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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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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指南
法律就在我們身邊，從簡單買一杯咖啡的日常交易，到就業、納稅、租房和企業營運等更複雜的事務，都需要有規範及法律支持。在理想情況下，法律為國家提供了政府行使權力進行統治的指導方針，對個人則提供了保障生命財產和公平交易的法律支援。然而，我們還是到處可見非法或法律的無效：滿街的違建，坊間津津樂道逃稅避稅之法。人們走到警察局、來到法院，無不使出渾身解數表演。法律運作經常轉化為制式而瑣碎的流程，即使每個點都合法，還是無法串連出共同的價值。
每到需要溝通的時候，我們經常驚覺不知該與誰對話，如何對話。
台灣政治與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深刻地影響了法律在社會中的角色。解嚴前，法律被用來管制人民，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解嚴後，法律轉變成為節制權力濫用的手段，以建構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法治社會，更是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全球化與科技發展也對法律的社會角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法律鑲嵌於政治、經濟、文化與生活脈絡，以各種方式成為人我社會關係的關鍵部分。如果仔細觀察每個法律現場，我們會發現法律實踐是個體欲望、集體爭論以及權力作用的反映。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法律，解決糾紛中產生的困惑，朝向理想社會邁進，我們必須不斷探索：要成為怎樣的個體？成就何種集體？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是什麼？如何藉由個體與集體的相互辯證創建法律？
「法律與社會研究」領域在國外已發展近五十年，起初強調運用社會科學知識來提升法律政策的效能，後來則關注法律和政治權力、組織生活以及日常實踐之間的共構關係，特別是描繪法律的歷史和文化特性。此一領域的研究者採取跨領域的視角，援引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等知識，在不同學科的養分下，設定創新的方法論、嶄新的研究議題與多元的分析架構，開啟有別於主流法學的研究方式。在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受西方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社會劇烈變遷的衝擊，因此發展出獨特的學術焦點。
這是一本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的文獻地圖，18章為18個議題，作者就自己研究領域，提供該議題相關的概念、論證與理論，以及近二十年來國內外的知識成果。全書分為三個單元、六個主題，首先「拆解」一般人對法律的認知，意識到法律理念實際上深受經濟發展、全球政治和科技創新的影響，拼湊更完整的法律圖像。接著「理解」法律的內在邏輯，從而掌握當下討論與改變法律的核心議題。最後回到法律的公平正義目標，從社會的主體能動中展現法律改變社會的能量，並具體舉出家庭、性別與各種社會運動的案例，除了讓青年學子與研究者按圖索驥進入學術對話，也讓人文社科讀者從而理解並思考，法律是什麼、怎麼變，如何影響我們生活。
本書從傳統的實證研究延伸出文化、歷史、哲學和人權等更多元的研究視角，更加關注當下的法律權利如何對個體和集體產生影響，以及是否能夠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模式。
法律就在我們身邊，從簡單買一杯咖啡的日常交易，到就業、納稅、租房和企業營運等更複雜的事務，都需要有規範及法律支持。在理想情況下，法律為國家提供了政府行使權力進行統治的指導方針，對個人則提供了保障生命財產和公平交易的法律支援。然而，我們還是到處可見非法或法律的無效：滿街的違建，坊間津津樂道逃稅避稅之法。人們走到警察局、來到法院，無不使出渾身解數表演。法律運作經常轉化為制式而瑣碎的流程，即使每個點都合法，還是無法串連出共同的價值。
每到需要溝通的時候，我們經常驚覺不知該與誰對話，如何對話。
台灣政治與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深刻地影響了法律在社會中的角色。解嚴前，法律被用來管制人民，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解嚴後，法律轉變成為節制權力濫用的手段，以建構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法治社會，更是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全球化與科技發展也對法律的社會角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法律鑲嵌於政治、經濟、文化與生活脈絡，以各種方式成為人我社會關係的關鍵部分。如果仔細觀察每個法律現場，我們會發現法律實踐是個體欲望、集體爭論以及權力作用的反映。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法律，解決糾紛中產生的困惑，朝向理想社會邁進，我們必須不斷探索：要成為怎樣的個體？成就何種集體？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是什麼？如何藉由個體與集體的相互辯證創建法律？
「法律與社會研究」領域在國外已發展近五十年，起初強調運用社會科學知識來提升法律政策的效能，後來則關注法律和政治權力、組織生活以及日常實踐之間的共構關係，特別是描繪法律的歷史和文化特性。此一領域的研究者採取跨領域的視角，援引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等知識，在不同學科的養分下，設定創新的方法論、嶄新的研究議題與多元的分析架構，開啟有別於主流法學的研究方式。在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受西方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社會劇烈變遷的衝擊，因此發展出獨特的學術焦點。
這是一本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的文獻地圖，18章為18個議題，作者就自己研究領域，提供該議題相關的概念、論證與理論，以及近二十年來國內外的知識成果。全書分為三個單元、六個主題，首先「拆解」一般人對法律的認知，意識到法律理念實際上深受經濟發展、全球政治和科技創新的影響，拼湊更完整的法律圖像。接著「理解」法律的內在邏輯，從而掌握當下討論與改變法律的核心議題。最後回到法律的公平正義目標，從社會的主體能動中展現法律改變社會的能量，並具體舉出家庭、性別與各種社會運動的案例，除了讓青年學子與研究者按圖索驥進入學術對話，也讓人文社科讀者從而理解並思考，法律是什麼、怎麼變，如何影響我們生活。
本書從傳統的實證研究延伸出文化、歷史、哲學和人權等更多元的研究視角，更加關注當下的法律權利如何對個體和集體產生影響，以及是否能夠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模式。
作者簡介
主編
王曉丹，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研究領域為法意識／法文化、女性主義法理學、人權法律民族誌、法律動員與社會轉型。
作者群（依文章出現順序）
陳維曾，國立新加坡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李柏翰，國立台灣大學全球衛生學程助理教授
劉靜怡，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
王曉丹，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莊士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候選人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蔡博方，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
許菁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簡士淳，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沈伯洋，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
陳韻如，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黃琴唐，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陳柏良，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郭書琴，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志潔，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特聘教授
施慧玲，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官曉薇，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目次
導論 新時代、新秩序、新研究——辯證個體與集體的法律／王曉丹
第一部 法律是什麼？表面與深層
第一單元 時代變遷下的法律演化
1憲政與國家資本主義：衝突或相輔？／陳維曾
2誰的全球、治理了誰：人權、善治與全球衛生政治／李柏翰
3法律、科技與政策：科技法學研究路徑的回顧與反省／劉靜怡
第二單元 法律究竟是構成還是眩惑社會？
4法律多元的場域共構與時空交織／王曉丹、莊士倫
5國家除魅？法律社會學中的國家／林佳和
6法律與現代性：四種理論觀點與一場思考旅程／蔡博方
第二部 法律怎麼變？人與制度
第三單元 成為「法律人」
7律師與律師工作：國家、市場與全球化視角／許菁芳
8打造理想檢察官：從法律職業系統的角度觀看／簡士淳
9警察執法的法律社會學：以101大樓前的法輪功抗爭為例／沈伯洋
第四單元 穿梭於外來／在地、西方／東方、連續／斷裂光譜的法律
10外來法vs.本土社會？法律移植作為法社會研究概念工具／陳韻如
11情理法的融貫：傳統裁判理念的當代思辨／黃琴唐
12行動者、歷史制度論與法律變遷：以楊肇嘉與台灣地方自治改革為例／陳柏良
第三部 法律如何影響我們生活？被動與主動
第五單元 法律怎麼說，我們如何聽
13社會中的「法律文件」：以離婚後之夫妻財產爭議為例／郭書琴
14噤聲與異聲：現代法律語言的不滿及其可能／容邵武
15法意識的概念地圖：從認知模板出發，經由拆解文化圖式到突破法律霸權／王曉丹
第六單元 法律與社會行動的可能
16女性主義法社會學：理論、運動與法制的革新／林志潔
17家庭法律社會學的在地圖像：一個讀書人的生活實踐／施慧玲
18法律動員：法律真的能帶來改變嗎？／官曉薇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法意識的概念地圖：從認知模板出發，經由拆解文化圖式到突破法律霸權（摘錄）
法律的制定與實踐，本意是實行社會正義與公平，然而在社會真實情況與日常生活中，卻演變成法律霸權。霸權來自於不平等結構，而有史以來不平等現象與結構自然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法律在社會中實踐，法律自然會受到不平等結構的制約或影響。我們經常聽到「法律保障懂法律的人」這句話，也有不少人相信「法律保障有權力的人」。然而，不平等的結構與權力通常不是來自於特定人刻意地營造或操作，而是來自於歷史與人性的自然形成，甚至往往是經由人們的參與，在個人追求與主體建構中形成。本章專注於法意識研究：既然不平等的現象與結構普遍存在，然而，現代人對不平等現象容忍度越來越小，抵抗法律不平等的社會實踐漸趨重要，在這個順從或抵抗法律的實踐過程中，人們體驗或使用法律的法意識，究竟形成怎樣的關於平等與自由的意義建構，又賦予人們何種挑戰既有權力的能動與侷限。本章藉由法意識研究，從最基本的認知出發，經由完整的法意識概念地圖，拆解法律霸權的邏輯與建構，從而提出突破法律霸權的關鍵。
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實踐
法律實踐充斥於日常生活，不論是過馬路、買東西、辦公事、談交易、繳稅款，都牽涉到法規，也都有可能引發糾紛。合法與非法的界線無所不在。法意識（legal consciousness）是指，日常生活中，人們遇到事件時，與法律相關的所思所想，及衍生出來的態度和行為，主要集中在合法與非法界線的默認、閃避與協商。這些思維與行動構成了針對事件意義的法意識，當人們的法意識變得形式化、穩定化和機構化，這些意義就會成為話語系統的一部分，限制並約束人們未來生活與文化的意義創造。法律實踐因此是一種生活與文化的實踐，是參與者在社會關係中，體現人際互動和規範思維，並且創造文化意義的過程。
法律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反映出某種共識或秩序。舉例而言，台灣許多住宅門口常見民眾以花盆或三角錐占據非其所有地，作為自家的停車位，那麼，其他人會怎麼看待或詮釋這種情況？法律與其有何關聯？大部分的人會選擇沉默，此種法意識的內容有幾個可能：如果花盆主人平常敦親睦鄰，那麼鄰居比較會體諒他停車的需求；也許占地行為源於四十年前鄰里集體違建時的推擠結果，現在若打破行之有年的默契，會被當成找碴與不合群；說不定，這不只是強占空地的問題，或許強占者會因為一點小事惡言相向，鄰居有可能不想惹事上身；沉默有時甚至意味著某種鄰里共識，當這位置上沒有停車，花盆主人同意其他人放上聯絡電話就可以暫停，形成一個放花盆者可以優先停車的默契。這些形成默契的秩序也不是不會改變，當鄰里搬入新成員，上述默契可能會被打破，但打破者則會被評價為自私自利。當鄰里之間有其他摩擦，占地行為也可能會成為鄰里爭議，此時圍繞著合法非法的敘事就會改變，但糾紛的解決還是取決於雙方協商過程是否彼此尊重，而達到相互承認的情狀。
法意識絕非純粹個人內在的心理活動，而是隱藏在日常生活與衝突中，人們解釋衝突的論述系統（discourse），在此論述系統之下，不論是沉默、敘事默契，或相互承認，這些關於法意識的描述，都是人們的思維行動與法律產生關連的模式。在糾紛的互動及協商過程中，人們的敘事（narrative）呈現了體驗、理解與運用法律的方式，包括想像法律制度、運用法律邏輯等，與法律相關的感知、決策，及其背後的世界觀。而在編排故事、甚至說謊等解釋衝突的敘事中，權力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呈現在敘事的論述觀點都是權力鑲嵌於認知模板的方式。
由於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認知模板形成也有多元化的現象。而在經常彼此矛盾的多元認知模板間，人們法意識的認知與解釋不一定會完全依循某個特定認知模板，甚至會以另一個模板為基礎去進行抵抗。整體而言，人們依循與抵抗認知模板的思維與行動，形塑了法律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樣貌。因此，權力的認知模板形塑了敘事觀點，多元化的認知模板衍生出多樣化的法意識，而在人們多樣化的法意識之文化實踐中，同時也建構了社會關係。
綜合而言，法意識研究描繪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糾紛時，如何在多元認知模板的文法結構間，編寫或改寫規範與法律的論述。在描繪糾紛時，研究者通過探索文化默契、自我與他人互動模式，以及私人與公共利益定位等秩序狀態，剖析人們的道德責任感，如何在賦予事件意義之際，由於採用了權力的認知模板，進而參與了權力的再製。此時，研究者必須考察法律的傳統與文化及其當代發展，進一步探問社會權力如何與當代法律共構，個體又如何在延續與斷裂間，既依循又抵抗法律。因此，法意識研究致力於探討特定場域中關於法律的意義建構，以及此種意義所構成的社會關係，既剖析社會不平等結構，同時也理解法律作為文化實踐，此文化實踐挑戰社會結構的可能與侷限。
本章所稱法意識的「法」，侷限於國家法（或稱西方現代法、實定法），因此法意識就是人們對於國家法的意識。而法意識的「意識」，其範圍依據研究的問題而有所不同：量化研究受限於問卷調查的形式，法意識指的是民眾對於法律是否公正的看法；質化研究則依據方法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設定，研究者多半採詮釋主義的取徑，指的是人們在結構下的感受與認知、行動與意向、道德與責任。
本章將回顧法意識研究的重要的問題意識。接下來將逐步討論法律概念與論證的不平等、剖析不平等資源與文化圖式如何建構「法律性」、指出隱身在主體建構的「法律性」不平等結構，以及描繪不平等文化圖式與法文化的變遷，最後總結法意識研究的未來。
當我們在糾紛裡尋找法律身影，經歷到法律概念與論證的不平等
法意識研究起源於法人類學的糾紛過程（disputing process），研究糾紛過程中雙方的感受、表達與實踐，尤其是糾紛的解決方式。一篇發表於一九八Ｏ年的著名文章帶來了突破性的發展，標題為〈糾紛的興起與轉變：命名、歸罪、主張⋯⋯〉（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Claiming…），文中費爾斯坦爾（Williams L. F. Felstiner）等人將糾紛發展描繪為一種「線性」的主觀認知轉變歷程，從「命名」傷害或不利益，到探問原因而「歸罪」其他人，最後尋求第三人協助而有所「主張」，指出同一個事件，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解釋。例如，一個沒有抽菸史的人咳嗽了大半年，被檢查出得了肺癌，一開始唉聲嘆氣情緒低落，此時尚未進入「命名」階段；但後來聽說鄰居多人也有類似症狀，還有人得了肺癌，抬頭看到黑煙，於是便將大家的病症「歸罪」於隔壁工廠；經過眾人努力蒐集資料，一致覺得工廠老闆違法排放，應該要對大家的健康受損負起賠償責任，所以向工廠老闆「主張」或到法院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敘事主角對於自己病症的解釋經歷了一段認知轉變的過程，從自認倒楣得病，到老闆黑心，最後請求法院給予公正的審判。這種糾紛過程的發展不必然順暢，陳昭如與張晉芬發現人們主觀認知的差異，她們以量化數據的方法研究勞動待遇，研究成果顯示，客觀的不公平不一定會反映在勞動者的法意識，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性別因素。
進入法院之後，糾紛從「問題」轉變為「案件」，民眾經常會感到自己失去對事件解釋的控制權。法人類學家梅里（Sally Engle Merry）在一九九Ｏ年出版了經典論著《訴訟的話語：美國社會底層的法律意識》（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這本書採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了美國麻州初審法院的案例，包括鄰居地界糾紛、父母子女管教衝突、夫妻暴力或協議破裂等。梅里的研究指出，初級法院與民眾存在著話語邏輯的落差：民眾帶著想望走進法院時，大致運用了權利與證據的法律話語，但是法院書記官就像刁難人的守門員，經常將之界定為非法律案件，轉而應用道德話語或治療話語，勸告雙方互相讓步。這個研究的核心是「權力」的概念――生活中的困擾進到法院之後，法律的權力凌駕了當事者的權利――法院人員以其權力重新改寫了糾紛的意義與相關人的責任倫理。
從法律語言的角度可以進一步解釋人們失去詮釋權力的過程，而由於法律人的邏輯與論證模式不同於一般民眾，法律的權力改寫有時會產生不正義的結果。王曉丹研究法律論證的不平等，以關鍵詞搜尋特定時間內家暴離婚的判決，發現法律論證假設當事者為獨立於他人、不受他人影響的個體，且法律論證採取「線性」的時間與因果推論，有別於受暴婦女「循環式」與「關係式」的思維邏輯，這最終造成了法律無法涵蓋受暴婦女以家庭為中心、考量小孩與整體家庭狀況的訴求，因而產生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再舉一例，吳豪人著眼於法律概念的不平等，指出國家法立基於西方現代市民法的世界觀，本身預設了人與土地及人與環境的「個人所有」概念，這與原住民族歷史和習慣的「集體總有」概念相違背，而法律的強制性作為殖民主義的一環，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發展造成巨大的不正義。上述研究都顯示出，司法或法律背後的法律意識不只與人民的法意識有差距，真正的關鍵在於，二者的論證邏輯與概念內涵之差異造成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深刻影響了法律權力的合法正當性。
雖然因為種種歷史及文化的條件環境，形成了法律論證與概念的不平等，但是整體而言，法律的合法正當性還是未受到嚴厲質疑，這牽涉到人們看待法律的信念結構。若要進一步探究此種法律合法正當性的信念結構，則必須進入人們的主觀世界，討論人們如何想像、感受與體驗法律。因此，法律與社會研究必須深究，法律實踐文化中人們主觀意識的呈現與轉變。
法律的制定與實踐，本意是實行社會正義與公平，然而在社會真實情況與日常生活中，卻演變成法律霸權。霸權來自於不平等結構，而有史以來不平等現象與結構自然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法律在社會中實踐，法律自然會受到不平等結構的制約或影響。我們經常聽到「法律保障懂法律的人」這句話，也有不少人相信「法律保障有權力的人」。然而，不平等的結構與權力通常不是來自於特定人刻意地營造或操作，而是來自於歷史與人性的自然形成，甚至往往是經由人們的參與，在個人追求與主體建構中形成。本章專注於法意識研究：既然不平等的現象與結構普遍存在，然而，現代人對不平等現象容忍度越來越小，抵抗法律不平等的社會實踐漸趨重要，在這個順從或抵抗法律的實踐過程中，人們體驗或使用法律的法意識，究竟形成怎樣的關於平等與自由的意義建構，又賦予人們何種挑戰既有權力的能動與侷限。本章藉由法意識研究，從最基本的認知出發，經由完整的法意識概念地圖，拆解法律霸權的邏輯與建構，從而提出突破法律霸權的關鍵。
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實踐
法律實踐充斥於日常生活，不論是過馬路、買東西、辦公事、談交易、繳稅款，都牽涉到法規，也都有可能引發糾紛。合法與非法的界線無所不在。法意識（legal consciousness）是指，日常生活中，人們遇到事件時，與法律相關的所思所想，及衍生出來的態度和行為，主要集中在合法與非法界線的默認、閃避與協商。這些思維與行動構成了針對事件意義的法意識，當人們的法意識變得形式化、穩定化和機構化，這些意義就會成為話語系統的一部分，限制並約束人們未來生活與文化的意義創造。法律實踐因此是一種生活與文化的實踐，是參與者在社會關係中，體現人際互動和規範思維，並且創造文化意義的過程。
法律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反映出某種共識或秩序。舉例而言，台灣許多住宅門口常見民眾以花盆或三角錐占據非其所有地，作為自家的停車位，那麼，其他人會怎麼看待或詮釋這種情況？法律與其有何關聯？大部分的人會選擇沉默，此種法意識的內容有幾個可能：如果花盆主人平常敦親睦鄰，那麼鄰居比較會體諒他停車的需求；也許占地行為源於四十年前鄰里集體違建時的推擠結果，現在若打破行之有年的默契，會被當成找碴與不合群；說不定，這不只是強占空地的問題，或許強占者會因為一點小事惡言相向，鄰居有可能不想惹事上身；沉默有時甚至意味著某種鄰里共識，當這位置上沒有停車，花盆主人同意其他人放上聯絡電話就可以暫停，形成一個放花盆者可以優先停車的默契。這些形成默契的秩序也不是不會改變，當鄰里搬入新成員，上述默契可能會被打破，但打破者則會被評價為自私自利。當鄰里之間有其他摩擦，占地行為也可能會成為鄰里爭議，此時圍繞著合法非法的敘事就會改變，但糾紛的解決還是取決於雙方協商過程是否彼此尊重，而達到相互承認的情狀。
法意識絕非純粹個人內在的心理活動，而是隱藏在日常生活與衝突中，人們解釋衝突的論述系統（discourse），在此論述系統之下，不論是沉默、敘事默契，或相互承認，這些關於法意識的描述，都是人們的思維行動與法律產生關連的模式。在糾紛的互動及協商過程中，人們的敘事（narrative）呈現了體驗、理解與運用法律的方式，包括想像法律制度、運用法律邏輯等，與法律相關的感知、決策，及其背後的世界觀。而在編排故事、甚至說謊等解釋衝突的敘事中，權力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呈現在敘事的論述觀點都是權力鑲嵌於認知模板的方式。
由於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認知模板形成也有多元化的現象。而在經常彼此矛盾的多元認知模板間，人們法意識的認知與解釋不一定會完全依循某個特定認知模板，甚至會以另一個模板為基礎去進行抵抗。整體而言，人們依循與抵抗認知模板的思維與行動，形塑了法律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樣貌。因此，權力的認知模板形塑了敘事觀點，多元化的認知模板衍生出多樣化的法意識，而在人們多樣化的法意識之文化實踐中，同時也建構了社會關係。
綜合而言，法意識研究描繪人們在生活中遇到糾紛時，如何在多元認知模板的文法結構間，編寫或改寫規範與法律的論述。在描繪糾紛時，研究者通過探索文化默契、自我與他人互動模式，以及私人與公共利益定位等秩序狀態，剖析人們的道德責任感，如何在賦予事件意義之際，由於採用了權力的認知模板，進而參與了權力的再製。此時，研究者必須考察法律的傳統與文化及其當代發展，進一步探問社會權力如何與當代法律共構，個體又如何在延續與斷裂間，既依循又抵抗法律。因此，法意識研究致力於探討特定場域中關於法律的意義建構，以及此種意義所構成的社會關係，既剖析社會不平等結構，同時也理解法律作為文化實踐，此文化實踐挑戰社會結構的可能與侷限。
本章所稱法意識的「法」，侷限於國家法（或稱西方現代法、實定法），因此法意識就是人們對於國家法的意識。而法意識的「意識」，其範圍依據研究的問題而有所不同：量化研究受限於問卷調查的形式，法意識指的是民眾對於法律是否公正的看法；質化研究則依據方法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設定，研究者多半採詮釋主義的取徑，指的是人們在結構下的感受與認知、行動與意向、道德與責任。
本章將回顧法意識研究的重要的問題意識。接下來將逐步討論法律概念與論證的不平等、剖析不平等資源與文化圖式如何建構「法律性」、指出隱身在主體建構的「法律性」不平等結構，以及描繪不平等文化圖式與法文化的變遷，最後總結法意識研究的未來。
當我們在糾紛裡尋找法律身影，經歷到法律概念與論證的不平等
法意識研究起源於法人類學的糾紛過程（disputing process），研究糾紛過程中雙方的感受、表達與實踐，尤其是糾紛的解決方式。一篇發表於一九八Ｏ年的著名文章帶來了突破性的發展，標題為〈糾紛的興起與轉變：命名、歸罪、主張⋯⋯〉（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Claiming…），文中費爾斯坦爾（Williams L. F. Felstiner）等人將糾紛發展描繪為一種「線性」的主觀認知轉變歷程，從「命名」傷害或不利益，到探問原因而「歸罪」其他人，最後尋求第三人協助而有所「主張」，指出同一個事件，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解釋。例如，一個沒有抽菸史的人咳嗽了大半年，被檢查出得了肺癌，一開始唉聲嘆氣情緒低落，此時尚未進入「命名」階段；但後來聽說鄰居多人也有類似症狀，還有人得了肺癌，抬頭看到黑煙，於是便將大家的病症「歸罪」於隔壁工廠；經過眾人努力蒐集資料，一致覺得工廠老闆違法排放，應該要對大家的健康受損負起賠償責任，所以向工廠老闆「主張」或到法院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敘事主角對於自己病症的解釋經歷了一段認知轉變的過程，從自認倒楣得病，到老闆黑心，最後請求法院給予公正的審判。這種糾紛過程的發展不必然順暢，陳昭如與張晉芬發現人們主觀認知的差異，她們以量化數據的方法研究勞動待遇，研究成果顯示，客觀的不公平不一定會反映在勞動者的法意識，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性別因素。
進入法院之後，糾紛從「問題」轉變為「案件」，民眾經常會感到自己失去對事件解釋的控制權。法人類學家梅里（Sally Engle Merry）在一九九Ｏ年出版了經典論著《訴訟的話語：美國社會底層的法律意識》（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這本書採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了美國麻州初審法院的案例，包括鄰居地界糾紛、父母子女管教衝突、夫妻暴力或協議破裂等。梅里的研究指出，初級法院與民眾存在著話語邏輯的落差：民眾帶著想望走進法院時，大致運用了權利與證據的法律話語，但是法院書記官就像刁難人的守門員，經常將之界定為非法律案件，轉而應用道德話語或治療話語，勸告雙方互相讓步。這個研究的核心是「權力」的概念――生活中的困擾進到法院之後，法律的權力凌駕了當事者的權利――法院人員以其權力重新改寫了糾紛的意義與相關人的責任倫理。
從法律語言的角度可以進一步解釋人們失去詮釋權力的過程，而由於法律人的邏輯與論證模式不同於一般民眾，法律的權力改寫有時會產生不正義的結果。王曉丹研究法律論證的不平等，以關鍵詞搜尋特定時間內家暴離婚的判決，發現法律論證假設當事者為獨立於他人、不受他人影響的個體，且法律論證採取「線性」的時間與因果推論，有別於受暴婦女「循環式」與「關係式」的思維邏輯，這最終造成了法律無法涵蓋受暴婦女以家庭為中心、考量小孩與整體家庭狀況的訴求，因而產生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再舉一例，吳豪人著眼於法律概念的不平等，指出國家法立基於西方現代市民法的世界觀，本身預設了人與土地及人與環境的「個人所有」概念，這與原住民族歷史和習慣的「集體總有」概念相違背，而法律的強制性作為殖民主義的一環，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發展造成巨大的不正義。上述研究都顯示出，司法或法律背後的法律意識不只與人民的法意識有差距，真正的關鍵在於，二者的論證邏輯與概念內涵之差異造成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深刻影響了法律權力的合法正當性。
雖然因為種種歷史及文化的條件環境，形成了法律論證與概念的不平等，但是整體而言，法律的合法正當性還是未受到嚴厲質疑，這牽涉到人們看待法律的信念結構。若要進一步探究此種法律合法正當性的信念結構，則必須進入人們的主觀世界，討論人們如何想像、感受與體驗法律。因此，法律與社會研究必須深究，法律實踐文化中人們主觀意識的呈現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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