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科學思維：張夢陽論魯迅(電子書)

魯迅「科學思維」最重要的意義在於，
惟有透過對自我精神的深刻反思，
一個人才可能從蒙昧的本能的人，上升為自覺的清醒的人，
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亦是如此。
這是在當代重讀魯迅最重要的時代意義。
一百多年前魯迅所力倡的反思與「立人」價值，在當代有絕對重要的意義！
一代知識分子，對當代「人」的價值，提出的最深刻反思與呼籲！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剛剛起始的時候，我們有必要重提魯迅在一百多年前，即二十世紀初葉發出的疑問：究竟現代中國最需要的什麼？是經濟總量嗎？是現代科學技術和軍事裝備嗎？是現代的民主與法制嗎？這些都是需要的，但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魯迅曾經提出的「立人」，使「本能的人」上升為「自覺的人」。而人的自覺，最根本的是改變精神，改變人的思維方式，變傳統、落後、僵化的思維方式為現代的科學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的多數人能夠理性地對待現實，對待生活，對待所面臨的世界上的一切問題和挑戰。」

魯迅研究界普遍用「反抗」來概括魯迅精神，卻忽略了「反抗」僅是現象，「反思」才是最重要的本質。魯迅的反抗，是在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了深刻反思，是一種理性的反抗，一種堅決反對壓制和扭曲人性、反對扼殺人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一種反對專制與黑暗的反抗。這種反抗，不是為了「爭奪一把舊椅子」，使自己坐上奴隸主的位子，而是為了打破歷史的輪迴，使人類進入健康、合理的科學發展階段，過上幸福的生活。

本書的立論，由「魯迅的當代價值」出發，以哲學、思維學等最新人文科學知識，闡釋魯迅思想的精髓──科學思維；是作者四十年研究魯迅的結晶，言前人所未言，寫前人所未寫，洋洋灑灑、謹嚴周密、新意迭出；更可貴的，是展示了一代知識份子，對於當代中國、當代人類生存的環境與精神，所做出的深刻反思與呼籲。
科學思維乃是魯迅最本質、最重要的思想。中國魯迅學的歷史，主要是逐步發現與深掘魯迅這一思想的歷史，也是中國魯迅學本身逐步走向科學思維的歷史。
只有把魯迅的科學思維探究透澈，才可能給予這位文化偉人以科學的歷史定位，也才能從魯迅經典中汲取最珍貴的精華，為現實服務。
魯迅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對中國人思維的批判，扭轉了數千年的傳統思維定勢，變奴性思維為科學思維，從而為中華民族的理性自覺做出了劃時代的歷史貢獻。因為無論是中國反封建的「政治革命」還是「思想革命」，立足點都是人，是人的思維。只

張夢陽，1945年3月13日生於甘肅天水，祖籍山東臨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學術成果有：主持五卷一分冊一千萬字的《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三部一百八十七萬字的《中國魯迅學通史》，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並收入中國最高出版物《中國文庫》。文學版長篇小說體魯迅傳《苦魂》三部曲第一部《會稽恥》，由中國出版集團華文出版社於2012年1月出版，並將陸續推出第二部《野草夢》、第三部《懷霜夜》。曾赴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國和香港等地講學、出席學術會議。沉潛學海，終生不渝。

序

科學思維乃是魯迅最本質、最重要的思想。中國魯迅學的歷史，主要是逐步發現與深掘魯迅這一思想的歷史，也是中國魯迅學本身逐步走向科學思維的歷史。

只有把魯迅的科學思維探究透澈，才可能給予這位文化偉人以科學的歷史定位，也才能從魯迅經典中汲取最珍貴的精華，為現實服務。

魯迅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對中國人思維的批判，扭轉了數千年的傳統思維定勢，變奴性思維為科學思維，從而為中華民族的理性自覺做出了劃時代的歷史貢獻。因為無論是中國反封建的「政治革命」還是「思想革命」，立足點都是人，是人的思維。只有人的思維改變了，政治和思想才能變化。否則，一切照舊。即使表面變了，實質仍然一樣。思維與語言的關係最直接，魯迅和陳獨秀、胡適的五四文學革命，使中國書面文字從文言轉型為白話，實質上也是一場中國人的思維轉變。這不僅是文、言一致，最重要的是思維與文字的一致，是思、言、文三維一致。也就是心頭、口頭、筆頭「三頭」一致。這對於扭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接受現代思想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試想倘若仍然是文言，用白話思維，再轉換成文言寫作，怎麼能很好地接受現代思想？而魯迅是推動與實踐白話文最有力者，也是改變中國人思維的最強動力。

並且，魯迅又是以思想家兼文學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於中國人思維的扭轉的。所以比單一的哲學家或者文學家產生了大得多的綜合效應，在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發揮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響。對此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與闡發。

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文化，是一種深層次的厚重文化，與當下流行的速食文化是對立的。只有深讀才能讀懂魯迅。所謂深讀，就是深入地慢慢地讀，這與目前流行的淺讀，即浮淺地快速閱讀是對立的。深讀，不僅要讀魯迅的文字，而且須深入到文字後面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中去，探究一下魯迅在寫作這些文章時，是怎樣展開思維活動的？這種思維活動又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態下，針對什麼樣的對象而展開的？有哪些特點和規律性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這對於我們理解魯迅以及其他歷史人物，都是極其重要的。例如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有一句名言：「打落水狗」。「文革」時期常用這句話來強調階級鬥爭和澈底革命，現在又用這句話來證明魯迅是否定和諧社會的，以此作為否定魯迅的論據。其實，這句話魯迅在《寫在〈墳〉後面》中明確地說：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也已經說過：這「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後的警句。」問題是要看對象究竟是不是「狗」，是否上岸後就「咬人」。像文化大革命中，用這句話來鬥幹部，鬥群眾，就是錯的。但如果對象是「狗」，而且「咬人」，當然要打。就是現在，對於恐怖分子也是要除惡務盡的。再譬如一九二五年一月間，《京報副刊》刊出啟事，徵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在當時「整理國故」的熱潮中，國內文化名人紛紛向青年推薦國學經典，魯迅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但後來在《答「兼示」》中又指出抓住他這句話不放的施蟄存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麼？」在《兩地書‧十九》中，魯迅還借夫子氣十足的朱希祖責備有人用假名一事，對許廣平說：「此我所以指窗下為活人之墳墓，而勸人們不必多讀中國之書者也！」說明脫離了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態以及對象性質，單單挑出魯迅的隻言片語來論是非，只能得出錯誤而荒唐的結論。

本書旨在通過作者自己長年的深讀，闡釋魯迅的科學思維和中國魯迅學逐步走向科學思維的曲折過程，並試圖運用科學思維去研究魯迅，提供幾篇論文以拋磚引玉。

引言

上編 魯迅的科學思維
「立人」實質是立科學思維
魯迅終生堅持對中國人思維的批判
「懸想」―對科學思維的全面闡釋
魯迅思維的藝術
魯迅的思維特徵
魯迅在文學史研究中的科學思維
魯迅對中國人及中國歷史的九大感悟
難以避免的歷史侷限
超越魯迅，實現中華民族的理性自覺。

中編 中國魯迅學走向科學思維的曲折歷程
魯迅―二十世紀中國思維變革的偉大推動者
二十世紀中國魯迅學的八個思維期
中國魯迅學開放思維期的主要方面及其侷限

下編 試以科學思維研究魯迅
魯迅與瞿秋白的雜文比較
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
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的比較研究―兼論魯迅雜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
阿Q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典型問題
魯迅的當代價值
跨文化對話中形成的「東亞魯迅」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本原思想探究
論魯迅散文語言的藝術發展―《自言自語》、《野草》和《且介亭雜文》的藝術比較
魯迅文藝理論批評的現實啟悟
琴姑的死與魯迅的情感生活
作為魯迅研究家的陳湧
唐弢魯迅研究論著的學術個性
文化的內蘊與對「人」的呼喚―寫於林非先生著《魯迅和中國文化》再版的時候
後記

附錄
論「大躍進」思維―中國大躍進五十年祭
再論「大躍進思維」
論「文革」思維

魯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強加或扭曲的思想究竟是什麼？這是魯迅學研究的根本課題。
我在《中國魯迅學通史》緒論中提出這樣的看法：「魯迅研究的科學形態是魯迅本體的趨近性還原。」而「作為一種人學與精神學的魯迅學史，其實則是每一時代的魯迅學家在反思本學科前輩學者研究歷程中，對人之本質、精神之本質、魯迅是誰、魯迅研究到底為了什麼、魯迅學到底是一種什麼學問、學史上到底有哪些得失、究竟應該怎樣總結歷史的經驗這一連串問題的理性追問和精神體驗。通過這些窮根究底的連續追問，我們才能逐步從盲目走向自覺，從蒙昧走向清醒，從晦暗走向光明，在不斷的『去蔽』中昇華至『澄明之境』」。通過歷史的回顧與反思，我們已經認識到中國魯迅學史經歷了很長的曲折過程，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不是追求「魯迅本體的趨近性還原」，而是用「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方法，在「預設的思想體系」內「借魯迅說事」，為我所用。例如在十年「文革」中，魯迅一會兒被他們改塑成了一個為了貫徹「文革」路線而「打落水狗」、而堅韌、持久地衝鋒陷陣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一會兒又變成了「俯首聽命，甘願做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前卒』和『小兵』的政治奴僕」。對魯迅的扭曲與改塑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魯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強加或扭曲的思想已經被「遮敝」了，有的只是宣傳者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而捏制出的思想泥塑。一些群眾對魯迅的誤解以至反感，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這種扭曲式的宣傳和中國魯迅學界對魯迅的片面闡釋，並不出於魯迅自身的本原思想。
「文革」結束後，伴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中國魯迅學界開始竭力掙脫預設的思想禁錮與思維模式，向著魯迅本體回歸。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發現與進一步闡釋，應該說是二十世紀後二十年中國魯迅學的最大收穫。在新世紀裡，我們有必要沿著這條思路更為深入具體地挖掘魯迅思想的內核―魯迅早期提出了「立人」思想，中期即「五四」時期有了更為明確的概括，此後畢生堅持了這一宗旨。
那麼，魯迅的概括和宗旨究竟是什麼呢？
我認為就是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出的兩句話：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這正是魯迅的本原思想。有必要進行一番認真的探究。
（一）「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提出的背景
魯迅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一觀點的。整段話是這樣的：
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文章開篇不長就提出了這段話，最後又加以重申，一共說了兩遍。這在一貫講究精煉的魯迅文章中是不多見的。可見對這一觀點的重視。
魯迅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精神文化背景下提出這一觀點的呢？
追根溯源，魯迅青年時代棄醫從文走上文學道路提出「立人」思想時就已包容這一觀點了。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認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而要「立人」，就須「反省於內面者深」，「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這就是說只有具備「自覺之精神」，才可能「漸悟人類之尊嚴」，「頓識個性之價值」，「合理的做人」。
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發出了第一聲吶喊―《狂人日記》，把中國的歷史概括為「吃人」。其實，所謂「吃人」，就是極端不合理地做人。而所謂「真的人」，也就是「合理的做人」的人。所謂「救救孩子……」，就是要讓後代不要再「吃人」，要「合理的做人」。
同年八月發表的《我之節烈觀》，可以看作是魯迅對《狂人日記》的內涵所作的闡釋和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思想的準備。他指出：
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裡，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裡。
中國歷史的「吃人」，其實就是根據「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在這種「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裡所進行的一種人吃人的行為。因而魯迅主張給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的人開一個追悼大會。「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所謂「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其實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這一思想在此文之後的一九一八年所寫的《隨感錄》中一以貫之。
《隨感錄二十五》中強調對生下來的孩子加強教育，使之成為「完全的人」，做父親的成為「『人』之父」。
《隨感錄三十六》中國人想在現今世界上站住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知識，道德，品格，思想」。否則，「要從『世界人』中擠出」。這也是在強調「合理的做人」。
這樣，到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就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一思想。以後，魯迅無論是在小說創作，還是在社會批評中，都始終如一地貫徹了這一思想。
可以肯定地說：「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才是魯迅的本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