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客家

第一本帶有世界觀的客家史！

客家人真的是中原傳人？
客家人也參與了海洋貿易？
客家人的移民足跡遍布了全世界？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作者湯錦台耗時五年，親自走訪中南半島、祕魯等地，實地拜訪當地的客家後裔，考察當地留下的客家史蹟，寫下了客家人海外發展的歷史軌跡，是認識客家人必讀的歷史佳作。

印象裡，客家人總是依山而居，但他們若不是海上的民族，為何能順著海洋足跡，來到台灣，甚至遠抵南洋、美洲各地？
本書作者不僅破除許多傳統上對客家歷史的誤解，更親自前往南洋與美洲各地進行田野調查，讓我們除了台灣的客家，更進一步認識世界上的客家。
過去，有客家人是北方正統「中原傳人」的說法，但事實上，客家人是經過千年以上的歷史演進才逐漸形成的民系。它主要是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山區，由漢、畲兩族的山區居民，為了共同反抗統治者壓迫，經過數百年的戰鬥，慢慢融合而成的團體。
這種艱難的生存環境，形塑了客家剽悍的民風。加上南宋的文天祥曾在此召集民兵，以寡敵眾，力抗元軍，因此後人對當地的忠勇史蹟，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客家人素有忠義之名，不過台灣史上幾次重要的民變民反中，客家人雖然也都身居要角，卻因為彼此之間立場不同，甚至在政治操弄下相互仇殺，寫下了台灣移民史極為不幸的一頁。
近代之後，客家人開始出現往國外移民的大趨勢，除了東南亞為主要的外移地區之外，在鴉片戰爭之後，更有數十萬客家農民簽下賣身契，如浪潮般流向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充當勞工，在異國的土地上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客家人是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更是近代資本經濟發展的幕後功臣，
讓我們循著這條不曾有人走過的軌跡，重新發現客家，認識客家。

作者簡介
湯錦台
苗栗公館人，大學畢業後赴美唸書，後考進聯合國總部任文件譯審三十一年。公餘喜讀書論政，自一九七三年起常訪問大陸，探索兩岸問題。
近年潛心研讀早期中西交流史，先後出版了《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和《閩南人的海上世紀》等書。

客家人在全世界分布很廣。在中國大陸南方多個省分，到處都有客家人的身影存在；在台灣曾經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是客家人；在東南亞、印度洋諸島、西印度群島和南北美洲，也都聚居著數量眾多的客家華人。目前，全球客家人總數，估計達六千至八千萬人之多。
這個為數眾多的客家人群，曾經是近代中國和世界一些重要歷史事件或過程的發動者與參與者：康熙晚年和乾隆中期台灣先後發生的朱一貴和林爽文事件中，客家人在清政府與福佬造反民眾之間扮演的「義民」角色，對清代的治台政策和後世台灣閩南與客家人群間的關係，影響深遠。清末客家人發動的太平天國反清運動，奠定了孫中山最後推翻滿清王朝的基礎。甲午戰後，台灣北部客家人率先打響了反抗日軍占台的第一槍。在海外，客家移民是早期開發馬來半島的主力與功臣，更是工業資本主義勃興初期，開發西方殖民地的重要勞動力來源。
在現代社會中，客家人群的影響面也不可低估，主要是表現在文化、商業與學術方面。
文化方面，「土樓建築」只是其中一項而已，在文學、山歌、戲劇、信仰、風水堪輿、移民文化（峇峇與娘惹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有其獨特的魅力。
在學術方面，客家人歷來注重子女教育，學者、文人輩出，在許多領域都有傑出代表性人物。國際著名的數學大師丘成桐，是在香港成長的梅縣客家人；著名量子化學家潘毓剛也是梅縣客家人，祖父與丘逢甲結為親家，全家遷台後，畢業於台灣大學，後到美留學研究。
商業方面，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客家商人即已名聞東南亞，在檳榔嶼、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代表性人物有張弼士、張煜南與張鴻南兄弟、葉亞來和胡文虎等。當代客家代表性商業聞人更多，傳奇人物如領帶大王曾憲梓，文化大革命時期自梅縣移居香港；在印尼、香港致富的人造皮革大王田家炳，是抗戰前移民越南的大埔縣人。這些商業聞人的特點是樂善好施，但都保持客家人的儉約本色。後者曾捐鉅資在台灣設立田家炳文教基金會和交通大學光電中心等。
在台灣，著名的客家代表性人物，有早年的文學家吳子光、丘逢甲、吳濁流、賴和（自承是客家人，但不會說客家話）、鍾理和、林海音、龍瑛宗，醫學家徐傍興、邱仕榮，作曲家鄧雨賢和英年早逝的客家流行音樂先驅涂敏?、吳盛智與林子淵，台灣史學者戴國煇等。目前在各個領域中活躍的有作家李喬、鍾肇政、黃娟、鍾鐵民、張典婉，文史學者陳運棟，法醫楊日松，考古學家劉益昌，電影導演侯孝賢，陶藝家李茂宗，美術家曾富美、書法家詹秀蓉，九次世界大賽金牌廚藝家詹煌君，企業家李阿青（台灣資生堂）、吳仁春（萬家香醬油），藝人羅大佑、羅時豐、胡瓜和奧運跆拳道金牌得主朱木炎等。
然而，客家人常被罩上一層神祕的色彩。以往，不論是在大陸或是台灣，客家人的存在以及客家歷史文化的發展，並沒有受到社會應有的關注與平等對待。在中國大陸政治掛帥時期，突出方言人群，成為政治上的禁忌，客家人處於噤聲狀態；在台灣戒嚴時期，客家方言人群的經濟與文化發展，受到了來自政治上強勢的外省人群與享有經濟優勢的閩南方言人群的兩面擠壓。因而，兩地客家母語在客家人群中快速流失，客家文化淪為隱性文化。這種局面直到上世紀八○年代後期，才開始改觀。
近一、二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交通建設的加速與觀光資源的開發，原來封閉的閩粵贛交界區不再遙不可及，客家祖地豐富的原生態客家文化開始靚麗地呈現在世人的眼前，大陸民眾對客家人與客家文化的興趣不斷升溫。與此同時，在解嚴後的台灣，客家人的客家意識也水漲船高，客家運動方興未艾，就如何推動客家人的權益與維護客家母語及客家文化，強烈挑戰當局。經過了長期的抗爭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大學客家研究機構、客家電視台和各地客家文化園區等先後設立，大大提高了客家人在台灣的能見度。
伴隨這種轉變而來的是兩岸客家學術研究的空前活躍，客家研究論文大量湧現。尤其是有一些大陸學者，他們超越前人，突破自清中葉以來幾乎為所有客家人接受的中原傳人理論，從地方考古、人口動態、畲族（唐宋以後與北方漢人南下移民幾乎同時出現在閩粵贛交界區的少數民族）研究到族譜調查等多個層面，提出新解，為兩岸學界的客家研究開拓了全新的思路。
遺憾的是，這些研究多局限於學術界的範疇，且多側重在個別地域或專門領域（如民間信仰、習俗、語言考證、政策討論等）。迄今為止，除了上世紀末有大陸學者以客家是漢、畲兩族融合的新觀點，推出介紹客家源流或歷史考證的數本著作外，對想要通盤瞭解客家的普通讀者來說，不論他們是客家人還是非客家人，都不容易找到一本綜合介紹客家歷史與現況的通俗讀本閱讀。
此外，客家人在全球各地分散居住，他們與住在台灣和大陸的客家人一樣，都源自共同的祖先，只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移居他處。迄今市面上也同樣缺少介紹他們總體情況的論述。近年來全球客家人之間的交流互動日趨頻繁，對這些海外客家華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遠景，也值得瞭解。
作為一個長期住在國外的台灣客家人，一直以來面對客家人由何而來、往何而去的困惑，我在多年前就已經有了在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上，操筆寫出一本客家歷史通論以解答自己的疑惑的念頭。我也相信，我並不是唯一有這種困惑的人，很多客家人，包括非客家人在內，都會想知道客家人真正的來龍去脈。
幾年前為了撰寫《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和《閩南人的海上世紀》，我曾經下了一點工夫，研究福佬人移民南方的歷史，發現他們和客家人在唐朝末年時本來就是一家人，只是從北方流亡到南方福建後，因住在不同地區而出現分野。移居沿海地區的變成了福佬人，留在閩粵贛山區的變成了客家人。但最後到了台灣，又都住在一起了，不過，許多客家人已被福佬化了。
在對明代海洋貿易史和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研究中，給了我更多的啟示，即是明朝中葉以後，一連串的中外海上接觸及相關歷史事件，不但塑造了福佬人在台海兩岸的強勢經濟地位，也實際上促成了客家人走出山區，成為一個成熟的民系。
有了這樣的基本理解，在《閩南人的海上世紀》出版後，我開始著手撰寫現在這本《千年客家》。為了更翔實理解客家人的活動蹤跡，也同時在數年時間內，陸續重點考察了閩粵贛三省客家祖地和多個海外客家人活躍的地方。因此，本書的完成，比以往所寫的幾本書用了更長的時間，但我認為這是必要而且值得的。
本書一開頭，借用了生命科學界學者的研究成果，探討客家人的漢族血統和其他民族的血統，結論是漢族血統居多。
關於客家人形成的過程，本書敘述的時間跨度長達千年以上，涵括了客家先民從唐末而非東晉五胡亂華時期開始向南方移民的歷史。但是直到明朝中葉以後，才開始在閩粵贛交界區形成客家民系。而「客家人」稱呼的出現，則是在清朝初年粵東客民向珠江三角洲方向遷徙以後，到鴉片戰爭後始在西洋人傳教士當中流傳。本書對這段客家形成歷史過程的說明，與許多學者有關客家是在宋朝時期就已形成的立論，有所不同。
尤其是本書著重於明代以後中西接觸過程中，海上貿易對客家地區的經濟衝擊及其對客家民系的形成的影響。其中最直接的衝擊是嘉靖末年饒平張璉的作亂及其所帶動的畲族作亂。
明代畲族的動亂也是本書討論的重點，平遠、鎮平（今蕉嶺）與平和等縣都是亂事平定後安頓投降亂民的新設縣地，也都是形成客家民系的重要縣分，由此說明了畲族的動亂對這些地區漢、畲族人民融合而為客家人的影響。
清康熙平定台灣後，立即解除了沿海遷界令，粵東和閩西客家人開始陸續移民台灣和廣東境內客家以外地區。這是清代第一波以程鄉（今梅州）客家人為主的國內移民。清中晚期後，又有往東南亞和西印度群島及南美洲的另一波國外移民，這波海外移民以嘉應州（雍正十一年由程鄉升格改名）和惠州兩地客家人為主，其中包括許多契約勞工，即俗稱的苦力在內。事實上，史上著名的豬仔（即苦力）貿易，是以被騙售海外的客家勞工為主，其中包含了不少太平天國亂事結束後，逃亡海外的太平軍戰士。
十九世紀的這些苦力，和成千上萬前往海外尋找生活出路的自由客家移民在海外的發展，以及客家男子與土著婦女所生混血客家華人後代，在本書中也做了系統論述，以展現全球客家人的完整輪廓。
本書結束前，以三個客家人的故事來展示不同時空下客家人的奮鬥人生。其中葉亞來是開發吉隆坡的功臣，在熱帶叢林中結束了華人客家移民間的爭鬥，並奠定了吉隆坡成為現代城市的基礎。流亡千里達太平軍戰士的後代陳友仁，拋棄了美好的生活，回到中國加入了孫中山的革命陣營，在巴黎和會上爭取中國的權益，並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從英國手中收回了九江、武漢租借地。台灣平鎮市的客家人戴國煇，則是以知識人的真情，回報他一生熱愛的台灣。留學日本時期，他選擇以研究台灣史來探索台灣的前途，後來應李登輝總統之邀，離開居住了四十二年的日本，在其身邊為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獻策。終因理念不合而受排擠，不久病世，但求仁得仁。
本書最後以探索客家人的前途結束全書。其中建議客家人師法猶太人，以新的思路永續客家人的生命力，包括放棄以通曉客家話作為認定客家人身分的標準，並以中文和英文作為客家人的共同書面語文，以利全球客家人的相互溝通。此外，可設定全球客家人日，將客家精神傳承下去，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在寫作過程中，本書力求言而有據，但因所涉史實數量繁多，如有疏漏或錯誤，尚煩讀者指正。

致謝
作者序

第一章 回到孕育客家先民的時空
閩粵贛結合區的早期住民╱從三苗向畲族的過渡╱唐代以前北方漢人的南下╱唐末向閩粵贛結合區移動的最早期客家先民
第二章 漳州設州置縣 畲族縮退閩粵贛邊
王審知建立閩國╱陳元光與漳州的設治╱從北宋到宋室南渡漳、汀兩州人口的增長╱兩宋之交的第二波移民潮╱南宋時期的漳州畲漢勢力的消長及其影響
第三章 在武力抗爭中共同成長的漢佘山民
宋元兩朝閩贛交界處的私鹽販賣與武裝活動╱南宋時期虔、汀武裝活動的升級╱南宋末年文天祥的抗元行動╱從宋到元閩粵贛邊漢畲山民的武裝鬥爭╱宋末元初贛汀人口的外移
第四章 明代潮漳兩州人口的流入與社會動亂
元末明初汀州對梅州和潮州人口的外移╱從汀州到漳州╱
明代初期與中期的閩粵贛邊亂事╱倭寇與私商╱葡萄牙人東來初期閩粵結合區的寇亂╱閩粵交界區的山寇之亂
第五章 一個「漢族」新民系的誕生
明朝中葉粵東畲族人口的增長╱王守仁贛南平亂╱俞大猷漳潮剿寇與閩粵贛邊區漢畬界限的消失╱進入全球貿易大循環時期的閩粵贛結合區╱明末程鄉的動亂與鄭芝龍粵東平亂╱一個「漢族」新民系的誕生
第六章 破繭而出
清初遷界 人民流離╱從粵東山區向外擴散╱「土、客」摩擦╱「客家」與「客家人」稱呼的出現╱從紅巾作亂到土客械鬥╱客家稱呼的普及與客家覺醒運動的出現
第七章 東渡台灣
海寇與漁獵者組成的早期移民╱荷據與明鄭時期的到台商民與移民╱清初渡海禁令與客民渡台╱地域性人羣間的矛盾╱義民功能的擴大╱自南向北和自西向東的人口擴散╱福佬化、土客通婚和客家稱呼的出現
第八章 血汗澆灌了美洲與南洋大地的苦力大軍
華工契約苦力的源起╱淚灑西印度群島╱血染安第斯山山腳的海岸縱谷╱流向南洋大地╱在檀香木之島
第九章 在動蕩年代的全球大流動
客家人大批初下南洋╱發生在沙撈越的古晉慘案╱在北婆羅洲沙巴拓荒的太平天國遺民╱馬來半島上的客家移民╱新加坡的開埠╱在北蘇門答臘的熱帶種植園╱環印度洋地區的流動╱二十世紀後半期客家移民類型的多元化
第十章 峇峇與娘惹的世界
源遠流長的南洋土生華人╱早期海峡殖民地社會中的峇峇與娘惹土生華人╱海峽殖民地客家峇峇人群的出現╱北蘇門答臘的客家土生華人╱西印度群島、拉美與夏威夷的另類混血客民後裔╱美國本土客家
第十一章 三個客家人的故事
吉隆坡的開拓者葉亞來（1837-1885）╱從太平軍戰士的後代到民國利益的維護者陳友仁（1878-1944）╱熱愛台灣的讀書人戴國煇（1931-2001）
第十二章 客家路漫漫
維繫客家集體認同的無形力量╱處境與對比╱另類思考╱客家路漫漫

第六章 破繭而出（節錄）
四、「客家」與「客家人」稱呼的出現
最早以「客」提到閩粵贛邊外移移民的大概要屬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的江西《南安府志》。該書卷八〈禮樂紀〉中記載：「僅崇義（縣）粵、閩界聯，乃多僑客。」
但是「客家」名稱最早大概出現於康熙初期沿海復界之後。康熙十五年（公元一六七六年），當時的贛州興國知縣黃惟桂謂：「興邑地處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閩、廣流氓僑居境內，客家異籍，禮義罔聞。」
這段話的背景涉及明朝開國初期，贛南地曠人稀，但到中期以後，閩、粵流民開始不斷湧入，至清初達於高峰。當時的興國知縣認為縣民固然頑固粗陋，而閩、粵籍的移民，也一樣粗鄙無禮，因此說了上述的話。
然而，不論是《南安府志》中「僑客」，或是黃惟桂口中的「客家」，應
是泛指相對於當地居民的外來者而言，並不是針對這些與江西為鄰的閩、粵兩省移民所用的專門稱呼。
中國歷代有關「客」的用法極為普遍，最早是用於對來訪者的客氣稱呼，《禮記‧曲禮下》稱：「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後延伸為旅居他鄉，杜甫《去蜀》詩云：「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又被用於受到主人尊聘的謀士如「客卿」，或寄食於貴族豪門之人如「門客」；再用於為他人奔走活動的人，如「說客」、「掮客」；也用於與「主」相對而言，如「客觀」，或非專業的，如「客串」。但是在用於外來者時，常帶無平起平坐地位的含意，因此唐代身分較婢女略高的婦女稱為「客女」；漢魏以來大批逃亡在外的流民，常依附於官僚地主或門閥豪族等「主戶」，成為其佃農，稱為「客戶」，後來宋朝的人口統計即按此區分；到了明清，即將寄居本地的外地人稱為「客籍」，以相對於「土著」。歷代用兵，則往往使用外省「客兵」或少數民族的「狼兵」和「土兵」，以有別於本地的「鄉兵」。
但是，在「客」的稱謂被廣泛使用的同時，直到明代，卻未見任何文獻提到「客家」或「客家話」的稱呼。即使王守仁、俞大猷和鄭芝龍的三次平叛行動都是集中在後人所稱的客家搖籃地帶，但相關的的歷史文獻，不論是王守仁的喻民告示，俞大猷的文書往來，或是鄭芝龍等將領平亂後的官府報功奏疏，都不見任何提到「客家」甚至是「客民」的文字。即使是明朝滅亡之後，也還有鄭成功在漳、潮一代的客家地區發動過猛烈的軍事行動，均未見任何奏疏或地方文獻以「客家」或「客家人」稱呼受到軍事爭奪衝擊的地與人等。因此，可以判定，到明朝覆亡，甚至到清初鄭克塽在台政權滅亡為止，「客家」的稱謂都還未出現。
康熙復界以後，廣東各地湧入了大批粵東移民。這些外來者，如江西興國的閩、粵移民一樣，被冠上了相對於土著或本地人的「客」的稱呼。這種稱呼，顯然並不是當作「客人」的尊稱，而是有如「客女」或「客戶」等帶有貶義的稱呼。嘉慶《增城縣志》開宗明義提到：「客民者，來增佃耕之民也。」這個定義與漢魏以來稱無土無地佃農為「客戶」的傳統意義相同。
到了清初，圍繞著這些佃「客」，首度出現了「客」字之後加上「家字」，即「客家」的稱呼。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知縣張進籙修、屈大均纂《永安縣志》（永安縣即今紫金縣）卷一〈地理五‧風俗〉內載：「琴江（地名，在該縣東南琴江發源地）好虛禮，頗事文學，民多貧，散役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就是說，琴江一帶之民稱為「客家」，甚為貧困，常常逃避徭役和稅賦，先人多是好幾代前（即約明朝嘉靖年間發現鐵礦時期）自江西、福建和潮、惠兩州遷徙而來。
但是，這時的「客家」稱呼顯然還不普及，且並非是對粵東一帶移民及其後人的唯一稱謂。事實上，康熙年間在台灣的一批粵東移民，就被封上「客子」、「山客」、「客仔」、「客民」和「客」等各種稱呼，但此時「客家」之名尚未在台灣出現。
據當時的文獻記載，「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台僱傭佃田，謂之客子。」「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之徒，潮人尤多，厥名曰客。」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康熙年間官府或較早到台的漳、泉之民，對於租佃其田地的粵東移民，仍因襲傳統對佃農的稱呼，以「客」的相關貶義稱謂來稱之。嚴格而言，到這時為止，即使是在台灣，也未出現對整體粵東移民的完整「客家」概念，因此就沒有「客家人」或「客家話」的說法。作為對粵東移民的籠統概念，頂多是把他們所住的村莊統稱為「客莊」，並冠以從廣東延伸至台灣的負面印象而已，所謂「自淡水溪以南，番漢雜居，客莊尤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來舊矣」，即是這種傳統的負面描述。
在此同時，各地對移居當地的「客」民，也不一定就以與「客」相關的用詞稱呼。如前述克朗牧師對新安縣地區的描述，當地居民也有以「崖佬」或「山裡人」稱呼他們的（「佬」字是廣東話的「獠」字演化而來）。「崖佬」是諷刺粵東移民以「崖」稱呼自己。另據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的《東莞縣志》，本地人（即說廣府話的廣府人）當時就已稱呼粵東移民為「崖佬」，到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年）版本的同一縣志，更進一步改稱為「流崖」（即崖人流民），甚至將「崖」字加上「犭」字偏旁，以示對粵東移民的輕蔑。
除了上述稱呼外，不同地方對粵東移民還使用了「棚民」和「來人」等稱呼。棚民是因移民搭棚而居，故以名之，主要是贛西南、贛北、湘東、浙江和皖南一帶對閩、粵客民移民的稱呼；「來人」則是廣西貴縣（今貴港市）僮族和循州（今河源、龍川）一帶對粵東客民的稱呼。珠江三角洲一帶也喜歡把客家方言稱為「麻介」話，因為客家話中把「什麼」稱為「麻介」（ma-gai），聽在本地人耳中，感覺刺耳，故以「麻介」話反諷之。
然而，「客家」的稱呼最後還是占了上風，並且得到了客家人本身的認同。同樣是據康熙五十九年的《東莞縣志》，到這個時期，住在東莞的粵東客民已開始自稱「客家」，這是他們自認為「客家人」的開始；也是客家人從「客」、「客戶」、「客民」、「棚民」、「崖佬」等各種外在稱呼逐漸向統一的「客家」外稱和自稱轉型的開始。

五、從紅巾作亂到土、客械鬥
咸同年間在廣東發生的「土客械鬥」，將粵東客民移民及其後人與本地之間的矛盾推向了高峰，也將前此隱藏在社會下層的「神祕」客家人正式推到了世人的面前，並促成了客家意識的抬頭。
激發這一進程的背後直接因素是鴉片戰爭的爆發和太平天國的起事。
進入嘉慶朝後，中國的內外情勢急轉直下。對內，延續了乾隆朝以來貪污橫行、國力日衰的趨勢，對外，有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斷前來扣關，希望打開通商的大門，而珠江口一帶首當其衝。
先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漳州平和縣小溪農民林爽文幼年隨父遷台，後加入天地會，因清廷抓捕會黨，率眾舉事，失敗後，其同黨之人很多逃回大陸，繼續投入天地會反清活動。其成員多為下層農民和販夫走卒，很快就在粵東客家人地區和兩廣的本地人與客家移民當中擴張勢力，並相繼展開了各種抗清活動。如仁宗嘉慶七年（公元一八○二年)），有永安天地會頭領官粵隴和白蓮教頭目賴東保，在青溪帶領天字嶂組織與農民數千人揭竿起義。
在內有天地會作亂的同時，更令清廷困擾的是英國鴉片的大量輸入。清初領有台灣後，開放了廣州、漳州（後轉移至廈門）、寧波和雲台山（鎮江）為對外貿易港口，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只剩廣州獲准對歐洲人貿易。大量歐洲人的白銀流入廣州，購買絲綢等商品，但也導致珠江三角洲大批稻田轉種養蠶的桑樹，以致從稻米過剩區變成不足區，稻米價格的上漲加劇了民生的凋敝。可是，隨著後來鴉片的源源輸入和白銀外匯的不斷流出，造成了國庫的空虛，社會的敗像更進一步加重了下層百姓的動蕩不安。
宣宗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增開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廣州喪失了壟斷貿易地位，這意味著廣州港口數以千計依賴搬運為生的腳夫和船工工作機會的外移。這些苦力、船工和失業的洋行職員成為三合會（天地會在廣東一般被稱為三合
會）吸收的對象。
鴉片戰爭結束後不到八年，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太平天國造反事件。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一位客家移民的後代洪秀全，參照天地會的祕密結社方式，結合對鴉片戰爭後急於傳入客家移民區的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創立了拜上帝會，很快就吸收了上萬飽受凋敝的經濟打擊的貧困客家農民為其會眾，並於文宗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在桂縣金田村（今屬廣西），以太平天國名義舉事。雖然由於領導層所具有的各種性格缺陷，太平天國僅存在了十八年，但其最盛時期，兵員超過百萬，占據了半壁江山，徹底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根
基。
太平軍的起事，更暴露了清王朝的弱點，刺激了各處天地會的紛紛造反。咸豐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廣州發生大水災，許多村莊顆粒無收，次年再度發大水，刺激了更多的農民加入天地會，引起當局的加力防範。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東莞石龍迂洪義堂在頭領何六的領導下，舉起了反旗，陷東莞縣城。各地會眾瞬即響應，從四面八方湧向廣州城，城內頓時一片慌亂。由於舉事會眾頭戴紅巾或手綁紅帶，所以又被稱為「紅巾賊」或「紅頭賊」，也被稱為「紅兵」或「洪兵」。參與圍攻廣州的會眾，據估計不下於二十萬人。
面對紅兵排山倒海的圍困，僅有一萬五千防守力量的廣州城，堅持了幾個月，在此期間，花縣、清遠、增城、從化、龍門、開建（今封開縣）和英德等縣城紛紛落入洪兵手中。最多時，廣州、肇慶兩府共失二十七座縣城。最後是因久攻不下，洪兵才撤軍解除廣州城之圍。
在這場亂事中，洪兵既是官逼民反的產物，也是散漫難以駕馭的亂民。在攻城掠地的同時，他們到處劫掠尋常農民百姓，各地村莊紛紛募鄉勇或組團練自保。此舉得到了為保衛廣州城而焦頭爛額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和清政府的的鼓勵，但沒有想到的是，民間武裝力量的出現雖然緩解了清軍力量不足的壓力，卻激發了另一場更大的變亂。在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的，就是遍布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
這場變亂源於紅巾之亂發生後，原本就時生摩擦的客家與本地關係進一步惡化，許多本地人佃農加入了洪兵，而客家農民雖然也有人加入作亂一方的，但更多的人站在政府的一邊。待洪兵亂事蔓延開來，客家村莊常受報復。因此，官府和地主號召組織鄉勇後，客家農民紛紛加入，伺機公報私仇，一方面全力剿賊，一方面擴大打擊面，占據本地人的田土。即使在紅巾亂事消除後，也未停止。由此造成土、客相互鬥狠廝殺，愈演愈烈，垂六、七年之久，雖經官府調停，也無濟於事。受害者各數十萬人。就中又以鶴山土、客相鬥時間最久。
最早點燃土客械鬥戰火的是鶴山縣（另說是起於恩平），咸豐四年（陽曆）十月，洪兵突襲鶴山，遭一位客家地主招募的客勇協助清軍擊退，客家鄉勇們趁勢隨清軍在各村搜捕洪兵，並洗劫財物，鶴山的本地人地主大戶們心有不甘，呼籲本地人起來報復。不久客勇又協助清軍擊退洪兵對恩平的進攻，聲勢愈漲，當地客家佃農拒絕向本地人地主交租，土、客衝突擴大到恩平和開平。
亂後，大批客家人被當成「豬仔」，運載到澳門，再賣到秘魯、古巴等地充當苦力。另有大批禍亂地區的客家農民被迫遷徙到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區安置，主要是送往粵西南高州、廉州（今屬廣西省）、雷州和瓊州（海南島），及今廣西東部和東南部各縣，也有的被遷回粵東原籍。至此珠江三角洲西側開平、恩平及新寧等各縣「無復有客民足跡矣。而客屬村居田產概為土人（即說廣府話的本地人）占有矣。」

六、客家稱呼的普及與客家覺醒運動的出現
經歷了這場與另一方言群體史無前例的慘痛操戈殺伐後，更多的客家人有識之士開始為客家人的權益發出不平之鳴，並為社會上對客家人的偏見、歧視與污蔑發動了輿論論戰。
首任台北知府林達泉是廣東大埔縣客家人，他在亂事結束後不久，特撰寫〈客說〉，針對當時社會上流傳的詆毀客家人的言論，駁斥廣東地方當局稱客家人是「客匪」，並指稱：「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或避漢末之亂，或隨東晉、南宋渡江而來，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所占，故客家所居之地多磽瘠。其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其說皆有所考據。」
事實上，從粵東客民進入珠江三角洲一帶之始，因土客摩擦，地方上對客家人的偏見言論即已不停出現。隨著矛盾的升級，謾罵詆毀的強度也有所增加。為了破解這種歧見，惠州和平縣進士徐旭曾早在嘉慶十三年（公元一八○八年），就撰寫《豐湖雜記》，倡先提出了中原論，指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
從時間先後看，雖然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的《永安縣志》已有「客家」的記載，但截至徐旭曾的時期，即到十九世紀初期為止，「客家人」的稱謂顯然猶未普及，所以仍以「客人」或其他稱呼稱之。
但至遲到十九世紀四○年代，受到各地層出不窮的土、客衝突的影響，社會上已不能不正視客民的存在及其在不友善的逆境中奮起抗爭的客觀現實，找出一個統一稱謂以代表這個漢族民系的時機已經成熟，「客家」的名稱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開始成為客民與非客民共同接受的稱呼。繼承了徐旭曾中原理論的客籍進士林達泉，或是其他文人學士，顯然也就是在同樣的思路下，以「客家」之名把「中原衣冠之遺」的客民包裝起來。
然而，除了文人學者的倡導使用外，「客家」稱呼的普及與西方傳教士的出現也密切相關。由於香港島割讓英國以前，廣州是對外的唯一口岸，因此歐美傳教士來得最早，同時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到香港的更多。
美國浸信會（Baptist Churches）的羅浩（他的教徒給他取的姓名Lo How的譯音，本名Issachar Jacox Roberts）牧師，是較早到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之一，他於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從任職的澳門教區轉赴香港，找到一位周姓（Chow）客家教師擔任他的翻譯兼助手，並為他販售聖經，曾影響到洪秀全改信耶穌。他在同年十月十五日的的日記中提到周姓翻譯說的是hakah dialect（客家方言，原文中未將hakah開頭字母h大寫），這大概是西方文字中，根據客家話的「客家」發音拼寫出來的最早的「客家」稱謂翻譯。一八四四年七月五日，周姓助手的日記中，也提過他到Hoklo（福佬人，即說潮州話的居民）的船上送聖經。次年羅浩牧師在總結他在廣州的傳教活動時，曾提到他的傳教對象是客家人（hakahs）、福佬人（hoklos）和本地人（puntes，即廣府人）。從這些記載可以知道，到一八四○年代初期時，客家、福佬和本地的稱呼已經在香港、廣州一帶確定了下來。巴色教會的瑞典籍韓山明（Rev. Theodore Hamberg）和德國籍黎力基牧師。
韓山明牧師於一八四九年開始有系統的學習客家話，並著手編輯《德語-客家對照字典》（Kleines Deutsch Hakka Wörtuerbuch ）。韓山明於一八五四年過世後，由黎力基牧師繼續其未竟的工作。這本字典於同年出版。一版出版後，黎力基牧師再接再厲，從事第二版的詞彙補充，還附加福佬話的詞彙。在從事這些工作時，前後兩人都將「客家」稱為haka，「福佬」稱為hoklo，更可以確定，「客家」一詞已經完全在西方人士當中普及開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