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當祕密警察就像病毒，
入侵到所有人的生活之中

首部深入研究監控下的社會
文化、體制、人際網絡的民族誌

★ 一部個人生命史與東歐冷戰史相互交織的自我民族誌
★ 被監控的人類學家現身說法，剖析前共產國家如何監控人民，打造恐懼帝國？

「本書是有關被監視的效應，而被監視已經成為了人皆有之的經驗。我們現在全都處於監視之下，但我們大部分人對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幾乎毫無概念。……在每天都有新監視方法誕生的今日世界，我希望本書能夠讓某些監視方法和它們的效應曝光。」――本書作者凱薩琳．韋德瑞

一九七三年，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博士生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進行田野調查。她生活在外西凡尼亞一個小村莊，漸漸和當地村民培養出家人般的感情。她以研究當地寫出的著作，更開啟西方國家東歐研究領域先河。然而，隨著九○年代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臺，她卻從解密檔案中發現：自己曾被當成間諜，受到嚴密監控。國安局中有關她的祕密檔案，多達兩千多頁。

韋德瑞決定深入研究自己的監控檔案，藉以了解共產政權下的監控體制與線民文化。她回溯過去、找出線人，甚至訪問到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軍官。

然而揭開真相並不容易，甚至令人難堪。過程中，她曾看見自己被偷拍的影像，也曾發現過往深信不疑的人際關係，其實充滿陷阱。有人懷著目的接近她、更有朋友因她而身陷危險。而她與監控軍官的面對面，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經歷。

韋德瑞以自身經驗為田野，發揮民族誌學者的敏銳，引領我們思考：
★ 國家安全的機器如何運作？如何吸收線人，編織陷阱？
★ 國家如何為自己製造敵人？ 被監控者如何被創造出邪惡分身？
★ 祕密監控如何與社會關係網絡交織在一起？
★ 冷戰的社會氣氛，如何孕育監控文化？
★ 「加害者」是甚麼樣的人？
★ 身為被監控者，認識真相令她備受衝擊，她如何深入反思，重拾對人的信賴，進而從檔案中剖析出整個監控文化與機制？

這是一本對監控體制極為難得的深入剖析之作。不僅曝光監控機制，也讓我們看見體制下的人性。對於臺灣讀者而言，這本書或許也能幫助我們更深入認識威權時代的歷史。

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
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人類學傑出教授，密西根大學的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凱薩琳．韋德瑞作為美國學界研究東歐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先驅，在冷戰時期開啟羅馬尼亞的民族誌研究先河。她的著作包含《消失的公頃：後社會主義外西凡尼亞的財產與價值》（The Vanishing Hectare: Property and Value in Postsocialist Transylvania）、《祕密與真實：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等。

2020年，她獲得斯拉夫、東歐和歐亞研究中心（ASEEES）頒發傑出貢獻獎。她以親身經驗所寫成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一書出版後，同獲歷史學與人類學界肯定，該書並被譽為「人類學家和口訪歷史學者的必讀書單」。

★ 國外學者好評

「這本既迷人又重要的書應該被列為人類學家和口訪歷史學者的必讀書單。」──西拉．菲茨帕特里克（澳洲歷史學家）

「帶著無畏的好奇，與一顆破碎的心，凱薩琳．韋德瑞帶我們走上一趟憂心忡忡的旅程，深入她的祕密警察檔案，處理田野工作中的信任與背叛問題，她所袒露出的脆弱令你想握住她的手。這是一本自我民族誌與歷史的混合體，讀來縈繞心頭又深具原創性，本書必定會成為人類學的經典。」──露絲．貝哈爾（美國人類學家）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兼具深度與好讀的著作，是臺灣罕見的羅馬尼亞社會研究，也是從親歷見聞角度出發的東南歐現代史與冷戰學術史……至於貫穿全文，韋德瑞與羅馬尼亞友人之間的真摯感情，與四十餘年不斷的緊密人際連結也提醒我們：祕密警察檔案雖然黑暗，但人際友誼卻也無比強韌。」──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 共同推薦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文導讀
李志德（《鏡周刊》文化組總編輯）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阿潑（作家）
胡淑雯（作家）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前促轉會委員）
楊翠（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前促轉會主委）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蘇慶軒（中研院臺史所博士後研究員）


祕密警察的祕密與人類學者的自我田野之旅
夏克勤

這是一本很難歸類的書。這本書有好幾種可能讀法，而每種讀法都保證帶給讀者收獲與刺激。
凱薩琳．韋德瑞是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也是研究共產主義社會實態的先驅。韋德瑞自承從小對「鐵幕」背後的生活既好奇又害怕，從研究所時因緣際會（看地圖！）對羅馬尼亞發生興趣，到成為第一批進入羅馬尼亞的美國人類學家，只有短短一、兩年。剛開始進行田野研究時，甚至對羅馬尼亞語文沒有很好的掌握。但她整個學術生涯、友誼、個人情感生活、以及自我認同，在一九七三年開始田野研究之後，很快地和羅馬尼亞無法分離。以羅馬尼亞鄉間與城市進行的田野觀察與訪談為基礎，加上歷史檔案研究，韋德瑞的研究廣及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的農村社會歷史變遷，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社會的民族意識與認同，共產主義下實際的社會生活（大哉問！），屍體、葬禮與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東歐政治，還有共產主義時期與共產主義瓦解之後的土地改革（集體化、私有化、財產歸還）。她的著作都是研究東歐共產主義的重要參考，甚至是跨學科小經典，也毫不意外地成為英語學界不同學科中，訓練以現代東歐為研究領域的研究生時都會使用的基本教材。在英語世界的羅馬尼亞研究與東歐研究社群，她是當之無愧的帶頭學者之一。
韋德瑞在二ＯＯ六年得知，羅馬尼亞共產時期惡名昭彰的國安局（Securitate）不但有她的祕密監控檔案，而且她做為「被害人」還可以調閱。並不是每個前東歐共產國家都如此開放祕密警察檔案。韋德瑞在半是朋友催促，半是好奇下，於二ＯＯ七年申請調閱，二ＯＯ八年獲准拿到兩千七百多頁的檔案，比英國歷史學家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據以寫成《檔案：一部個人史》的東德國安部資料，足足多了兩千多頁。《他們說我是間諜》是韋德瑞讀了自己的檔案之後，進行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的反思性研究，寫成的半回憶錄。
在閱讀國安檔案時，韋德瑞發覺自己被（親密的）朋友與尊敬甚至喜愛的同事打報告，被全天候直接監控甚至偷拍半裸照片，在報告中被安全局線民與官員捏造、歪曲與醜化她的行為。韋德瑞承認讀自己的檔案是痛苦的經驗，但她的學者本色不改，決定要利用這些檔案來了解羅馬尼亞共產國家的監控體系，進而認識在這個監控體系下的社會與人際關係。
這兩千多頁的檔案，韋德瑞從頭到尾讀了四遍。從失望、憤怒、恐懼，讀到後來覺得趣味橫生，她以生動的語言和非常個人的經驗，抽絲剝繭，試圖了解如此利用並扭曲人際信任的體制，如何形塑被監視的對象（「間諜」）、打報告的線民、以及負責監控的國安局官員等所有人的內在自我認同和外在行為，還有他們之間因監控創造出的關係。國安局檔案之外，她又加上自己一九七Ｏ與八Ｏ年代的田野筆記、書信與回憶，以及二ＯＯ八年以來閱讀國安局檔案時自己當下的反應（包括心情變化），還有訪問相關人士等四重資料互相比對與綜合，將自己的經歷與反應當成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象。有時她像祕密警察一樣，將過去的自己化身為第三人，創造距離，不留情地分析當時作為人際互動網路一分子的自己。這本書是環繞被監視對象「薇拉」（韋德瑞的「 邪惡分身」）所生產出的各種紀錄，延續學者韋德瑞一貫的興趣：了解共產主義下的社會與日常如何運作。
但《他們說我是間諜》也像是偵探小說。韋德瑞利用國安局的檔案，一步步揭發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眼中的美帝間諜、匈牙利民族主義支持者、危險煽動家、有中傷羅馬尼亞國際聲望可能的「薇拉」的「真實面貌」，以及她是如何以及為何需要被建構出來¬¬¬¬。自我民族誌給了韋德瑞一個機會與工具，認識天真、熱情、自以為是——以為只要自己大方坦蕩，就不會招致安全單位惡意——的一九七Ｏ年代美國研究生凱絲。看她如何成功打入羅馬尼亞地方社會，但也惹上當時並沒意識到的長期麻煩。自我民族誌也讓韋德瑞重返一九八Ｏ年代，回顧那位在第一本著作中因為無關緊要的細節，而無心「傷害當地人民族情感」，又因頻繁拜訪當時陷入經濟困難、對外國人充滿疑懼的羅馬尼亞，而招致當局疑慮的助理教授；更協助她理解當時悲喜參半的經驗，以及她的研究經歷神秘波折的原因。二Ｏ一Ｏ年代的資深學者韋德瑞，則嘗試引導她的朋友／線民解釋他們為何答應協助安全局，並辨認監視她的祕密警察，設法找到後者進行訪談。她試圖析理前祕密警察迷人、正常、甚至「樂於助人」的外表下的目的與方法。這部分讀起來最像偵探小說，而且這裡的偵探願意坦白揭露自己充滿困惑與挫折、並不總是成功的調查。
《他們說我是間諜》也是有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與懺悔錄性質的回憶錄。讀者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從懵懂的研究生，逐漸變成自信的人類學家和半個本地人，探索當地社會也探索自己。但韋德瑞也很坦白地批評自己從事田野期間的天真與大意（不要像她一樣有太多性關係！）以及自己進入異文化生活時，因為原有的六Ｏ年代左派信念與我族中心觀點，忽略美國官方對她的叮嚀（當時覺得太過冷戰心態、妖魔化東歐），低估了國安局的能力與影響，直接間接造成許多親近的朋友（甚至是愛人）與同事被國安局盯上，被迫做出困難的選擇或受到直接迫害。她非常自責自己為朋友帶來的磨難。在書裡，除了有幾位為她付出高昂代價卻仍拒絕與祕密警察合作的死忠朋友，並沒有太多英雄人物，包括她本人在內。韋德瑞自己承認，作為半個外人，她可以選擇離開羅馬尼亞；而如果她是本地人，很可能像大多數人一樣，在國安局威脅兼利誘的高明心理操弄下屈服。她的經驗提醒讀者，現實中困難的道德選擇沒有完美的答案，通常也沒有惡有惡報的結尾，只有無盡的灰色地帶和矛盾。
的確，韋德瑞在面對朋友與同事成為線民，甚至捏造謠言與不堪的謊言迎合國安局官員時，最初的反應是困惑，繼之則是憤怒，覺得被背叛。但她也注意到自己會不自主地尋找理由，想瞭解成為線民的朋友同事，並為他們開脫。她甚至會想「 保護」前祕密警察，找理由不讓他們身分曝光。就因為朋友打過自己的報告，一刀斬斷數十年友情並不容易，但這並非韋德瑞心腸特別軟。一九八九年革命之後，在羅馬尼亞與其他前共產東歐國家的公眾之間，要求揭發密告者與祕密警察是主流意見；而實際的指認與公開譴責，用韋德瑞的話說，甚至成為一種公共「 消遣」。韋德瑞的直覺態度，似乎與當地公眾不同。但在日常生活中，她發現很多東歐人並不願意或不想公開揭發、譴責打過報告的親戚朋友。和韋德瑞一樣，這些東歐人有很多考慮。第一，甚麼是「 朋友」與對認識的人有哪種道德義務，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詮釋。第二，不是每個線民都是熱心的告密者。有些人被迫和祕密警察合作，但又不想害人，就報告無關緊要的小事，希望矇混過去。每個線民的「 過錯」與造成的傷害是不能一概而論。第三，被監視的「被害人」與線民之間，並非只是孤立的友誼與信任關係，也非甲有沒有「背叛」乙這樣單純的道德問題。他們都生活在複雜而重疊的社會網路之中，都同時擁有多重的人際關係。祕密警察聰明地利用每個人在真實世界中的「 社會性」： 如果你不答應和國安局合作，你的家人、工作或其他關係會受到明顯壓力；而你的美國學界同行（或朋友）韋德瑞，最多也就是每年來待幾週或數月而已。大部分羅馬尼亞人（或是任何人）會覺得哪些關係比較重要、哪些人需要優先保護？ 其實不難猜到。在壓力下人們通常會在不同的關係與道德義務之間進行衡量取捨。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沒有脈絡的價值判斷，不但劃錯重點，而且是自以為是、強人所難。
韋德瑞研究國安局監視體制得到的洞見，就在於祕密警察的「社會性」。事實上，他們並不總是祕密的。他們是社會的一分子，是鄰居、同學、親戚、朋友。許多人知道他們為誰工作，住在哪裡。有些祕密警察甚至成為線民的朋友，在一九八九年後還繼續來往。更重要的是，他們會幫忙喬事情、解決困難的問題。有些人甚至自願提供情報，成為監視體系內的「 志願者」，來交換一九八Ｏ年代普遍稀缺的生活物資與其他協助。人們也知道可以跟祕密警察討價還價，甚至協商出某種恩庇關係。作為共產政權的主要打手，祕密警察常被描繪成是利用恐怖手段與暴力，以及隱密到似乎無所不在的形象，來創造恐懼、恐嚇人民。但他們真正的秘方，是透過建立和操弄人脈來控制社會。韋德瑞提醒讀者，把祕密警察當成妖魔鬼怪，持續冷戰時期反共論述中的刻板印象（「 隱形而可怕」），不但無助於了解國安局與類似監控體制的真實運作，而且還協助掩蓋一九八九年革命之後，舊共產政權的鷹犬常在新政權、資本主義經濟中找到生涯第二春的事實。他們不但覺得自己過去的行為沒有錯，甚至認為自己繼續吃香喝辣是理所當然、祕密警察被汙名化是不公平的。韋德瑞指出，他們與他們服務的體制，確實傷害了成千上萬的公民。了解他們的工作方法與動機是一回事。但他們逃避責任、甚至自視為受害者，是她不能接受的。不過，做為半個外人與學者，韋德瑞並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公開他們的名字。而對於親密朋友成為打她報告的線民，她的反應相當複雜且矛盾。她既想了解與幫朋友開脫，又無法完全釋懷。就這點來看，韋德瑞誠實地記錄自己和讀者都無法逃避的難題：處理 「不義的過去」不但困難，也沒有讓所有人都滿意的作法。歷史永遠不是，也不可能是黑白二分的道德教化故事。
韋德瑞的半回憶錄／自我民族誌／偵探小說／監控體制分析，對英語世界讀者來說，主要的現實關懷是國家與大資本監控體制的威脅。尤其近十餘年來美國人意識到，他們必須檢視、提防九一一事件以來，國家反恐政策與社群媒體電子監控雙重夾擊的後果，這是本書研究與寫作的主要脈絡。對於臺灣讀者來說，本書的現實連結可能稍有不同。身處後威權社會，臺灣讀者大概會注意到韋德瑞書中討論，羅馬尼亞社會在一九八九年革命後對共產政權與其打手的態度，以及面對歷史不義和傷痕的實際做法。也一定會對本書中刻劃的祕密警察與線民報告監控體制，如何影響信任與人際互動甚至個人心理，有好奇與共鳴之處。而韋德瑞對曾經擔任線民的朋友與祕密警察的訪談，以及她提出有關祕密警察並不自外於社會、而是依賴人脈工作的洞見，更可能對討論臺灣戒嚴時期的歷史，仍然多少著重在大敘事、重大案件與高層決策、與受害者承受的傷害，但監控體制的成員與日常運作仍然形象不清，以及預設受害人與加害人清楚二元對立等盲點，有所啟發。韋德瑞自承會讓大部分羅馬尼亞人不快的決定，例如在書中不揭露祕密警察與線民的真實身分、盡量避免道德判斷、強調了解社會實作經驗與結構因素先於譴責個人行為，對於關心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的臺灣讀者來說，也是有用的參考。
對於關心歷史的讀者，這本書還有個重要的面向： 情治機關監控檔案的使用與限制。以檔案為主要研究材料的職業歷史學家，多半從經驗中磨練出對於檔案資料一種健康的懷疑態度。我自己在檔案館行走得到的教訓，最重要就是「 冒煙兇槍」（smoking gun，指最關鍵且直接的證據）可遇不可求。檔案是為特定目的、特定時空、甚至各懷鬼胎的人士產出的記錄。它們經常無法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反而製造更多麻煩與挑戰。它們絕對不是毫無修飾地反映完整事實的鏡子。沒有太多爭議的官方日常文書已是如此；政治敏感性高又不受監督，且為了證明自身存在必要和強化影響力，而使從組織到個人都有誘因去虛構、誇大威脅的祕密警察（他們與「 威脅」共生），所留下的檔案更是如此。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警惕研究者如何運用此類檔案的絕佳範本。韋德瑞在讀自己的檔案時，常認不出那位祕密警察眼中危險的間諜 「薇拉」，就是她自己。雖然他們有線民的詳細報告，某些時刻甚至是幾乎全天候的跟監，偷印她的筆記，攔截她的書信，竊聽她的電話，甚至偷拍她的活動。但祕密警察是帶著有色眼鏡，以先入為主的架構，蒐集關於她的大小情報，並以此建構出一個平行世界和她的分身。這還是預設線民與祕密警察都不是無能之輩，而各種收集來的情報多少可靠，沒被刻意扭曲。但是在書中有不少例子，顯示線民對國安局官員避重就輕，或是為了迎合後者而無中生有。又或是國安局人員引導線民的報告，好寫出自己想要的內容。甚至有自以為了不起的國安局官員，還常把基本資訊搞錯（到了八Ｏ年代中還以為韋德瑞讀的是歷史學，而且還沒畢業!）。線民與祕密警察在互動中各取所需，而他們又各有目的。寫下的報告成為檔案，內容到底反映了多少「 事實」，而 「 事實」又如何被鑲嵌入不同的脈絡中詮釋與使用，都成為研究者解讀時的挑戰。如果連當事人都認不出檔案中的自己，素樸無警覺地盡信檔案字面資訊，恐怕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
東歐共產時期各國祕密警察有收集資料的偏執，因而生產出相當豐富的檔案。但卷宗會隨案件發展移轉，而國安局人員也會持續進行選擇性的檔案保存與汰除。韋德瑞看到的檔案雖然巨量，但已經是有意無意之間，經過選擇留存下來的部分。她使用這些檔案時已不偏聽，盡量參照自己的田野紀錄、書信，以及對線民和祕密警察的訪談與調查，用多角度編織自己的故事與分析。可是面對這些事實含量可疑的檔案，她最重要的工具，其實是研究問題與方法： 使用歷史檔案做研究經驗豐富的韋德瑞，並不奢求從這些檔案中直接求取各事件的表面「 事實」。她想得到的，是分析檔案所反映出的心態、視角、預設、目的、運作方法，生產它們的過程與社會關係之間的互動，以及她個人對這些紀錄的反應。問了對的問題，在歷史脈絡中解讀，精細地對比其他材料，並隨時反思和挑戰自己的反應與解讀，這些檔案仍然是認識過去的寶庫。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兼具深度與好讀的著作，是臺灣罕見的羅馬尼亞社會研究，也是從親歷見聞角度出發的東南歐現代史與冷戰學術史。它提供難得的機會，鼓勵讀者從實證且反思的角度，而非抱殘守缺地繼續依賴二十世紀中葉極權主義理論或是免不了虛構的文學與電影，來認識歐洲共產主義下的生活與祕密警察監控體制。無論是為了認識常被遺忘的歐洲角落，或分析在極端環境下自我身分的多重建構，或是找尋面對臺灣現代史陰影的他山之石，甚至是欣賞先驅巧匠反思來時路，《他們說我是間諜》都值得一讀。至於貫穿全文，韋德瑞與羅馬尼亞友人之間的真摯感情，與四十餘年不斷的緊密人際連結（她的美國連結反而無法如此長久），也提醒我們： 祕密警察檔案雖然黑暗，但人際友誼也無比強韌。

（本文作者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導讀：祕密警察的祕密與人類學者的自我田野之旅 夏克勤

序
字體、化名和讀音說明
鳴謝

序幕
第一部分 被監視下的研究工作
第一章 一九七Ｏ年代：作為軍事間諜的「民俗學家」
第二章 一九八Ｏ年代：敵人的許多張面具
題外話 閱讀一己檔案的省思

第二部分 進入監視的機制
第三章 揭示
第四章 反省
尾聲

註釋

內文摘錄

【作者與監控她的軍官面對面】

「格里戈雷斯庫」：第一個比馬龍時刻


內政部 工作機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報告（關於晉升「I．格里戈雷斯庫」的建議）

這名軍官擁有領導團體所須具備的儀態與威嚴。他在必要條件下會挑剔和苛求下屬，但又會謙恭有禮地對待那些光榮完成任務的人……他是部門內最優秀的上級之一，以紀律、技巧、精確度和理解力著稱。他具有一名領導者的特質，總是耐心而冷靜地判斷局勢，進而獲得客觀結論，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法。他是一名優異的籌畫者……善於進行整合分析。


之後十月我又在羅馬尼亞待了一段時間，這次決定對一年前掛我電話的「格里戈雷斯庫」更加主動。我知道他住在哪條街，那條街並不長，我就從其中一邊街道開始找起，一棟一棟大樓地看住戶名牌。其中有一棟大樓沒有名牌，有些名牌不在外面，所以我必須等有人從大樓出來再溜進去。我以相當機械性的方式操做這件事，除了整體感到一絲不安，沒有其他特別感覺，因為整件事都很虛幻不真實。我查完北邊第一排大樓後，我穿越馬路去查位於南邊第一街區的大樓，但一無所穫。然後我在第二街區找了大約二十分鐘後，終於找到了。是D棟樓的十四號公寓。我滿心興奮，又突然恐慌起來。接下來我要怎麼辦？

一位美國的同事曾經建議我，如果想要見這些人最好是帶一些花或一盒巧克力，因為這是很多羅馬尼亞人拜訪人的習慣。那表示我沒有打算要讓場面難堪。所以我就到附近的花店，打算買一把不會太花俏也不會太普通的花束。我的選擇並不多，店裡販售的主要都是大型花束或單支的玫瑰，似乎都不是符合我情況的最佳首選。最後我買了一些金黃色的菊花。但當我一走出花店，菊花看起就已經有一點點枯萎。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回到D棟樓。這是另一棟不起眼的史達林時期大樓。我在電鈴前站了兩分鐘，試著回憶我坐火車來德瓦途中想出的策略。接著我按下電鈴，脈搏開始加快。我按了好幾次。正當我感到鬆一口氣時，一位男人從對講機裡說話。「我帶了一些花給你。」我說。他按按鈕打開大樓大門。我爬上三層樓梯，在頂層看見一戶公寓的門打開，門內隱約站著一個男子，他的身材高壯，漸禿的頭頂上有一縷頭髮。他走出屋子來到走廊，隨著我走近，他的五官逐漸在陰影中浮現，神情充滿懷疑和疑惑。我既驚訝又興奮，心想：「天哪，這一招竟然有用！」我不敢相信。我把花遞給他，心臟狂跳。我伸出一隻手說：「我是凱薩琳．韋德瑞。」他和我握了手，繼續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妳以前是不是有來過？」「對，去年夏天我打電話給你，你掛了我電話。但我想再試試看。」

他穿著很隨意，上身是一件芥末色球衣，下半身則是一條黃竭色褲子。他精心修剪過他的白色八字鬍、上唇清晰露出，但他眉毛所剩無幾、牙齒狀況也很糟，明顯需要看牙醫。他已經退休一陣子了，我問他這段時間都在做什麼？他說在家裡種菜，然後以不是很歡迎的態度說：「進來坐吧。」我進去了。他讓我坐在門邊一張椅子上，自己則繼續站在廚房門口。這是一種相當不友善的安排，讓我更感焦慮。「所以妳找我有什麼事？」他問。

我在來之前考慮要不要帶錄音機。我有一臺非常小的錄音機，可以放在皮包或口袋裡不被看見。他一定不會同意錄音，所以我只能偷偷摸摸進行。我跟自己說，既然他們可以偷錄我談話，我又怎麼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接著我提醒自己，我和他們不是同一種人。對我而言沒有獲得同意去錄音是不道德的。確實我在第一次嘗試找「布利達魯」軍官時帶了錄音機，但我馬上就後悔了。所以這次我把錄音機留在家裡。因為這個緣故，也因為我不認為一邊談話一邊做筆記是恰當的，所以後來我忘記很多談話內容，也無法以精確的順序重述。我這場冒險進行得有些倉促，雖然是有幾件事想知道，但我並沒有擬定一個精確的訪談計畫。我也沒有太追問他的反應。我更感興趣的是和祕密警察會面的感覺，而非我們談話內容的資訊。這些資訊與我的談話目的是不太相關的。

我首先表明我在檔研會讀過他的人事檔案，又重提我正在寫一本有關我安全檔案的書。他清楚表示他不樂見我們這次見面的事被公開。我很緊張、說話速度飛快、老是掛著一張笑臉，表現得盡可能健談和風趣。不久他就想起我做過什麼：「喬阿久村，弗拉伊庫村，田野研究計畫……」然後他完全記起來，說我沒有改變太多。「所以您知道我長什麼樣子？」「知道，當然知道。妳住在拉澤爾．B的家。妳是一個很有趣的個案。」那可是四十年前的陳舊往事了！幾分鐘後他說：「我不認為我有對妳造成任何傷害。我的座右銘是不要傷害人。」我回答：「我不認為您有傷害我。事實上在讀您的檔案時，我覺得您相當討人喜歡。這也是我想見您的原因。」他從廚房裡拿出一張凳子，坐了下來。後面的談話清楚顯示他很聰明，而且記憶力超好。

我繼續緊張地談我當年來羅馬尼亞是要做什麼，又如何因為兩件事而受到阻礙。一是我對羅馬尼亞民族誌不夠熟悉，二是我騎著摩托車誤闖一個軍事基地。這就不奇怪我會被認為心懷不軌。他聽完以後面露笑容（事實上他變得很常笑，似乎已經放鬆了）。「我的指導教授來到德瓦，問縣政府該讓我去哪裡做研究。縣政府說：喬阿久鄉。但那裡沒有符合我研究計畫需要的特徵。因此您在報告中說的完全正確：我沒有依照我的計畫進行研究，但這是因為我做不到〔他笑得很開心〕。我記下我學到的每件事，而您也對此有所評論。」

我問他如何看待我。他說：「每當有人進到我們國家，我們都會設法查出他們真正的目的。」然後我問「間諜」對他們意味著什麼？「它可以是好幾種不同的事情：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要斷定一個人是不是間諜，你必須確定他們有沒有在蒐集情報。妳說妳來這裡是要蒐集民族資訊，但萬一那只是個幌子呢？有好多大使館人員都是特務。我們必須調查有沒有別人也是這樣。」「我可能會蒐集什麼呢？」他說：「有關人們心理狀態的情報。」這是國安局開局以來的重大關心，而我跟村民探聽的也常常是這一類事情。但他最終斷定我蒐集的資訊並不構成危害。我向他指出，在很多方面我和他做著一樣的事。我對社會主義感興趣，會記下蒐集到的一切資訊，然後把它們帶回家，設法弄懂其中含義；他對我和其他人也做一樣的事，設法蒐集各種情報來搞懂我們。我這個說法讓他滿臉笑容。我問他喜不喜歡這份工作，他說喜歡。

「談談我的房東『阿公』。他在向您報告我在做什麼事時，態度會不會誠惶誠恐？」「完全不會。我很早就認識他。我在加入國安局之前曾和他在同一間工廠工作。我們是朋友。」（這讓我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阿公」寫下的詳細線民報告。我曾經以為他就像「班尼亞明」和瑪麗安娜那樣，去見祕密警察時是提心弔膽的，但這種想法顯然大錯特錯。）

「您為什麼會想加入國安局？」他表情尷尬地笑著說：「我當初沒有非常認真。當時我想：領幾年高薪也不錯。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在國安局工作，有很好的薪水，但他為人有點無賴，當了三年就被踢出來。我想我也可以做一樣的工作。我對這份工作本身不是非常有興趣，但過了一陣後便習慣了。」

我們談話的前半小時只有我們兩人，然後起居室的門打開了，他太太穿著浴袍走出來，吃驚地看見和他丈夫談話的人不是他們的媳婦（我的聲音和他們媳婦有點像）。後來她坐下來聽我們聊天一直到結束。到了這時候我們的交談已經變得非常熱絡。他時常微笑，我則努力讓自己被喜歡。他還一度對妻子說：「這位女士敢來這裡真的非常勇敢。」

他詢問在他不再管我的案子以後我又做了哪些研究。我談了我的所有研究和著作，向他證明我的學術能力。當我談到我那本有關土地歸還的書時，他問我認為把土地歸還原主是好主意嗎？我說不是。「看來我們有志一同。」他說。我說我的政治立場偏左，而解散集體農場似乎不是正確的做法。他們也認為這樣的改變不是好事。他妻子補充道：「妳說妳有左派的思想情感，我也是。我認為人們本來過得很好，工人有錢也有好的工作，他們的生活水平正在成長。現在看看變成怎麼樣了。」他表示同意。我問：「當您加入國安局時，你也是有著左派的思想情感嗎？」「對，我是個工人。即便我不是一位狂熱的共產黨員，但我仍贊同共產主義的基本理念，並因此加入黨。一九八九年後，很多人在街上把他們的黨證撕毀或銷毀，但我沒有。我的黨證還在。」

有一度我問了他某個問題，他沉吟不語。「如果您覺得不舒服，您不用一定要回答。」我以為那是因為他簽過宣誓書的緣故。「不是，只是因為我在二十五年前退休後，就沒有再和任何人談起我的工作。我告訴自己，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不要再提起。」但他還是回答了我大多數的提問，這當然也是因為我沒有問太超過的問題。後來我們談起他去年掛我電話的事。他說他當時不記得我，如果記得就不會那麼粗魯。「我要為那件事向你道歉，但現在我們和好了。」我也說了同樣的話。

我們的交談持續一個多小時，期間我兩度想要告辭，但他繼續說話，最後我說我擔心打擾太久，造成不便。他站起來伸出手，笑著說：「下次再來。說不定我們哪天可以到城裡哪邊走走。」第二天我打了電話，接電話的人是他太太。「我是昨天去拜訪你們的客人。我想要感謝你們的接待，讓我收獲良多。」她回答：「我對自己衣衫不整感到不好意思，妳下次再來時我會截然不同。」這已經是他們第二次對我提出邀請。我決定明年赴約。

這次會面讓我的內心陷入混亂幾天。我感到極度困擾。他怎麼會是那個可恨的祕密警察呢？我現在應該如何看待他們？他們是否只是盡好自己工作本分的普通人，就像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形容艾希曼（Eichmann）那樣？還是他是在用親切的態度蒙蔽我的雙眼？他是祕密警察中的異類嗎？或是一位欺騙我相信他為人正直的好演員？不知怎麼的我感覺自己交了一位特別的新朋友。但這很荒唐，這些人都受過心理訓練，懂得怎麼操縱別人和隱藏自己。我怎麼可能想像這是一次真正的會面或他對我是坦誠的。很顯然是我想要這麼認為，這很讓人困惑。我想起德拉庫利奇（Slavenka Drakulić）的著作《他們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傷害》（They Would Never Hurt a Fly），這本書是有關那些在海牙國際法庭上被起訴的南斯拉夫內戰戰爭戰犯。在書中，德拉庫利奇寫道：「我越是關注這些戰犯的案子，就越不相信他們是妖魔鬼怪……隨著日子過去，你會發現這些戰犯愈來愈像人，你會不懂這些服務生、計程車司機、老師和農夫怎麼會犯下這些戰爭罪行……而當你愈認識到戰犯有可能是普通人，你就會愈害怕。」她的結論是，認為這些人是妖魔鬼怪而非一般人，會讓人感到更放心。

拜訪結束後，我在回家路上到朋友埃列娜（Elena）家中坐了一下。以前因為我的關係，她常常被祕密警察找上。我跟她說我見了「格里戈雷斯庫」軍官，感覺很混亂與困惑。她說：「霍莫盧德安軍官（officer Homorodean，埃列娜過去的直屬軍官）也是這樣，為人客氣友好。他來找我時我從來不會害怕，不像貝爾久上校那樣讓你嚇得半死。貝爾久上校有某些特質會讓人害怕。」此後有好幾晚我輾轉反側，「格里戈雷斯庫」軍官不斷出現在我夢中，讓我備感壓力。我有幾天都想著那次會面，同時感覺難過和鬆一口氣。為什麼感到難過？是因為我失去一個珍藏了四十年的形象嗎？是因為我對羅馬尼亞的理解受到嚴重質疑嗎？我不確定。我的釋然可能出於幾個原因：我成功跟一明祕密警察見面而沒有被生吞活剝；我與他建立的正面關係，平衡了我檔案中一些醜陋的事情；而我們的會面也帶來某種程度上的和解……但那樣的會面是真實的嗎？我覺得不太可能。我腦中不斷跳出問題與疑惑，找不到解決的辦法，這讓我陷入精神錯亂。

＊ ＊ ＊

二○一四年六月，我再次前往羅馬尼亞，計畫按照「格里戈雷斯庫」軍官的邀約去見他。我先寄了一封短信通知他我即將到來，又在抵達德瓦後就打給他。他太太接了電話，跟他說：「是那位來自美國的女士打來。」他在電話中聽起來很猶豫，有所保留甚至狐疑。我沒有說客套話，就直接問他：我們可以再見面嗎，或者讓事情保持去年的樣子就好？他寧願讓事情維持在去年的樣子。他說他女兒來他家裡，要住三天，明天他要陪女兒到鄉村走走。他最後帶著一絲惱怒地說：「凱蒂女士，我不是所有事都能事先安排好時間。」我掛斷電話後感到很落寞，我本來有很多有意思的話題想找他聊。

我是在和一位朋友索拉娜（Solana）* 談話到一半時打電話給他。索拉娜的妹夫帕維爾（Pavel）* 是一名國安局的輔助人員，知道我賣力要找一些祕密警察談談。我和「格里戈雷斯庫」軍官講完電話後重新和索拉娜談話，我跟她說我不會去德瓦了，因為我想見的那個人不能見我。她聽完說：「是承辦妳案子的其中一位祕密警察嗎？他們說什麼妳都不能信。他們滿口謊話，無時無刻不在說謊或編造故事。妳相信他們就像靠在一排腐爛的籬笆上。」

接下來一整天我都因為約不到「格里戈雷斯庫」而心神不寧。我沒有想過會發生這種事，因為我以為我們已經建立了交情。多麼愚蠢啊！現在的我是不是就像我第一次踏入羅馬尼亞時一樣天真？說不定我上一次跟他見面，已經給了他需要的精神淨化，說不定是他的家人不想要他進一步爆料，說不定他的女兒是真的來了，他不想犧牲父女相聚的時間，又說不定他是受到現在情報機構的責備。那天晚上我睡睡醒醒，夢見和他有愉快的談話，其他時候則感到沮喪。第二天早上是個寒冷的雨天。
一年後，我打電話給他，想送他一本我最近被翻譯為羅馬尼亞文的書。

凱：I先生？
格：對。
凱：我是來自美國的「民俗學家」。〔他笑了兩聲。〕您好嗎。
格：〔聲音突然變得冷淡〕還好。
凱： 我想送您一本我談集體農場的書，它剛剛翻譯成羅馬尼亞文。我明天或後天會去德瓦……
格：不必，我不想再和妳有任何接觸。

確實是腐爛的籬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