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生產力」史觀下，出現了許多著名悖論，偏激如認為「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因為工業革命帶領人類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再者如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分析，農耕人雖然勞動時間增多，但幾千年來都沒能走出溫飽挑戰，斷言：「農業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錯誤。」以上看似當頭棒喝的洞見，都沒有看見「風險應對力」的重要性。

本書的目的是要糾正這種傳統史觀和文明觀，除了生產力，我們還要增加一項指標：人類的「風險應對力」，幫助我們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進程。我們會看到，文明主要是對兩種挑戰的反應，一是生產力低，另一則是風險應對力差，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風險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劑。

\\\關於人類生存危機的宏觀敘事，建立避險機制克服長期不穩定///

本書探討範圍廣泛，從「古代人崇尚暴力」談起，直指人類戰爭的根本原因；再從農耕技術、迷信崇拜、婚姻家庭、教會組織的形成，如何改變人類生活；最後總結到借貸、運輸、國際貿易等經濟活動，乃至於現代國家的確立，其內涵中的「風險應對力」。

電影《侏羅紀公園》開場便說：「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又或者如心理學家西摩．艾波思坦曾說：「我們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認識世界。第一種方法，依賴直覺、偏重敘事和實驗；第二種方法，依賴分析、理性冷靜。」人類會自發創新，克服困境，因此傳統的禮制孝道、養兒防老、新婚洞房、風水迷信、八字算命，這些看似非理性的習俗，背後實有更深層的經濟學考量。

作者簡介

陳志武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曾榮獲默頓．米勒研究獎。《華爾街電訊》於2006年評選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全球龍頭公關公司博雅（Burson-Marsteller）於2012年〈G20國家最具影響力人物報告〉中評選為「中國最具影響力十人」。現受聘於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擔任經濟學講座教授與亞洲環球經濟研究所所長。專業領域為金融理論、股票、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作為一個財經學者，他深刻瞭解近代西方金融技術和西方國家財富累計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的制度性因素。近二十年，他的研究開始由成熟市場擴大至中國經濟轉型過程，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市場發展體制建設課題。他致力於從歷史檔案中建構財務和社會史資料庫，獲得成功之餘更對經濟及社會史題材進行深度挖掘和書寫。並於2013年在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創辦一年一次的「量化歷史講習班」，並從2015年起繼續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舉辦該講習班及國際量化歷史年會，立意推動量化歷史研究。
著有《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金融的邏輯》系列、《財富的邏輯》系列、《24堂財富課：與女兒談創業》等暢銷書。

序

緒論　風險推動的人類文明

在嘗試評估文明變遷史時，我們需要度量「進步」和「倒退」：什麼情況下文明可被稱為「進步」，何時又「倒退」了？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把評估用的量尺。一旦選好量尺，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進程，也可判斷文明中每一次創新的價值：有的創新創造價值，即「進步」；有的則減少價值，即「倒退」。在現有文獻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慣用的量尺是「生產力」（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產力」，其他指標都不重要。勞動生產力就是「生產力」的一種：一個人一年勞動下來，能有多少產出、多少收入。一種創舉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產力」、沒有抬高每年「人均產出」，即便能改進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無用之舉、非進步之舉。「唯生產力」準則應用到當今國家，就是「唯GDP」論，成為只追求GDP（國內生產毛額）增速政策的學理基礎；而應用到歷史分析中，在「唯生產力」史觀下，人類發展通常被劃分為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等階段。
本書的目的是要糾正這種傳統史觀和文明觀，也就是除了「生產力」，我們還要增加一把量尺：人類的「風險應對力」（就是「應對風險」的能力），使我們能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從本書中我們會看到，文明主要是對兩種挑戰的反應，一是生產力低，另一則是風險應對力差，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風險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劑。

▍「生產力」這把量尺夠用嗎？

加州大學經濟史學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一屆量化歷史講習班上發表：「人類史上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只有工業革命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細節。」此言一出，讓在場老師和同學為之一震。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從西元前十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近三千年裡，全球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沒有變動，其間雖然出現過波動，但並沒改變勞動生產力長久不變的趨勢。
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中對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結論也一致：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兩千年裡，勞動生產力基本不變。克拉克強調，人類在十九世紀前的幾萬年裡，一直沒能走出「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即使生產力偶爾提升，致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分配所得，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點；或者，由於自然災害或人為戰爭導致人口減少，在總產出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收入會增加，接下來生育率就會上升，可是人口成長後人均收入再次減少，勞動生產力還是回到原點。就這樣，人類社會圍繞同一生產力原點，無聊地重複，沒能走出陷阱。直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後，英國、美國、西歐國家率先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力持續飆升，而其他國家要麼繼續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掙扎，要麼就走向持續衰退，西方和世界其他社會之間的大分流開啟。

▍婚姻的起源與邏輯

在人類與風險的博弈歷史中，既有跨區遷徙、定居農耕和發明儲藏手段這樣的技術創舉，也有迷信「壯膽」、「威懾」這樣的心術，但這些都沒涉及人際合作，沒有發揮社會關係的避險潛力。過去數千年中，最突出的文明創舉應該是圍繞人際跨期合作的文化與制度建設。從邏輯上講，在給定的物質產出與技術條件下，人際跨期甚至更能優化人類生存處境，以有餘補不足，以未來補今天，或者以今天補未來，所以如果有個體、群體或地區遭遇風險衝擊或其他不幸，那些不受衝擊的各方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可是，如何實現人際跨期交換，做到既避免失信、賴帳和跑路，又不助長懶惰搭便車呢？今天有餘者可以補當下不足者，但今後在前者短缺時，後者必須補回，或者無論如何，後者今後必須給予回報。這種跨期交換不一定是個體與個體間直接進行，也可以是通過仲介以多對多的方式完成（如有餘者將資源投放於放貸機構、商業銀行或保險公司，不足者與這些機構進行跨期交換，或者通過之後講的家族、教會，實現成員間跨期互助，這些組織都被稱為仲介）。跨期承諾不難設計，卻難在執行，因為如果沒有機制懲罰欺詐違約、防範搭便車，就無人敢相信這種承諾。
婚姻和家庭是遠古時期不同社會做出的回應，亦即借助姻親網絡和血親網絡解決信任問題：血緣關係與生俱來、永恆存在，永恆關係就是信任，而姻緣通過習俗、儀禮和倫理加以強化，也可成為終生難變的承諾關係。在第四章，我們具體講解人類運用了哪些舉措將姻親做成幾乎跟血親同樣牢固的人際關係，以及婚姻如何提升個體的風險應對力，而第五章則專門探討家和宗族的風險互助功能。姻親網絡、血親網絡在形式和性質上就如同今天的俱樂部，但信任度和凝聚力更強，彼此「抱團取暖」，成員間的交換互助更加可靠。從這層意義上說，婚姻制度和家秩序的演變發展在規範社會秩序的同時，強化了個體應對風險的能力，推進了文明化。

▍家秩序的建立與風險調適性人力資本

第五章會談到，在各社會，家秩序的建立時間不同，其發展過程與完善程度各異。以中國為例，雖然《儀禮》、《禮記》和《周禮》等儒家經典是對周朝禮制的總結，說明家秩序近三千年前就相當發達，但這套體系從孔子、孟子到漢代董仲舒、宋代程頤和朱熹、明代王陽明等，經過歷朝歷代無數儒家哲人與踐行者的不懈努力，才滲透到社會各角落，全面規範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十九世紀的晚清和二十世紀的民國時期，基於「三綱五常」的名分等級秩序已經把每個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牢牢地固定在家庭、宗族和社會結構中的一個位置上，終生不變。這樣做當然使個人無自由選擇、犧牲個體權利，但好處是使家庭內、宗族內，甚至社會中的人際跨期互助變得可靠，降低了成員間的交易成本。
當然，這把我們帶回到前面提出的問題：儒家花了兩千多年持續完善禮制，可是這些努力並沒有提升勞動生產力，這套體系真的有實際貢獻嗎？第五章和第十章會講述：在功能上，宗族如同一個「內部金融市場」，而禮制的目的是強化宗族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以促成族親間的風險分攤和資源分享，減少族內交換成本及跨期承諾的不確定性，最終是為了提升個體和家庭的風險應對力。按照這一邏輯，隨著儒家禮制的深化發展，中國社會應對風險的能力應當逐步提升，暴力逐漸下降，社會秩序持續改善。第五章總結的多項量化歷史研究對這些預測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儒家文化影響深、宗族發達的時期或地區，人們應對災害衝擊的能力強，農民在災荒時期的暴動頻率會更低、人食人現象也更少，社會秩序井然。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儒家的發展促進了人口成長，儒家影響深的地區，其人口密度更高。這印證了孔子所言的「不患貧而患不安」。通過儒家宗族把未來風險規避好了，族人的憂患少了，社會混亂就必然少，此即儒家禮制對文明化的貢獻。

▍宗教的風險調適與救助價值

家秩序是最為持久不衰的人類互助共同體，其次是組織嚴密的宗教社群，宗教對強化人類生存力也貢獻很大。猶太教大約形成於西元前六世紀，基督教起始於西元一世紀，伊斯蘭教在西元七世紀創立，這些一神教和創立於西元前五世紀的佛教至今還主導世界大多數國家。社會學先驅涂爾幹（Emile Durkheim）說：「宗教就是一組有關神聖事物的信仰與實踐的統一體，這些信仰與實踐將信眾凝聚到一起，組成一個叫『教會』的排他性道德社群。」家庭和宗族能長久持續，這很好理解，因為它們是基於血緣的共同體，但宗教是超越血緣的，是基於對「道德化神」（moralizing gods）的共同信仰，卻也能持續上千年甚至兩千多年。國家有興衰但宗教能永恆，這本身就值得我們研究探討，更何況如果離開宗教，我們就無法理解不同文明在過去兩千年的演化歷程。
那麼在實效上，宗教對人類的貢獻如何？作用方式又是什麼？前面說過，如果只從勞動生產力指標判斷，宗教跟儒家一樣，也沒能帶來正面的影響。不僅從軸心時代（即西元前八〇〇年至前二〇〇年）直到十八世紀末，全球人均收入基本沒變，而且一些基於現代資料的研究還表明，信教程度愈高的社會，其總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反而更低。也就是說，宗教甚至對生產力呈負面作用。可是，就如我們對儒家文化的評估一樣，一旦考慮風險應對能力，結論就不同了，因為宗教社群也是一個類似「內部金融市場」的跨期合作互助體，包括物質和精神上的互助，共同信仰和相關儀式規範成為強化教友間合作的信任基礎。基督教的《聖經》講得就很直接，「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律例，典章……他（神耶和華）必愛你，賜福與你，使你人數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給你的地上賜福與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並你的五穀，新酒，和油，以及牛犢，羊羔。你必蒙福勝過萬民。你們的男女沒有不能生養的，牲畜也沒有不能生育的。耶和華必使一切的病症離開你」（《舊約．申命記》第七章十一至十五節）。意思是說，只要你信上帝並堅守教規律例，那麼物質短缺、不生不育、疾病纏身這些風險都不會跟你有關。
宗教作為有組織的信仰在人類歷史上出現得很晚，但在強化社會秩序、提升風險調適能力方面貢獻突出，並且持續力旺盛。那麼，宗教的風險調適效果是如何取得的，哪些教義、教規和組織技巧發揮了關鍵作用，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以及教派競爭又帶來哪些後果，這些都是第六章分析和解答的問題。其中，高頻率的禱告儀式、極高的信教成本、清晰的教友邊界，都是關鍵的強化教會凝聚力、緩解資訊不對稱的組織方式，幫助宗教有效減少逆向選擇和「搭便車」風險。雖然宗教在過去未必提高生產力，卻通過協助個體化解風險、降低社會暴力，推動了文明化進程。

▍海上絲路的多文明競爭

大運河以及後來的鐵路把各地連到一起，形成國內一體化商業市場，海道則跨國界、跨洲聯結各國市場，建立全球化的貿易網絡，在更廣泛的地理範圍和更多人口間分散風險、配置資源，使風險分攤效果達到新高。那麼，全球化商業網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呢？是哪些力量在背後推動？雖然現在不會有人質疑這個網絡的重要性，但當初的推動者未必就清楚其創舉的長久價值。近年中國熱議的「海上絲綢之路」（又稱「海上絲路」）就是經典案例，其推演發展不是任何人事先主動設計，卻也成為不同文明的競技場，凸顯各自特質。
「海上絲路」指的是從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等中國港口可達的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海上商道，最早始於戰國時期的東海、南海沿線，由各越族漁民唱主角，到隋唐成為中國絲綢、海洋奇珍的貿易通道。在西元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初，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來到南海後，他們很快取代華商和東南亞商人，成為海上絲路的主角，包括定居廣州、泉州等口岸，安家立業，將其發揚光大。阿拉伯商人當道的局面持續了近八百年，一直維持到十六世紀初天主教葡萄牙人到來之時。當時的葡萄牙才一百餘萬人口，但基於國家出資模式和槍炮優勢，一來到印度洋、太平洋，就戰勝穆斯林商人，稱霸海道，不僅壟斷南亞香料貿易，還以武力維護自己的海洋霸權，商船未經許可不得上海道。十六世紀末，代表新教文明的荷蘭人初次來到印度洋、南太平洋，經過數十年與葡萄牙人的較量，到十七世紀中期，人口也是百餘萬的荷蘭人奪得海上絲路的主導權。荷蘭人以私營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取得融資，也就是以更大規模的集資與風險分攤模式，戰勝葡萄牙的王室經營模式（即國營模式）。再往後，新教英國人也以同樣方式來到海上絲路，與荷蘭人一同主宰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建立起十八、十九世紀的全球海洋貿易網。

▍金融驅動現代化和文明化

荷蘭人推出的大眾資本市場在融資規模和風險分攤上具有如此優勢，自然引出一些問題：為什麼西歐能走出大眾金融市場之路，而其他文明則沒有？金融何以提升風險應對力？尤其是前幾章告訴我們，從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到商業市場，都能提供一些事前避險和事後救急的功能，為什麼還要金融市場？
第十章一開始會談到，實際上除了利用社會關係解決互助之外，傳統社會還開發了像土地、房產，甚至妻妾和子女這樣的「避險資產」：在風險衝擊下求活路的關鍵時刻，還可以賣地、賣房，甚至賣妻賣女，以所得換取糧食，救活家人。但是，不管是基於婚姻家庭宗族，還是基於妻女去因應風險，這些都是以「人」或「人際關係」作為跨期交換的工具媒介，不僅帶來人的工具化和人際關係的異化，而且交易成本太高，犧牲了人際關係尤其是親情關係的溫情面。雖然土地和房產非人，作為避險媒介並無人文代價，但其作為資產的流動性一般太低，而且愈是災荒時期，這些資產和妻妾的價格會愈低，使其保險價值大打折扣。此外，商品市場的救急價值是靠跨區域運貨實現的，這跟金融靠跨期配置資源的方式實現避險與救急不同。因此，從非人格化、流動性、交易成本、跨期交換等多方面，金融提供了一系列更有效、更精準的風險應對和資源分享手段。第十章會給出許多實例和實證研究結果，更清晰地展現金融促進社會和諧、實現普惠共贏的通道。
至於中西金融大分流，大約可以追溯到軸心時代，從那時起，中國和西方在實現人際合作的方式上就做出了根本不同的選擇：中國人選擇靠血緣家秩序，西方則選擇更多靠社會化合作，使無血緣關係的人也能互助。正如第五章談到的，早在周朝初期，周公就著手建立禮制、選擇靠血緣家秩序解決人際風險互助和資源分享問題；之後，經過孔孟、漢代董仲舒等，不斷鞏固禮制，讓儒家成為官方正統，發展以血緣為本的狹義倫理秩序。在將近三千年裡，哲人與士大夫的關注和創造力幾乎都用在禮制的建設與完善上，禮與法之間以禮當先，造成歷代法典重刑法和行政、輕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給民間特別是宗族去處理，無暇顧及超越血緣的商法制度建設，而那些正式制度又偏偏是外部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於是，十九世紀洋務運動引進現代金融時，中國缺乏足夠可靠的契約執行體系還使現代金融水土不服。

▍風險、福利與國家的起源

在第十一章，我們先解讀風險是如何催生國家的發明，並回顧各個社會早期政府福利的變遷。然後，從工業革命以來新型風險挑戰的角度，剖析為什麼現代福利國家在十九世紀後期才逐步推出。其實，直到十九世紀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花在社會保障（包含工傷殘疾險、社會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的資金占GDP之比幾乎都接近零，只有德國等少數國家例外；而至二十世紀末，該比例通常達二〇％，有些國家甚至超過三〇％。至於福利國家由先工業化的國家發起，這不奇怪，因為前面說過，工業化給離開農業進城的工人帶來與經濟週期、金融危機相連的失業等新型生存風險，愈早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就愈早有政治壓力推出社保福利。

第五章　民安財足然後樂——禮制與家秩序
家秩序解決什麼問題
周朝啟動禮制建設
周朝禮制事無巨細
儒家名分等級秩序
從思想到實踐：禮制的平民化
禮制基本要件：宗祠、族譜、義莊與祭祖禮儀
家秩序的經濟邏輯
儒家秩序的歷史功效
養兒防老
印度種姓制度

第六章　神聖事物的集合體——宗教興起與避險邏輯
宗教的風險調適績效
宗教與信任網絡
宗教與家秩序的競爭

第七章　借給外邦人可以取利——基督教排斥金融和反猶的歷史
宗教排斥金融
猶太人的前世今生
新教改革與金融解放
新教國家與國家的長久對比
為什麼新教國家發展更好？

【第二部】

第八章　貿易帶來和平——商業市場與文明化
從齊內曼人的經歷談起
商貿市場的避險作用與「和平」
大運河及其備災價值
交易與美德

第九章　四海為家——海上絲路與全球化的興起
海上絲路之初
海上絲路興盛與阿拉伯商人的到來
阿拉伯商人何以主導海上絲路
宋元海上貿易與蒲壽庚世家的興起
明朝禁海與海盜襲擊
大航海時代與現代跨國貿易體系
海上絲路歷史的啟示

第十章　價值的跨時空交換——金融市場與文明化
金融的救急與扶貧價值
金融缺失導致農民賣地
從金融缺失看舊社會鬻妻賣女
如何發展金融市場以降低借貸成本？
金融在西方的興起
美國的金融革命
現代金融來到中國
從資本化體制看中西大分流

第十一章　一國興亡之繫——風險、福利與國家的起源
國家因應對風險而產生
治災之道
工業化催生福利國家
國家與宗教間的張力

第十二章　文明進程走向何方
人類婚姻的未來走向
公司的力量
金融市場帶來危機風險
現代國家之能量
宗教之前景

書摘/試閱

第一章　都是風險惹的禍――為什麼古人崇尚暴力？

▍暴力起因：清朝、漢朝與羅馬帝國的故事
要想回答「為什麼古人選擇野蠻暴力」，我們必須先了解暴力的邏輯，也就是驅動人類行暴行兇、發動戰爭的獎勵邏輯。暴力有成本和收益，文明也有成本和收益，到底選擇野蠻還是文明，取決於誰的淨收益更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認為，人類暴力或違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當暴力的收益大於暴力成本時，他會選擇暴力；反之，會選擇文明守法。犯罪的邏輯也如此。一九三八年，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Merton）說，「違法者與守法公民的生活目標並無不同。他們只是選擇不同的手段實現這些目標：非法或合法」。現代人跟古代人相比，誰更好或誰更壞應該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正如《三字經》講的「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在制度環境、倫理文化、社會關係、經濟手段發生變化後，現代人的生存選擇和古代人完全不同：現代人行暴違法的代價太大，做文明人更符合利益；而古代人在很多時候，如果選擇合法守規就無法活下去，甚至即使行暴也不一定能活下去。也就是說，是影響生存的事件，加上所處的經濟、社會與制度環境，決定了暴力野蠻的程度。而對於任何社會，在正常時期，暴力的收益與成本應該基本相當，只有在非常狀態下這種平衡才會被打破，出現暴力收益大於暴力成本的局面，這種「非常狀態」就是風險事件發生後的狀態，或偏離常態的局面。
三個歷史案例或許能展示這個邏輯。在晚清一八七六年，傳教士李提摩太前往山東賑災。其住地青州府附近的災情令人觸目驚心：婦女抱著孩子，坐在街上祈求救助；有的母親在孩子身上插一根麥穗，代表可以出賣；還有的母親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只能請求李提摩太的房東幫她從樹上捋一把葉子充饑。除此以外，傳教士束手無策，只能看著饑民坐以待斃。
是年六月三十日，兩位不速之客來到李提摩太府上，一位來自壽光，一位來自益都。這兩位熟知儒家禮節的秀才，上門的目的卻一點也不符合儒家教誨。他們告訴傳教士：由於政府賑災不力，當地已是餓殍滿地，有一大群人已經做好準備，也找好根據地，想請傳教士作首領，帶大家發起暴動以求生路。
兩位客人的目的沒有達到。傳教士告訴他們：這樣做不能「建設性」地解決問題，只會帶來更多流血和苦難。李提摩太的拒絕沒有為自己招來厄運，同在青州附近的另一位民間領袖就沒有這麼幸運。居於鹿皋的丘氏，當年曾帶領附近幾十個村莊的居民起來反抗太平軍。現在，由於他拒絕帶領瀕臨餓死的村民們暴動，村民攻入他家。丘氏自己逃進了青州府，六個親戚卻死於非命。婦女占據了富裕人家，燒火取食，男子組成隊伍，逐村劫掠。後來，官府用最嚴酷的刑罰處決「暴民」，讓行暴成本高於收益，才勉強讓社會恢復秩序。
為了進一步分析暴力跟風險事件之間的聯繫，我們再對比兩個詳盡案例：漢朝中國與羅馬帝國。兩大疆域無比廣闊的帝國，為何會在相近的時間段跌入低谷呢？通過對比分析統治者和平民面臨的暴力威脅、衝突頻率、生活水準等指標，我們會發現，氣候波動等風險事件起了關鍵的作用。氣候波動使生存條件偏離常態，一方面導致戰爭和暴亂頻發，消耗兩大帝國的財力；另一方面，造成食物產出下滑，引發連綿不絕的暴力，在抬高社會各階層死亡率的同時，也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第二章　有人類以來的最大錯誤？――風險催生的定居農耕

在探討文化與社會組織創新之前，這一章重點回應戴蒙的挑戰：「農業的發明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所犯的最大錯誤」。我們將具體從風險應對力視角探討一些技術創新的價值，尤其是那些不一定改進生產力，但能強化人類福利、促進文明化的技術創新。這些小到烹飪技術，中到農作物的多樣化，大到農業的發明和發展，都與風險挑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正是這些改革在實質上減少人類的生存風險，淡化暴力傾向。

▍農業因氣候風險而發明

既然發明農業後的「惡果」這麼多，人類為什麼還堅持認為這是好事呢？尤其是，如果定居農耕那麼糟糕，就不應該看到世界七個不同地區大費周章地進行一項導致自己生活水準「下降」的變革。這要麼說明人類非理性，要麼表明我們僅以生產力評判人類進步的理論有缺陷。
已有的幾種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在十九世紀，達爾文認為，由於農業產出比狩獵採集更豐盛，所以那些地區選擇了定居農耕。然而，前面介紹的二十世紀以來的考古證據告訴我們，實際情況正好相反：農業早期的人均產出更低，以致身高下降。第二種假說則將農業的誕生與氣候平均變暖聯繫在一起，認為農業都是出現在最後一個冰河期之後，世界範圍內的平均氣溫升高，更適宜農業生產。但事實上，在最後一個冰河期，地球各地不缺常年氣溫高的地方，而且是千年不變，至少也是數百年不變，可沒有看到那些地區的原始人早早發明定居農耕。還有解釋說，是因為氣候變得更加乾燥，不利於遊牧狩獵了。馬特蘭加談道，這些基於變乾、變熱、變冷等針對「平均氣溫」或「平均濕度」的解釋都站不住腳，因為在農業之前的千萬年裡，地球上熱、冷、乾、濕的地方都有過，但沒逼出農業，而且考古證據表明，在農業誕生前後，安第斯山脈氣候乾冷，中國東部濕潤溫暖，北美東部潮濕陰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則乾燥炎熱。乾冷、濕熱、濕冷、乾熱四種氣候類型都沒有妨礙那些地方從遊牧轉向農業。可想而知，背後一定存在更深刻的原因。
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由於偶然因素，農業先起源於一地，然後再擴散到其他地域呢？現有的證據顯示：中東、中國東部等七個地區的農業是相互獨立起源的，「一地起源，逐漸擴散」的理論與考古證據不符。既然如此，合理推斷引致以下結論：在這數千年間，某個因素在全球範圍內發生變化，導致「狩獵採集」不再是達到喬辛建立的狩獵採集者決策模型中理想生存目標的有效方式。

第五章　民安財足然後樂――禮制與家秩序

不過，雖然二十世紀初，社會按儒家的願景成功重構了，但是否帶來「財用足」、「庶民安」及「然後樂」呢？緒論中談到，西漢時期，中國人均GDP為四百五十美元，到了一九五〇年為四百三十九美元。也就是說，按照「唯生產力」的標準判斷，儒家兩千年的努力不僅沒帶來「財用足」，勞動生產力還略有下降，「徒勞」兩千多年沒有進步！――當然，本書討論至此，我們已經知道「唯生產力」論的片面性。如果要全面評價儒家創舉的貢獻，我們就必須從「風險應對力」這個層面，看看儒家禮制和宗族建設是否帶來「庶民安」以及廣泛的幸福快樂，這就是本章重點探討的主題。儒家主導中國社會這麼長久，本身就說明這套體系必然有它的積極價值，只是從前學界在評估儒家文明時，要麼只從定性的文化角度，尤其是從儒家價值座標來評估，要麼就受到「唯生產力」論的約束。
以往，對儒家禮制的關注多是宣傳教育抑或批評，少有經濟上的邏輯分析，更缺乏實證檢驗。經久不衰的文化體系不會只是為文化而文化，必然會因為所在的社會帶來價值而被廣泛接受、流傳下來。二十世紀初，康有為的學生陳煥章試圖對儒家做經濟學解釋，算是一個例外。陳煥章一九〇四年中進士後，次年留學美國，分別就讀於庫克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後著有英文著作《孔門理財學》，向西方社會介紹儒家禮制。但是，由於陳煥章在一九一一年出書時經濟學本身的發展還有限，也沒有計量實證方法，加上他的立意在於推廣儒家，因此難免留下許多有待回答的問題：儒家禮制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其倫理規制到底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實際成本與收益又如何？對提升人的風險應對力有何影響？

▍家秩序的經濟邏輯

有了姓氏、輩分、五服、族譜、祠堂、祭祖、族產、義莊等基本要件，宗族就有了明確的邊界和凝聚族人的財產基礎：名列族譜，或配享祠堂，你就是這個族的人。每次宗族聚會、重修族譜，又或每一場典禮、祭祀祖宗，相當於重新溫習宗族的邊界，確認族人身分。在這個基礎上，透過共同居住或頻繁相聚等方式，族人可以充分了解彼此，降低成員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讓他們更清楚誰「靠得住」、誰「靠不住」、哪家喜歡「搭便車」，或者在發現誰好賭、懶惰時，提前給予警告、處罰，成員之間能夠建立遠比陌生人更牢固的信任關係。因而，在族人間跨期分攤風險、共用資源的過程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遠比與外人交易時小，基於關係緊連的團體實現跨期承諾，令人更加放心。

第八章　貿易帶來和平――商業市場與文明化

▍大運河及其備災價值

在中國歷史上，跨地區商貿真的推動了文明化進程嗎？我們可以通過運河的經歷驗證這個命題，即當既有的跨地區商貿發生中斷時，習慣依賴該網絡應對風險的社會在之後會經歷什麼變化？
運河廢棄帶來的後果可以幫助回答這個問題。十八世紀後期，黃河連年決口氾濫，衝擊相連的運河段，並帶入大量泥沙，日積月累之下，運河河床漸漸抬高，甚至把河水倒灌回黃河。至道光初期，因年久失修，運道明顯太淺，一些河段甚至接近「死河」。一八二四年冬更是雪上加霜，中國第四大淡水湖洪澤湖大堤決口，湖水漫溢，使運河水量大降、水位過低，漕運與商貨持續受阻停頓，威脅皇城的生命線。次年，為解決漕運挑戰，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呈奏《籌漕運變通全域疏》，指出解決漕運危機的唯一辦法是「暫雇海運，以分滯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並建議雇用民間商船運送漕糧，也准許船商攜帶私貨，意思是漕糧運輸應該國營民營皆可行，同時通過允許私貨，給船商更多激勵。這一建議得到安徽巡撫陶澍的支持，陶澍在《籌議海運摺子》中說，英和之議是「誠識時之要著，目前籌運之策，無逾於此。」

第九章　四海為家――海上絲路與全球化的興起

▍大航海時代與現代跨國貿易體系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印度洋和太平洋，沒多久就取代了阿拉伯商人，成為海上絲路的主導者。這就帶出一個疑問：既然穆斯林商人具備那麼多組織優勢，為什麼到了十六世紀，他們的身影在海上絲路消失？尤其十七世紀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也不再主導海洋貿易，改由信奉新教的荷蘭人與英國人主導，後者與以新教為主的美國一道建立起我們今日熟悉的全球化體系，這個演變過程又折射出不同文明的哪些特色呢？正因為今天的全球貿易網絡對解決人類生存挑戰、提升各社會的風險應對能力、降低暴力等貢獻甚巨，這一節將聚焦海上絲路的後續演變。

伊斯蘭世界的轉型
伊斯蘭教於西元七世紀初創立後，信眾不僅在海洋貿易上表現出色，在科學與技術等領域也引領世界，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生物、醫學等等，創造出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期。應該說，在西元七五〇年之前，伊斯蘭社會的科學貢獻還不突出，可是在之後的一個世紀裡，阿拔斯王朝遵循教義召喚，「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識。」（《古蘭經》第二十章一百一十四節），出資將能找到的各國哲學與科技著作譯成阿拉伯文，四處興建圖書館，創辦研究機構，鼓勵信眾探索科學知識。於是，八至十二世紀，在政府和民間商人的雙重資助下，伊斯蘭科學創作達到鼎盛，超越其他文明，與穆斯林商人引領海上絲路的時期同步。
那為什麼伊斯蘭文明從十二世紀開始由盛轉衰呢？根據錢尼（Eric Chaney）教授的量化研究，主要原因在於伊斯蘭教的「遜尼派復興」改革，也就是說，西元一〇五五年，遜尼派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征服了白益王朝的巴格達，啟動史稱「遜尼派復興」的改革運動，這場運動一直進行到兩百年後，核心是強化宗教領袖對社會的政治控制權。

荷蘭人與英國人何以後來者居上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取代穆斯林商人，成為阿拉伯海、印度洋與西太平洋海路的新主人。一六四一年，荷蘭人從葡萄牙人之手奪取麻六甲海峽的控制權，標誌著海上絲路易主。那時，荷蘭人口約一百五十萬。
荷蘭人的長程海運技能源於地理因素。荷蘭地處北海南岸，天然資源缺乏，土地貧瘠不利種植，很早就被迫以海上捕魚和水陸貿易謀生。一五八六至一五九三年間，義大利托斯卡尼經歷多年旱災，饑荒不斷，出生率大降，導致托斯卡尼君主花了百萬金幣從當時歐洲最大的糧食市場阿姆斯特丹購置大量小麥、黑麥及其他穀物，但是數萬噸的糧食要從波羅的海港口出發，穿越波羅的海，繞進北海，經大西洋南下，入地中海，才能到達托斯卡尼，光是一五九三年就海運了一萬六千噸的小麥、黑麥，這在當時可不是一項小工程。但這種運輸量對荷蘭海商不是問題，在他們的努力下，托斯卡尼的災害衝擊得以緩和，出生率重新回升。那次經歷再次佐證了跨區商貿提升人類應對風險能力的命題。
災荒之下，運費再高，托斯卡尼也不得不支付，使得荷蘭海商賺得盆滿缽滿，而且他們將糧食運往義大利卸貨，回程時從托斯卡尼或里斯本購進二手亞洲香料，轉銷阿姆斯特丹等北歐市場可再賺一筆，由此獲得亞洲香料的高利潤。托斯卡尼災情過後，從波羅的海往地中海運糧的利潤率下降，迫使荷蘭海商重找出路。雖然荷蘭人之前沒有直接去印度洋進行長途貿易，但他們打聽到，從歐洲進皮革、羊毛、棉紡等商品銷往東方，回程再載上亞洲香料，賣到歐洲市場，會比來往波羅的海與地中海更賺錢！於是，從一五九三年開始，荷蘭商人借助從地中海貿易積累的利潤，相繼參股組成不同的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探索前往西非、然後東非、進而往東印度群島的海道，挑戰葡萄牙人對印度洋香料貿易的壟斷。

▍工業化催生福利國家

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生存風險源於自然，沒有「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這些人造風險；進入定居農耕後，因為跨期儲存技術、婚姻家庭、血緣宗族以及宗教的發明和演進，許多天災可以逐步應對，特別到了新石器後期，為了更主動治理旱澇風險，需要水利灌溉，從而催生國家形態；等到國家逐步完善，大規模動員資源的能力上升，更是將多數自然風險對人類生存的衝擊加以控制。這就是為什麼在平克總結的眾多研究裡，國家形態的社會在暴力命案率上遠低於不具備國家形態的原始社會（本書引言和第一章），國家形態下既有更好的規則與秩序，也具備更強的資源調配能力，就像前面介紹的清代中國一樣。但是，那些風險應對措施都是針對自然風險，是前工業化時代的創新；就如農業革命深深改變了人類生存狀況一樣，工業革命也在多個層面再造人類社會，帶來全新的生存風險。
在工業革命以來的發達社會，民眾關注的似乎不再是天災風險，部分原因是在前述宗族、宗教、市場和政府福利的多重防護之下，一般的天災衝擊基本上能快速被制止；現代人更擔心的是「人禍」風險，包括一九二九年金融危機後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大蕭條、一九八七年股災、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二〇〇〇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二〇一〇―二〇一二年歐債危機。即使像二〇二〇年新冠病毒疫情危機，或許最可怕的不是病毒本身，因為其殺傷力遠不如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西班牙大流感，但網際網路和全球化下的各國政府聯合救市行動、超乎常規增加貨幣供應，為全球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深藏新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風險。新的生產方式、新的市場、現代的全能政府，帶來古代人類沒有經歷過的全新風險，「人造風險」成為主要挑戰，促使各國在避險手段上進行創新。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國家避險救災的角色不斷擴張，推演出更加萬能的福利國家，但由此又帶出更新的風險，這個迴圈仍在進行。在這一節，我們將重點探討現代福利國家興起背後的風險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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