一種是對抗。它存在於對立的兩個團體之間，雙方都追求相互排斥的自私利益。這就是法律制度的傳統運作方式，丈夫對抗妻子、起訴方對抗辯護方。
而另一種能力則清楚地展現在人類歷史中，也就是我們團結的本能。人類有能力推展「我們」 的定義，跨越彼此的差異來合作，以便在衝突中找到出路。事實上，作為一個物種，人類能夠成功進化，更依賴團結能力而非對抗能力。
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數十億人正是以令人驚嘆的合作方式和無私精神，共同應對一個高度陌生且不斷變化的威脅。無論是貧窮的國家或富有的國家，世界各地有許多公民在政府發布正式的封城令前，早就待在家裡了。英國國家衛生服務處曾要招募二十五萬名志願者，協助遭隔離的高危險人群採購生活用品，實際的報名人數竟是需求的三倍。
當然這其中也有例外，某些特定的領導者和少數民眾，傾向將他人視為代罪羔羊，並用「我們」 和「他們」這樣的邏輯劃分世界。但幾個月下來，絕大多數人都感受到集體團結這種本能的力量。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在文化傳統上，能夠鼓勵這種合作的本能，而非促進對抗主義，世界將變成什麼樣子呢？
無論是挑起對抗主義或高呼人類團結，社會制度與機構都可以設計成各種型態，以鼓勵各種不同版本的人性。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錯誤地選擇了對抗主義。無論是在政治、商業或法律的領域裡，我們都傾向將一切視為贏家和輸家之間的較量。
然而蓋瑞和其他先鋒調解師成功地向我們證明，要應對衝突，還有另一種可行的方式。他們提出非對抗性的選項來解決糾紛，而這種做法通常比傳統法律系統更有效，也更公平。
就連美國最高法院也承認對抗主義的局限性。首席大法官華倫．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在一九八四年的年度司法機構國情咨文中談到：「在許多訴訟案件中，充滿對抗性競爭的庭審，最終必然會走上古代審判中那種血腥爭鬥的路線。對於已經踏入文明的美國人民而言，我們的系統成本太高、太令人痛苦、太具有破壞性，也太低效了。」
這些話也可以拿來形容當今的政治：對於已經踏入文明的人類而言，它太昂貴、太痛苦、太具有破壞性，也太低效了。
因此，二〇一五年時，蓋瑞的一位鄰居邀請他參與梅爾比奇（Muir Beach）當地的社區服務理事會選舉時，一切似乎非常合理：讓善於處理衝突的人幫大家解決問題。所謂的社區服務理事會，主要負責管理社區裡的道路和用水，而其中的五名成員是不支薪的服務性志工。這個理事會的權力並不大，選舉也與政治黨派無關，但不知何故，社區會議最後總是充滿相互對抗與彼此消耗，像電視新聞或政客的推特貼文那樣，對彼此進行人身攻擊。梅爾比奇社區最近才為了興建計畫中的公車站設計美學，與美國公園管理局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執，而這次衝突幾乎讓社區四分五裂。
調解教父蓋瑞難道不能改變這場衝突的調性，幫助大家找回一些和平的可能嗎？

癱瘓
蓋瑞說，這次選舉前經歷的一切就像化糞池般汙濁。小鎮居民最後投票反對增加水費，扼殺整個計畫。蓋瑞覺得自己非常淒慘，也同時如癱瘓般，失去行動能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噩夢上演。就像休一樣，蓋瑞也希望一切可以盡快結束。
衝突陷阱讓我們一旦落入困境，就很難把自己從裡面挖出來。我們知道自己想要和平、清楚自己願意妥協以達到目標。對方也是，我們如此接近彼此，卻發現自己無法動彈。這些將我們拉入瀝青坑的無形力量──二元選擇、心理疼痛、溝通錯覺和白痴駕駛反射等，不停地越變越強。
我們不想成為第一個為和平讓步的人，即使是自己願意做出的讓步也一樣。因為我們害怕這會被視為軟弱的表現，然後被要求放棄更多東西。我們不相信對方真的想要和解。反對達成和平，直接說明了偏見和刻板印象，讓人不斷思考「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對立。
甚至在更大、更棘手、更嚴重的衝突中，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和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都支持過去提出的各種和平計畫基本條件：人們都能和平地生活、不需要動不動在檢查站受氣，也不用擔心轟炸會突然到來。然而即便如此，衝突仍在繼續。
伊藍．哈普林（Eran Halperin）是位以色列心理學家，專門研究衝突。每次在以色列當地演講時，他都喜歡問有多少聽眾聽過阿拉伯和平倡議（Arab Peace Initiative）。這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Saudi Crown Prince Abdullah）於二〇〇二年三月公布的一項和平計畫，提議阿拉伯國家將提供以色列「正常的關係和安全」，以換取其完全撤出自一九六七年戰爭以來占領的土地。與之前阿拉伯世界的立場相比，該計畫的提案是個顯著的讓步，贏得世界各地領導人的稱讚。同年，該倡議得到阿拉伯聯盟所有成員國的背書，並分別於二〇〇七年、二〇一七年再次、三次獲得背書。
哈普林不會詢問聽眾是否「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議，只問觀眾是否曾經「聽說」過這回事。十九年來，新聞媒體經常出現關於該倡議的報導。
「我從未見到超過五％的人舉手。」哈普林告訴我，「這件事媒體曾經報導過，但人們就是不想聽，因為這與他們對這場衝突的看法是矛盾的。」阿拉伯倡議是一件具有實用性的重大事件，但它甚至沒有進到人們心裡。人們失去了衝突周邊的視野，為自己戴上心理眼罩。「如果你相信對方永遠不會改變，一直都會試圖欺騙自己，而自己是最終的受害者，那你當然沒有理由去尋找和解的機會。」 哈普林說。
美國人也被衝突蒙蔽了雙眼：民主黨人心目中看到的共和黨人，比現實生活中更富有、更年長、更殘忍、更不講道理；同樣地，共和黨人內心以為的民主黨人，比實際上更無神論、更同性戀、更激進。他們都覺得對方陣營的激進分子比實際上多了兩倍，也大大高估彼此對另一陣營的厭惡程度。政治參與度最高的人，相互的誤解反而最深。
這些錯誤聽起來微不足道，卻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如果你覺得被威脅，就不會抱有好奇心；如果你認為對方比實際情況更極端、更可恨，就會願意投票支持別人（無論這個人的精神多麼錯亂或分裂）以便將對方趕下台。二〇一六年，大約一半的美國選民表示，他們的投票策略是防禦性的， 比較是基於反對某人當選，而不是支持某人勝選。
與此同時，那些原本應該幫助人們獲得更多資訊的機構，似乎正在產生相反的效果。美國人越是花時間從各種來源獲取新聞，對另一方的看法就越不準確。尤其是民主黨人接受的教育越高，對共和黨人似乎就越一無所知。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民主黨人，對共和黨人的錯誤看法，是高中輟學的民主黨人的三倍。
在選舉那天，蓋瑞最親密的盟友伊麗莎白被趕下台。蓋瑞最害怕的噩夢成真：休和吉姆取代了伊麗莎白和喬爾。這兩人是對蓋瑞來說最兇猛的舊衛隊對手，蓋瑞還曾寫了一封措辭難聽的公開信給他們。偏偏蓋瑞的任期直到二〇二一年才結束，而他在新的理事會上沒有立場相近的盟友。
「這是沉重的一擊，他們狠狠打擊了伊麗莎白。」譚雅說，「這麽做非常自私自利、厭女且充滿仇恨。」譚雅認為蓋瑞的公開信不是問題所在，而是這封信缺乏後續的跟進。「這封信寫得很棒， 但你知道他們會反擊。」蓋瑞應該繼續前進，譚雅這麼告訴我：他應該發起連署，呼籲結束敵對的語言和謊言，更應該積極地挨家挨戶敲門。
新理事會解散了幾乎所有蓋瑞創立的小組委員會。「我被困在與歐巴馬相同的處境裡。」蓋瑞說。舊衛隊正在迅速摧毀他所建立的一切，就像川普當時在近五千公里外的華盛頓對歐巴馬政績所做的一樣。「他們幾乎閹割或逆轉了我所有的建樹。」
「我感到深深的屈辱、痛苦和悲傷。」蓋瑞說。他用帶有情緒性的措辭談論這次選舉：「我們遭痛擊得如落花流水，事情已經糟到不能再糟。」 聽蓋瑞以這種方式講話令人十分迷惘，彷彿他中了某種魔咒一樣不可自拔。我想大力搖晃他的肩膀，讓他想起自己曾教給我和成千上萬人的一切：難道他看不出自己陷入衝突之中，正被衝突玩弄於股掌之間嗎？

衝突企業家
作為姐妹，翠西亞．尼克森（Tricia Nixon）和茱莉．尼克森（Julie Nixon）可說是形影不離，她們是彼此婚禮上的伴娘。當他們的父親尼克森總統在水門事件醜聞後成為第一位辭職的美國總統時，兩人仍然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在成千上萬張照片中，她們站在父親身邊一起微笑、揮手或哭泣。」記者瑪格麗特．卡爾森（MargaretCarlson）如此寫道。然後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她們父親去世三年、水門事件發生二十五年之後，姐妹倆陷入了高衝突，就父親留下來的圖書館應該如何運作，一直無法達成意見一致：究竟應該主要由家庭成員或外部人員來管理圖書館。
我們都聽過許多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故事：女演員姐妹瓊．芳登（Joan Fontaine）和奧利薇亞． 德．哈維蘭（Olivia de Havilland），在母親葬禮後不再交談，三十八年後芳登去世前，姐妹倆仍然彼此疏遠；在德國，阿道夫．達斯勒（Adolf Dassler）和魯道夫．達斯勒（Rudolf Dassler）兄弟倆共同創立了一家運動服裝公司，後來卻因微不足道的小事分道揚鑣，而由此產生的愛迪達（Adidas）和彪馬（Puma）今天仍然是彼此的競爭對手。
事實上，我們在提到「兄弟姐妹」時所聯想到的相親相愛狀態，其實在手足關係中反而比較少見。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認為自己與兄弟姐妹有密切的關係，能夠相互支持；還有三分之一認為彼此是敵對或競爭關係；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則對他們的兄弟姐妹漠不關心，或者雖然抱有好感但很少說話。
兄弟姐妹代表我們多數人在人生中擁有最長期的關係。如果我們夠幸運，父母會在自己的生活中大約存在五十年，但是兄弟姐妹則可以陪伴我們七、八十年，而其中有很多時間可以用來建立誤解、錯待和怨恨。所有的兄弟姐妹關係都是從衝突開始的，因為孩子們在家中會爭奪父母的注意力，讓「慢燉鍋」越積越多。手足關係，就像是場持續一輩子的競選活動。
在這種狀況下，父母和其他親友可以左右衝突動態，協助降低手足衝突中的毒性。但是，有時他們也會做出相反的事情，加劇手足之間的偏執和敵意，播下懷疑的種子，到處傳播謠言。這些人就是我們所說的「衝突企業家」，是繼「群體認同」之後我們要討論的第二個衝突點火器。
在尼克森姐妹的不和中，家人和圖書館員工都忍不住選邊站。最終律師介入，圖書館館長則遭指控煽風點火。「他做了所有仇視尼克森的人都做不到的事──在這個家庭中製造心結。」一位圖書館董事會成員表示。
此案中帶有憤怒言語的信件外洩，雙方總共提出兩起訴訟。捐贈給圖書館的兩千萬美元基金被凍結，因為姐妹兩人無法達成共識。「姐妹之間現在就像路人一樣。」一位圖書館員工這麼說。
這是一場經典的高衝突，除了律師之外，每個人的境況都比衝突之前更糟。「我認為這件事很令人難過。」茱莉在衝突開始五年後表示，「這場衝突使我心碎，因為我非常愛我的姊姊。」不管她多麼想結束，這場衝突依舊折磨著兩人，並可能一直持續到其中一方死亡才得以結束。許多兄弟姐妹之間的衝突，確實如此收場。
然後，有人出來打斷了惡性循環。法官命令姐妹兩人面對面解決衝突：「我會舉辦一場派對，每個人都必須出席。」
二〇〇二年一個溫暖夏日，姐妹倆在邁阿密市中心比斯開灣的洲際酒店閉門會面，兩名非執勤期間的警察在會議室外面站崗，一名法庭任命的調解員和一群律師也在場，並宣誓保持沉默。姐妹倆找到脫離群體的機會聊了起來，並在凌晨兩點前達成協議。
一場持續五年的衝突，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得到解決，最後的協議只有兩頁。一旦衝突企業家被邊緣化，姐妹倆終於找到溝通的自由，衝突於是變得健康。兩位女士在會議室外給了彼此一個充滿情感的擁抱。「茱莉和我五十多年來一直深愛彼此，」翠西亞說，「我們會一直持續對彼此的愛。」
防止高衝突的方法之一，就是學會識別身邊的衝突企業家，放亮眼睛注意誰往往在衝突有新發展時欣喜若狂、誰會迅速證實你的每一句哀嘆，並指出旁人甚至沒有想到的錯誤？我們都見過這樣的人，所以與他們保持安全距離很重要。
這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很難做到，對於已經陷入衝突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為衝突企業家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人，而且可以表現得充滿愛心、有魅力又有說服力。最好的衝突企業家可以使他人難以離開自己的陪伴。他們善於成為群體認同的核心，讓人們覺得：若是沒有他們，就很難塑造出「我們」。

「海灘上一片清朗，滿月高掛天際」
除了緊緊抓住故事底下的伏流和打破二元對立之外，蓋瑞所做的另一個改變，是讓自己遠離那些會令他捲入衝突的點火器。他正嘗試一次解開一個結，慢慢消解這場衝突。蓋瑞開始疏遠第一次競選中的顧問譚雅，因為她在選舉中使用了「殺戮」「打倒在地」和「暴徒」等詞彙。這些是蓋瑞父親從前常說的話，但對蓋瑞而言，這些詞彙從來不曾發揮作用。
蓋瑞感謝譚雅的幫助，知道她比自己更了解政治，但這並不是他想玩的遊戲。他告訴譚雅：「我不想對人們懷有敵意，我不喜歡那樣的生活。」 他們仍然是朋友，但蓋瑞開始轉向妻子尋求政治建議。有時當他撥打有關理事會事務的電話時， 他會開啟擴音進行通話，這樣在一旁處理日常事務的崔西就可以順便聽到，然後蓋瑞會詢問她的意見：我剛才是不是太敏感？還是太不耐煩？而崔西會給予意見，因為她站在「陽台」上，所以視野清楚得多。
這一切花費的時間比蓋瑞原本希望的還要長。就像擺脫衝突的所有道路，這個過程是非線性的。為了抓住最重要的東西，蓋瑞不得不放下很多其他事情，而「放手」這件事本身非常令人不快。
在這個過程中，蓋瑞多次需要在理事會會議上深呼吸，在做出回應前暫緩一下，抵制衝突的誘惑。他也花了很多時間管理自尊心，每次行動前都會在腦海中詢問自己三個問題：
這句話真的非說不可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接著他會自問：
這句話需要由我來說嗎？

如果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這句話需要我現在說出來嗎？

而令人驚訝的是，答案是否定的頻率如此之高。

對蓋瑞來說，忠於自己的價值觀仍然很重要，如果他認為理事會成員在做些可疑的事，違背了公眾的信任，他仍然會說出來。但正如他所說，他花了更多時間，試圖讓他所說的話「可以被聽進去」。
「可以被聽進去」是什麼意思？這取決於聽者──以及聽者最關心的事情，因此蓋瑞必須了解鄰居故事底下的伏流。而理解迴圈的技巧在此也起了關鍵作用，幫助蓋瑞放緩腳步，讓他可以了解對鄰居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並真實地去理解鄰居的觀點，即使他可能並不同意對方的想法。
一般而言，正如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在其深具啟發性的著作《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中所描述的，有六項道德基礎價值會影響我們對政治的看法。這六項基礎價值是：關懷、公平、自由、忠誠、權威和神聖性。這些價值是幫助我們理解大多數政治行為的關鍵。
在美國，自由主義者（和媒體中的自由主義者）往往對其中三個基礎高度敏感：關懷、公平和自由；但是談到對忠誠、權威和神聖的擔憂時，他們可能會無動於衷。一般而言，保守派和保守派媒體似乎與這六者都有關係，但其中特別關注忠誠、權威、自由和神聖。
如果了解對方在道德上的伏流，我們說的話就變得「可以被聽進去」。舉例來說，社會心理學家羅伯．威勒（Robb Willer）和馬修．范伯格（Matthew Feinberg）發現，如果自由主義者想說服美國保守派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談論「保護自然純潔的必要性」會使他們的觀點變得更有力，但自由派政治家卻幾乎總是在談論該如何「關懷地球」。就像所有人一樣，這些政治家自動切換到自己的道德語言頻道上，使美國大部分地區的民眾無法聽見他們所說的多數內容。
人們往往難以跳出自己的邏輯框架，說出能引起對方共鳴的道德語言，因為這是違反直覺的，需要紀律、謙遜、教育和同理心才做得到。威勒和范伯格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大約有二〇％的自由主義者不會重構自己的論點，使其更能說服保守派，即便這樣做更有用。這正是高衝突的徵兆：就算讓步符合自身利益，但任何讓步（無論多麼微小）都會因為讓人備感威脅，而無法加以考慮。
一位鄰居某天告訴理事會，她希望修建新路時，能為她家門口的私人車道新增一個迴轉空間，並讓公家為此買單。這個要求對於本已龐大繁雜的計畫來說，是一項昂貴且耗時的附加項目。蓋瑞本可以單純告知她的要求不公平，因為眾人不該為她個人想要的東西買單──這對蓋瑞和許多其他鄰居來說，可能是個令人信服的論點，但他沒有這麼說，因為對方絕對聽不進去。相反地，蓋瑞提出另一個正確的論點：「妳可能要重新考慮一下，如果理事會買單，屆時妳就必須讓其他人也在妳家車道上迴轉。」鄰居聽了後立刻改變主意。
這是某種操縱性的溝通方式嗎？或許吧。但是在法國旅行時說法語是操控嗎？如果你真的希望獲得理解，或許這只是一種溝通方式而已。
另一個有趣的幕後花絮：蓋瑞並沒有告訴我這個關於迴轉車道的軼事，我是從他從前的死敵休那裡聽說的。當蓋瑞調整自己的行為時，休注意到他的改變。「他現在更像是名調解人，說話的語氣明顯變好了。」休不再考慮搬出梅爾比奇。事實上他告訴我，他現在覺得住在社區中感覺很好，也經常與蓋瑞合作完成社區工作。
蓋瑞仍然經常被激怒，然後向崔西和孩子們抱怨新理事會如何破壞他所做的一切（這並非無的放矢），但他也談到此時心情多麼輕鬆。他時而激動，時而充滿希望，時而聽天由命，時而充滿活力。如果你曾經遇過擺脫高衝突的人，你可能會很熟悉這種類型的情緒起伏。
在新制度實施幾個月後，蓋瑞某次確信自己必須發起一次特別會議，因為理事會成員規避了某些規則。但隨後他自問：「我到底是為了誰，要召開特別會議？」他不得不承認，他是為自己而做，因為他需要感覺良好且充滿正義。
於是他打消了念頭，重複著有時會對自己說的口頭禪：「我不重要，這件事也不重要。」他最終想出辦法，能讓理事會成員承擔責任，同時不需要在特別會議上點名侮辱人。
某次去拜訪蓋瑞時，他已從「個人精神錯亂」（這是他自己所起的名詞）中恢復過來。我們一起在海灘上散步。「我的天啊，我們正享受著一個美好的夏天。」蓋瑞這麼對我說，「海灘上一片清朗，滿月高掛天際，一切麻煩都像小馬鈴薯那樣微不足道。」我很高興能夠聽到蓋瑞這樣說話，這表明他已經走出了衝突。
高衝突的負擔之一是它不允許喜悅、不允許生命中這些微小的快樂時刻。好奇心是快樂的先決條件，而我們不可能深陷在瀝青坑中還依然保持好奇。
而後當我們經過某幢房子前面，蓋瑞小聲地說：「這些人討厭我。」但他說這句話的同時，微笑著。而關於另一位鄰居，蓋瑞則說：「我不信任他，但我喜歡他。」他的語氣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複雜性。正如他所說，他正在「保持張力」，讓自己觀察世界的方式不會坍縮成善與惡、「我們」與「他們」的扁平敘事。他在腦海中為複雜性開闢了足夠的空間。這意味著，他可以用更準確、更全面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畢竟一個人可以同時討人喜歡卻又不值得信任。我們都認識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