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想死，我是想結束痛苦：人為什麼會自殺？從動機到行為的研究探索，溫柔而理性地全面了解自殺

★★★★★ Amazon 4.8星好評

讀者留言評論：「切入正題！沒有廢話！」

◢◤也許違反直覺，但自殺行為在某層意義上來說，近乎是種求生選擇。◢◤

全球平均每四十秒就有一人死於自殺，為其身邊親人摯友和社會帶來巨大衝擊與傷痛。儘管如此，我們對自殺的了解仍不夠多。本身有過兩次傷痛經歷的羅里‧奧康納教授，投入於第一線自殺研究數十年的知名學者，為此議題在全球積極奔走倡議，並將其研究精華寫成此書。

不同於許多書籍只將自殺視為一種壓力或憂鬱因素導致的「結果」，作者傾向將自殺視為一個獨立的「行動」，圍繞著這個行動有前因後果、外部力量、內部力量、社會觀感、迷思、汙名化、使用語言……等等，作者藉大量訪談與傾聽，整合各界研究資料，細膩地分析自殺行為。

我們亦希望這本書能幫助到職業上可能接觸自殺傾向者或受事件影響的人，包括社工、學校教師、心理師、醫護人員、獄警等。因為我們唯有了解，才能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對失去所愛之人的人來說，了解也是踏上復原之路的開始。

「獻給所有摯愛因自殺而離世的人，以及每天努力活下去的人。」

作者簡介

羅里‧奧康納 Rory O’Connor

格拉斯哥大學健康心理學教授。他是自殺研究和預防領域的世界領先者，並已在該領域工作了25年。他在自殺和自殘領域發表了大量文章，並為BBC製作了五部關於自殺的紀錄片，並擁有一個Twitter帳戶@suicideresearch。

譯者簡介

林巧棠

台大外文系學士，台大台文所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著有《假如我是一隻海燕：從日治到解嚴，臺灣現代舞的故事》，入圍2020年臺灣文學金典獎。譯作《年少友人》。

●●●台灣專業工作者第一線經驗共同推薦●●●

張書森│精神科醫師、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教授／所長

▍專文推薦 ▍

呂淑貞│臺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

陳映燁│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心身醫學科主任／陽明交通大學教授

廖士程│臺大醫學系精神科教授

吳佳儀│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所教授、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臺灣自殺防治學會常務理事

周昕韻│馬偕紀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諮商心理師

李沐芸 (呂芯秦)│社團法人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理事長

▍溫柔倡議 ▍

「本書從作者自身經歷出發，試圖讓普羅大眾理解自殺行為及背後的原因，並能防範它的發生，避免人們必須面對親朋好友逝去後的無盡哀傷。如同書中所提，許多地方仍將自殺視為禁忌且充斥著汙名，連同諸多自殺危險因子阻礙了自殺防治的腳步。本書讓大眾了解到有哪些言語及行為警訊、心理支持、及同理對待須被注意，自殺歷程中的心理轉折又是什麼。大多數處在低潮痛苦的人們不會驟然以自殺結束生命，但關懷及詢問自殺與困頓經驗卻可能開啟拯救生命的對話，相信本書內容能提供大眾更多有關自殺者的心路歷程及如何扶持他們的方式，以減少自殺遺族的遺憾，更積極引導生命找到它的方向與價值。」

——吳佳儀

「作者長期研究並服務受自殺困擾的民眾，本書集結他的個人故事、臨床與研究經驗，將其提出之『自殺行為的整合動機—意志模型』，用非常親民的方式做出介紹，讀者可更理解自殺這個複雜的問題，實屬不易。文中充滿對受到自殺事件衝擊的人們的同理與溫暖，並提出理性判斷及介入作法，情理並重，的確示範出面對自殺的正確態度，很值得推薦！」

——周昕韻

chapter4─理解自殺的含義

當家屬或悲痛欲絕的親友聯絡我的時候，通常是想知道原因。為什麼他們所愛的人會選擇自殺？為什麼他們沒有預料到這一切？或者，如果他們料到了，為什麼他們無法阻止自己失去摯愛？這些電子郵件、信件、電話，都和失去生命的故事有關，都和兄弟姐妹、母親、父親、朋友、兒子、女兒的痛苦有關。這些故事是如此私人又獨特，但往往又如此相似。有些人仍然震驚不已，為失去而極度崩潰，而另一些人則是憤怒或困惑不已。所有人都束手無策，試圖理解他們所遭遇的悲劇。他們通常是突然聯繫我的，可能是在網路上搜尋後找到我的名字，聽過我關於自殺的講課，或讀過我的學術論文。

我第一次收到這樣的信件時還不到三十歲，起初整個人被難倒了，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那是一封手寫信，寄到我所在的大學，信中詢問我是否可以打電話給他們。「他們」指的是父母─丹尼爾的父母。幾個星期前他們失去了兒子，但他們的兒子沒有憂鬱症病史。丹尼爾是他們唯一的孩子，他的死亡突如其來，並且「完全沒有預兆」。信上沒有電子郵件地址，只有一支電話號碼。他們偶然讀到我的一些文章，文字讓他們產生共鳴，所以主動聯絡我。

那是在二○○○年，我應該是二十七歲，當時一直在和冒牌者症候群搏鬥。那時我才剛取得人生第一個講師的職位沒幾年，試圖在獨立研究領域站穩腳跟。正如任何一個新上任的大學講師都共感的，你經常會被扔到深水區去，拚命奮鬥，保持領先學生一步。當時，我確實感覺自己在自殺預防的研究領域之中沒有立足之地。顯然我還只是一個新手，那個階段只發表過博士論文。

我對要不要回覆這封信猶豫不決。我確實不知所措，部分原因是因爲我對此感到不能勝任。我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尤其焦慮會說錯話，或加重他們的悲傷。而且，我不知道實際上該怎麼「打電話」。什麼時候打比較合適？如果他們接起電話，我應該說什麼？我該如何確認他們處在能放心講電話的狀態？我心裡演練了幾次通話情境，但就是不滿意。所以我把這封信擱置了幾天，試圖找出最好的答覆方式。我也不知道如何表達通話的界線，而不顯得麻木不仁。我不是諮商心理師，我是研究人員，而且與丹尼爾素未謀面，所以永遠沒辦法告訴他的父母為什麼他最終決定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如同任何一位與不相熟之人討論自殺議題的人─我擔心自己會失言讓情況變更糟。

即使如此，我已遇到夠多因自殺喪失親友的人，知道他們只要有機會談論他們所愛的人，即使只是稍稍一瞥自殺心理的黑暗之處，也會有所幫助。……自殺的特徵就是不僅由無數未知組成，還包括許多不可知。難以忍受的是，關於自殺，唯一確定且已知的，是你所愛的人已經離去，不會再回來了。永不。絕不。其他一切都是不確定、令人困惑、複雜難解的。我們不可能知道别人在最後的幾分鐘，腦子裡在想些什麼。他們曾改變主意卻太遲了嗎？他們是不是認為沒有人關心他們？這些問題確實令人難受，但現實是，在做出決定的一刻就離世的人，他們當下的心態是無從得知的。

那個週末，我推斷我的電話可能會給這個家庭一個機會「檢驗」他們認為愛子去世的原因。或許這麼做能減輕一些他們的不確定感，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他們說說話。尋覓自殺的答案是最可怕的矛盾。結果如此明確，但自殺的原因、死前最後的幾分鐘或幾小時常常隱而未顯。但是對於喪失親友的人而言，情緒來襲，鋪天蓋地。二○○八年克萊兒去世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親身面對因自殺失去友人的情況。我想起了那次早先的相遇，想起了追求解答一事變得如此難以抵擋、棘手、痛苦。你在這個世界上最想要的，莫過於再與你所愛的人相處，哪怕只有五分鐘，問問他們為什麼沒辦法繼續，為什麼無法面對活著這件事。你一再重複播放過去的對話折磨自己，糾結著可以做些什麼、或應該做些什麼讓事情好轉。你本可做些什麼，或該做些什麼讓他們活下去。數日間，我搜遍了克萊兒寄給我的每一封電子郵件還有我的回信，想看看我能怎麼做出不同的回應。

我不需要擔心這通電話，擔心說錯話或做錯事。接下來的一週，我打電話過去的時候寫信給我的那對父母都在家。他們絕望不已，心靈受創、心碎而麻木。丹尼爾去世之後，他們幾乎沒有踏出過家門，而是在家裡一再重播他的人生，每個重要的里程碑、每一次的成功與失敗。他沒有留下遺書，而且，雖然他沒有憂鬱症病史，但他是九○年代初經濟衰退期的受害者，在一九九一年失去了他的「夢幻工作」。他的母親尤其認為，從那之後他就再也不一樣了。他離世時三十歲出頭，在那之前的三年裡，他又經歷另外兩次失業，也失去了長期的交往對象。他開始嚴重酗酒，根據他母親的說法，他變得愁雲慘霧。但是他從來沒提過任何有關絕望或想自殺的事，他對未來相當樂觀，所以他的父母沒有太過擔心。然後一天晚上，他的父母和朋友聚餐回家之後，他們發現了他，已經沒有氣息。他們的狀況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家庭一樣，無法查明具體的最終觸發原因，或是什麼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們曾經不知所措，不知為何如此，也不知當時為何會這樣。他去世之後幾個星期，他們兩夫妻自己透過意義建構得出結論：他搬回家住時覺得丟臉，而且看不到其他重拾獨立性的方式。我和他們通話的時候主要是在傾聽，並盡力用概括的方式回答他們的問題。在英國，大部分自殺的人都患有可以混淆他們決策能力的心理問題。這類問題的合併症，像是酗酒問題，可能會加重現有的心理症狀，因為酒精是一種抑制劑。

丹尼爾的父母認為心理學家所稱的「認知窄化」（cognitiveconstriction）的概念有助於他們理解，為什麼他可能看不到其他選擇，且將自殺視為他唯一的選擇。認知窄化通常也被稱為隧道視野（tunnelvision）─這種思考方式，在有自殺傾向的人當中非常常見。

很多年前，史奈德曼就將認知窄化視為自殺心理的共同特徵之一，而處理這種窄化，也是認知行為治療（CBT）的重要部分。認知行為治療是一種廣泛應用於常見心理問題（包括焦慮、憂鬱症等）以及有自殺傾向之人的心理治療方法。

我第一次在心理學的脈絡之下聽到「隧道視野」這個詞時，回想起兒時一段令人害怕的記憶，那段往事有時會被我拿來解釋認知窄化的意思，因為故事裡頭確實有隧道。我在北愛爾蘭的德里長大，我們家附近有個地方就像是孩子的遊樂天堂。這片土地有足球場和圍欄，草木蔓生，有可以攀爬的壯觀大樹和一條小溪。沿著溪流走上一段不短的距離之後，有一條隧道。經過了這些年，我記憶中的細節變得相當模糊，但我還記得那是我大約十歲或十一歲時的冬天，我決定跑過隧道，但不小心跌進冰冷的水中，扭傷了腳踝。我渾身濕透，而且不知道同伴都跑去哪裡了。我獨自一人，大聲呼喊，卻都沒有人來。更糟糕的是當時天色已晚，我看不到隧道的出口在哪裡。我非常震驚，在這個狀態下我無法好好思考，我的思緒愈來愈狹窄，完全只能專注在「我會被困在這個隧道裡」的念頭上面。即使我知道隧道有出口，但我以前從來沒有冒險走到那麼遠。此外，我腦海中也沒有浮現單純地轉身一拐一拐往回走的想法。我感到身體被困住，連思考也被困住了。我想不出逃出隧道的方法，思緒像是被蒙住了一般。當然，我暫時受困於潮濕黑暗隧道的經歷，不能與自殺所帶來的精神痛苦相比，但這故事仍然讓我們了解到心智能如何曲解事件和情境，使我們感覺受困，即使不是真的。我處在那個情境之下，儘管有找到解決方法的可能，我卻想不出任何出路。

我們要繼續沿用這個隱喻，因為自殺思維可能有幾個原因和隧道很類似。對於一些人來說，要看到隧道終點的光線是不可能的，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就像一個心理陷阱，一個無法逃脫的認知監獄。然而，我的童年經驗是暫時的，而且我也能夠逃離那條物理上的隧道（同伴最後還是聽見了我求救的呼喊，他們找到一個大孩子幫助我脫困）。如果你正在試著逃離精神上的痛苦，但你的思維卻只是變得愈來愈狹窄、愈來愈受限，想像一下那種感覺。這就類似於置身在精神的隧道裡，你在心智裡找不到任何出口。這種思維方式非常耗神，而且會使我們難以看到其他的選擇、不同的未來，或是精神痛苦結束的時刻。

以四十二歲的彼得為例，他數年前參與了我們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由臨床心理學家蘿拉．麥克德莫特帶領，研究對自殺過程的理解。

彼得有反覆出現的憂鬱症病史，曾和我們談到導致他企圖自殺的注意力窄化過程：

你失去了推理和合理化的能力，只能專注在這個絕望的情況以及它有多麼糟糕之上。那些時刻，你沒辦法合理地解釋事情，然後對自己說：「你知道嗎？或許明天你可以打電話給你的家庭醫生、精神科醫生或撒瑪利亞會。」

在那次訪談之中，彼得也談到了他的絕望和無力感：

多年來，隨著我的憂鬱症日益嚴重，它成為一種長期的經驗。我覺得當我感到想自殺的時候，念頭會變得更強烈。你會想著，「我又回到這裡了。過去我有過很多次這樣的感覺。我已經試過了，但都沒用。」所以我認為，當這種時候又來到，人會更加絕望，只想著這一次非要成功不可。這有點像是你一直在嘗試某件事，希望它能夠成功。你變得更加勢在必得。

有自殺傾向的人常常感到自己無法被其他人聽見，或其他人感覺不到他們的痛苦，他們也看不到別的出路。如同多年前我置身在真實的隧道裡一樣，不管喊得多麼大聲，似乎只能聽到自己的回音。

（後略）

chapter3─迷思與誤解

（前略）

◢迷思八：自殺行為的動機是尋求關注

儘管近年來在自殺的去污名化這方面已經有相當的進展，但每當聽到人們談論這個迷思，還是覺得沮喪。人們太常用貶義的詞彙來描述自殺行為和自傷，而且會在「尋求關注」一詞前面加上「僅僅」和「只是」。例如：「她又割腕了（而女性更常被這種方式污名化），她只是在尋求關注。如果她認真想死，就會直接去做。」當然，想自殺的人正在試圖引起旁人注意到他們的痛苦，他們或許是將自我傷害的行為視為處理痛苦的唯一方法。但這不是對此不屑一顧的人所說的「尋求關注」。這是一種痛苦的指標，而且通常不是尋求關注的指標。

對我來說，要理解這種行為非常簡單。想像那個人所經歷的痛苦或悲慘吧。痛苦是那麼深，深到他們會以讓自己承受疼痛的方式來處理或舒緩。無論動機為何，每一個自傷的行為都需要被認真對待，並且值得有同理心、有人性的回應。

大約十年前，我和長期合作伙伴兼友人蘇珊．拉斯穆森和凱思．霍頓進行了「生活方式與福祉研究」。這是針對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青少年進行的一項大型調查。

我們以保密的方式詢問了超過五千五百名十五至十六歲的青少年，問他們是否曾經自傷。如果有，原因是什麼？研究結果令人擔憂，因為至少有一○％的年輕人告訴我們，他們自傷過至少一次，而最常見的時間點發生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之內。這項發現與國際上的其他研究一致。

當我們詢問這些青少年動機，他們的回答都很有說服力，原因各式各樣，這說明了自傷行為的動機很複雜。以下四個與自傷有關的例子都長留在我的腦海中，而且和這個主題密切相關，因為它們強調，無論出於何種動機，自傷都是一種痛苦的表現。自傷者應該得到幫助與支持，而不是嘲笑與忽視。前面兩則引述是出自兩名十五歲青少年之口，他們表示自傷對許多人而言是一種處理情緒的方式：

「（自傷）讓我擺脫受苦與痛楚。」

「（自傷）將痛苦從我的心轉移到我的手臂上。」

接下來的兩則引述同樣極其強大：

「身體上的疼痛止住了情緒上的痛苦。」

「逃不掉。我只是不想再活下去了。」

第一次閱讀後面這兩則引文時，我深深被觸動了。這些青少年看不到處理痛苦情緒的其他選擇─我滿腦子都是這個念頭，無法擺脫。一想到這些年輕人必須藉著傷害自己來減輕心中的痛苦，就讓人心碎。他們的話令人痛徹心扉，我認為這些話強調了我們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二者密不可分。沒有缺乏身體的心靈，也沒有缺乏心靈的身體。

（中略）

◢迷思十二：情緒狀態的改善意味著自殺風險降低

這個迷思帶有一點悲傷的色彩，因為我遇過太多因為自殺失去摯愛的人，但事發前幾天，他們所愛之人情緒狀態改善，導致他們誤信而心安。他們心懷內疚，後悔自己「放鬆了戒心」，未能提高警覺，辜負了亡者。當然，我能理解為什麼自殺者的家人或親近的朋友可能有這種感受，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即便能擁有事後之明，也可能無法挽救摯愛的性命。

若有任何人說「情緒狀態的改善意味著自殺風險降低」，切勿聽信。這不僅僅是迷思，更可能是悲劇性的錯誤，因為二者之間真正的關係相反。情緒狀態的改善似乎與自殺風險「增加」有關，而不是減少。邏輯如下：當有人正處於憂鬱發作期（舉例來說）並且整個人都被痛苦淹沒的時候，他們往往沒有精力或動力去制定和實施自殺計畫。然而，如果他們決定選擇自殺做為結束痛苦的方式，情緒狀況可能會好轉，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自殺就是能永遠結束他們痛苦的方法。連鎖反應的結果就是，隨著情緒狀態改善，他們的動機和精力恢復了，現在他們具備了情感上和認知上的能力去計畫和執行自殺行動。不過，如果你能合理地解釋對方情緒的改善，就可以安心了，沒必要過度警戒。例如，對方的情緒是因為他們已經解決了危機而得到改善，或者是因為藥物或心理治療對他們有幫助。在這種情況下，情緒的好轉合乎情理，眾所樂見，但這仍然不能保證他是安全的。

一般來說，如果一個脆弱之人的心情莫名其妙改善了，原因可能值得關注，建議進一步探詢或提供支持。多年來我與多位臨床醫生之間的對話，也證實了我們不該聽信這種迷思。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學家也悲傷地告知我，他們的一些病人在死亡前的幾天和幾週，似乎對治療更加投入，而且感到更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