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臺灣史（共五卷）

徐曉望著《明清福建臺灣史（五卷）》出版簡介：
分卷名稱：
1.《明清福建臺灣史第一卷：明代前期福建史》
2.《明清福建臺灣史第二卷：晚明福建史》
3.《明清福建臺灣史第三卷：晚明臺灣海峽史》
4.《明清福建臺灣史第四卷：南明福建臺灣史》
5.《明清福建臺灣史第五卷：清代前期福建臺灣史》

徐曉望教授的《明清福建臺灣史（五卷）》是一部深度探討明清兩代福建與臺灣海洋歷史的巨著。這套五卷書籍以其精深的研究、豐富的史料和生動的敘述，將讀者帶入了一場關於海洋勢力與競爭的宏大史詩之中。

這套書籍共五冊，分別闡述了明代前期福建史、晚明福建史、晚明臺灣海峽史、南明福建臺灣史以及清代前期福建臺灣史。這種分卷的方式，作者能夠從不同的角度、時間段探討福建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從而形成了一幅更加完整的歷史輪廓。

作者不僅在書中呈現了大量的歷史事實和事件，更是對其中的海洋英雄、開拓者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例如，林道乾、鄭芝龍、鄭成功等人物的事蹟在書中描繪與論証，其中運用的史料，發前人所未發，為海洋研究開創的新視見。

作者徐曉望教授是中國經濟史博士，曾任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擁有豐富的學術研究和教學經驗，這使得本書為讀者呈現出一幅具有學術深度和觀點獨特的歷史圖景。

《明清福建臺灣史（五卷）》是一部值得再研究與珍藏的歷史巨著，無論是對明清時代海洋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還是對福建與臺灣地區歷史和文化有所探求的學者，都會帶來豐富的知識和深刻的思考，一部深入且精彩學術著作品，為中國歷史研究做出巨大的貢獻。

《明清福建臺灣史（五卷）》作者簡介：

徐曉望

上海人，中國經濟史博士。原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福建省優秀專家、福建省文化名家。歷任中國漢民族研究分會副會長、中國宗教協會常務理事、廈門大學宗教研究所兼職教授、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兼職教授、福建歷史學會副會長、福建媽祖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作者前後出版專著32部，發表論文300多篇，共計1200多萬字。主要著作有：《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福建文明史》、《閩國史》、《媽祖的子民──閩臺海洋文化研究》、《閩南史研究》、五卷本《福建通史》、《大航海時代的臺灣海峽與周邊世界》、《媽祖信仰史研究》、《21世紀的文化使命》、《中國福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史》、《閩北文化述論》、《澳門媽祖文化研究》（合著）。曾獲福建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明清福建臺灣史（五卷）》明清福建臺灣史序 / 鄭學檬
徐曉望研究員曾隨廈門大學傅衣凌教授攻讀碩士學位，係名門弟子。畢業後入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明清經濟史、福建地方史研究。「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專心治史，如松柏「經霜而茂」，在福建史、臺灣史研究方面碩果累累。多年之後，再入廈大歷史系，攻讀專門史（中國經濟史）方向博士學位，並於2003年完成博士論文，其論文主旨〈明末清初海峽兩岸的市場關係〉問題，我們曾進行過深入探討。

明清時期，中國東南沿海閩浙粵地區，是東西方國際貿易的聚焦點，中國的商品，吸引著歐洲殖民勢力，先後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格蘭的等歐洲強國的商業貿易集團聞風而致，貿易、掠奪不一而足。從辯證角度看，禍福相依，歐洲葡、西、荷、英殖民勢力東來，也促使白銀、黃金、鴉片等舶來品傾銷華夏，從而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的發展方向。臺灣海峽在這一時代變革過程中因為其區域優勢和海峽西岸的發達的商品生產產業鏈，而一躍成為國際貿易的聚焦點、亞洲發展至關重要的區域。它是聯繫東北亞市場與東南亞市場的關鍵通道，為世人所矚目。國外學者，如美國加州學派之「大分流」說，即與此議題而發。

中國歷史學家一般以積極的態度看明清時代中國的變化，不過，論證各有不同。徐曉望這本書，以當年博士論文為基礎寫成，以時代變革為背景，論述當時經濟關係諸問題。他認為，其一，明清時期東亞的發展與環球國際貿易市場初成有很大關係；其二，明清國際貿易市場初成不僅有西力東漸的影響，也有福建等中國商人開拓亞洲市場的成就；其三，早期世界市場的中心是在東亞的環中國海區域，西方殖民主義者主要通過介入中國與日本及東南亞的貿易來獲得自身發展的動力；其四，歐洲的成功在於壟斷環球貿易的主要利潤，當這一原始積累的資本形成對英國工業的貫注，便導致工業革命的產生。這些觀點反映了徐曉望對明清世界史的若干思考，雖非「璞玉渾金」，亦可稱百流一源，燦然成章，自有特點。我一向主張要從世界史的高度來看區域史研究，徐曉望的《明清福建臺灣史》能夠從這一角度展開研究，就使他對福建臺灣史的研究具備超越地方史的特性。

徐曉望在福建史學界以勤奮聞名。他的五卷本《明清福建臺灣史》約有200萬字，共有7200多個注解，平均每本書有1400多個注解，其中一些史料來自稀見的明清著作，這是作者多年努力的積累。這套書涉獵較廣，多處研究頗具新意。例如作者在第三卷《晚明臺灣海峽史》中，考察了晚明臺灣的移民史、海盜史及福建官府與臺灣原住民的關係，這些領域的相關研究較少，所以，徐曉望的嘗試值得關注。

總的來說，徐曉望關於明清福建臺灣史的系列研究史料豐富，論述自成系統，是一套值得一看的著作。
鄭學檬 2023.8.28


《明清福建臺灣史（五卷）》明清福建臺灣史序 / 陳支平
徐曉望研究員是一位十分勤奮執著的學者。數十年來，他在中國古代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海洋史、中國理學史，以及福建、臺灣地方區域史和古代文獻的搜集整理領域，均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成果，尤其是在福建地方通史方面，成績卓越，堪稱在當今國內外學界中，無出其右者。近日，徐曉望君又將出版五卷本的《明清福建臺灣史》，著實令人欽佩。現在，徐曉望君希望我為五卷本的《明清福建臺灣史》寫個序言，為了表示所謂的「欽佩」並非虛言場面話，我慨然一口答應了下來。

要談到臺灣歷史，有兩點是無論如何迴避不了的，這就是其一，臺灣的歷史是始終與福建歷史分割不開的；其二，福建與臺灣的相互歷史，基本上是從明清時期開始發生的。大概正是出於這兩點迴避不了的因素，徐曉望君的新著，就著眼在福建與臺灣歷史演變發展進程中的這兩個關鍵節點上，命其名為《明清福建臺灣史》。

我們說臺灣的歷史是始終與福建歷史分割不開的，這無疑是全方位的。無論是臺灣民眾的先祖淵源關係、臺灣的行政政治嚴格、臺灣的社會經濟開發與經濟運作，還是臺灣的民風習尚、神明崇拜、文教讀書、民間娛樂、方物沿襲等等，基本上是從大陸福建直接傳承而來，或是與福建沿海各地產生了緊密的聯繫。但是遺憾的是，近十餘年來，研究福建與臺灣兩岸關係史的學者們以及社會熱心人士們，大多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兩岸家族和兩岸神明崇拜的這兩個具社會政治顯示度的方面之上。其中社會意義毋庸置疑，但是從學術的層面來思考，則未免有些偏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福建臺灣歷史的整體概貌，往往給人一種福建與臺灣的關係歷史，基本上是鬼神來往的歷史，因為即使是民間家族的歷史，所可以研究的依然是那些過世百餘年以上的鬼祖先了。

徐曉望君的這部五卷本的《明清福建臺灣史》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全面而詳實地反映了福建與臺灣兩岸關係歷史發展演變歷程，把明清時期福建與臺灣的歷史和盤呈現給廣大讀者。例如，在《明清福建臺灣史》第三卷《晚明臺灣海峽史》中，徐曉望君把研究的視野放在當時世界大變局的情境之中，從晚明中國海上力量和臺灣海峽稱霸、閩商與東南亞歐洲殖民者的貿易、晚明華商與南海港市的貿易、晚明福建與日本、琉球的關係等各個不同的角度談起，進而論述明代官民對臺灣的認識、福建官民與海洋巨寇林道乾、林鳳的關係，以及明代後期的臺灣危機和福建官府對於澎湖群島的管理、福建沿海民眾對於臺灣的移民開發等。徐曉望君的這一全方位的歷史敘述，讓我們對於福建及臺灣的歷史演變，有著開闊視野和深邃思考的認識與觀察。

徐曉望君是我的同門師弟，他也和我一樣，本科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接著攻讀傅衣凌先生的中國經濟史專業的碩士學位。畢業之後，在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工作，由於工作和科研成績突出，多年擔任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現在，我們都已經進入或者即將進入古稀之年。徐曉望君命我寫序，看到他即將出版這麼好的高品質著作，作為師兄，當然是希望今後能夠繼續讀到他不斷出版的更多的學術著作。但是推己及人及師弟，我也希望他能多多保重身體，吃好喝好，君不見現在社會上流行一句名言：「身體是自己的」！
2023年8曰26日
於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明清福建臺灣史第一卷：明代前期福建史》緒論：
明清福建史的歷史地位
明清時代亞洲太平洋海域的動盪，使位於中國海疆前哨的福建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從1368年到1840年，凡在環中國海域發生的事件，幾乎都與福建省或福建人有關。而福建省自身的歷史，也深深地捲入海洋。從海禁政策到倭寇入侵、鄭氏海商集團崛起及其反擊海外殖民者的入侵，福建史在中國史中的地位，不再是一部地方史，而是中國史變化焦點區域的歷史，也就是說，這裡發生的一切，都會影響整個中國的發展。
一、從明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談福建省的歷史地位
研究中國海洋史的學者都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明代最大的海洋行動是明代初年的鄭和下西洋，為什麼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再也沒有那麼大的海洋行動？我覺得可以從金融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由於鄭和下西洋使中國損失了大量的白銀，導致明代前期中國經濟出現了貨幣通縮。為了應對這一情況，官府的相應對策是限制白銀的流出。

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貿易及大批使者來到中國，對明朝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明代官員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從皇家的利益來說，鄭和遠航印度洋周邊國家，主要目的還是收購印度等地的各種寶石。柯枝國的財主：「專一收買下寶石、珍珠、香貨之類，候中國寶石船或別國番船客人來買。」《西洋番國誌》論古里：「其哲地財主多收買各色寶石、珍珠，并做珊瑚珠等，遇各處番舡到，王遣頭目并計算人來，眼同發賣，亦收稅錢。」可見，鄭和時代，許多南亞國家都是以做中國的珠寶生意為生，這會使中國消耗大量的金錢。鄭和下西洋的前十年，鄭和採購各國商品，總共花去了六百萬兩白銀！按照明初的物價，一兩白銀可以購得四石白米，六百萬兩銀子價值2400萬石白米，接近明朝一年的財政收入！明代前期的外貿雖然帶來市場的繁榮，但其開支也是巨大的。

那麼，在明朝與海外國家的大交換中，明朝是獲利還是虧損？明朝明顯獲利的有兩個階層：其一，皇室貴族；其二，買辦階層。鄭和航海歸來，帶來大量的鑽石、寶石、珊瑚、黃金，海外奢侈品，大都是供給皇室消費，例如湖北省鍾祥市鄭和時代的梁莊王墓出土大量的金銀珠寶，其中一塊金錠上刻：「永樂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處買到八成色金壹錠五十兩重」。說明這塊金錠是鄭和從西洋購得。全墓出土的金銀玉珠飾器件達5100餘件，僅寶石就有700多顆。其中墓主人的一條金腰帶上鑲藍寶石、紅寶石、祖母綠等寶石達84顆，這些寶石顯然來自印度。王室如此，皇室的豪華更不可想像。此外，從事居間貿易的商人獲利也多。明朝在朝貢中獲得的海外奢侈品除自用之外，多數由商人承包銷售。正如嚴從簡所說：「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大量東南亞香料、珠寶流入市場，也活躍了商業經濟。如楊榮說福建：「歲時諸番賓貢，海舶珍奇之貨，率常往來於此。」總之，鄭和時代的海上貿易給皇室和民眾都帶來了好處。問題在於：國家的財政支出大增，有些奢侈品無法長期保存。寶石之外，明代的婦女喜歡珍珠，東西洋的各類珍珠在中國極受歡迎。珍珠這類珍寶與寶石不同，寶石是不易磨損的財寶，它的價值可以長久保存。珍珠的穩定性卻不如寶石，大約十年以上就褪色了，幾十年後便成為粉塵。因此，明朝每年大量的珍珠進口，消耗巨額財富於無形中。

外交人員的往來，也使明朝支出大增。永樂年間前來進貢的海外國家增加到幾十個，而每個使團都有數十人至上百人，他們抵達中國口岸之後，要跋涉數千里到南京或是北京晉見皇帝，明朝接待他們十幾天到幾年，然後恭恭敬敬地原路送回。迎往送來，使明朝廷官員頭痛不已。「海外諸番，使者歸其國，故事必擇廷臣知大體者送之閩廣，宴餞而遣之。」他們每到一處都被官員視為貴賓，官府贈給他們絲綢衣服，每天供給山珍海味。皇帝經常有新的賞賜，結果每個使團都使官府開支浩大。如前文所說，有時為了賞賜前來進貢的海外國家，國庫都被掏空！當時的海上交通不便，這些使團每次進貢都要在中國待上一二年，有些使團因一時沒有便船，會在中國住上好幾年。明朝文武官員加上軍隊達百萬人，常年支出之外還要以高規格供奉這些使團，很顯然，明朝財政無法長久支持如此巨大的額外開支。因此，到了明代中葉，朝廷的對外政策有很大變化，主政的官員對前來進貢的外國不是太歡迎，這是因為，明朝的財政已經無法承擔這筆開支，而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威脅又增大了。

鄭和時代的全球化未能延續下去，與中國的白銀外流有關。在當時的西洋貿易中，印度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對手。印度工業文化發達，各種商品很多。在特色生產方面，印度很早就引進了中國絲織業，元明之際，印度人生產的絲綢數量巨大。所以，暢銷全世界的中國絲綢在印度的銷量不是太好，印度人對中國瓷器的喜歡程度也不如西亞各國，中國商品在印度的市場始終是有限的。印度市場另一個特點是金銀比價較低，通常是一比五，而中國在宋元時期的金銀比價是一比十！遠高於印度。這樣，在中印貿易中，中國商人會感覺到輸出白銀而輸入黃金比較合算。中國對印度貿易，絲綢、磁器的輸出量都是額定的，帶來的東南亞香料利潤有限，於是，鄭和只能用白銀購取印度的各種寶石。中國方面的史料表明，鄭和出海貿易的前十年花費甚多。王士性的《廣志繹》記載：「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萬餘歸。」考察鄭和下西洋的過程，前十年鄭和下西洋四次，這就花費了明朝歷年積蓄的六百萬兩白銀！於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也向印度靠攏，從一比十降至一比五左右！儘管鄭和從海外帶來的財富同樣驚人，但缺乏白銀的財政壓力一直困擾著明朝的戶部。從明代前期中國白銀流失速度來看，最好限制鄭和等人的海外採購的規模，想來這是鄭和遠航最終停止的原因之一吧。

明代前期，明朝因缺乏白銀引發一系列問題。例如，對白銀的渴望使皇室加大對銀礦產區的索取，卻引發了明英宗時期閩浙之間的葉宗留等礦工起義。葉宗留起義又促發了影響福建全省的鄧茂七起義，連帶廣東的黃蕭養起義，明朝遇到了南方三省大起義的危機。可見，明代前期，白銀外流已經達到一個極限。回想鄭和時代的貿易，如果中國人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一樣能夠得到美洲白銀源源不斷地補充，那麼，白銀外流不是問題，然而，明代前期的中國，東南閩浙徽三省的白銀礦發掘殆盡，只有雲南的銀礦帶來一點希望，但也不能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所以，國家必須限制導致白銀、銅錢滾滾外流的海外貿易。

在大量白銀外流之後，明代前期的中國卻尷尬地進入了白銀時代，在中國流通領域的白銀，可用以購買一切商品，中國的白銀卻很少了！

白銀、銅錢的外流，進一步動搖了寶鈔的地位。明代的大明鈔在永樂之後大幅度貶值。宣德元年秋七月癸巳，「嚴鈔法之禁。時行在戶部奏：比者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請嚴禁約。上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之。凡以金銀交易及藏匿貨物高擡價值者，皆罰鈔。強奪強買者，治其罪。」但是，行政命令很難遏制民間的經濟行為。大明鈔繼續貶值，很快降到不堪使用的地步。明代中葉，按照《明會典‧刑部十一》的規定，銅錢一千文可以換取八十貫大明鈔。名義價值只有實際價值的八十分之一。《明史‧食貨六，會計》：成化年間「鈔法不行，一貫僅值錢二三文」。如果說紙幣的貶值是其命運的話，那麼，為什麼這一大貶值沒有發生在永樂時代？這是因為，在民眾的印象中，永樂皇帝通過鄭和下西洋時代的對外貿易，得到大量的金銀財寶，儘管明朝發行紙幣從來沒有金銀儲備金，但是，朝廷掌握大量金銀的消息，對大明鈔是無形的支撐。然而，永樂之後，眾人發現：這一切都是空的，明朝的對外貿易不是為國家掙錢，而是造成國家巨大的財政虧空，永樂年間從海外運入的財寶，只讓皇室和眾藩王富了起來，國家實際上是沒有錢的。民眾一旦想清楚這一點，大明鈔在市場便會大幅度貶值，最後退出市場，只存在理論上的價值。巨額白銀外流使中國無法承受，這也許是朝廷最終停止鄭和下西洋的原因之一吧。

對中國人來說，七下西洋的行動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鄭和時代，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展開了國家經營的大規模貿易，這些貿易由宮廷的宦官主持，他們現實目的是購進印度洋的珍寶，滿足皇室的需求。朱棣率領眾多藩王一起奪得天下，朱棣獨得皇位，有必要滿足其他藩王的經濟要求。因此，永樂年間，朱棣給眾藩王的賞賜非常之多，十分出格。明代藩王墓中出土的黃金珍寶極多，與這一點有關。然而，賞賜過多，白銀、銅錢大量流出，換得印度洋的財寶進入皇家和各路藩王的口袋，帶來的問題是：這些珍寶都成為貴族們的家藏，永遠凍結於他們的手中，不再流出。這樣，市場上便缺少了流通的貨幣，導致白銀的價格不斷上升，從唐宋金銀價值比一比十，降到明代中葉的一比五，這不僅造成國家的財政困難，還會帶來交換難以進行的後遺症。明代後期的藩王成為叛亂武裝的攻擊對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手中的財寶散出，流通於天下。可見，一個國家不能養太多永遠不倒的貴族。

由於鄭和下西洋導致財政困難和白銀外流，許多精明的大臣覺得沒有必要再進行這類遠航，皇室的財寶已經夠多了。明代英宗上臺後，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人掌權，下決心廢除了下西洋行動，這等於消減了皇室的開支，減輕國家負擔。三楊之所以能夠流芳百世，與此有關。從經濟來說，如果在鄭和時代美洲的白銀能夠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商人不會有缺乏白銀之虞，那麼，鄭和遠航可能還會進行下去，取得更多的航海成就。但是，歷史不能假設！

官府對海洋的參與，永遠是一個民族向遠洋發展的重要因素。元朝向海外進軍，以及明朝派出的鄭和艦隊，都有官府的意志才起作用。沒有官府，其實民間也存在著遠航。例如，宋代民間的船隻到印度洋發展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那麼，鄭和遠航之後，中國商人為什麼不到印度洋去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官府對遠洋的禁止。明代官府的一個重要決策是將印度洋航行留給官府，不讓民間船隻插足。官府停止遠航西洋之後，為什麼民眾不去了呢？這一方面是官府的海禁越嚴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明朝的海禁導致下海的船隻越來越少，敢於下海的船隻只要在東南亞一帶貿易，便可獲得高額利潤，他們沒有必要去遙遠的印度洋。此外要注意的一個因素是東南亞諸國航海力量的崛起。例如，馬來亞的麻六甲港，經鄭和開發之後，成為東南亞著名的樞紐港，東南亞各國船隻匯集麻六甲港，就香料貿易而言，已經不一定需要中國商人的仲介。不過，當地的商人中，有不少漳州商人，他們在麻六甲有專門的居住區域，其他港口也是這樣。事實上，在麻六甲海峽，至少還有舊港、亞齊等港口都有中國商人居住，他們已經連成一條運輸線，可以將東亞及東南亞的商品運到印度港口城市，鄭和時代的遠洋貿易，已經轉化為東南亞諸港的港際短線貿易，它同樣能夠達到目的。因此，對中國商人而言，他們無需再到印度洋去冒險，只要將貨物運到麻六甲，自有商人採購，為其轉運到印度去。由於這一原因，中國的民間商人沒有必要再遠航到印度洋。

明朝官府停止遠航之後，疏於管理東南亞港市。原來，在鄭和時期，明朝在麻六甲等地建立了軍需品的供應站。滿剌加，又譯麻六甲。自從明朝皇帝扶植該國國王獨立，雙方就建立了密切關係。「中國下西洋舡以此為外府，立擺柵牆垣，設四門更鼓樓，內又立重城，蓋造庫藏完備。大䑸寶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國，并先䑸暹羅等國回還舡隻，俱于此國海濱駐泊，一應錢糧皆入庫內囗貯。又分䑸次前往諸番買賣。」可見，當時的滿加剌就是鄭和艦隊的補充基地。蘇門答臘等島嶼的政權，一直向中國進貢。因此，有個別世界性的地圖，將明代的蘇門答臘各島嶼劃入中國的國土範圍。但是，到了明代中期，明朝就覺得要管理這些海外領土，十分麻煩，便將蘇門答臘的管理權交給了爪哇的統治者。在麻六甲方面，當地國王原來一直向明朝廷進貢，每逢新王產生，也要請明朝大吏前去封賞。「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憲廟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備封冊之禮。」結果林榮及黃乾亨在半路遇險，死於海上。從此之後，明朝的使者就將麻六甲當作畏途，不肯再去。這樣，麻六甲與明朝官府的關係，遭到嚴重的破壞。明代中葉，葡萄牙人侵占麻六甲，麻六甲當局向明朝請援，卻得不到幫助，最終被葡萄牙人得手。麻六甲是南海通向印度洋的關鍵區域，許多人認為，若是明朝加強對麻六甲的統治，就可將葡萄牙人的東侵扼殺在麻六甲海峽以西。如此重要的港口，竟然被明朝輕率地放棄，最終成就了葡萄牙殖民擴張之名。其實，情況本來不會如此糟糕。

福建位於中國邊遠的海疆，長期以來，福建史對於中國史來說，並無重要的意義──這是說，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在福建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都不足以影響中原的發展大勢。而中原區域所發生的事件，必然影響到福建，福建史在中國史中的地位，是作為地方史存在，它所產生的變化只有地方性意義，沒有全國性意義。大致來說，在北宋以前，福建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是不高的。進入宋代以後，福建的經濟文化有了大發展，在南宋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區域之一，但在政治上，福建仍然缺乏全國性的影響。元朝代宋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待其波及到福建境內已經是尾聲。

明清時代的福建史卻有了全國性的重要意義。其原因在於：進入明代以後，海洋對中國史的影響越來越大，它在本質上改變了中國史。過去的中國史，主要是中國世界的歷史；它與分隔並立的歐洲世界、中東世界、印度世界、美洲世界共同存在，相互之間影響不大。但自從大航海時代來臨後，中國在經濟上與世界各國結成了多方面的密切關係，中國人使用的白銀，來自美洲；中國人生產的茶葉與白糖，走上了歐洲人的餐桌；而中國人的瓷器和絲綢成為歐洲人的新寵。儘管明清朝廷都以地大物博傲視西方前來貿易的國家，實際上，中國人倘若沒有來自美洲的白銀，便只能以銅錢購買東西，大規模的、遠距離的、市場性質的財產轉移，幾乎沒有可能。而歐洲人離開了中國的白糖與茶葉，便食不甘味。所以，環球貿易已經悄悄地將世界聯成一體，只是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也許有人會說，早在宋元時期，中國與西亞世界已經有了海上絲綢之路，但這一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奢侈品貿易。而且，西亞國家多是遊牧國家，人口稀少，缺少一個有消費能力的廣闊市場，它對世界市場的拉動，比不上明清時期歐美市場開闢所起的作用。因此，宋元中國與西亞國家的聯繫，絕對比不上明清時代中國與西歐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