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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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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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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文化人類學的誕生

戰爭時,這群人類學家加入戰情局,破解敵人的文化密碼,
承平時,加入「科學vs.文化」的論戰,挑戰大眾的敏感神經。

Anisfield-Wolf 書獎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


二戰爆發時,一群人類學家紛紛加入美國戰情局。戰情局的主要任務是對抗假訊息、製作影片和文宣提升士氣,其中有一個人還透過報章、電影和小說,破解敵人(日本)的文化密碼,寫成《菊花與劍》,她就是潘乃德(Ruth Benedict)。

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潘乃德並不是獨自一人。

從這群影響後世甚鉅的人類學家,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祖師爺——鮑亞士(Franz Boas)。

二十世紀初,種族主義瀰漫,當權者常常借用時興的種族科學理論(例如:顱型長短),對非我族類(例如:原住民、黑人、移民)歧視排外。

二〇年代美國盛行的種族主義,連德國納粹都從中汲取相對應的概念來對待猶太人,甚至覺得美國的種族認定標準太過苛刻(一滴血原則)。鮑亞士一反當時美國蔚為風潮的種族優越論,也抨擊受美國優生學添柴火的納粹種族政策,他認為應該採用更為科學的方法才能下結論。他的路數是強調「出田野」,到當地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他認為各個種族內部其實本身就存在許多巨大差異,如何可能將某個種族標籤化?如何可能斷言某個種族比較落伍,或天生野蠻?

他的結論是,這一切都是我們用自己打磨過的眼鏡評價異族,事實應該是,每個族群擁有不同的——文化。他用「文化」這個概念分析不同的人群,文化沒有高下之分,文化是相對的。他開創了文化人類學這門躋身科學殿堂的新學科。

在文化人類學這門知識的奠基者裡,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米德(Margaret Mead)。她相繼前往薩摩亞和新幾內亞進行田野,在原住民身上想要探究「性」這件事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她《薩摩亞人的成年》《新幾內亞人的成長》成為暢銷書,替性別解放運動提供思想的彈藥。

不過,米德的研究興趣並不只是客觀學術上的追尋,而是和她個人如狂風暴雨般的多角情感關係有那麼一層關聯,這增添她的研究動機和信念,最後更解放了她自己。

不只米德有切身的困頓,身為非洲裔、寫過《他們眼望上蒼》的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以及身為原住民的德洛莉亞(Ella Cara Deloria),也為他們自己社群的困難處境做出貢獻。

在鮑亞士的鼓勵下,賀絲頓前往美國南方進行黑人民俗的採集,她還在中美洲海地(非洲奴隸最早到達美洲的地區)一探咒術和「殭屍」是如何煉成的。德洛莉亞在鮑亞士的資助下,前往原住民保留區採集編纂原住民的語言辭典,因為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社群經驗就收折在文法形式裡。對他們來說,他們不只是搶救某一族群即將消逝的文化,而是記錄活著的人正身處的豐富文化。

這群人類學家各有各的關心主題,但在知識史上,他們參與公共事務,加入言論激戰,掃除以「科學」為名的偏見,共同關心「生而為人」是如何的一種狀態?引領我們去思考該如何理解人性,更重要的是熱愛人類,而不是急著評判人類。

(編輯補充:鮑亞士開創的研究取徑,也透過他的學生迪克森〔Roland Burrage Dixon〕傳承給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進而成為理解台灣原住民的知識實踐和政治治理。另外,「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此語出鮑亞士學生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

作者簡介

查爾斯.金Charles King

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教授,研究主題包括族群政治、民族主義、極權政體的轉型,以及城市歷史。經常上媒體評論國際議題,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國際事務》,以及《外交政策》。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以人物劇式的生動書寫,記述「北美人類學之父」鮑亞士和他最具創見的學生(碰巧都是女性)於上個世紀前葉開展的人類文化探索之旅。這群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叛逆學者,不但以紮實深入的田野發現推翻了當時蔚為真理的種族決定論與白人優越論,她們在研究和論辯過程中所展現的勇氣和想像力,更為後續所有不願輕易接受標準答案、相信生活永遠都有其他可能的跨世代學子,提供歷久彌新的激勵與啟發。――呂欣怡,曾以人類學家身分,參與多場環境治理會議,台大人類系

這本書敘述了上個世紀一群特立獨行的人類學者,抱持著強烈的道德意識以及堅定的科學信念,直接挑戰西方社會有關人性的基本假設,改變了我們理解自我與文化的方式。他們的成就是如此的成功,許多當時被視為激進的想法,已經不自覺地成為今天我們常識的一部分。本書作者透過他精彩的文字,讓我們回到當年的現場,感受到這些先驅者的熱情、挫折與遺憾,重新點燃我們對知識改造世界的希望。任何想要了解當代的道德生活,積極面對極端對立世界的人,都可以從這本書中得到啟示。――林開世,喜歡挖掘人類學史,台大人類學博物館館長,台大人類系

美國文化人類學奠基者鲍亞士及其開創的學派,其田野方法與多元文化觀點,影響了美國與世界的人類學發展,也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日治與戰後台灣的人類學。重視多元文化,反思主流社會的習焉不察的預設,長期對抗種族主義與性別既存偏見,這本書是他們的集體傳記,既是各別人類學家在田野現場熟悉異文化的過程,也是與知識社群與社會大眾的各種偏見搏鬥的生動故事。――陳偉智,殖民地人類學史研究者,中研院台史所

米德、潘乃德與「哈林文藝復興之后」賀絲頓(藍調小說經典《他們眼望上蒼》作者)――這三大作家原來系出同門!――光是這部分,就是彌足珍貴的人類學、文學與性別學饗宴。在「人類學身世考與故事書」的形式下,作者更以令人驚嘆的能耐呈現,那些較具反省力的人類學,如何匍匐前進 ; 以及以下這個必須謹記的事實:無論歐洲或美國,都曾既輸出又輸入,加重歧視的「科學」。《改寫人性的人》是以具體內容對抗文化失憶,並寓政治行動於書寫方法中。――張亦絢,作家

社會學家W.E.B.杜波依斯曾說道,二十世紀最主要的問題即是膚色界限的問題。本書由法蘭茲.鮑亞士這名人類學家的學涯出發,探討十九世紀末以來不同學科如何思辨種族、性別與正義之間的關聯。雖然這個時代不幸催生出後來引起大規模種族迫害的優生學概念,但也創造了影響深遠、拒絕以單一模板理解世界的一群文化人類學者,走出實驗室並投入論戰。在本書中我們看見,就如鮑亞士所說,人類學不再只是科學,也是一種心態,甚至是美好生活的處方。――劉文,專長「批判種族理論」、「酷兒理論」,中研院民族所

這本書將美國文化人類學的祖師爺與祖嬤們拉下神壇,發還人形。走出教科書,百年前的他們就和我們一樣:對自己沒信心、逃避指導教授、在田野地崩潰、擔心筆記人間蒸發、在個人生活與學術工作間掙扎求全......,以顛覆自己與世界為代價。《改寫人性的人》提醒我們,這群人類學家對於當代社會生活習以為常的文化、種族,與性別平權的深刻貢獻,也讓我們再次體會人類學理論,就跟任何理論一樣,來自於思考者和世界與自己的誠實對話。――蔡晏霖,《辶反田野》主編,陽明交大人社系

上乘的知識份子探險故事,文筆優美,發人省思,充滿多彩多姿的生平故事。――莎拉‧貝克威爾(Sara Bakewell),《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及《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作者

一部精彩的歷史,訴說二十世紀初一群「離經叛道」的思想家如何推翻優生學家鼓吹的種族優越論。正當優生學捲土重來之際,這本書對我們的時代更顯重要。――伊布拉‧肯迪(Ebram X. Kendi),《生而被標籤》作者,二○一六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

發人省思,文筆精湛,這本書帶你踏上一段難忘的旅程,看著一群大膽無畏的人類學家揭開文化和人類的奧祕,同時發現自己也只是個人。――大衛‧霍夫曼(David E. Hoffman),《終結冷戰》作者,普立茲獎得主

這個刺激甚至令人入迷的故事,追溯了二十世紀初期一門新科學的誕生――由一名好鬥的天才領軍,訓練一支娘子軍為他完成大業。作者用充滿活力和說服力的筆觸,跟隨美國第一批文化人類學家遠走他鄉,前往偏遠的田野地,期待能解開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戴瓦‧梭貝爾(Dava Sobel),《尋找地球刻度的人》作者

無論在任何時代,這本書都會是一本學術傑作。用優美的文筆和敏銳的觀察寫出文化人類學之父法蘭茲‧鮑亞士的故事,以及他對當年和現代的重要道德議題所造成的影響。在極度分裂的現代世界裡,這本出色的新作提醒了我們,當年那些離經叛道的人類學家有多麼傑出,而他們的志業仍有待完成。――大衛‧奧辛斯基(David Oshinsky),普立茲獎得主

目次

第一章 離開
第二章 巴芬島
第三章「所有一切都是個體」
第四章 科學和馬戲團
第五章 獵人頭族
第六章 美國帝國
第七章「瑪格麗特這麼柔弱的女孩」
第八章 成年
第九章 平民大眾和社會菁英
第十章 印第安國度
第十一章 活生生的理論
第十二章 神靈的世界
第十三章 戰爭和胡扯
第十四章 回家
致謝

書摘/試閱

第一章 離開

一九二五年八月的最後一天,固定往返舊金山和雪梨的三層甲板汽船「索諾瑪號」駛進一處死火山形成的港灣。這裡是圖圖伊拉島(Tutuila Island),因為乾旱而一片光禿,但山腰上仍有一叢酪梨樹和盛開的薑花。只見黑色懸崖進逼著白色沙灘,當地的傳統建築散落在名為「美屬薩摩亞」的太平洋群島上。

船上有名二十三歲的賓州人,個頭不高但肩膀寬闊,不會游泳,結膜常發炎,腳踝骨折,右手臂因為某種慢性病有時會動彈不得。她拋下了紐約的丈夫和芝加哥的男友,依偎在一個女人懷中度過橫貫大陸的鐵路(譯注:美國愛荷華州到加州的一條鐵路線)之旅。她帶到船艙的行李有直式筆記本、打字機、晚禮服,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男人已有年紀,一頭亂髮,臉上有刀疤,拙劣的手術導致顏面神經受損,因此臉塌了一塊,她叫他「法蘭茲老爹」。促使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踏上這趟旅程的人就是他。

不久前,瑪格麗特.米德在法蘭茲老爹的指導下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她是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第一個修完這門艱鉅學科的女性之一。目前為止她的參考資料都來自圖書館藏書,很少第一手資料。系主任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教授─學生都叫他法蘭茲老爹─鼓勵她走進田野,找到一個能讓她在人類學界闖出名號的地方。只要有正確的規劃再加上一點運氣,她的研究或將成為「第一個深入原始民族心靈的嚴肅研究,」幾個月後老爹在給她的信中說。「我相信你的成功將會開啟土著部落系統化研究的新紀元。」

此時此刻,她從船上護欄望出去,心不由得一沉。

港口上擠滿灰色遊艇、驅逐艦和支援船,水面上浮著虹光閃閃的油脂。從一八九○年代開始,美軍就佔領了美屬薩摩亞群島和它在圖圖伊拉島上的港口帕哥帕哥(Pago Pago)。米德抵達之前三年,美國對亞洲愈來愈感興趣,進而改變策略將大多數遠洋船艦從大西洋移往太平洋。薩摩亞群島很快就成了這些重新部署的艦隊的加煤站和維修中心。米德抵達這天,這些船艦剛好也開進帕哥帕哥港。自從老羅斯福總統派遣大白艦隊(Great White Fleet)航行全球、展現美國的海軍實力以來,這是海軍最大規模的一次部署行動。

飛機從頭上轟轟飛過,底下有十二輛福特車沿著狹窄的柏油路隆隆前進。在帕哥帕哥市中心的露天公用地上(當地人稱malae),薩摩亞人臨時擺出木碗、串珠項鍊、編織籃、草裙和玩具浮架獨木舟展售。草地上,某家家人正在享受早午餐。「某艘船的樂隊不斷奏著散拍爵士,」米德不由抱怨。這要怎麼研究原始部落?她發誓要離帕哥帕哥愈遠愈好。

她的研究主題是法蘭茲老爹給她的建議。從童年到成年的這段過渡期間,年輕男女反抗僵化守舊的父母,這階段純粹是生物演變過程的自然產物,代表青春期的開端?還是因為特定社會決定如此看待它,才有所謂的「青春期」?為了找出答案,幾個月之後米德翻山越嶺,前往偏遠村落,挖掘當地兒童和青少年的生命經歷,詢問大人最私密的性愛經驗。

沒過多久她就發現薩摩亞的叛逆青少年並不多。但那多半是因為沒什麼好反抗的,當地沒有一定的性規範,理論上,貞操受人稱頌但實際上並不被看重,對伴侶忠貞不渝更是陌生的概念。根據米德的紀錄,薩摩亞人的生活方式並不原始落後,反而極其現代。一九二○年代的美國年輕人愛去摸摸抱抱的派對、喝私酒、跳查爾斯頓舞,但對薩摩亞人來說,這樣的價值觀早已習以為常。因此,米德將研究主題轉為薩摩亞人如何避免青少年當父母的面甩上門和淪落少年感化院,以及美國時事評論家時時擔憂的文明末日。薩摩亞的青少年難道沒有典型美國青少年的叛逆青春期嗎?

還是其實他們也有叛逆青春期?在當地住了幾個月後,她在給知心好友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信中說:「而且我好厭煩成天談論性、性、性。」她填滿一本又一本筆記本,在索引卡上記錄,用打字機打了田野報告,再用獨木舟乘風破浪越過暗礁送到郵船上。她看著獨木舟遠去時會感到腸胃打結,擔心舷外有著浮杆的獨木舟要是不幸翻覆,那麼她來到這個天涯海角的唯一目標就毀了─或說是她可以籠統稱之為「事業」的唯一證據。「我有很多有意思的重要發現,」她寫道,諷刺意味躍然紙上,但也不禁懷疑這一切有多大意義。「我覺得自己待在這裡的時光和想法都很病態……回家之後我要找份在地鐵換零錢的工作。」

忙著參加迎賓宴、出海礁釣(reef fishing),強忍潮濕的午後或熱帶暴風雨強風吹襲的米德,其實正置身於一場革命之中,只是當時她不可能知道。起點是一連串觸及哲學、宗教和人文科學核心的難解問題:人類社會的自然區分是什麼?道德具有普遍性嗎?我們該如何對待信仰和習慣異於自己的人?這些問題問到最後,人不免要徹底重新思考什麼是「社會性動物」,也不再能輕易相信自身文明的優越性。一個驚人的發現呼之欲出:人類祖先在演化過程中發明了我們所謂的「文化」。這個發現會對我們有什麼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也還在未定之天。

*****

這本書寫的是不自覺站上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道德論戰前線的男男女女,以及他們試圖證明人類即便有膚色、性別、能力或習俗上的差異,仍然四海一家不可分割的過程。書中訴說了一群全球主義者在民族主義盛行和社會分裂的時代中發生的故事,還有現今我們視為現代開放的世界觀的起源和由來。因為這段前傳,才有近百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包括女性投票權、人權運動、性解放和婚姻平權,以及發揮反向力量對抗沙文主義和仇視異己的主流論述。

但這不是一本有關政治、道德或神學的書,也不是勸人包容異己的勸世書,而是一個有關科學和科學家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世界有一定且明顯可見的運轉方式。每個人既是個體也代表了特定的種族,本身就是某個國家、種族和性別特徵的總和。不同種類的人,生來就注定不是比較聰明、不然就是比較懶散、或是守規矩,或好戰。政治是男性的領域,而女性若得以進入公領域,一般認為她們在慈善、傳教和教育兒童方面最勝任。移民容易削弱一國的自然活力,引起政治極端主義。動物值得人類善待,而「遲緩兒」比動物高等,需要我們的幫助但不值得尊重。罪犯生來就會為非作歹但有可能改過向善。同性戀者自願選擇了墮落,但可能無藥可救。另一方面,那同時也是一個進步的年代,不再合理化奴隸制度,開始擺脫階級的桎梏,甚至最終(或將)廢除帝國制度。但讓人想起人類缺陷的人(即被稱作盲人、聾啞人、瘸子、白痴、低能、瘋子,還有蒙古症者的人),最好躲在牆壁後面安靜過活。

實際經驗也證實了這些理所當然的事實。沒有主權國家允許女性投票和擔任公職。在美國,人口普查把社會劃分成不同人種,包括白人、黑人、中國人和美國印第安人,彼此涇渭分明。一八九○年的人口普查增加了「黑白混血」、「四分之一混血」和「八分之一混血」選項,區別不同深淺的膚色。你所屬的分類會清楚分明,但關於「你是誰」不是你說了算,而是別人說了算,也就是人口普查員(通常是白人)說了算。

走進各大圖書館,從巴黎、倫敦到華盛頓,你都可以找到認同以上觀點的學術著作。二十世紀第一套完整版《大英百科全書》於一九一一年完成,將「種族」定義為一群「共同祖先的後裔」,暗示白人、黑人及其他種族在演化過程中為各自獨立的血統。「文明」則是「最進步的人種開始使用書寫系統」的時期。二十世紀最早版本的《牛津英語辭典》是一九一一年發行的簡明版,其中未收錄racism(種族主義)、colonialism(殖民主義)和homosexuality(同性戀)等字。

當時對人類社會的標準看法是,信仰和習俗的差異反映了一個社會是進步還是走偏了路。從原始社會發展到進步社會多多少少是一條直線。在紐約市,只要從中央公園的一邊走去另一邊,就能回溯這趟自然演化的漫長旅程(審定注:此處意指從中央公園南側白人為主的曼哈頓精華區,走到公園北側以黑人為主的哈林區。)。非洲人、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美國原住民的展示品都收藏在同一個屋簷下(今日亦然),和加拿大馬鹿和北美大灰熊的標本一同陳列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你必須穿過公園走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才能看到人類真正的成就。現代社會仍然存在缺陷,例如窮人、性倒錯、弱智、野心過大的女性,但這只證明進步的文明要臻於完美仍須努力。

人種的自然等級塑造了一切,學校、大學課程、法院判決、治安對策、醫療政策、流行文化,印第安事務局的工作、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當局,以及在英國、法國、德國和很多其他帝國、國家和地區的類似機構都不例外。 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自身的不足。大自然偏愛身強體壯的殖民者勝過愚昧無知的原住民。外表、習俗和語言上的不同,反映了深層的天生差異。進步分子也接受這些觀念,但他們認為只要有足夠的傳教士、教師和醫生,就能根除原始非自然的習俗,並以文明的方式加以替代。這就是為什麼一九二二年開始發行、美國最權威的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期刊最初名為《種族發展期刊》(即現今極具影響力的《外交》雜誌)。原始種族不過就是尚未享受到強大的基督教信仰、抽水馬桶和福特汽車等種種好處的種族。

然而,從那個時候開始,上述的觀念漸漸改變。

人種、民族、國家、性別、性向和殘疾等概念,仍是我們理解群居社會的一些最基本的分類。應徵工作時會問一些這類的問題,我們也仍會用人口普查項目來衡量他人。在人文教育的課堂上和社群媒體上,這些都是我們討論的話題,這類討論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從未斷過。但我們對它們的認知,已經跟過去不再相同。

在二○○○年的人口普查中,美國人第一次能用複選方式回答自己的種族認同。過去,美國六百所大專院校使用的通用入學申請表規定,申請人的性別必須符合出生證明上的法定說明,但現在允許申請人補充說明自我的性別認同和呈現方式。二○一五年,美國最高法院過半數通過,聯邦政府保護的婚姻制度不要求夫妻由一生理男性和女性組成。在學校、公共場所、大學和辦公室裡,不久前仍被視為缺陷的特質,如耳聾、坐輪椅和獨特的學習方式,如今都變成應該照顧的差異,最好是能確保每個人的想法、才能或天分,都不會因為聲波(因為耳聾)或樓梯(因為坐輪椅)造成的阻礙而無法展現。

我們通常會說這些改變是我們置身的道德世界擴大或縮小的結果。在美國,政治左派多半會從吉姆.克勞(Jim Crow)法(譯注:指美國的種族隔離法)時代之種族霸權瓦解、石牆暴動、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乃至美國第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以進步為敘述主軸畫出一條長長的弧線,而人權有史以來的最高成就就封存在美國的開國文獻中。相反地,政治右派則認為有些改變限制了由社群自己來決定社會規範的能力。這種受到國家認可的新型態「排外」立場堅持,我們對於婚姻、好笑話或繁榮社會該由哪些條件構成應當意見一致。這種立場不但受到保護,也受到公立學校乃至工作場所的語言警察所監控,由國家帶頭擴大控制領域,甚至不講理地侵犯個人言論、思想和真心信仰的價值觀。類似的論戰也存在於其他國家,在是要讚頌彼此間的差異,還是要保衛歷史悠久的傳統價值觀,這兩者之間爭議拉扯。

但有個更根本的轉變先於這些論戰,起點是一小群反骨研究者的發現,法蘭茲.鮑亞士稱他們為「我們的小團體」。他們相信真正的、由證據推動的分析將推翻現代社會最根深蒂固的信條,那就是,科學會告訴我們哪些人和哪些團體天生就比較聰明、能幹、挺拔、更適合當統治者。以鮑亞士為首的這群人的回答是:科學剛好指向相反的方向,即正面肯定了人類發明的各種生活方式。他們認為,我們一般用來界定人類自己的社會分類,基本上是人造的,是人類聰明才智的產物,存在於人類的心智架構和特定社會的不自覺習慣中,種族和性別這類標籤即包括在內。他們主張人是文化的動物,受自己打造的規則束縛,即使規則常常隱而不見,或在社會中被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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