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菁英林攀龍對上黨國嫡裔曾約農

代表台灣本土知識人的林攀龍 vs. 代表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曾約農
從涇渭分明的兩位教育家之行徑，看台灣未來發展之關鍵

台大歷史系歷史系名譽教授鄭欽仁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
——專文推薦——

在二十世紀威權戒嚴時代，
景仰歌德的林獻堂長子林攀龍與
崇敬蔣介石的曾國藩曾孫曾約農

作為台灣與外省族群教育家代表
懷著不同的想望，雖同在一島卻互相疏離
因著强勢的外來統治政權，埋沒台灣本土人才

回顧百年台灣知識人困境
思索未完的學術文化轉型正義

1951年來自中國的知識人曾約農（1893-1986）是第一代「外省人」，而林攀龍（1901-1983）則是出生在日治時代台灣、從小在日本受教成長、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台灣本土知識人。

兩人前半生所處歷史地理環境、與生活經驗極大的差異，形塑兩人不同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戰後，兩人後半生同樣居住在國民黨軍事戒嚴、一黨專制統治下的台灣；同樣是教育界人士，但兩人互相疏離，蓋社會族群背景、意識形態不同，個性、興趣、境遇、為人處世都不相同。

綜觀兩位教育家知識人的想望，最大的差異在於兩人所關注的政治文化價值觀的焦點不同──一位是專注「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復興中華文化的「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者」，熱愛中國的知識人；另一位是憧憬歐美浪漫主義文學、崇尚自由人文主義心靈價值、關懷人類文明發展、既「普世」亦「本土」的台灣知識人。

兩人的政治文化思想，持續挑戰台灣新世代的知識人──曾約農想望台灣「中國化」、「傳統化」、「保守化」；而林攀龍則想望台灣「自由化」、「本土化」、「普世化」，使之成為台灣前進的方向！

蔡榮芳

台灣雲林北港人。美國加州大學（UCLA）歷史學博士。馬里蘭大學碩士。東海大學第一屆 1959年畢業校友。南卡州查爾斯頓學院歷史系名譽教授。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國科會客座教授；及香港大學客座教授。

主要學術著作：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台北：玉山社，2020年出版；2021年度巫永福文化評論獎）。

與子同袍／鄭欽仁

（一）
我與作者蔡榮芳教授同是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第一屆的畢業生，彼此交往已遠超過一甲子。他給我的印象是親切友善、慎思明辨、條理清楚，與他討論學術或時政，甚感愉快。
我擔任台大講師三年，深感思想閉塞之害，許多學術上的理論都無法學到，即使升到教授也沒有什麼意思。幸得哈佛燕京學社之資助，於1968年9月赴東京大學進修。翌年2月考上博士班，但我蒐集的卡片資料有30公斤仍在家裡，故參加暑假留學生歸國團。在出發前一天，榮芳由美國來，翌日他送我到羽田機場；歸國團的領隊是李鴻禧，當時我不認識他，但榮芳與鴻禧是初中與高中的同學。我回國，租屋就給榮芳住。
雙方在國外時通信較無禁忌，但他因教職長期住在South Carolina，1985年受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之邀請，到華府、紐約等地，仍無法相見。
2001年他在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香港人之香港史》一書，他在這之前連續八年的暑假都到香港蒐集資料，用力之勤，非可言喻。他在當年的1月15日署名自香港大學寄書給我。當然，在赴香港的暑假也會回台，與友人相聚。話說回來，這一本書不能不提的是以「香港為本位」的史觀寫成，殊為難得。香港經英國長期統治，但地緣接近中國，中國經常內亂，香港成為一時或長期避難之地，對永居香港的人有「不可思議」的影響；有「香港人」與「中國人」、「身分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問題，但「對中國政府時常懷有負面感情」。作為一個歷史家，有時要對研究對象體會共同苦難，瞭解人性與人生；能以「香港人為本位」的史觀，實屬不易。從這一面鏡子的道理反照台灣，自1945年由中國避難來台灣者面臨世代變遷，對於受台灣大地之恩惠，如何身受與如何否定，也是一項人生重要思考。話說回來，榮芳能「以香港為本位」的史觀去考察對象，是俱足史才、史德、史識的歷史家。

（二）
榮芳第二本漢文的著作是研究黃彰輝的著作，即《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2020年2月玉山社出版。提這本書，因為牽連到這一本2022年6月完稿的新著，且與東海大學有關。
這些年來，每逢暑假歸國，在台北與老友見面，其中有沈榮嘉、蘇錫清與我等等，有時還有其他的校友，看情況而定。東海大學是由美國基督教各教派組成的董事會出資興建的，本地「華人」也有參與。在第一次校慶的盛會，這些貴賓人數眾多，榮芳在我們聚會時提到有黃彰輝牧師，但因來賓眾多，無法確認。何況那個年代，見識少，我祇記得一位身材高瘦的人，但當時也不知是什麼人。一直到美麗島事件，夜間默默去商量救援的事情，才知道那一位是高俊明牧師。
由於這次聚會，榮芳決定要去研究黃彰輝牧師。他的辛勤由該書的自序與鄭仰恩牧師的「推薦序」可以瞭解一部分。
總之，筆者所要說的，該書涉及到東海大學及諸師友，但意猶未盡，而時運之忌諱，顧及出版社之立場，諒作者不免有「裹足」之憾。

（三）
榮芳這一本新著是2022年6月完稿，離上冊著作僅兩年，他與我同齡，已是八十六歲，仍奮力寫作。有鑑於時代之變化、世代轉移迅速，而世事之遺忘也快。我們青年時代在黨國體制統治之下，「台灣無史」，只有中國，先賢的努力留下的燦爛歷史與文化沒有傳承；討論台灣歷史與文化、以及政治、社會問題都是禁忌。我們提倡台灣史，甚至到李登輝時代，林衡道還主張只能用「地方史」之名而不能使用「台灣史」，我遂在公開演講會指名大罵，未必已抑制這一股勢力於一時。其實台大自傅斯年為台大校長時代，台大歷史系就有楊雲萍教授開「台灣史」為名的課程。當然，內容方面不便再議。李登輝當總統時，我因在國際會議做主持人的關係，得以赴總統府晋見。在與他個別照相時，第一句話直說我常寫文章批評他，我不及回答；第二句話問我研究什麼，我仍不及回答，接著第三句話要我研究台灣史。我講這一段話作個插曲，讓年輕朋友體會一下。話說回來，榮芳這一本著作的用意是要台灣人找回自己，正如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所說的：個人獨立，……爾後國家應獨立。
因以上之緣故，作者特別提出對林攀龍的研究，諒是研究台灣歷史、文學與思想史者很少留意到的。
另外，作者提出另一位學者是東海大學第一任的校長曾約農（詳見本書第五、第七章），作為與林攀龍人格特質的對照。

（四）
關於東海大學建校的問題，在談曾約農任校長之前，應先瞭解東海大學的建校經緯。許多校友，包括筆者在內，對於為什麼從第二任校長吳德耀退任後，東海大學的校風整個往下滑感到疑惑，校長的繼承人不但與東海無關，甚至是從外舶來的人物，與台灣無關。
這些疑惑，作者在第六章根據原始史料說明建校的經緯。美國基督教各教派邀台灣長老教會基於自由人文主義精神創辦學校，但在執行過程，該校的董事人選就不得不考慮美國人五名、大陸人五名、台灣人五名。校長的人選，因曾約農的堂姐曾寶蓀與蔣宋美齡的關係，最後由曾約農出任，但限一任兩年。國防部要求設置保防人員，監視校內員工等等。
曾約農崇拜蔣介石，是黨國體制內的人，容後再談；但曾約農要離任時，發生外省同學有絕食、留任的突發事件，我們崇敬的曾約農校長作風也顯得詭異，當時，任文學院長的吳德耀變成被攻擊的目標。這件事是否有背後的煽動，又來自何方？那時我與同學從運動場回到宿舍，一股緊張氣氛，聽說教育部長乘飛機（？）南下，警總的人也來了。校方以學生是基於基督教的「絕食禱告」說明而沒事。對於曾校長的辭職，作者在第六章已有詳細說明，筆者只是就當時為學生的感受陳述而已。
吳德耀教授（1916-1994）接任校長，晚年回到新加坡。約在1990 年前後，筆者已忘記詳細時間，有校友來約，謂吳校長希望見校友，約有十名左右的校友赴會。當時他住在文化大學的學人宿舍，吳校長面對當年參與絕食的同學說明曾校長離任之事與他無關。另外，吳校長突然問一句：「東海大學是為誰而設的？」當時在場有本地及外省校友，靜默一時無人回答。吳校長從容地說：「東海是為台灣人而設的！」此事尚有沈榮嘉、曹永洋校友可以為證。
近年因作者榮芳的努力，我們才知道吳校長在年輕時就參與聯合國人權法案的起草，深得羅斯福總統的夫人之器重！
東海讓人感到愉快的是：對本土人很平等，沒有歧視。
話說回來，校長的人選，台灣本土不是沒有人才而能精通多種語言者，作者列舉甚多，讀者不妨多探索一下。但這些人才都沒有能進入大學執教。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時代，也曾發起文化、啟蒙運動，如作者提到的林獻堂、林攀龍父子的「一新會」。筆者曾看過「一新會」一年排滿數十場的演講會目錄，講師方面男、女都有，其內容涵蓋之多，嘆為觀止！筆者從1970年代後半即參與「黨外運動」，自嘆不如！戰後台灣，清除一代（包括「外省人」在內）、培養一代「黨國體制」的新人；戰後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之「同化政策」，還呈現在目前台灣的政治社會，尤其是選舉運動時。「黨國體制」是台灣還在尊之為「國父」的孫中山受共產第三國際指導的產物。總之，作者指出建校之始，避免不了黨國體制的介入，影響以後的發展，是我們意想不到的事。

（五）
關於東海大學遴選校長之事已見於上述第六章，對於曾約農家世在第五章自其曾祖曾國藩說起。一般將曾國藩當作儒家「道統」之士，德行甚高，甚至比喻作聖人。
我在中學時讀《曾胡治兵語錄》甚是佩服（曾是指曾國藩、胡指胡林翼）。後來讀《曾國藩日記》（該著作是因中日戰爭發生，家母見漢籍禁輸入時搶買的），更佩服其忠君愛國思想，一直到讀大學之後有學者提醒我那是寫給朝廷看的，才恍然大悟。中國史之難讀在此！作者引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的幕僚趙烈文著《能靜居日記》，記載湘軍攻入太平天國之南京城屠殺老弱、虜掠四十歲以下之婦女等慘狀，敬佩作者之細心治史，舉出這件事。
第七章作者巧妙的以同是大陸人之曾約農與徐復觀老師，用來比較對待台灣文化人之態度。
當時我們學生非常敬重曾校長；長著長長的鬍鬚、一身長袍，行為端莊，每週全校聚會時善於正道，充滿宗教與學術之精神。但有一件刑事案，他在報紙發表一篇長文，充滿情緒，深感不對稱，不得其解。
作者也在文中提到他幫助學生的事情。但我同屆之謝水發告訴我一件親歷的事情，即英文教師選拔兩位英語說得好的同學參加國際學生會，他被遴選之後由校長召見，曾校長竟嫌他是台灣人。當時的英文課都是美國來的教師，皆不會中國話，直接以英語上課，沒有「畛域」之見區別本地與外省人。謝水發是竹東的客家人，受曾校長之對待，到年老還特別告訴我這件事。由此看到作者提曾約農輕視碩學的林攀龍，則不難瞭解。

（六）
然而作者提到徐復觀（1904-1982）老師，用與曾校長顯著的對照。他是從中國大陸來、少數有道德勇氣批評專制主義者。在我們大學時代，他在雷震辦的《自由中國》雜誌、為蔣介石祝壽的專號直接批評蔣介石的個性。他相信民主主義，要從儒家的人本主義作為民主主義的因子。這一點，與曾約農是黨國體制內的人大不同。我們剛入學的時候，東海大學的圖書館館長經常告訴我們：如果徐師不得罪蔣介石，當時的行政院長應該是他。
榮芳注意到徐師的政治思想自由開放，用心探索他與本土的文化人交往，並列出可觀的人數；徐師還將這些人介紹給其他的學者。這一點與曾校長不同。
我當台大歷史系講師三年，爾後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赴東京大學進修（1968.09~1973.09）。其間有後進的東海校友經友人帶來相識，經過三次的聚會突然告訴我：「徐復觀老師說，你若有困難去找鄭欽仁。」我已十年沒有與徐師聯絡，此時才知道他被東海解聘，已住在香港；自此之後，頻頻書信往來。
榮芳舉出徐師在1971、72 年為文反對台獨。「中國史觀」的「統一觀」是有毛病的，被異民族征服也是統一；至今認為從古代到現代都是歷史相繼承、統一的國家。話說回來，徐師常寄給我在香港報紙定期刊出的專論，但沒有寄反對台獨的文章。他在香港的專論也常遭到報社刪除，報社對台灣當局有所忌諱。但他寄給我的文章，又補上被刪除的部分。我想：後來他的文集出版，諒沒有補上。他在香港出版的《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是一部名著，但在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改了題目，也有句子被刪除。
徐師在香港也常受干擾，他的來信說：「大廈信箱，經常被人打破」（簽署日期，1972年4月27日）。他被特務打報告，也附上該報告寄給我。（1972年4月19日的來信。）
關於上文提到台獨問題，諒此後他的想法有所改變。1979年在加拿大執教的蕭欣義同學回台前先到香港看徐師，剛入室坐下來，徐師猝不及防地對蕭說：「聽說你主張台獨！」蕭對徐師說：你看世界上被壓迫的情形主張獨立，但對台灣不這樣。這是徐師要欣義回台、一定要來看我時，欣義對我說的。
徐師得意的門生薛順雄教授曾經給我的信如此寫道：「徐師甚知弟之愛台之心，並強烈主張台灣為自主之國，然絕無一語之指責，此為弟之敬服徐師之人格者，更勝於其學術之成就。」（2011.04.27 之函）。
徐師於1982 年4 月1 日逝世於台大醫院。在住院期間多往關心的是台籍學生，與我同屆的陳淑女同學為他換尿布。徐師臥病前曾對我開口，希望沒有他人時與我談談，想是要瞭解我的終極主張，可惜沒有這樣機會，留下遺憾！
徐師希望台籍人士起來為政治改革奮鬥。康寧祥要去香港，我建議去請教徐師，我便寫一封信給徐師，說是友人赴港希望接見，但不敢在信中明記是何許人。康到香港時先打電話，還不及說自己是誰，徐師已知是老康，其機敏過人！
徐師希望台人自己屹立為自己命運奮鬥，薛順雄教授2011年3月21日給某校友函引述徐師的面諭：「台灣人之命運，台灣人不主動關愛而寄望於逃難來台之人最為可悲。」
這是一句很沉重的話。薛教授因此引佛陀的話：「將幸福期望在別人的身上是件愚笨的事。」
榮芳在本書最後一章的陳述也指出台人「自我設限」之缺陷；以我的話來說，是經白色恐怖被「奴化」的結果；是歷史的產物。即使政黨輪替，支配者本身也被「同化」，故轉型正義只是虛張聲勢。
再說徐師，他是亟望變革，他見康寧祥辦《八十年代》月刊（1979 年6 月創刊，1984 年4 月改為半月刊），很高興。當年蕭欣義為他編著作集，擬由學生書局出版，但徐師寫信給我，要我告訴欣義，全由八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但此事已與學生書局約定，故祇以《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一書，在1979 年由八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榮芳要我寫幾個字，我做了這樣冗長的交代。

（七）
作者榮芳兄在最後一章的綜述，對曾約農定位為「中國的道統」、「衛道之士」，用「同情的瞭解」給予尊重。
對林攀龍，提醒我們用欣賞的眼光看他的哲理。
對族群的奇異用廣大的心胸包融，主張族群大融合。
對久居台灣仍扞格的人，提出英國政治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以一個英國人維護美國獨立革命的偉大胸懷作參考。
他對本土的台灣人之自我設限，指出應該堂堂正正的「所信表明」，獨立自主是一條自救的活路；國家存亡，是無可避免的責任。他引用林攀龍的名言：「我國人民，也必能徹悟台灣在國際上立場之重要性，自尊自愛。從心理上說，如認定台灣是地球的中心，世界萬事都據此運轉，亦無詫怪」。此言不是也印證目前台灣受中國帝國主義的威脅，讓世界覺悟台灣的存亡，關係他們安全？！
榮芳提醒台灣人民「轉型正義」應該挑戰「深層權力結構」。是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台灣至今仍被其「同化」，包括榮芳指出的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學術、教育、文化，但我在此補充，包括剝削的土地政策和稅制。毒素深入骨髓，尚未消除而執政者未能自覺。
最後他提出八項台灣建國論述，我完全接受，故以《詩經》所說的「與子同袍」（見「秦風．無衣篇」），以為序。
（文中人物敬稱略。）
2022 年9 月在台大舟山路的老舍
（本文作者為東海第一屆校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日本東京大學博士。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的專家，台大歷史系名譽教授，長期關心與投入台灣的民主與建國運動。）

作者序（節錄）

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虹を見れば我が心躍る）。（1923）——林攀龍（1901-1983）

真的事物，要無理止抑，是不可能的。真理有其堅强之擴展性，就像沒法阻住春花開放、湧泉上溢一樣。—— 林攀龍，〈海德公園〉（1954）

哲學、宗教、科學，應該融和一致，人們才會刷新精神力，肅清混沌危機的荊棘，開闢人類光明的坦途。—— 林攀龍，〈現代文明之考察〉（1954）

只有真理才能使人自由。堅決實行靠真理的自我解放。這樣，我們台灣同胞才能相稱於美麗島的居民。要拯救台灣之路，除此之外是沒有的。——林攀龍，《人生隨筆及其他》

重新發現台灣知識人林攀龍（1901-1983）的喜悅
受「中國史觀」教育成長的台灣人，對中國作家徐志摩（1897-1931）的〈再別康橋〉、與朱自清（1898-1948）的〈背影〉，耳熟能詳，但是卻很少人知道 —— 誰是林攀龍？什麽〈海德公園（Hyde Park）〉？什麽〈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什麽〈現代文明之考察〉？ ……而這些文章非常精彩，應是今日各級學校國文課程可採用的絕佳教材。
數年前，筆者翻閲史料，重新發現長久被遺忘的台灣本土作家、教育家林攀龍（1901-1983），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台灣知識菁英。他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寫作，匯集於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傳文文化事業，2000年，現已絕版）。然而，林攀龍的寫作，令人感到歷久彌新，展現淵博的知識；他的人生哲學充滿智慧，仍然新鮮活潑，令人喜悅愛讀。
林攀龍在戰前用日文撰寫的多篇文章，由秦賢次精心收集，二十多年前，請托精通日文的詩人葉笛（1931-2006 ，葉寄民，文學評論家、翻譯家）翻譯成中文。譯完後，葉笛致函秦賢次，寫道：
翻譯這些大作，使我對二十年代的台灣文學開了一個「天窗」。……林攀龍先生的作品，在二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理論上，可以說是先覺者，尤其〈近代文學の主潮〉在那個時代能有這樣詳盡的，可以說沒有，我手頭有一套[中國的]《新青年》複印本，徵之於一九一七年發軔的「文學革命」上的理論，[林攀龍的文章]實在超越同期的任何理論文章，這些文章是「台灣文學史」上的見證，應該整理出版。任其湮沒，可以說是文化上的一種罪過。……非常欽佩這位文學先進的文學的認知。對生活宗教及政治深刻、睿智、透徹的分析，這些作品就是現在還是璀燦的。
詩人、文學評論家葉笛指出，林攀龍的作品，「任其湮沒，可以說是文化上的一種罪過。」筆者深有同感，重新發現台灣先輩文學奇才教育家、哲學家林攀龍，值得吾人慶幸喜悅！

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的林攀龍，來自中國的曾約農
在族群相對融合的今日台灣社會，人們容易忘記，1950至1970年代白色恐怖如火如荼時代，强勢的「外省人」與弱勢的「本省人」，族群疏離對立相當普遍。撰寫歷史，還原昔日情景，可望提醒年輕讀者，今日台灣民主自由得來不易，必須珍惜守護，蓋民主自由運動猶如划舟，不進則退。昔日先賢的想望、智慧、與行徑，可供今日新世代之借鏡。「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李世民語）。願大家面對歷史，以史為鏡，獲取智慧，促進族群大融合。
本書以兩位二十世紀教育家知識人曾約農與林攀龍爲例，論述中國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總統統治台灣時代，不同族群的知識人各懷不同的想望，互相疏離的情景；因而，往往導致强勢的外來統治政權，埋沒台灣本土人才。
1951年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人曾約農 （1893-1986） 是第一代「外省人」，而林攀龍 （1901-1983） 則是在日治時代台灣出生、從小在日本受教成長、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台灣本土知識人。兩人前半生所處歷史地理環境、與生活經驗極大的差異，形塑兩人不同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戰後，兩人後半生同樣居住在國民黨軍事戒嚴、一黨專制統治下的台灣；同樣是教育界人士，但兩人互相疏離，蓋社會族群背景、意識形態不同，個性、興趣、境遇、爲人處世都不相同。
綜觀兩位教育家知識人的想望，最大的差異在於兩人所關注的政治文化價值觀的焦點不同——一位是專注「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復興中華文化的「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者」，熱愛中國的知識人；另一位是憧憬歐美浪漫主義文學、崇尚自由人文主義、心靈價值、關懷人類文明發展、既「普世」亦「本土」、憐愛台灣鄉土的知識人。
林攀龍是台中霧峰林獻堂先生長子，1925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隨即前往歐洲，先後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德國慕尼黑大學進修文學、哲學與神學。1930年代回台後，在霧峰家鄉協同其父從事地方文化建設教育工作，戰後擔任私立萊園（初級與高級）中學校長。
曾約農是清末「同治中興」重臣曾國藩的曾孫。年輕時代留學英國倫敦大學讀礦冶，獲得學士後回中國，在湖南長沙興學從事教育工作。曾約農的核心思想是中國儒家文化道統。蔣介石總統心目中的中興英雄就是曾國藩，因而推崇曾國藩為復興中華文化的偶像。故此，曾約農的想望，與蔣介石的志向相當吻合。
1951年來台後，曾約農是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1955至1957年擔任東海大學校長。他真心誠意擁護蔣介石的「黨國體制」（黨國一體，一黨專制）。東海大學校長卸任後，曾約農回台大教書，1966年應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他的政治立場跟國民政府一致，對於台灣現代史上最受矚目的政治事件--二二八事變，他完全採信官方說法，跟台灣人民的想法落差極大，因此雙方疏離深遠。
曾約農與林攀龍各有專長，兩位都是傑出的學者與教育家。但是，因爲族群背景、政治因素、以及人際關係，曾約農來台後，平步青雲，從台大教授，到東海大學校長，到總統府國策顧問，一身榮耀。
而林攀龍則擔任私立萊園中學校長多年，一直到1960年代，才從事經營企業。1955年有位東海大學董事推薦林攀龍任職東海大學、以備候選第二任東海大學校長，但是此事輕率地被否決棄置。這一事件，本書將有一章詳細討論。

筆者此書時常夾入英文和日文原文，是爲了要與讀者分享原文作者的文筆、心思、與機智；也因爲顧慮到筆者笨拙的中譯文，不能完全精準，未能接近「信、達、雅」之翻譯藝術理想，所以懇請讀者親自研讀、雅正。
下面介紹本書各章節。

林攀龍（1901-1983）的生平與文學創作
本書第一章首先介紹林攀龍的家庭背景及求學過程，進而討論其政治文化活動。1920年代初期，二十二、三歲的林攀龍，抱著一股熱情，在東京積極參與父親林獻堂領導的台灣人政治文化活動，包括發表詩詞及論文。
〈[歐洲]近代文學的主要潮流〉是一篇非常精彩的長文，論述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以及人道主義濃厚的俄羅斯與挪威、瑞典文學；對一些代表性人物與文藝情勢作出精闢的分析；特別有趣的是，對「希臘主義的肉體的世界和希伯來主義的心靈的世界」之觀察，確實掌握到歷史性歐洲文明演進的特徵。這篇論文展現出林攀龍早熟的思想、豐富的學識、以及穩健理性論述學術的才華。
另一方面，林攀龍的抒情文和詩詞，則表露洋溢的感情。〈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一文，非常精彩，極有創意，他指出西洋人因喜悅大自然而對神感恩，跟東洋人「諸行無常」的人生觀與自然觀大不相同，他以歌德（Goethe）來對照松尾芭蕉（Matsuo Bashō）。近代主義及浪漫主義的先驅盧梭（Rousseau）呼籲「回歸自然」，托爾斯泰（Tolstoy）響應，年輕的東京帝大學生林攀龍激賞，寫詩呼應。〈在生命的初夏裡〉流露年輕孤單的林攀龍遭到感情的挫折，内心彷徨，猶如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然而他熱情洋溢，通過大自然，向耶穌祈求精神的慰藉、心靈的安寧。閲讀林攀龍這些寫作，令人贊嘆這位台灣出生的東京帝國大學才子。
本書第二章討論林攀龍留學歐洲之心得，以及1932年返鄉後創設「一新會」，從事文化啓蒙活動，包括邀請學識高深之士來演講。他本人主講的内容頗具深度，他指出，「把生活的科學化向我們顯示，教我們把女性和男性同等看待，催促我們對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覺醒，把人生的肯定和生命的尊重教給我們的，不是東洋文明，而是產生西歐文化的基督教人生觀、宇宙觀。」但是，他同時批評現代科技機械文明的弊害，主張吾人必須兼顧人文心靈價值的提升。他强調新台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一新會」的各種活動，到1937年七七事件爆發後才結束。
1945年終戰後，10月25日在台北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林獻堂擔任主席。1947年林攀龍夫人曾珠如參與婦女會活動，獲選為台灣省婦女會理事長，之後，以高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大代表。總之，戰後林獻堂一家，爲了保住林家的家產與事業，頻頻對中國國民黨政府表示善意順服。然而，1949年9月23日，林獻堂突然搭機赴東京「治療頭眩之宿疾」，從此滯日不歸，過著自我放逐生活。
原來，在戰前思念「祖國」的林獻堂，戰後看到「祖國」的軍隊來台灣之二二八事件大屠殺、軍事戒嚴、白色恐怖，軍隊、警察、情治特務極權統治，比日本殖民統治更殘酷嚴厲——終於令他對「祖國」完全「疏離」（alienated）、幻滅（disenchanted）。林獻堂1956年9月8日，病逝於東京，享年七十六。林攀龍赴日辦理先父喪事，並接運骨灰返台，安葬於霧峰萊園山麓。林攀龍本人留居台灣霧峰家鄉，主持私立萊園中學，默默工作，教育學子。

評論林攀龍著《人生隨筆》（1954）：論述人類文明與人生價值
1954年林攀龍撰寫《人生隨筆》，發抒他的人生觀，本書第三章摘錄每一篇隨筆，評論其要義。他一生博覽群書，追求做人之道，擇取東、西洋文化傳統中之精華，加以辯證。他主張把人生看成一所大學，學習做人，自由和謙虛，「為自己生長而努力，為實現人格價值而奮鬥。」人類以科學創造的現代文明，看起來閃耀燦爛，「科學力量，可以征服自然，豐裕人類物質生活。但它有未經駕馭的一件東西依舊存在，這就是人性。現社會的文明人，因知能高度上昇，智慧急劇下降，馴致知能、智慧，不得均衡，造成現代文明的矛盾及窘題。」要如何提升社會生活的智慧？林攀龍有精彩的論述。他經常以人類社會文化演進之立場立論。他另一篇隨筆〈海德公園〉（Hyde Park）引述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所著《論自由》（On Liberty），啓發吾人的至言甚多。這些佳作都是應該編入今日台灣各級學校人文、社會學科課本的絕佳教材。
本書第四章持續摘錄評論《人生隨筆》，論述人類文明與人生價值。林攀龍創辦私立萊園中學，試圖遵照盧梭（Rousseau）和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的教育方式。他寫道：「教育本義，不宜教人想什麽；乃在教人如何想法。學園生活最愉快者，莫過於眼見學生肉體、精神各方面的迅速成長進步。」林攀龍憧憬歐美自由浪漫主義文學，跟中國道家哲學喜愛自然相吻合。他多處引述歐美詩人以及中國詩人，描述自己平日的生活藝術，遠離爭權奪利的俗世，海闊天空喜愛自然的心境。另有一篇隨筆，林攀龍引述屠格涅夫（Turgenev）一篇非常令人感動的《乞丐》故事，表述他的教育哲學，强調在現代科技文明世界裡，不可忘卻培養精神心靈價值。另外，同樣令人感動的是，在擁抱廣闊的世界主義國際觀的同時，他熱愛台灣，對台灣鄉土做生動的描述。

推薦序／與子同袍　鄭欽仁
推薦序／「台灣經典」的人、事、物，何日成為我們的常識與典範？　周婉窈

作者序／
重新發現台灣知識人林攀龍（1901-1983）的喜悅
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的林攀龍，來自中國的曾約農
林攀龍（1901-1983）的生平與文學創作
評論林攀龍著《人生隨筆》（1954）：論述人類文明與人生價值
曾約農（1893-1986）的生平行徑，東海大學遴選校長
「自由人」的想望，學術文化轉型正義，台灣建國論述

第壹章　林攀龍：林獻堂的長子，東京帝大才子的文學創作
林攀龍（1901-1983）：林獻堂的長子
東京帝大秀才，參與政治、文化活動
〈［歐洲］近代文學的主要潮流〉（1922）
〈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1923）：人、自然與神，情感連接
〈在生命的初夏裡〉：於寂寞的東京之寓所（1923）

第貳章　留學歐洲心得，「一新會」，感情世界，及戰後的林家
留學英國（1925-1928）、法國、德國（1930-1932）
讚賞顔水龍繪畫及歐美文藝，表現細膩的審美觀（Aesthetics）（1931）
〈歐羅巴〉（ヨ-ロッパ）（1932）
〈要正確認識人生的目的〉: 知識必須伴隨智慧增長（1932）
〈新台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1932）
〈要活於創造才能打開解放之路——前輩的努力有這種誤算〉
霧峰一新會（1932-1937）
林攀龍的感情世界
戰後的林獻堂與林攀龍父子

第參章　評論《人生隨筆》（1954）：人類文明與人生價值
《人生隨筆》（1954）出版動機
〈永遠的今天〉：「今天一日主義」人生觀
〈人生大學〉：生死觀，學做人
〈神與獸之間〉：人非天使，也非禽獸
〈人間到處有青山〉：各國各地，都有好處
〈花落春仍在〉：親切待人，盡情對人
〈秋月揚明輝〉：單純欣賞自然美景
〈現代文明之考察〉：論科學與人生價值
〈自然與人生〉：自然是神的啓示
〈修築象牙之塔〉：在孤獨氛圍中創造
〈目的與手段〉：簡短提到台灣政治
〈台灣〉：成爲「自由國家民主精神的堡壘」之想望
〈理想與生活〉：真善美的理想主義
〈人間多佳景〉：根源在愛情
〈天面　地面　人面〉：描述鄉土，揣測農夫心理
〈友情〉：互相衿卹憐憫
〈海德公園〉（Hyde Park)：言論自由論述

第肆章　續評論《人生隨筆》（1954）：人類文明與人生價值
〈最多而最少〉：建國之道，重質不重量
〈教育與學校〉：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
〈學園生活〉：自然教育
〈職業與人生〉：通才教育論述
〈閑日月〉：「我格外愛菊，爲了它的節操」
〈明月清風不用錢〉：人們内心渴望真摯的親切、情愛
〈人生的側面〉：人類之精神文化，憑藉苦惱而產生
〈創造的歡喜〉：純粹的心靈，創造真善美之喜悅
〈青鳥〉：「幸福類似自由人」
《人生隨筆及其他》讀後感

第伍章　曾約農（1893-1986）：曾國藩的曾孫，捍衛道學，擁護黨國 
清朝統治中國時代，顯赫的曾氏家世背景
出國留學，返鄉興學，民國時代教育活動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顛沛流離兩年，輾轉抵達香港避難
1941年底香港淪陷，文化人變裝為難民逃離
1945年終戰後不久，内戰，再逃難到香港，轉至台灣
曾國藩：蔣介石總統心目中的英雄，爭議性歷史人物
曾約農：捍衛道學，擁護黨國體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

第陸章　「黨國體制」下，東海大學遴選校長（1950年代）
東海大學共創者：美國「聯董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董事會成員的政治傾向
董事會：强勢的保守派vs. 弱勢的自由人
校長候選人：陳錫恩博士
校長候選人：曾約農教授
曾約農校長：1955-1957年
曾約農誠心擁護蔣介石「反共抗俄」、「反攻大陸」與「黨國體制」 
曾校長與芳衛廉博士意見相左，關係緊張，導致辭職
前校長曾約農，心不甘、情不願
遴選繼任校長問題：吳德耀如何克服困難
結語：觀察「大中國民族主義」現象

第柒章 當台灣知識菁英，碰到黨國精英：林攀龍對上曾約農
「中國知識人」的民族主義、制約自由主義思想
在台「中國知識人」的自由主義思想：曾約農比照徐復觀
曾約農對照林攀龍：政治文化、語言、學識、思想、個性
蔡培火推薦林攀龍任職東海大學，以備候選繼任校長，曾約農强烈反對
芳衛廉博士對林攀龍興趣缺缺，原因何在？
曾約農反對林攀龍之歷史涵義：黨國意識，與疏離感（alienation）

結論　自由人的想望，學術文化轉型正義，台灣建國論述
綜觀兩位教育家知識人的想望
「中華文化民族主義」在今日台灣
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國政治家思想家維護美國獨立革命
自由人的想望：「轉型正義」挑戰「深層權力結構」
中央研究院：回顧歷史，期望「正名」
回顧林攀龍的行徑、「自由人」的想望
台灣建國論述：展現真相，建國目的及想望

致謝

第一章　
林攀龍 : 林獻堂的長子，東京帝大才子的文學創作（節錄）

台中霧峰林家族長林獻堂（1881-1956）與板橋林家的林熊徵同輩。林獻堂的父親林文欽（1854-1900）清末光緒年間在台灣中部開墾土地、並經營外銷樟腦而成巨富。林文欽是恩科舉人，地方士紳，築萊園設私塾於霧峰。林獻堂自小在私塾受教，他的堂兄林朝崧（1875-1915）、侄子林幼春（1880-1939）、林仲衡（1877-1940）皆擅長詩詞，共組詩社切磋文學。耳濡目染之下，林獻堂也養成對文學的愛好，及少年老成的穩重性格。十九歲時喪父，林獻堂乃接掌家庭事業。
林獻堂是經歷清朝、日治、戰後時期三代的台灣地方領袖。日治時期他主張以和平方式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在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皆扮演領導的角色，因之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從1962年多次來台研究林家的歷史學者約翰娜．梅斯基爾（Johanna Menzel Meskill）譽其為「台灣第一公民」（“the first citizen of Taiwan”）；她說許多台灣人認為：假設戰後1945年舉行公民自由選舉，林獻堂將會輕易贏得台灣總統大位。
那麽，林攀龍是誰？是林獻堂的長子。父親太有名，導致很少人注意到兒子。其實林攀龍很特別，是當代台灣的奇才、傑出的作家、教育家與哲學思想家。他對父親的影響重大，在戰前台灣文化啓蒙運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提供父親許多現代西洋新知識、新靈感。戰後，他隱居家鄉霧峰，主持萊園中學，默默教育學子、讀書、寫作、賞花、欣賞交響樂，怡然自得，一直到1961年開始，為了家族生計，毅然挺身而出，經營企業，非常成功，身後留下億萬家產。本書著重林攀龍的教育生涯、他對台灣文化啓蒙運動的貢獻、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他對台灣的想望、以及對今日吾人的啓示。讓我們從頭開始，敘說這位台灣知識菁英的故事。

林攀龍 （1901- 1983）：林獻堂的長子
1901年（明治 34 年） 5月2日，林攀龍誕生於台中霧峰。六歲時入漢書房，隨鹿港施家本學習漢文與四書五經。1910年（明治 43 年）春，林獻堂率攀龍（十歲）及次子猶龍（九歲）往日本東京求學，寄宿於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家中。攀龍入東京小日向台町尋常小學三年級就讀。四年後，林獻堂再率三子雲龍至東京求學。
當時（1945年終戰之前）日本的教育制度「小學校」六年制，「中學校」五年制，「高等學校」三年制，然後「大學」三年制。林攀龍天資聰慧，求學過程非常順利。1914年 （大正3年）3月小學畢業，4月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校。1919年（大正8年） 4月考入熊本第五高等學校，1922年（大正11年）3月在熊本市的日本基督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同月底高等學校畢業，一個月後考進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
二次大戰前的日本教育制度，並非戰後的普及教育，而是精英教育。戰前，一般人讀小學畢業後，再讀職業學校，之後就出社會謀職。只有少數人考進中學，更少數能進「高等學校」，極少數人進大學。精英教育重質不重量。譬如說，在戰前「高等學校」學生，就在讀彌爾（J. S. Mill）的《論自由》與康德 （Immanuel Kant）的哲學。總之，戰前的日本精英教育制度下，「高等學校」及「大學」的素質相當高，而且林攀龍非常用功讀書，樂在其中，稍後我們閲讀他當時的文章就清楚了。
林攀龍三個兄弟和一個妹妹（關關）少年時期，在1920年代的日本就學成長。大正時代（1912-1926）的日本，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政治上有所謂「大正デモクラシー」（“Taishō Democracy”） 的議會制度，社會上人們模仿歐美自由時尚，追求西洋式的「文明開化」（“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大正時代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在林攀龍的求學過程中，造成重大的影響，在他的心田，種下了自由理想主義的種子 ——令他終生憧憬歐美自由主義哲學及浪漫主義文學。
1920年代，大正時期相對和平、自由、開放的氛圍，同樣造就了林獻堂和他的同志們一個機會，從事政治、文化運動，試圖領導台灣民眾，爭取自由自治。

東京帝大秀才，參與政治、文化活動
1918年（大正7年）8月，林獻堂偕秘書施家本赴日，居住東京，開始與台灣留學生接觸。之後多年，林獻堂來往台、日之間，從事政治與文化運動，就學東京的林攀龍自然積極參與其中。1919年（大正8年）底，百餘名台灣留學生在林獻堂和蔡惠如領導下，結成「啓發會」，主要成員有鄭松筠、黃登洲、王敏川、羅萬俥、彭華英、黃呈聰、吳三連、劉明朝及林攀龍等人。未幾，「啓發會」解散，但原班底在1920年（大正9年）1月，重新成立「新民會」，以林呈祿、蔡培火、王敏川、鄭松筠、彭華英為主幹，推舉林獻堂和蔡惠如為正副會長。當時十九歲的高校生林攀龍參加為會員，也是「東京台灣青年會」會員。「新民會」發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創辦以啓蒙台灣民族運動為宗旨的《台灣青年》月刊，由蔡培火擔任編輯兼發行人。
1921年（大正10年）1月30日，首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林獻堂領銜，有178人簽署，以後接續提出15次，至1934年（昭和9年）9月2日，台灣總督下令停止情願，歷次情願簽署人數，合計達一萬八千五百二十八人。1921年（大正10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假台北靜修高等女學校成立，舉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與蔡培火為專務理事，從事文化與政治活動爭取台灣人的自由與自治。
1922年（大正11年）4月，林攀龍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時年二十二歲。他抱著一股熱情，積極參與政治文化運動。當年《台灣青年》月刊，改名為《台灣》繼續出版，林呈祿任編輯，鄭松筠為發行人，林攀龍任學藝部長。5月11日出版的《台灣》雜誌中的「詞林」欄，收有林攀龍（署名「南陽」）的〈平和塔〉一首詩：「標榜平和畫白鳩，燦然俯瞰帝王洲。誰知百尺凌雲塔，不及海邊蜃氣樓。」日文「平和」（heiwa）是和平的意思；「海邊蜃氣樓」即「海市蜃樓」的幻景。此詩寓意，疑慮當時的和平氛圍，是否只是「海市蜃樓」的幻景。
1922年（大正11年）6月，林攀龍加入「台灣青年社」，為總務部幹事之一，黃呈聰是總務主任。7月10日的《台灣》雜誌，刊出林攀龍的詩〈落櫻〉：「溷旗搖動晚風斜，花謝花飛飛滿沙。江上漁翁時舉網，落紅片片多於蝦。」
林攀龍從六歲時就跟隨父親與父親的秘書施家本學習漢文，造就堅實的漢文根基，充分呈現於其詩文作品，而且他的日文造詣極其深厚。1922年（大正11年）8月8日《台灣》刊登他署名「林南陽」的長篇論文〈近代文學の主潮〉（計二十九頁），約一萬五千餘字。隔年3月與7月，又分別登載他的兩篇抒情文：〈虹を見れば我が心躍る〉，以及〈生命の初夏に〉。
我們從林攀龍二十二、三歲時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在高等學校和大學時代，確實非常用功讀書，博覽人文群書，而且深具創意，用心寫作，樂在其中。所以，稱呼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的秀才、早熟的學者作家，一點也不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