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問題（簡體書）

序 言

本書所涉文章皆為口頭回答和訪談，面向非專業人士；如果再用冗長的序言開篇，多少會顯得不合時宜。但我至少應該在此闡明，將這些此前以更長篇幅、無疑也以更嚴格的方式討論過的不同主題放在一起，並且以這樣一種更平易近人，但論證不夠充分的方式去呈現它們，為何對一些讀者來說是更有益且合理的。

社會學至少在一個方面不同於其他學科：人們必須以一種既非物理學，甚至亦非符號學或哲學提供的方式去接近它。譴責晦澀或許也是一種方式，這表明一個人願意去理解，或有把握去理解那些他覺得值得理解的事情。總之，或許沒有哪個領域的“專家權力”和“能力”壟斷比社會學的更危險、更不可容忍；如果社會學是一種僅供專家玩賞的專業知識，那它就不值得任何人為之花上哪怕一小時的時間。

可想而知，其他任何學科都不會如此明目張膽地拿社會群體的利益——有時是至關重要的利益——冒險。這使得社會學話語的生產和傳播變得極為困難。有的研究揭示了雇主、福音傳道士或記者的支配地位的隱藏基礎，人們很難指望他們會稱讚社會學研究的科學性或幫助發表研究成果。那些對當權者（無論是俗世的還是精神的）所頒發科學證書感到欽佩的人應該回想一下這個場面，19 世紀40年代，工業家格蘭丹（Grandin）在法國眾議院發言時感謝了“真正的科學家”，他們證明了雇用孩子往往是一種慷慨的行為。這些格蘭丹們和“真正的科學家”至今仍與我們同在。

同樣，在致力於將其所學公之於眾的過程中，社會學家也幾乎不能指望從這些人那裡得到幫助，後者的工作是日復一日、周而復始地——圍繞時代所需的一切主題，“暴力”、“青年”、“毒品”、“宗教復興”，等等——製造一些連虛假都算不上的話語，這些話語成了高中生慣常的作文題目。然而，社會學家在這項任務中亟需幫助。因為真理沒有內在的流行能力，而科學話語本身就深陷它所揭示的權力關係之中。這種話語的傳播恰好受制於它所闡述的文化傳播規律。那些擁有理解這種話語所需的文化能力的人，並不是對這種話語最感興趣的人。簡而言之，在與我們的社會中最高調的政客、社論家和評論家的斗爭中，科學話語處於極其不利的境地：它的構建困難而緩慢，這意味著它只能扮演事後諸葛的角色；它不可避免的複雜性往往會讓那些頭腦簡單或多疑的人——或者簡單地說，那些沒有文化資本解讀它的人——望而卻步；它抽象的客觀性阻止了認同和一切形式的滿足投射；以及最重要的是，它與普遍接受的觀念和無意識的信念相距遙遠。要使這種話語具有某種真正的力量，唯一的辦法是在那裡積累社會力量，使其能夠自我宣揚；一個明顯的矛盾在於，這可能需要人們同意參與那場被揭露了其邏輯的社會遊戲。必須事先接受將會妥協的懷疑。在采訪中，我試圖描述智識時尚的機制，負責采訪的雜志卻是智識時尚的燈塔；我使用知識宣傳的工具，為的是準確地傳達出通常為它們所掩蓋的東西，特別是這些工具的功能及其慣常使用者所扮演的角色；我試圖在為知識分子而準備的政黨雜志中，界定共產黨和法國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通過去說一些在那個場合中最不可預期、最不可能、最不合適的事情，將智識權力的武器對準智識權力。這意味著拒絕“向已信教者傳教”，放棄尋常話語，後者之所以深受歡迎，是因為它只告訴聽眾他們想聽的。

總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學

社會學的問題

序 言

1 直面言語的藝術

2 一門製造麻煩的科學

3 社會學家的問題

4 知識分子出局了嗎？

5 “自由漂浮的知識分子”如何獲得自由？

6 社會學家的社會學

7 社會學家的悖論

8 說意味著什麼

9 場域的一些屬性

10 語言市場

11 審查制度

12 “青年”只是一個詞

13 音樂愛好者：類屬的起源和進化

14 品味的變形

15 一個人怎樣才能成為運動員？

16 高級時裝和高級文化

17 但是，誰創造了“創造者”？

18 民意不存在

19 文化和政治

20 罷工和政治行動

21 “智力”種族主義

索 引

◎《社會學家的問題》

話雖如此，人們使用“決定論”這個術語，指的往往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一種是客觀的必然性，它隱含在現實本身中；另一種是“經驗的”、明顯的、主觀的必然性，即必然或自由的感覺。在我們看來，社會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被決定的，取決於我們對它的認識。另一方面，世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決定的，這不是一個意見問題。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我的任務不是要“支持決定論”或“支持自由”，而是要在有必然性之處發現必然性（如果它存在的話）。因為在認識社會世界的規律這件事情上的所有進步，都會提高人們對必然性的認識程度，所以社會科學越往前發展，自然會越來越多地被指責為“決定論”。

但是，與表象相反，社會科學正是通過提高人們對必然性的認識程度，通過讓人們更好地認識社會世界的規律，從而給予人們更多的自由。所有在對必然性的認識上的進步，都是潛在的自由的進步。對必然性的誤識包含著一種對必然性的認知的形式——而且可能是最絕對、最徹底的那一種，因為它沒有認知到自己是一種必然性，然而對必然性的認識則一點兒也不意味著那種對必然性的認知的必然性。相反，它使人們看清了選擇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隱含在“如果X，那麼Y”一類的關係中。只要人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把“如果”與“那麼……”聯繫在一起的關係，那麼選擇接受或拒絕這個“如果”的自由就沒有任何意義。通過把預設不干預（即無意識地接受預期效果的實現條件）的規律揭示出來，人們擴大了自由的範圍。未知的法則是一種本性、一種命運（例如，繼承的文化資本與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此）；已知的法則以一種自由的可能性的面貌出現。

◎《“青年”只是一個詞》

工人階級的孩子最終會不適應工作世界嗎？

在學校系統中，人可以足夠自在地與工作世界隔絕，但還不足以憑借文憑成功地找到工作（在1880年代的保守主義文學中這已經是一個主題了，那時的保守主義文學已經在談論失業的業士，表達對機會、願望以及與之相關的不證自明之事的圈子被打破的擔憂）。在教育體系中，人可能會十分不開心，覺得自己完全不適應，但仍然參與到學生亞文化中，加入那幫在舞廳裡晃蕩的中學生。這幫人發展出了一種學生的風格，並且為了遠離家庭而充分地融入了這種生活方式（他們不再理解家人，家人也不再理解孩子——“他們有這麼多優勢，為什麼還要這樣！”），同時他們對工作有一種混亂、絕望的感覺。事實上，在這種打破圈子的效果之外，無論如何，他們還有一種對這一問題的混亂的認識，即教育系統為某些人提供了什麼，有一種——甚至是通過失敗而獲取的——對這一事實的混亂的認識，即這種系統有助於特權的再生產。

我認為——而且我在十年前就寫過——工人階級必須通過教育系統，才能發現教育系統是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工具而發揮作用的。只要他們——除了讀小學的時候——與這個系統毫無關係，他們就很可能會接受舊的共和主義意識形態，即“學校教育是一種解放力量”，或者實際上，不管發言人說什麼，他們都沒有意見。現在，在工人階級中，無論是成年人還是青少年都發現教育制度是特權的工具（即使他們還沒有找到表達這一發現的語言）。

◎《但是，誰創造了“創造者”？》

為了讓事情更清楚，我將以高級時裝為例，它為繪畫世界中所發生的事情提供了一個放大的意象。我們知道設計師標簽的魔力，它們被貼在了任何物品上——香水、鞋子，甚至一個坐浴盆（這是一個真實的例子），能以一種非凡的方式使其增值。這的確是一種神奇的、煉金術般的行為，因為物的社會性質和價值被改變了，而它的物理性質或（考慮到香水）化學性質卻沒有任何改變。自杜尚以來，繪畫已經提供了無數的例子，你們都有所了解，這些神奇的行為就像時裝設計師的行為一樣，它們的價值明顯源於生產者的社會價值，所以要問的問題不是藝術家創造了什麼，而是誰創造了藝術家，也就是藝術家所行使的轉化力量。這是馬塞爾·莫斯絕望地尋找巫師力量的所有可能基礎後，終於問到的問題，即誰創造了巫師。你可能會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杜尚的小便器和自行車（從那時起，我們已經看到了更好的作品）是特殊的極端案例。但只要分析一下“真正的”原作和贗品、仿品或復制品之間的關係，或者再分析一下歸屬（傳統藝術史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話，它延續了鑒賞家和專家的傳統）對作品的社會和經濟價值的影響，我們就會發現作品的價值不是來自產品的稀有性（獨特性），而是來自生產者的稀有性，它體現在簽名上，簽名相當於設計者的標簽，也就是對生產者及其產品價值的集體信仰。我想到了沃霍爾，他從賈斯培·瓊斯（Jasper Jones）及其百齡壇（Ballantine）青銅啤酒瓶的例子出發，在15美分的金寶湯罐頭上簽名，以6美元的價格出售。

◎《“智力”種族主義》

在我看來，對種族主義的形式進行分析非常重要，因為這些形式最微妙、最容易被誤識，因此也最不容易受到譴責。這也許是因為那些譴責種族主義的人通常具有一些利於該形式的種族主義的特性。我想到的是智商種族主義，即智力種族主義。智商種族主義是支配階級的種族主義，它在許多方面不同於通常所說的種族主義，即小資產階級的種族主義，後者是大多數經典的種族主義批判——包括薩特提出的最有力的批判——的中心目標。

這種種族主義是支配階級的特徵，他們的再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化資本——一種具身的，因而顯然是自然的、先天的資本——的傳播。智力種族主義是支配階級成員的手段，他們旨在通過這種手段來創造一種“自身特權的神義論”，換言之，正如韋伯所說的那樣，為他們所統治的社會秩序辯護。這使得支配階級覺得自己的支配是合理的：他們覺得自己本質上是優越的。每一種種族主義都是一種本質主義，而智力種族主義是占支配地位的階級所特有的社會正義論（sociodicée）形式。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的權力部分建立在擁有“頭銜”的基礎上，這些頭銜（如學歷）被認作智力的保證，在許多社會中，這些頭銜甚至是獲得經濟權力的地位的保證，這些頭銜已經取代了早期的頭銜（如財產頭銜和貴族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