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萐父評傳(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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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蕭萐父(一九二四 - 二○○八),四川出身的中國哲學史家。抗戰期間就讀於西遷四川的武漢大學哲學系,一九五八年重回武漢大學任教,替哲學系的重建和發展打下基礎。本書主要從人文學家角度追溯蕭氏的家學淵源、求學生涯和學術人生,依據其主要論著敘說其多方面的學術觀點和學術貢獻,通過蕭氏個案展現民國時期的中學、大學教育以及學生的成長,聯繫蕭氏所處當代中國大環境而展現其學術人生的悲壯!
他是開創中國哲學珞珈學派的優秀學者,在文革浩劫中奮起抗爭,在牛棚勞動中研究不輟
他匯聚中西思潮、精通詩詞、書法、哲學與史學,是替中國現代化開闢思想蹊徑、集文史哲於一身的人文學家
本書特色
●本書為中國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蕭萐父之紀念文集,引領讀者領略蕭萐父這位「民國造就、兼修四部、文采風流、善寫古體詩詞、精於書法篆刻、富有文人修養與氣質」的學術人生
序
序 【卷首語】
蕭萐父,四川井研(今威遠)人,海內外有影響的中國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當代中國大陸罕見的人文學家。
1924年1月,蕭氏生於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1943年9月,蕭氏考入戰時搬遷四川嘉定今樂山的武漢大學文學院哲學系。1946年9月隨校復原武昌珞珈山。在大學期間,他關心國是民瘼,思考世運國脈,發起和編輯《珞珈學報》。1947年,武漢大學發生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他擔任武大學生自治組織的宣傳部長,積極投身學生運動。
1947年7月,蕭氏大學畢業後,回成都華陽中學任教,同時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受聘為尊經國學專科學校講授「歐洲哲學史」,參加中共成都地下組織的活動。1949年5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他受中共組織委派任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參與接管華西大學。隨後,他擔任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從此走上馬克思主義學術道路。1956年,他被選派進入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學習。
1957年,蕭氏應武漢大學李達校長邀請,調入重建後的哲學系,並由李達安排在北京大學進修中國哲學史。1958年,他來武大哲學系任教。從此,他長期擔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口演筆耕、風雨兼程半個世紀,成為在思想上標誌「武漢城市高度」的珞珈學人!
蕭氏參加武大學生運動和中共成都地下工作的經歷,表明他屬中共黨內知識分子或革命知識分子。但是,由於他出身有家產的知識分子家庭,又是「舊社會」、「舊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實質上仍然屬當時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儘管在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他有驚無險,甚至還受命批判北大學生大右派譚天榮, 然而文革終於在劫難逃。他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幫分子和地主分子橫遭迫害,被抄家、被遊街,被批鬥。1968年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後,他又隨系去武大襄陽分校住牛棚,「雪壓風欺」當放牛佬,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還被打成所謂大「五‧一六」,被解送北京辦「學習班」。
1976年10月中國政局大變動後,蕭氏迎來了學術春天。他曾經長期被極左思想潮流裹挾,具有學術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傾向,六○年代上半期還曾參加《紅旗》雜誌反修寫作小組。從今往後,雖然仍有意識形態約束,但相對以往的極權專制,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終於可以比較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研究、做自己的學問了!這是蕭氏的學術春天,也是一班中國人文學者和科技工作者的學術春天!
蕭氏是一位充滿激情、循循善誘的導師。文革前,借用毛澤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之說,蕭氏與陶德麟、康宏逵這三位武大哲學系最叫座的講師,也被稱為李達的「三面紅旗」。蕭氏講課常常脫離教案,旗幟鮮明,旁徵博引,激情滿懷,聲如洪鐘。他的課即使學生接受到宏富的知識傳承,又使學生得到人文精神的享受!文革後,特別是1989年「六‧四」以後,他被褐懷玉,煥然一新,浩然正氣,不僅杜絕曲學阿世之風,即使日常交往也流露出其童心和真情,尤其具有感人的人格魅力,深受學生的愛戴和同道的敬重。他在長期的教書育人過程中,開設了「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哲學史料學」、「中國辯證法史」、「明清哲學」、「佛教哲學」、「道家哲學」、「馬克思的古史研究」、「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等課程或系列專題講座,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國哲學研究與教學人才,提煉出了被稱為「珞珈中國哲學學派」的精神綱領:「德業雙修,學思並重,史論結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他在影響武大哲學系學生的同時,還影響其他學術青年,影響武漢地區乃至全國中國哲學史界同仁。
蕭氏是一位治學嚴謹,勤耕不輟、海內外有影響的學者。他以劉禹錫《浪淘沙》「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自勉,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10餘篇,著有《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吹沙集》三卷、《吹沙紀程》等,與許蘇民合著《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和《王夫之評傳》,主編《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大乘起信論‧釋譯》、《玄圃論學集》、《眾妙之門》、《傳統價值:鯤化鵬飛》,與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上、下卷,與陳修齋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等。其中,中國哲學史專業教材《中國哲學史》,突破長期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的哲學政治化模式,遵循邏輯與歷史一致的基本方法,著重從哲學認識史角度,評述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哲學思想,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哲學史第一個撥亂反正的新成果。它不僅養成了一批又一批中國哲學學子,還被譯成英文和韓文,在海外學術界產生重要影響。八○年代,他在《中國社會科學》先後發表的《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對外開放的歷史反思》等論文發揮了重要影響。九○年代以後,他提出「漫汗通觀儒釋道,從容涵化印中西」,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全域思考東方現代化的道路,把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視為全球化的雙翼,強調文化多元化的發生和發展,突破歐洲中心主義,論定人類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多源發生、多元並存、多維發展,充分體現了他的歷史深度、文化自信和廣闊視野。他的一系列論著在海內外學術界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
蕭氏是一位儒道釋兼容的智者。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立場,會通中西哲學,以批評的精神和創造性智慧,轉化、發展儒釋道思想資源。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詮釋、解讀中國的文化傳統。他以開放的心態, 堅持傳統文化多元化觀點,既重視易學源流,肯定易庸之學所含人文意識,又同情理解「思想異端」,揄揚道風、佛慧,提升人生意境以及對儒門學風的褒貶。他強調周秦之際與明清之際的社會轉型與文化轉軌, 系統論述了明清啟蒙思潮和王船山哲學,認定明清啟蒙思潮是我國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與源頭活水。由王夫之、黃宗羲、傅山等個案入手, 概括出17世紀晚明清初的學風變異,進而剖視18世紀的歷史回流和19世紀的思想悲劇與近代啟蒙的難產。他還論證了「古史祛疑」,積極關注新出簡帛文獻的研究。他在現代化、全球化、「文化中國」和「文明對話」的新形勢與新氛圍中獨具慧眼的研究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蕭氏還是一位富於激情的詩人,當代中國少有的詩人哲學家。他執著地探索Logic(邏輯)與Lyric(抒情)的統一,自敘以詩歌昇華人生、歌哭由我的超邁:「書生自有逍遙處,苦樂憂愁盡化詩。」「孤山詩夢梅魂潔,四海交遊處士多」。他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深具「雙L」情結,詩情與哲理並重,追求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早在青年時代, 他就不滿意於西方文化把審美對象局限於自然與藝術,認為這是將整合的價值世界割裂,他主張和諧為美。後來,他明確提出「在情與理的衝突中求和諧,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互斥中求互補,在詩與哲學的差異中求統一」。他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地形成的優秀傳統。中國學術文化史上,莊周夢蝶、荀卿頌蠶、屈子問天、賈生哭鵩,即是這種傳統的具體表徵。晚年,他還將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昇華到更高的理論層次,認為詩化哲學的傳統「使中國哲學走上一條獨特的追求最高價值理想的形而上學思維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學最後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學最後僅局促於科學實證,而是把哲學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歸結為一種詩化的人生境界,即審美與契真合而為一的境界」。他一再談到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認定「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好傳統」。詩情與哲理並重的中國哲學化解了西方文化將哲學與詩分裂對立的矛盾,為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他還將自己的詩集、文集及與夫人盧文筠合作的書畫集編為《蕭氏文心》四卷,又將自己的詩集命名為《火鳳凰吟》,充分展示了一位人文學家的文化底蘊和中國的人文傳統,體現出他所具有的理性與感性雙峰並峙的精神風貌。
蕭氏是國家重點學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者與學術帶頭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他以武大哲學系為基地,建立和形成了武漢地區的中國哲學學術梯隊,他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個學術梯隊的領袖。他曾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哲學史學會會長,中國《周易》學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同時擔任國際道聯學術委員,國際儒聯顧問,多次參加或主持海內外的中國哲學國際學術會議,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等校訪問、講學。他是中國哲學史界的權威專家, 文史哲兼通的人文學家,當代為數不多走向世界的中國學者。
然而,在整個當代中國的大環境下,蕭氏的學術人生也經歷過坎坷、失落和扭曲。除了文革的災難,還有包括反右在內諸多政治運動有驚無險的過關審查,而1989年「六‧四」以後受到審查之外還受罰停招兩年博士生。總體上說,文革前他並沒有傷著皮毛,相反,還常常高調過關。文革十年,他傷筋動骨,既有過初期的驚惶失措,「交械投降」;也有過中期驚心動魄、出生入死為李達翻案;還有過後期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後的焦頭爛額,屈服於專制淫威。唯1989年「六‧四」以後,他終於斷名韁,破利鎖,頂天立地,俯仰無愧怍,還原其本真!
馮友蘭東床蔡仲德曾對馮氏一生做過精闢的概括:「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資中筠認為,「這一概括可以適用於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所不同者,馮先生那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做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後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著往前走; 而餘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實現』,就已經失落了,或者可以說是『迷失』了。後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形諸文字,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
馮氏的經歷和資氏的體認也基本上適用於蕭氏。
蕭氏出生書香之家,自幼接授庭訓,從小耳濡目染者大都是左、孟、莊、騷,在中學即產生文史興趣,在大學又進一步接受了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哲學的薰陶,他近3萬餘言、「能令今天的博士生咋舌」的大學畢業論文《康德之道德形上學》(1947)和早期論文《原美》(1948)已初步「實現自我」。從中共建政初期在華西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起,他逐步轉向馬克思主義。他曾自云:「撫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學術道路,勉力馳騁古今,全賴從中學時起就受到幾位啟蒙老師言傳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薰陶。至於大學時代傳道授業諸師,冷峻清晰如萬卓恒師、樸實凝專如張真如師、淵博嶔嵜如金克木師,誨教諄諄,終生不忘。五○年代中赴京進修,曾問學於湯用彤、賀自昭、馮芝生、張岱年、任繼愈諸師,飫聞勝義;又從李達老、杜國庠、侯外廬、呂振羽諸前輩的立身治學風範中得窺矩矱,深受教益。自負笈墨池,至今半個世紀過去了,而老師們播入心田的火種卻始終在燃燒」。
然而,就其畢生的學術修養、學術活動和學術成就,基本上同資中筠一樣,他還沒有來得及完全「實現自我」就已「迷失自我」,即文革前受極左思潮蠱惑,「目眩神移」,「時陷迷途,有時作繭自縛,有時隨風飄蕩」。然後是「回歸本性」,即文革後「反省自己」,「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與資氏不同的是,因為家承和在中學大學所打下的深厚文史基礎與早期的初步「實現自我」,他不需要「惡補」就能「回歸本性」或「底色」,最後成為卓有建樹的人文學家。
還要說,結合蕭氏當年參加武大學生運動和共產黨在成都的地下鬥爭,他又是一位追求民主的「兩頭真」人物。所謂「兩頭真」的頭一個「真」,是說他當年參加武大學生運動,是真心實意、自覺自願、勇往直前的,目的是反專制、爭民主;後一個「真」,是說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89年「六‧四」以後思想得到完全解放,腦袋終於長在自己肩膀上,提出自己的學術良知和對社會人生的真實看法。然而,兩頭真中間,他卻有一個頗長的「失」。這就是他受極左束縛,失去獨立思考, 盲目緊跟或被迫追隨所謂時代潮流或主流意識形態。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後頭的這個「真」,使他最後「我自飛」,實現了由馬克思主義學者向自由主義公共知識分子的轉變。
晚年蕭氏「我自飛」,是他「斷名韁,破利鎖」,不當「資深教授」,只做心有所主、不為外物所搖動的學者。他秉持從世界文化發展的全域思考東方文化現代化道路的學術立場,倡導明清啟蒙,反思「倫理異化」,展望中國文化發展前景,強調「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文化變遷,既表現為中西的衝突與融合,又表現為古今的變革與貫通」,提出思考新世紀的民族文化問題「不應停留於『五四』前後的觀念與論爭, 而應當關注20世紀九○年代以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層面擴展,關注人類文化發展的前景與趨勢」。他認為,雖然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人類文化不斷整合趨勢在所難免;但是,新世紀人們所面臨的仍是一個多極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格局中,未來中國新文化既不可能「東化」,也不可能「西化」。其走向只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這個走向還是一個相互關聯的雙重過程:要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必須吸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唯有重視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為西方文化提供扎根的土壤,才能實現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因此他主張打破中國學術文化被簡單政治化的格局,凸現中國文化包容意識的價值,在文化建設中正確處理「辨異」與「自主」的關係,將「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結合起來,通過與世界文化多層面接軌,多途徑對話,在全球文化的「百家爭鳴」中實現民族文化的重構與創新,使中華民族重新居於世界文明的先進行列。
終其一生,蕭氏是一位民國造就、「兼修四部、文采風流、善寫古體詩詞、精於書法篆刻、有全面人文修養與文人氣質」而青年有成、中年迷失、晚年複歸、當代大陸罕見的人文學家!他的學術成就,他的人生道路都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有學者認定他是一位『智者詩人』或『詩人智者』,讚賞他將文化批判的鋒芒隱含於文化包容意識的寬容之中;有學者認同他的『道家風骨』,稱道他『鷗夢童心』,『化境悠然』;也有學者認定他是一位熱烈的理想主義者,肯定他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的人生關懷」;還有學者認為他是「我們時代文化自覺的靈魂」。學者們這些論釋各有會心,但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側面對蕭氏人文學家的肯定。進一步說,像他這樣集文史哲於一身、匯印中西於一爐、詩書雙絕、激情四射、創獲良多、貢獻卓著的人文學家,在當代中國大陸幾成絕響!
2008年9月17日,蕭氏離世,海內外發來唁函300餘通。他被《長江日報》評論為在思想上「標誌」武漢城市高度的人。歷史學家章開沅則認為他的逝去,「是為學殤。」
本書主要從人文學家角度追溯蕭萐父先生的家學淵源、求學生涯和學術人生,依據其主要論著敘說其多方面的學術觀點和學術貢獻,並試圖通過蕭氏個案展現民國時期的中學、大學教育以及學生的成長,連繫蕭氏所處當代中國大環境,即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和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及知識分子所普遍忍受的磨難和屈辱、人格矮化,陷入動輒得咎的不堪境地,從而展現其學術人生的悲壯!
目次
【目次】
卷首語
第一章 出生與求學
第二章 學術人生(上)
第三章 學術人生(下)
第四章 中國哲學史研究
第五章 王夫之研究
第六章 明清啟蒙研究
第七章 中國文化研究
第八章 古史與史料源流研究
第九章 詩人哲學家
附錄
書摘/試閱
【第九章 詩人哲學家】(節錄)
晚年馮友蘭不無自豪地說:「我有一個偏見,認為作詩必須有一點天賦才行。」馮氏能詩的天賦來自於其家的詩風薰陶,他的祖父、伯父、父親和少慧夭折的姑母都能詩,都有詩稿遺世。馮氏自少即能詩, 其四○年代悼母《祭文》和為西南聯大所作的《校歌》與紀念碑《碑文》,均為絕好的詩賦。蕭氏同樣出身書香之家,其父母也都是詩家, 並以和詩成就姻緣,以吟詩唱詞為一生之情趣。在家庭的詩風薰陶下, 蕭氏亦是少時即有《黃口吟哦》詩稿,高中又有《寥天鶴映》詩詞集, 讀大學還與同學聯詩。
更為重要的是如許蘇民所言:「人文學科內在精神相互貫通的特點,使得學者們往往具有哲學家、史學家和詩人(文學家之泛稱)等多重身分,尤以哲學家而兼詩人者為多,這一點也是中西所同。」就是說,「哲理、史慧、詩心,具有內在精神相互貫通的特徵,無論中西, 概莫能外。」蕭萐父正是這樣一位具有「哲理、史慧、詩心」、哲慧詩情相輝映、求真求美相結合的詩人哲學家。鄧曉芒也說,蕭氏「深受中國傳統禪境詩的影響,充滿靈氣和妙悟。尤其是他早年(上個世紀四○年代)的詩作,融哲理於意境,堪稱出神入化」。「詩與哲在他身上達到了幾乎渾然一體的化境」。
蕭氏對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的理解與追求,還體現了他獨特的學術風格與人生境界。在他身上,「雙L情結」與「歷史情結」相涵互動。他拆解「歷史情結」,將自己的人生與追求民族文化復興相聯結,凸顯他學術人生的普遍價值;他追求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以《傅山三百年祭》、《湘西草堂雜吟十首》等詩作展現自己的「雙L情結」,將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個人的學術追求相聯繫,則體現了他學術生涯中的個性與自我。他曾深有感悟地說:「詩的滲透力,表現在它彌漫於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廟堂雅頌,軍旅鐃歌,折衝樽俎之間的應對,男女怨慕之情的表白,直到山村民謠,野老踏歌,市井俚曲,小紅低唱,無處非詩。而在文化深層次則突顯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現在『詩教』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全面滲入……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表現為詩心對哲學文化的滲入。許多哲人認定哲理與詩心的合一更能達到形而上學的內在超越,因而特別強調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
蕭氏「烈火鳳凰,嚶鳴成韻」,「書生自有逍遙處,苦樂憂悲盡化詩。」其詩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千古詩魂,既是詩人之詩,講究詩詞的格律、音韻、典故、詞章;又是哲人之詩,講究詩詞的格調、情趣、思想、境界。其《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共輯錄了三百餘首吟稿。2007年6月,他輯其60餘年之詩詞、題名《火鳳凰吟》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弟子吳根友作序說:按東方古老神話, 鳳凰生500歲後,集檀香木以自焚,然後又從烈火中再生飛出。「詩集之名以喻這些詩作乃如『鳳凰涅槃』,象徵詩人精神在經歷了多次生活熔爐中的烈火自焚才得以再生」。它以詩歌形式將詩人60餘年最為精彩的心靈閃光定格在永恆的藝術時空裡,其中既有欲與江淹比風骨的童貞夢想,有以中國古典詩詞形式翻譯大詩人雪萊《寄月》( To the Moon) 的譯作,更有《峨眉紀遊》的定情組詩、站在中西文化橋頭沉思的《訪德紀遊》、《訪美雜詩》組詩,以及以詩歌形式表達詩人哲學思考的《傅山三百年祭》,還有「體現詩人釀世情為詩意,化親情以敦倫的點化工夫」的師友唱和、因晚輩結婚或因學生畢業而隨興感發的詩作, 其中不乏徘徊低吟、感時傷世、乃至於怒向專制蒙昧、追求民主自由的怨憤之作。而其「感懷之作,或學遊觸感,或拜祝成詠,或答贈唱和,或弔祭悲憫,細品含咀,真味永在。無論是『煉就癡情珠化淚』的鷗夢情懷、『神州慧命應無盡』的深沉思緒,還是『垂老狷狂未失真』的生命之歌、『那堪頓哭斯文喪』的幽邈悼情,都感情醇厚、真摯動人」。
蕭氏紀遊詩
蕭氏一生之遊蹤不僅遍及中國大江南北之通都大邑,東海、南海之濱和巴山蜀水之間,而且飛越美洲大陸和歐洲腹地。他常以詩人的靈感捕捉美景,抒發心感,吟詠出一首首別具意境的紀遊詩。
蕭氏最早有影響的紀遊詩是他1946年22歲所作《峨眉紀遊詩》十四首。
峨眉山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位於神祕的北緯30°附近,高出五岳,秀甲九州,具有「雄、秀、奇、險、幽」的特色,以優美的自然風光、悠久的佛教文化、豐富的動植物資源、獨特的地質地貌著稱於世,被人們譽為「仙山佛國」、「植物王國」、「動物樂園」、「地質博物館」,自古享有「普賢者,佛之長子;峨眉者,山之領袖」之盛譽,現今被被聯合國評為「全球優秀生態旅遊景區」。
蕭氏同窗兼詩友陳吉權說,《峨眉紀遊詩》是蕭氏的定情詩。其時相識相戀的蕭、盧二氏「偕遊峨眉,雲山縱懷,情意彌篤,發而為詩, 是為定情之篇。讀此詩,可窺見當時神遊塵外,縱目遠引,觀岑壑陰晴之異,煙雲變化之奇,步瓊樓之仙境,接天宇之浩茫;歐夢童心,鐘此靈秀於人與峨眉山色之間,其境超絕二人之情思,雖以『靈簽』可證, 微露端倪,而化境悠然,如出岫雲心,壘無跡可求;斯為『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也歟?」鄧曉芒則深感:「今日捧讀吟誦,原詩及英譯均字字珠璣,朗朗上口,一律的五言律詩,對仗工整,意境幽深,與蕭先生後期詩作相比,不用一典,自然清新,道骨仙風,超塵絕世。很難想像這是一個年僅20餘歲的學生運動領袖所作。」
例如其一:
塵外神游地,飄然野鶴心。
風懷期懋賞,林壑渺幽尋。
但覺囂氛遠,不知雲路深。
煙空蕭寺柏,佳句費沉吟。
這是作者抒發如飄然野鶴來到佛教聖地作塵外神遊之心態,他之所見林壑、煙空、松柏;他之所感懋賞、幽尋、囂氛、雲路;他之所思是「煙空蕭寺柏,佳句費沉吟」。
其八:
憑虛凌絕頂,傾耳聽松濤。
仙境瓊樓近,詩情碧海遙。
琪葩綴崖列,清罄散層霄。
歐夢靈簽證,雲心漫寂寥。
危崖夾幽澗,苔蹬臥崢嶸。
出岫白雲靜,在山泉水清。
冷冷弦上趣,悠悠物外情。
寂寞滄浪詠,孤吟百感生。
這首充滿詩情畫意的詩,是寫作者登臨峨眉山金頂所見、所聽、所感、所思。他所見的是種種奇花異草點綴岩崖和危崖夾幽澗等絕色美景;他所聽的是松枝在吹風中互相碰擊發出的如波濤般的聲音,是清罄奏出的散發在層層雲霄之中的佛音;他所感的是仙境瓊樓近、詩情碧海遙的詩人情懷和出岫白雲靜、在山泉水清的動態感受;他所思的是冷冷弦上趣、悠悠物外情。而他的總體感受則是歐夢靈簽證,雲心漫寂寥; 寂寞滄浪詠,孤吟百感生。
其十四:
觀瀑渾忘倦,憑軒瀹茗時。
跳珠何的爍,飛練正參差。
去去情無盡,行行意尚遲。
臨風漫回首,心遠白雲知。
前四句是寫詩人憑軒品茗、觀瀑而得解乏忘倦之感,大飽眼福之樂:跳動的水珠何其閃爍,正如參差舞動的飛練!後四句是抒詩人所感:跳珠去去情無盡,飛練行行意尚遲;臨風漫回首,心遠白雲知。
蕭氏是與熱戀中的盧氏偕遊,這些記遊詩都是他們共同的心聲,在他們終生相扶持的愛情生活中具有標誌意義。
《峨眉紀遊詩》在流布中還頗為傳奇。
1947年秋,剛大學畢業回成都的蕭氏,經友人華西協和大學外文系學生謝桐之介紹,與在該校任教的美籍教授費爾朴(Dryden L. Pehlps) 相識。費氏生於1894年,雖然年長30餘歲,但童心未改,虛懷若谷,他當時正醉心於英譯《陶淵明詩集》,邀請蕭、謝相助。他們三人共同琢磨陶詩意蘊,字斟句酌,同時也成忘年交。1948年秋蕭氏結婚,費爾樸前來祝賀,贈送其英譯《峨眉山圖志》一書,蕭氏以《峨眉紀遊詩》回贈。1949年中共建政後,費氏同華西外籍教授一樣離華回國,蕭氏從此與他失去聯繫。1995年冬,蕭氏友人樂黛雲來信告知她訪問新西蘭時在一幽靜小城的圖書館見到一本《峨山香客雜詠》英譯中文詩集,其中有
《峨眉紀遊詩》14首,並隨信寄來複印件。蕭氏說:「我和文筠捧讀後驚喜異常。這組詩,果為50年前讀武漢大學三年級時我與文筠初相識, 偕遊峨眉,以詩紀懷的定情之作。此類詩作,經過50年的風雨征程,稿本散失,記憶亦被沖洗,早已蕩然無存。萬未想到,這一組詩,竟經兩位外國友人繾綣多情,譯傳於海外;現又經一位中國比較文學家獨具慧眼,從異國他鄉代為覓回。當我將這些信劄及複寫詩稿等納入一篋, 珍重題簽:『繆斯的複歸』。當我覆信樂黛雲教授致謝時,真情流露: 『您為我們覓回的,非僅是一組中英文符號,而是我們的童心,我們的初戀,我們在詩情畫境中自我塑造的精神美」。
隨後,蕭氏拜求香港友人羅孚為他覓得《峨山香客雜詠》原版。他通讀後始知,詩集的選譯者是費爾樸和加籍教授雲瑞祥(Mary K. Willmott),費氏逝世4年後於1982年在香港出版。費氏寫有「前言」, 雲氏寫「譯者說明」。詩集中英文對照,共選錄92首,按年代順序排列,自唐太宗、李白、杜甫、岑參以下迄於現代,共計33家,「而在最後,竟選入我的少年未刊詩稿,且以14首全錄。在那風塵倥傯的歲月, 這是出乎常情、難以想像的事。這在中美兩國的民間文學交往中,也堪稱奇緣」。雲氏「譯者說明」還兩次以蕭詩為例說明「中詩英譯之難」。
蕭氏游桂林,有《菩薩蠻―灕江舟中》之灕江兩岸風景躍然紙上的絕句: 「灕江江上峰奇疊,灕江江水何瑩澈」和「山勢恣嶙峋,波涵無限情」。還有他登獨秀峰的觸景生情處:
獨登獨秀獨凝思,觸目群峰各有姿。
遠近高低緣對視,陰晴晦朗不同時。
難依山水分仁智,漫向雞蟲辨慧癡。
造化有情生萬類,鳶飛魚躍恁參差。
1985年夏,蕭氏首次訪美,赴紐約參加國際中國哲學雙年會。他「排雲鶴行詩情遠」,「雜詩紀行」六首。其中第五首:
隔海神交豈偶然,只因心曲應朱弦。
密翁禪鐸薑齋夢,同譜東方覺醒篇。
朱弦,即用練絲(即熟絲)製作的琴弦。「密翁禪鐸薑齋夢」中「密翁」指方以智(字密之),清兵入粵後,在梧州出家,法名弘智, 學術上秉承家學淵源,博採眾長,主張中西合璧,儒、釋、道三教歸一。「禪鐸」指世界四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的主人公,他是印度古代傳說中人物,印度教主神毗濕奴的化身,而毗濕奴對信仰虔誠的信徒施恩,常化身成各種形象拯救危難的世界。薑齋,王船山之號。全詩是說隔海學術神交並非偶然的心血來潮,而是心曲的鳴奏。方以智、王船山、禪鐸之夢想,都是在喚起東方的覺醒。
第六首:
海岸巍然矗女神,風濤吟伴自由聲。
潘恩火炬羅斯策,贏得今朝樂太平。
托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國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動家、理論家、革命家、激進民主主義者。他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發表的一篇篇戰鬥檄文,對提高人民覺悟,鼓舞人民鬥志,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其中《常識》一書為後來《獨立宣言》的通過鋪平了道路。所以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如果沒有潘恩的這支筆, 喬治‧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然無功」。「歷史將會把美國的革命歸因於托馬斯‧潘恩」。羅斯策,當指第32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882-1945)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所推行的新政,提供失業救濟與復甦經濟,並成立如公共事業振興署(WPA)、國家復興管理局(NRA)等機構來改革經濟和銀行體系。蕭詩歌頌美國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意思是紐約市哈德遜河口的「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像巍然矗立,風濤吟伴自由的聲音。正是潘恩的思想和羅斯福的新政,才贏得了美國今日的太平。
1991年7月,蕭氏赴慕尼黑參加中國哲學雙年會,順訪海德堡、漢堡。1993年2至5月又應邀赴特里爾大學講學,順訪波恩和柏林。
兩次德國行,賦詩十六首。
其一:
秦倫泛海客東吳,馬可歡遊語不誣。
今日西行尋活水,靈泉何處潤心蕪。
蕭氏自注:公元3世紀,羅馬商人秦倫跨海來訪,得到東吳孫權親切接見,留住八月始歸;公元13世紀,馬可波羅經中亞來華,歡游十餘載,歸著《遊記》。蕭氏以中西交流史上兩位東游名人秦倫、馬可波羅為例,表明他西遊「尋活水」、「潤心蕪」的心跡。靈泉,是指飛馬波迦索斯從九位繆斯居住的赫利孔山上跑下來,蹄子踏上乾燥的土地, 地上便立刻迸出泉水,泉水名叫希波克瑞涅即「靈泉」,詩人能從泉水中汲取靈感。
其二:
雄雞唱曉破霾天,史路崎嶇三百年。
喚起萊翁共商酌,東西慧夢幾時圓。
蕭氏自注:17世紀,萊布尼茲因白晉介紹,首次論到中國哲學,曾致書康熙,擬來華助建中國科學院,未果願。「雄雞唱曉」,李賀詩有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唱天下白」,毛澤東詞亦有句「一唱雄雞天下白」,均指黑暗過去,光明到來。「史路崎嶇」,當指中國明清啟蒙歷經坎坷。全詩是說中國雖然黑暗已經過去,光明已經到來,但是300年的啟蒙道路崎嶇坎坷。而今喚醒萊布尼茲共切磋,何時才圓東西哲學交流會通之夢呢?
其十三:
寧忍啄肝盜火情,幽靈遊蕩語猶新。
百年龍種經憂患,何處拈花覓解人。
這是蕭氏參觀特里爾馬克思故居「敬題留言簿」的詩。「幽靈遊蕩」,指《共產黨宣言》。「拈花」,禪宗傳法故事。全詩頌揚馬克思「寧忍啄肝」而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盜火,肯定《共產黨宣言》仍然具有生命力。中國人飽經百年憂患,到哪裡去尋找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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