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可能之路

本書首先探究近現代學者們的各種研究方法，析論各種方法的研究目的、對象、歷程、成效與操作方式；其中也包括古代哲學所不易言說之「悟」的直覺方法；從各種不同類型之方法，對比它們在意義解讀、理論重構的方式與規則，並釐清各種方法之異同，發展出「思想單位」研究方法，此方法可對應古代文獻作者及經典詮釋者動態的思想內容，也可以用靜態的架構予以分析，其兼具靜態的形式與動態的內容，各層次向其他層次開放與滲透，透過「思想單位」情境構作與情境處理的交互作用、思路統整，各思想單位相互聯繫所建構的系統，有助於呈現中國哲學本身的理論性，且可使中國哲學朝跨領域研究之方向開展，建立現代之中國哲學。

作者匯總自己三十多年來研究中國哲學方法論之作，在原典詮釋以及跨領域應用方面都具有實際的可操作性，可以為學界提供方法論上新的視角、新的啟發，並有效推動這個議題的活躍與深入。

李賢中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曾任臺灣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國家圖書館臺灣漢學講座、中國哲學學會理事長、臺灣哲學學會秘書長及副會長等。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思想方法、先秦名家哲學、墨家哲學、中國邏輯學等，發表相關期刊論文六十餘篇。著有《先秦名家「名實」思想探析》、《墨學——理論與方法》、《公孫龍子有關認識問題之研究》、《墨翟先生請留步》、《名家哲學研究》、《墨子》（導讀及譯注）、《韓非，快逃！》、《墨子》（上、下兩冊，導讀及題解）；合著有《哲學概論》、《中國哲學概論》、《墨翟與《墨子》》等書。

自序

本書名為《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可能之路》，其中「路」為「道」字之本意。「路」有起點、終點、過程、方向，也有方法、規範之意。本書不是直接肯定中國哲學之道，而是在這三十多年的探索中，嘗試說明一種研究中國哲學方法的可能性，理解、詮釋、重構、創新中國哲學的可能性，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激盪、匯流中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書名中「可能之路」只是揭示眾多可能性之一，希望這些想法能有拋磚引玉之效。

撰寫此書的問題意識

四十多年前剛進哲學系上中國哲學史的課，雖然集中注意力仔細聽講，但許多地方還是聽不懂。對於中國哲學有一籠統的印象，十分豐富而深刻，其中確有人生大智慧，但不易把握，也說不清楚；特別是與西方哲學做比較時，西方哲學的概念定義很明確，思想論證有條理，哲學架構有系統，比中國哲學容易學習。日後，逐漸累積所學終於可算入門，就開始思考面對高深的中國哲學，有什麼工具可以幫助學習者入門；三十多年前取得博士學位，也經歷了嚴格的學術訓練，對於中國哲學的領悟稍有所得，但對於現代人而言，許多古人的智慧日用而不察，甚至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疏離與日俱增；因此繼續思考有什麼研究方法得以深入中國哲學，使研究者有路可循，一探中國古代哲學之堂奧。於是，這些年來中國哲學的方法問題始終是筆者主要關注的議題。

結構與各章內容大要

筆者發展了所謂「思想單位」的研究方法，處理古典文獻時一方面有可分析的單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共通的結構下進行比較與融合。從思想單位的結構來看，若視本書各層面思想之總體為一思想單位，其中第壹、貳部分偏向情境構作，第參部分著重情境處理。在情境構作層面，要說明的包括：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有什麼與是什麼；情境處理層面，要處理的包括：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所以然、會怎樣與要怎樣等相關的問題。當然，每一部分，及各部分的章、節，也可視為一思想單位。並且，其中的各思想單位又是由更小、更細緻的思想單位所構成；思想單位既有其形式，也蘊含著內容。這本書雖然著眼於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方法，但方法的操作必須藉諸實例材料，因此也涉及先秦諸子各家的思想內容。

傳統上，研究中國義理之學的學者一般來說並不重視「方法」，認為基本功就是熟讀原典，多多閱讀歷代注疏，靜心思考，久而久之潛移默化，熟能生巧，自然可以融會貫通。筆者個人學習的體會是，中國哲學從家派、經典、專題、分期史到整部中國哲學史是一個整體，每一部分都與整體有關，經由學習，這整體從十分模糊到逐漸清晰，要經歷一段漫長的過程。不像西方哲學，其內容分析、論證性強，可以相對清楚地掌握某些定義、學派、主義。中國哲學在與西方哲學交流對比之後，似乎也應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論。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中國古代哲學家是如何思維而產生他們的哲學思想？其次，近年來學者們研究中國哲學時，針對不同材料，使用哪些研究的方法？第三，從各種研究方法中呈現出哪些「方法」本身的不同特性、觀點與面向？第四，各種研究方法要如何操作，其操作步驟為何，各步驟間如何銜接配搭？第五，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要達到的研究目標為何，及其達成的效果為何？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書的第一章〈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之回顧〉。

本書第二章〈中國哲學中的直覺方法〉，是在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維、體悟、表達方式中，掌握中國哲學的人文精神與主體性，並指出相應於中國哲學特色的直覺方法。雖然，中國哲學也有不少理性思辨的內容與材料，但是它常給人的印象是許多直覺性、經由感悟而來的內容與特殊表述方式，因此必須指出某些材料在研究時，若僅採用西方客觀、分析性的邏輯思辨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有其無法對應的不足之處，因此在第二章說明了中國哲學中的直覺方法，此方法既是古人產生其哲學的方法，也是研究者可以採用的研究方法。

從古代哲學家的思維方法到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兩者是否有其共通之處？從中國哲學的獨特性與西方哲學的相通性，能否發展出相對普遍適用的方法？基於此一方向的思考，發展出了第三章〈思想單位研究法〉。這是從「方法」本身所關注的不同面向，及研究對象的性質異同，逐步構思而成。既有其可分析性的結構層次，也有相互關聯的互動融合；既有客觀的形式，也容許主觀感悟的差異。不僅與研究材料的思路發展有關，也與研究主體的思維方式相契合。思想的「單位」具有詮釋、處理研究材料的可分析性，也具有組合成理論整體的聯繫性。

以上，前三章構成了本書的第壹部分「研究方法總論」。本書的第貳部分「詮釋與參照」，及第參部分「理論重構、比較與創造」是對比各種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驟，經過歸納整理，再針對研究歷程的各階段重點所進行的分章探討。

第貳部分環繞在：詮釋的合理性、概念符號、詮釋意義、參照系、及實踐意向等五方面。第四章〈論合理性標準在詮釋過程中的作用與限制〉，指出原典材料在進行詮釋前，詮釋者已經隱含著一些內在的標準；簡單地說，要將古文解釋成什麼、解釋到什麼程度才能使自己理解、讓別人明白，或符合學術的要求，這裡面已經存在一些不同的合理性標準，此章聚焦說明這些合理性標準的內涵。第五章〈論「概念」載遞哲學思想的作用與限制〉，基於對「以語言學為中心的研究模式」之反思，說明構成中國哲學文獻材料文字、概念的特性為何，及不同層次、性質的概念、範疇組合要怎樣承載思想，思想可以轉化為語言、文字，但並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可以用概念、語文來表達，對於文字、概念傳遞思想的方式與限制，是本章內容的重點。第六章〈文本詮釋意義飽滿度與詮釋典範〉，以「思想單位」研究方法，檢視《論語．學而》第一章，考察歷代註解，包括：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集解義疏》、邢昺注疏、朱熹《集注》及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等，比較各家對《論語．學而》第一章註解詮釋意義飽滿度的差異性，進而說明經典詮釋典範之特性。第七章〈以名家為參照的《莊子》解釋──論參照系的運用〉，則論述人們在詮釋一文獻時，往往會利用他先在的知識架構或較熟悉的理論系統作為參照，然而並不是任意的思想都能成為解讀所有研究對象的參照系，因此本章以詮釋《莊子》某些篇章時，用名家相關思想參照，作為一具體的例證，來說明運用中參照系進行詮釋時有哪些條件與限制，進而比較《莊子》與名家理論立場之異同。第八章〈先秦儒家與法家實踐向度詮釋的方法與意義〉，是以強調實踐性的學派思想，論述其詮釋的方法與以純粹建構理論性材料的詮釋方法之不同，透過孔子與韓非子相關文獻的對比，指出掌握作者之「意向」，在詮釋實踐性學派思想的重要性。

第參部分是奠基於掌握詮釋要點與方法之後，所進行的理論重構、比較與創造性哲學思考，基本上都運用了「思想單位」研究方法。包含第九章〈傳統思想的現代重構與轉化──以墨、荀為例〉，說明理論重構的類型、目的、作用等方面；並以墨、荀「尚賢」思想為實際範例，說明理論重構的操作過程；且指出理論重構與創造性詮釋之間的關係。第十章〈先秦儒、墨思維方法之比較〉，首先指出思維方法的三要素：故、理、類三概念，並運用此三概念作為比較根據，從孔、孟、荀及墨子文本中擇取推論性段落，分析各家對故、理、類的使用，進而構作思想單位，比較儒、墨倫理思想之異同。第十一章〈墨家「非攻」與《聖經》有關「戰爭」思想之比較〉，運用思想單位中的情境構作、處理與融合三層面，以及其中主要的問題，構成可比較的標準，指出墨家與《聖經》中有關戰爭與非攻思想所蘊含的價值根源、價值原則與行為規範間的異同。第十二章〈創造性哲學思考方法〉，為本書最後一章，指出各種研究方法的目的趨向：如何從傳統文獻的詮釋者，轉化為哲學思考的創發者；透過傅偉勳先生所提出：「創造的詮釋學」，申論創造性詮釋「五謂」之方法特徵；指出創造性詮釋的前提與條件為何，並透過思想單位中的情境構作與情境處理為解析參照，從各主要問題的深化，論述創造性哲學思考須關注的面向與操作方式。

此書材料與感謝

本書共分為三部分，計十二章，增補、彙整與改寫自十二篇期刊論文、兩篇專書論文及三篇研討會論文。其中第七章〈以名家為參照的《莊子》解釋──論參照系的運用〉為科技部104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莊子與名家思想的內在聯繫」（MOST 104-2410-H-002-227）的研究成果。第三、五、八、十、十二章中的大部分內容，為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先秦邏輯史研究」（MOST105-2410-H-002-122-MY2）的研究成果。很感謝科技部提供這三年（104-107）經費的補助，使筆者的研究工作可以順利進行，並且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修訂完成本書的相關章節。

本書中的許多論文雖發表於近幾年，但其中思想的醞釀、反思、沉澱、理論建構與修改，卻有二十多年之久。感謝在許多場國內外研討會中學者們的批評、挑戰與回饋，使筆者有機會思考改進之道；感謝許多期刊審查者以及本書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使筆者得以精益求精地修改論文；也感謝許多修課的碩、博士生在課堂上熱烈的提問與討論，讓我深深體會教學相長的喜悅。本書中許多方法的細節還在發展中，需要有更多感興趣的讀者實際操作，才能呈現那些思考工具的效用與限度，期待專家學者們多多指教。

自序

第壹部分　研究方法總論

第一章　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之回顧
一、哲思方法與研究方法
二、研究目的、對象與歷程.
三、原典內容的確立與文意的理解
四、文意理解、詮釋後的理論性建構
五、哲學理論之比較與批判
六、創造性的哲學思考與工夫實踐
七、小結
第二章　中國哲學中的直覺方法
一、中國哲學人文精神的內涵與特徵
二、邏輯思辨的侷限
三、直覺的類型與方法
四、直覺方法在把握人文精神上的作用
五、小結
第三章　思想單位研究法
一、思想單位的構想
二、思想單位的結構與遞演關係
三、思想單位中之推理
四、思想單位研究法之應用與限制
五、小結

第貳部分　詮釋與參照

第四章　論合理性標準在詮釋過程中的作用與限制
一、合理性標準的定義與內涵
二、合理性標準中的證成合理性
三、合理性標準間的相互關係與限制
四、小結
第五章　論「概念」載遞哲學思想的作用與限制
一、概念的形成與分類
二、概念的層次
三、概念的作用與限制
四、概念與哲學理論的關係
五、建構中國哲學史概念體系的可能方法
六、小結
第六章　文本詮釋意義飽滿度與詮釋典範
一、何謂意義飽滿度
二、以思想單位檢視《論語．學而》第一章
三、意義豐欠的判斷標準
四、思想單位對比分析與詮釋典範
五、小結
第七章　以名家為參照的《莊子》解釋――論參照系的運用
一、參照系與解釋的關係
二、參照系運用的條件與限制
三、《莊子》與名家語詞的相似與問題意識的內在聯繫
四、《莊子》與名家理論立場的比較
五、小結
第八章　先秦儒家與法家實踐向度詮釋的方法與意義
一、實踐與意義世界
二、《論語》中基於教導的表述與詮釋
三、《韓非子》中基於說服的表述與詮釋
四、實踐向度詮釋的方法與意義
五、小結

第參部分　理論重構、比較與創造

第九章　傳統思想的現代重構與轉化――以墨、荀為例
一、理論重構的類型
二、順向重構
三、參照重構
四、擴展重構
五、小結
第十章　先秦儒、墨思維方法之比較
一、儒、墨「故」概念分析
二、儒、墨之「理」與「類」
三、墨家與孟子「類推」
四、「故」、「理」、「類」與思想單位
五、小結
第十一章　墨家「非攻」與《聖經》有關「戰爭」思想之比較
一、墨子「非攻」的思想單位
二、《聖經》中有關戰爭的思想單位
三、墨家「非攻」與《聖經》中「戰爭」思想之比較
四、小結
第十二章　創造性哲學思考方法
一、不同層次的詮釋背景與創造性詮釋的主客觀條件
二、「思想單位」之情境構作與創造性詮釋
三、「思想單位」之情境處理與創造性詮釋
四、小結

引用書目
索引
後記

第一章　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之回顧（摘錄）

一、哲思方法與研究方法

西方哲學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促使學者們重視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問題。有關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問題，以往大都從中國哲學內容的特性來談，我們先釐清中國哲學家們不同類型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中國哲學的主體特性，再談何為研究方法。

中國哲學開墾之路，也就是古代哲學家的思維方法或原典文獻的哲思方法，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該思想本身的方法意識清楚，可以直接引用者。第二，雖未表達出其所用的方法為何，但是相對於其明顯的目的性，仍可以掌握其方法者。第三，文本中並無方法的自覺，但可以由研究者透過問題意識的操作，來還原該作品所關切的問題與作者之目的。第四，與直覺相關，無法用邏輯分析的實踐與體悟的開墾之路。釐清不同的「開墾之路」有助於與西方哲學的對話。

所謂開墾之路是指中國哲學中各家、各派或哲學家個人產生其思想內容的思考方法。中國哲學的內容豐富，儒、釋、道及各家各派的開墾之路並不相同，必須針對所研究對象的特性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第一種類型是該思想本身的方法意識清楚，可以直接引用者，如：墨家的三表法、公孫龍的名實論等皆是。三表法中：本之者為古者聖王之事，是訴諸古代的權威，以尋求立論之根據；原之者為考察百姓耳目之實，是訴諸社會民眾的感官經驗；用之者，在發以為刑政，觀察是否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則是訴諸實際政治上的效用。這種思考、論證的方法，在墨學諸論中如〈兼愛〉、〈尚賢〉、〈尚同〉、〈節用〉、〈非命〉、〈明鬼〉、〈非樂〉等篇的思想內容大都採用三表法的論證方式。其他，還有故式推論、兩而進之、推類法等在《墨子》書中的運用。

其次，如公孫龍〈名實論〉中的「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以及「實隨物變，名隨實轉，一名一實，名符其實」的方法原則也是其〈白馬論〉、〈通變論〉、〈堅白論〉等各篇的思維方法。

再者，其具備方法意識，但在論述上沒有像前者特別標示或展現操作方式，如：孔子的「能近取譬」類推方法，是實踐仁德的重要步驟；透過讀者的聯想與類比，展現其思想內容的豐富性與實踐性。此外不同的表達形式，也會導引讀者的思考方向，例如：老子「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使讀者會從反面與正反雙方思考其文字含蘊的義理。這些都是可從原典中直接取出，或經解釋即可呈現的「開墾之路」。

第二種類型，雖未表達出其所用的方法為何，但是相對於其明顯的目的性，而可以掌握其方法者。如：《易傳》的解經方法、墨子〈經說〉對《墨經》的解經方法、以及《韓非子．解老》對《老子》的解釋方法。由於我們能掌握其解釋的對象，相對於其解釋對象的參照，而可以分析出其中作者的思維方法。例如：《易傳》思想方法中就概念單元而論，有：卦名、卦象、卦位、爻位、卦辭、爻辭及卦義等，各傳解釋重點不一。〈序卦傳〉、〈雜卦傳〉主要以卦名的意義申論卦序的因果關係，〈彖傳〉、〈象傳〉則以卦象為解經重心，而卦象中又以爻位與卦位的理則為解釋依據。〈說卦傳〉也以卦象的說明為主，涉及卦象與四時、方位、萬物彼此間的關係，但僅闡釋基本八卦卦象的廣泛應用。〈文言傳〉與〈繫辭傳〉則是以卦辭、爻辭、卦義的解釋為中心，而有思路上的連續性，其中〈文言傳〉只解乾、坤兩卦，而〈繫辭傳〉除就經文整體概論外，另取十九則爻辭論述，〈文言〉、〈繫辭〉基本上也是由自然情境轉化於人事情境，一方面使行事為人之道德規範有所依據，另一方面藉諸道德規範以行教化。

其次，〈經說〉對〈墨經〉的解經方法，從認知與名、辭、說、辯的理論架構來看，在〈經〉的部分為「名」或「辭」；〈經說〉的部分就是「說」或「辯」。如〈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其中「故」是「名」，「所得而後成也」是解說「故」之「名」的「辭」。再看〈經說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若見之成見。」其中「大故」、「小故」是對「故」的分類說明。而「體也，若有端」及「若見之成見」則是以「辟」的方式來「說」；這種體例以〈經上〉與〈經說上〉為主。還有許多〈經上〉的條目以類同性為思想單元的表達，因此〈經說〉中有許多條目，也依循這種思考方式在做分類說明。〈經上〉以分類之「名」所組成的「辭」，來表達經文。至於〈經說〉則是對於這些分類之名的再進一步解釋。

至於〈經下〉較多辯題，用「說在□」的方式表現，其□即該辯題成立的理由。〈經說下〉則是對其理由作進一步的解釋。如〈經下〉：「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經說下〉：「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這裡面包含著以「推」的方式來辯說。從〈經上〉、〈經說上〉到〈經下〉、〈經說下〉其表達方式的不同，有其思想方法上的意義，〈經上〉、〈經說上〉是以「名」為思考起點，進行分類、解釋，而以辭、說表達。到了〈經下〉、〈經說下〉則是以「辭」為思考起點，進行說理、辯駁，而以說、辯為表達。由此可見，名、辭、說、辯不僅是《墨辯》名辯思想的理論架構，同時，也是〈墨經〉、〈經說〉的思想發展形式。

此外，以《韓非子．解老》為例：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韓非子》先採老子「有無相生」、「反者道之動」之理念為其推論解釋之根據，並指出人「取」、「好」的主動性，再以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為辟，類比於「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最後引申至「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的普遍命題，陰陽即韓非思想體系中之術暗、法明；威德即刑罰、慶賞，其中有辟式推論、歸納法、以及自然與人事之理的類比法。從理的性質、作用導致爭、亂最後返回老子原典「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的解釋。

又如《韓非子．解老》：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這是連珠體的論式，前四句為第一珠；五、六句為第二珠；七、八句為第三珠。二、三珠的結論分別由第一珠「行端直」、「得事理」推出。然第三珠的「全而壽」又是從第二珠的「盡天年」所推得。最後再從第三珠的「必成功」推出「富與貴」，統合「全壽富貴」乃「福」而解釋了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其中，韓非用了擴大因果關係思考法，並以循環性為眾多可能因果關係的思路導向。

第三種類型是文本中並無方法的自覺，當然也沒交代自己的作品是用什麼方法思考，這時就必須由研究者透過問題意識的操作，來還原該作品所關切的問題為何？用哪些方法處理這些問題？又用哪些方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主從關係為何？作者真正的目的為何？此時要釐清「開墾之路」就必須透過理論的重構來加以考察，或透過不同詮釋者情境構作、情境處理的比較，並參酌時代背景、表達方式、字義演變、歷史思潮等相關因素來確認其「開墾之路」。雖然可如此處理，但有時「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的界線仍不易清楚劃分，也就是研究者思路有可能受到原作者影響，或原作者的思想內容要透過研究者方法的操作而呈現，如此，在思維方法上「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有了交集與融通；這是此一類型文本的特性。

古今人們思想方式雖然有差異性，但也有共通性與聯繫性，區分「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是為了在「方法」上解析如何更有效的達成研究目的，因此「開墾之路」與「觀察之路」有了交集與融通，若能夠有助於達成更有價值的研究目的時，這種區分也未必是在各種情況下皆為必要的。

所謂「觀察之路」是對原典思想內容方方面面加以觀察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層面涉及文本的確立與詮釋、理論的建構、比較與評價、創造性思考等。「方法」是為了達成「目的」，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就會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由於目的是多樣的，方法是多元的，因此並沒有一種可以適用於各種研究目的的普遍方法；有時為了達成特殊的研究目的，必須交互地使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透過各種方法的差異比較，找出它們的共同性、操作步驟的共通性，進而找出各種方法的類型納入可能的架構，如此將可逐步建立起中國哲學的方法論。中國哲學的特性傾向於整體的把握與生命的提升，因此一種生命契入的感觸、體驗以及直覺的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研究目的、對象與歷程

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關係密切，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近年來越發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有些學者會自覺的說明自己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何，其操作的步驟如何。但也有許多學者對於方法的運用是不自覺的，其方法的具體運用並未清楚說明，或者其說明僅是概括性的。因此，若以研究方法為研究對象，首先就必須要從各家的研究成果中，抽提出他們達成研究目的的方法。

勞思光先生指出：「方法，在原始意義上本扣緊認知活動而言，因此，所謂『方法』的原始意義，只指建立知識的程序所涉及的規則，就這個較嚴格的意義看，我們可以說『演繹的方法』及『歸納的方法』等等。⋯⋯『方法』一詞，涉及活動歷程，自然也涉及目的；於是，在哲學史或思想史上，我們又看見許多人離開建立知識的活動，而就其他活動歷程來談『方法』。最明顯的例子是『教育的方法』、『進德或修養的方法』等等。」因此，若從引申的觀點，「研究方法」可定義為：「達成研究目的之規則性思想操作歷程及其處理架構」。歷程是從動態講，架構是從靜態觀，而動靜又是交互為用的。其中所謂的「規則」是指在研究過程的相似情況中，會有相同的思考回應或處理方式。並且，在詮解、回應、比較、評價、批判的處理過程中，會有某種「參照系」或「抽象架構」作為研究者思路的根據。例如：某些學者在研究《墨辯》時，會以西方的傳統邏輯脈絡為參照系；研究先秦哲學時會以西方的形上學、認識論、倫理學等為參照系；研究法家哲學時，以歷史觀、人性論、社會、政治思想為參照架構，政治思想又以勢、法、術為理論架構；又如研究宋明儒學時，以「四方架構法」為詮解、批評的抽象架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