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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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1977,南韓中部農村出生
2004,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畢業
2004-2007,從事國際海運物流
2007-2009,台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2009-2016,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
曾任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兼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訪問學者、韓國北韓研究大學研究教授、現為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序
<韓文版序>
邁入二十一世紀已有十八年。此時回顧二十世紀一九八○年代東亞和南韓思想狀況,而進行重新歷史化到底有什麼意義?
自從今年〔二○一八年〕一月起,朝鮮半島和東南亞的局勢進入了動盪時期。經過朝鮮戰爭而鞏固化的分斷體制也似乎動搖著,尤其體現在朝鮮半島南方和北方的最高領導在板門店的會晤上。有些人更預測終戰宣言或停戰協定將轉換成和平協定。如果局勢的轉變朝向真正的和平,我們應該都要歡迎它。不過,作為知識工作者,我面對如此轉變,首先感到慚愧。因為,雖然知識不決定政治,但不參照知識的政治也不存在。
我面對如此局勢的變化,回想起一九八○年代中後期和一九九○年代初中期我們的知識狀況。我們如何經歷了東歐社會主義的動搖與崩潰,那一個口耳相傳的「歷史的終結」的年代呢?那個年代正是藉由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如資本主義發展(加入OCE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自由主義政治體制(所謂民主化)﹑國際法上國家性質(作為聯合國的成員)等,而讓被賦予的正常性在假想上得以充足的時期。但是,隨即於一九九七年發生的危機暴露了此「正常性」的虛構性。而後,我們的二○○○年代到底意味著什麼?再一次的,我們假想地克服一九九七年以後的危機,但二○○○年代實際上是以「危機的日常化」為代價而得到的。結果,當下的危機已經成為在地生活的人們之日常感覺。然而,我們仍在暗中摸索解決危機的答案。
目次
【推薦序】──回望一個相信新世界的年代/陳信行
韓文版序
敘說
思想性巫祭
戲台
走進區域性參照
歷史掛帥與區域性參照研究
知識的矛盾
殖民之後的知識
知識與去殖民的困境
東亞區域參照點與歷史掛帥
反思當代的殖民性:以朴玄埰為線索
第一線索:一九八○年五.一八與民眾主體性的困惑
第二線索:一九六○年四.一九與「民主」的悖論
「奴隸的特色」:殖民性的持續和演變
奉請
當代歷史中間物──陳映真(一九三七-二○一六)與朴玄埰(一九三四-一九九五)
作為參照點的台灣:陳映真
歷史意識:早期文學
如何克服愛的不可能性?──早期和中期的文學
分斷、內戰、民眾
相互參照所呈現的歷史特定性
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朴玄埰
戰後實踐型知識分子的困惑
歷史中間物的原型體驗:以「未完成的回憶錄」為中心
如何歷史化一九八○年代?
灌浴
一九八○年代與後冷戰轉型的悖論──「社會性質論戰」
為何反思南韓社會性質論戰?
光州五.一八與「民眾論」的悖論
一九八○年「光州慘案」與思想運動的主體性問題
「主體」的「民眾」之興起與去歷史化
民眾論的再歷史化與朴玄埰的民眾論
陳映真的南韓情結與社會性質論
第三世界認識下的韓國情
台灣社會性質論
「思想的貧困」與「思想的斷裂」
朴玄埰的社會形態論和社會性質論
一九八○年代思想課題與朴玄埰的位置
「目的性的論戰/意外的波瀾」
朴玄埰的孤獨:短暫的「開放」與「斷裂」的深化
反思「貧困」和「斷裂」的相互內在化
互相參照的認識與後冷戰的悖論
「貧困」和「斷裂」
奉送
新殖民/分斷體制下思想繼承
殖民主義現代性與知識的所有
新殖民性認識與思想繼承的矛盾:朴玄埰與白樂晴的爭論
文學與經濟的關係
分斷體制與第三世界
「新殖民/分斷體制」與去殖民的困境
被忘卻的遺產:《民族經濟論的基礎理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歷史與理論
結構與諸範疇
民族經濟論」與新殖民/分斷體制
拆台
重新開啟思想解放空間
朴玄埰的困惑:具有開放性的可能性
東亞去殖民主義:亞洲作為方法
回顧《思想的分斷:陳映真與朴玄埰》
後記
【讀後】──延光錫的工作意味著什麼?/陳光興
附錄
朴玄埰與陳映真年譜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摘自<戲台-走進區域性參照>
歷史掛帥與區域性參照研究
面對著南韓思想狀況中「去殖民」的持續被延遲,我思考了歷史-知識-實踐-倫理等思想工作諸範疇之間的複雜結合關係。此書可視為有關思索的階段性成果。作為引路的關於研究取向的闡釋,雖然看來過於偏向規範性論述,但我希望它能被理解為思想性巫祭所需的﹑最起碼的設台工作。
人類作為一個具有個別語言和文化的集體,根據其被賦予的有限知識,在面對其被賦予的自然/人文環境時,加以實踐性作用,因而在歷史中成為主體-這是人類的基本特徵。然而,當歷史要求人類對它做出知識性回應,也就是對歷史變化做出詮釋,人類卻在參與知識工作的能力和權限上展現出分配的不平等-這樣的「知識階級」,是人類存有的矛盾。
而且,在缺乏歷史思想作用的狀況下,現代的知識結構當中,菁英主義和民粹主義互為前提和原因,具體地呈現了知識生產和實踐主體的困境。於是,解決社會矛盾也需反映著知識的矛盾。這意味著克服知識的矛盾,必然成為克服歷史社會矛盾的內在構成部分。不過,歷史過程中所進行的,欲克服知識矛盾的集體性企圖,雖然調整了知識的性質和定位,但知識仍不會被消滅,而是或隱或顯地保持作用。因此,知識的不平等也不會被消滅。所以,人類或許首先需要承認知識的不平等這麼一個事實,同時透過持續生產新的歷史性知識,進而調整知識體系(即「思想」性的努力),才能夠確保藉由知識打造未來的可能性。因此,我們需要抱著如此的矛盾,思考如何在歷史和現實裡,產生正面作用的知識倫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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