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近代早期歐洲擴張成功的原因,西方學界常用“軍事革命論”來解釋:中世紀晚期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推動了軍事革命和國家創建,由此賦予歐洲國家以競爭優勢,使其可以主宰非西方政治體。
劍橋大學教授杰森•沙曼認為這一觀點夸大了歐洲在歷史上所具有的優勢。在本書中,他仔細考察了近代早期歐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擴張,提出與傳統詮釋對立的犀利觀點:在近代早期很長一段時間裡,歐洲軍事革命的成果並未在其海外征服中發揮重大作用,歐洲人的技術、戰術在東南亞及非洲的叢林裡很難施展威力;而在美洲,傳染病造成幾百萬當地居民的死亡,才使得歐洲人輕易摧毀當地政權;面對強大的莫臥兒王朝和明清帝國,葡萄牙人是依靠順服策略和當地政權對海上貿易並無興趣的傾向才拓展了海上貿易;荷蘭和英國進行擴張和征服的主體是獲得特許權的公司,它們所掌控的軍隊,士兵數量少且很少受過正規訓練。
在沙曼看來,在歐洲的早期擴張中,巧妙的外交策略、完善的後勤保障、財政支持和對海洋的控制等,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歐洲人的“征服”潛藏脆弱,西方的勝利並非必然,歷史有其複雜性和多樣性。且以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征服為例,近代早期的歷史真相是歐亞之間互有攻守、征服,單向的征服與被征服關係並不存在。
杰森•沙曼反歐洲中心論的觀點與立場,結合其多年來研究國際問題所帶來的廣闊視野,為讀者呈現出近代早期世界的嶄新圖景,有助於後者理解當前世界格局的來源與走向。
作者簡介
杰森·沙曼(J.C.Sharman),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國際關係專業教授。西澳大利亞大學歷史和政治學學士、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政治學博士。曾任教於保加利亞美國大學、悉尼大學和格裡菲斯大學,還曾在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過短期訪問學者。
名人/編輯推薦
* 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杰森·沙曼力作。
* 顛覆歐洲中心論,以全球史觀全新解讀歐洲擴張。
* 《棉花帝國》作者斯文·貝克特盛贊推薦。
* 深入理解當前世界格局的來源與走向。
歐洲人曾在全球建立起霸權,所以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錯誤的認知,以為自1492年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就開始利用“堅船利炮”所向披靡地征服世界了。
這種認知並非憑空產生的,而是長久以來西方學者對歐洲擴張與西方興起的解讀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尤其近幾十年來,對於歐洲擴張,西方的流行觀點是近代早期軍事革新所產生的優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這符合史實嗎?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教授杰森·沙曼說,這種主流解釋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存在太多的想當然。它夸大了近代早期歐洲的軍事優勢,將歐洲擴張視為一帆風順的必然勝利。
作為典型的歐洲人,杰森·沙曼試圖放下傲慢與偏見,去戳穿“軍事革命論”的神話肥皂泡,嘗試講述歐洲擴張與世界新秩序建立的真實故事。
人們想當然地認為自1500年後,在海外征服中,歐洲人會利用軍事革命的成果,如近代作戰方式戰勝敵人。真實的故事是,在1500年至1750年的250年,並不存在西方軍事霸權。由於並非政府正規軍、人數太少和地理環境不同,歐洲擴張力量很難實施近代作戰方式。比如有趣的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絕大多數戰鬥是近身作戰,他們靠鋼劍和盔甲這兩種中世紀的裝備而不是火藥武器占據優勢。且當地盟友的幫助至關重要,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特拉斯卡拉人提供軍隊,並建造和運輸用來攻擊的小船,西班牙征服者未必能攻下阿茲特克帝國的首都。
人們想當然地認為近代早期歐洲人遭遇非西方政治體時,一副生殺予奪的高高在上的模樣,對方只能俯首臣服。真實的故事是,在近代早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歐洲征服者靠的是“敬而從之”戰略,才在非西方政治體的寬容、許可下立足、維持下去。歐洲征服者以恭順態度相待的物件不僅有莫臥兒帝國、明清中國、德川幕府等東方強權,也包括非洲的若干政權。
人們想當然地認定西方與非西方的交流依循前者發出挑戰、後者被動響應的挑戰—響應模式。真實的故事是,雙方存在大量的互動,互相利用。歐洲人跨越大洋,在亞洲沿海地帶小心經營,來自東方的奧斯曼人則長驅直入中歐。歐亞之間不是單純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而是互有攻守、征服。
人們想當然地以為歐洲主宰了世界500年。真實的故事是,這是把歐洲後來才在國際體系中享有的中心、統治地位錯置到數百年前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誤解。
新的探討總能給我們新的啟迪,也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杰森·沙曼以其國際關係專業的學術素養,從更高層面而非單純站在歐洲立場上,對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演變進行深入思考,其觀點給人以啟發。他給予東西方同樣分量的關注,既是學者應持客觀立場的學術要求,也是受全球史觀影響使然。他試圖從一個更具世界性的視角揭示軍事與政治發展之間的多樣性關係,告誡人們不要從結果倒推原因,主張歷史並非只有一條單行道通向唯一的命運終點,而是存在導向多種結果的不同路徑。這種研究態度和方法,讓他的著作獲得了許多學術大咖的點讚。因《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一書享譽學界的斯文·貝克特稱讚《脆弱的征服》“將改變你對近代早期世界的看法”。
《脆弱的征服》對歐洲擴張這一主題進行了全新的探討,但書中的觀點並非定論。我們應該從書中獲得新的思考方法,而不必視作者的觀點為真理,否則就陷入了另一種偏見。
目次
前言與致謝——1
導論 軍事革命和第一個國際體系——1
第1章 伊比利亞的征服者與懇求者——45
第2章 主權公司和東方帝國——86
第3章 同一背景下亞洲對歐洲的入侵 130
第4章 結論:歐洲人最終是如何獲勝的(在他們後來失敗之前)——172
注釋——198
參考文獻——214
書摘/試閱
西班牙征服者
初看之下,西班牙在16世紀初征服了美洲的大片土地似乎是一個無可爭議的明證,證實了即使在面對難以置信的實力對比時,西方軍事優勢也可以成功地支撐起帝國的開拓。征服者的軍隊規模如此之小,處在遠離家鄉的陌生土地上,卻不斷地戰勝數以萬計的美洲軍隊,摧毀了兩個帝國,並在此過程中獲得了驚人的財富。依靠奴役和種族滅絕,西班牙人獲得了大量新的土地、人口和收入。軍事革命論若是真的有效,那必然是在此處顯現了。除了本身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之外,西班牙征服者的勝利還常常影響人們對歐洲擴張的整體看法:“哥倫布的經歷超越了地理界限,成為近代早期歐洲擴張的主要象徵。”
只要我們對西方與地中海地區、非洲和亞洲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稍有了解,就能知道軍事革命論是多麼站不住腳。但是,在考察其他地區之前,還是先仔細考察美洲吧。這裡我們並非要總結歷史記錄,而是要評估歷史事實與軍事革命論的相關性,並提出一種新的解釋。
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征服者的數量少得令人難以置信:在1521年的特諾奇蒂特蘭戰役高潮時,科爾特斯(Cortes)帶進墨西哥的士兵僅有900人,而1532年皮薩羅(Pizaro)在秘魯時手下只有170人。他們以少勝多的戰績經常被拿來證明西方在技術或組織上占據優勢,但這一事實本身恰恰排除了軍事革命論作為西班牙征服的有力解釋的可能性,因為這一論點是建立在人數成千上萬的大規模軍隊上的。如前所述,軍隊的規模是將軍事革命論這一論點的純軍事層面與創建現代主權國家聯繫起來的關鍵。有人可能會辯稱,由於西班牙人有當地盟友的幫助,最後在阿茲特克帝國首都特諾奇蒂特蘭擊敗阿茲特克人的軍隊人數大約有7萬之多。但這些盟軍與軍事革命論中所說的受過嚴格訓練的常備職業軍完全不同。
西班牙軍隊規模小,是因為他們像哥倫布踏上最早的探索之旅時一樣,基本上都是私人力量。西班牙國王授權這些私人力量遠征,條件是他們所發現的土地要歸國王所有,土地上的居民要接受教會的洗禮,而開發新領土的權利在一段時間內按照一定安排(委托監護制)分配給那些用自己的資本和生命冒險參與探險的人。比如對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的早期征服與殖民,“遠征的資金是通過冒險家和銀行家之間訂立的合約來募集的,因為擴張始終是一種伴有風險的生意”。亨利·卡門(Henry Kamen)接著評論道:
西班牙沒有派出一支軍隊參加“征服”。西班牙是通過一小群冒險家的零星努力實現其統治的,後來國王試圖控制這些冒險家……多虧了委托監護制,國王能夠在新大陸發起軍事行動,而不需要向那裡派遣軍隊,而事實上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能力往那裡派遣軍隊。西班牙人在“征服”期間發起的軍事行動完全依賴於私人組織。
征服事業本質上的私人性質駁斥了新大陸的勝利是由國家力量實現的觀點,這裡的國家力量指的是由公共財政收入供養、由王國官僚機構控制的軍隊。總的來說,早期的征服者甚至不是士兵,他們通常是由親屬團體招募的。大多數人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和訓練指導,而這正是新式軍隊的基本特徵。這些私人武裝力量沒有軍官,自然也就沒有任何正式的指揮系統。
如果說還有什麼是軍事優勢論的支持者可以用作論據的,那就是征服者確實拿著槍而他們的敵人沒有槍這個事實了。學者們經常小心翼翼地強調,他們所討論的技術並不僅僅是實物,也包括組織技能,甚至可能包括使技術發揮全部效能的文化特徵。然而,盡管有這樣的爭辯,但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還是傾向於將技術默認為物質技術,尤其是火槍。與之對立的問題是,如果對技術的定義變得包羅萬象,納入組織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特徵,那麼這個詞的含義就被拓展得超出了常識的範疇,上述解釋也就不具備說服力了。這就是霍夫曼給出的定義所存在的弱點,在他給出的定義中,“技術包含很多東西,而且它是被有意規定成這樣的,因為它必須囊括所有可以提高勝利概率的東西”。通過技術優勢來解釋勝利,再把技術優勢定義為一切提高勝利概率的東西,這不過是一種循環論證。
那麼,在西班牙最初的征服中,技術和戰術的作用是什麼呢?對於軍事革命論來說,這裡的難點在於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的軍隊在很多方面看起來更接近中世紀軍隊而非近代軍隊。如上所述,他們的軍隊規模很小,是臨時組建的,且成員不是職業軍人,所以只接受過最低程度的操演和訓練。雖然他們的確擁有一些長槍(火繩槍)和少量火炮,但絕大多數戰鬥還是近身作戰。歐洲人所擁有的最大技術優勢一般被認為來自征服者的鋼劍和盔甲27,這兩種裝備在歐亞大陸上已經流行了數百年。因此,一位歷史學家認為,在擊敗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這兩件事情上,“火槍沒有冷兵器重要”。另一位歷史學家觀察到,“配備火器的西班牙人在不得不把武器換成棍棒之前,能打出一槍就算運氣好了”,但是“有一件武器……效率無可置疑,那就是鋼劍”。還有一位歷史學家也同意“其陌生感帶來的最初衝擊力消失之後,火器基本上就沒什麼作用了”。約翰·吉爾馬丁(John Guilmartin)認為,即使西班牙人根本沒有任何火器,這些遠征的結局也是完全一樣的,要知道西班牙人也使用了威力十足的十字弓。因此,就算是中世紀的十字軍到達美洲,他們可能會像征服者一樣成功。
當武器轉向戰術,火槍的角色被邊緣化,戰鬥中不再有火力齊射,甚至在中世紀晚期的戰爭中作為主要推進力量的長矛方陣也消失了。在1559年的一本關於美洲戰爭的小冊子中,一名征服者老兵這樣解釋:“在美洲,戰爭的樣式和實踐與歐洲的完全不同……線形陣列、層級化軍事單位及長期駐防,被用於執行搜敵—殲滅任務的小規模隱秘作戰單位所替代。”如果沒有火炮,那麼火炮要塞也就沒有必要了;還有側舷炮戰艦,就算它們在當時已被投入使用(此類戰船是在第一批西班牙艦隊和葡萄牙艦隊前往美洲和亞洲後才被引入的),也就與西班牙冒險家戰勝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沒有任何關係了。
事實上,比任何單純的武器或者特定戰鬥都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征服者的美洲盟友的支持。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與西班牙冒險家結盟的族群,不僅在擊敗阿茲特克人時提供了絕大部分軍隊,還提供搬運工幫助西班牙人運送補給,在西班牙的後勤支持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在很多方面,我們都可以將歐洲人的成敗完全解釋為後勤問題,或者更好的說法是,他們如何成功地利用原住民的支持去應對後勤上的挑戰。”比如,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美洲人的幫助,建造和運輸用來攻擊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蒂特蘭的小船,包括挖掘運河來部署這些小船,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有一種觀點認為西班牙人在操縱中美洲政治時玩了一出漂亮的外交遊戲,然而,羅斯·哈西格(Ross Hassig)認為不能被這種後見之明的觀點牽著走。他指出這一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西班牙人對當地政治幾乎一無所知。事實更接近於西班牙人實際上被他們的盟友操縱了。然而,美洲人也沒有預料到疾病的全部影響,以及西班牙人最後的背叛:雙方都處於一無所知的境況中。這種情況被稱作“雙重錯估”:“文化交流的雙方都假定某種形式或概念以與他們自身文化傳統相近的方式運作,而對另一方的解讀不了解或者沒有加以重視。”因此,盡管西班牙人後來認為當地人已成為國王的忠實臣民,但後者認為統治他們的是自己的首領。
在討論當地盟友的重要性時,霍夫曼提出了尤為值得注意的觀點。他認為,歐洲人正是靠著先進的武器才贏得了盟友的支持,就這一點來看,“與他(科爾特斯)結盟的決定實際上恰恰證明他擁有技術力量,而非證明技術無關緊要。同樣的結論也適用於葡萄牙人的亞洲盟友”。對此,我可以做出兩點響應。首先,回到這樣一個事實,製造鋼劍和盔甲是關鍵的技術,這兩項技術雖然對於美洲人來說是新鮮的,但在歐亞大陸上已經存在了幾百年。這裡沒有任何近代因素。其次,即使軍事優勢可能是征服的一個必要條件,它仍然遠遠不如疾病和當地盟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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