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三輯(電子書)

華人世界第一份民國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刊物
開啟重返民國歷史現場的文學研究運動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從二○一五年末開始出版，為一新創辦的學術叢書，預計每半年出版一冊，由李怡、張堂錡兩人主編。
　
本輯推出「國民黨文藝政策與民國文學」專題，特別收錄姜飛、封德屏、洪亮、牟澤雄、傅學敏、錢振綱、崔末順等多位學者針對過往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南京政府等時期的文藝政策，對於民國文學的發展有何影響所發表的精采論文。並且，為使讀者可以省思「民國文學」的本質，「觀念交鋒」專欄收錄李瑞騰的「我看『民國文學』」文章與周質平的「漢字繁簡的再省思」等專文。另外更特別收錄由陳芳明主持，李瑞騰、周惠民、陳國球、楊儒賓等學者參與出席對於「1949：民國文學、歷史、思想的交會與分流」的圓桌座談珍貴記錄。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創辦，是為了提倡一種返回民國歷史現場進行文學研究的學術理念。堅持學術立場、文學本位、開放思想則是本刊的宗旨。我們認為，在「民國框架」下討論問題，不僅可以積累一批被忽略的史料，而且最終也有助於形成與現代漢語文學相適應的研究思路和學術模式，從而擺脫長期以來受制於歐美學術範式的宿命，並與西方學界進行平等對話。
「民國文學」作為一個學術的生長點，其意義與價值已經得到學界的肯定。現代文學的研究，在經過早期對「現代性」的思索與追求之後，發展到對「民國性」的探討與深究，應該說也是符合現代文學史發展規律的一次深化與超越。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深信，學術界將可以在這方面開展更多的合作機制與對話空間。

【主編簡介】
李怡
四川重慶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學術集刊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詩歌、魯迅及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批判的批判》、《七月派作家評傳》、《魯迅的精神世界》、《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作為方法的「民國」》等十餘種。

張堂錡
台灣新竹人。文學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撰、專刊組組長、政大華語文教學學程主任。目前執教於政治大學中文系，並任政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台灣散文及澳門文學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黃遵憲的詩歌世界》、《白馬湖作家群論稿》、《個人的聲音 ──抒情審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現代文學百年回望》、《民國文學中的邊緣作家群體》等十餘種。

【觀念交鋒】
李瑞騰／我看「民國文學」
周質平／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許俊雅／「薄命詩人」楊華的〈女工悲曲〉與趙景深〈女絲工曲〉的關係
周維東／1949 年之後的台灣文學是否屬於「民國文學」？

【專題論文 國民黨文藝政策與民國文學】
姜飛、封德屏／主持人語
姜飛／任卓宣與左翼文學思潮
封德屏／國民黨來台後軍中文藝的推展
洪亮／論抗戰期間「三民主義文藝政策」提出之原因
牟澤雄／南京政府時期國民黨文藝政策實踐的一種方式─以南京《文藝月刊》為例
傅學敏／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劇本審查
錢振綱／論三民主義文藝政策與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之矛盾及其政治原因
崔末順／反共文學的古典詮釋─50 年代台灣文藝雜誌所反映的民族主義文藝論

【一般論文】
張中良／民國文學歷史化的必要與空間
妥佳寧／華語語系蒙古族文學中的殖民與「自治」
許維賢／從台灣到南洋的萬里尋妻─以默片演員鄭連捷和周清華為媒介的通俗劇探析
王婉如／論1930 年代抗戰後上海知識分子的分化
張惠珍／林獻堂與民國─以《灌園先生日記》、《東遊吟草》為考察對象

【書評書論】
周志煌／豐富的模糊性─《1949 禮讚》讀後
張堂錡／從《民國老試卷》看民國想像與民國氣象

【圓桌座談　1949：民國文學、歷史、思想的交會與分流】
張堂錡／「1949」是研究民國文學不能避開的關鍵年代
陳芳明／重新解釋，開啟新的思維與視野
楊儒賓／如何面對、思考「1949」？
陳國球／「1949」為香港文學帶來許多生命的傳奇
李瑞騰／從「1949」觀察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
周惠民／錯亂與融合交織的「1949」
張堂錡／澳門文學發展史上的「1949」
陳芳明

【新銳園地】
劉蓮、林旻雯、江曉輝／陳敬之的民國文學史觀初探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稿約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撰稿體例
第四輯主題徵稿：日記中的抗戰與文學
第五輯主題徵稿：胡適、1917 與民國文學

編後記

［我看「民國文學」］
■李瑞騰
一
傳統中國史學以「朝代」為歷史分期，這有其方便性，也符合民間傳統改朝換代的認知。準此，在「清」之後，理當就是「民國」了；在大陸，「民國」之後，即「共和國」；但是1949 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後，中華民國沒有消失，而是遷移來台，即是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說，「民國文學」在大陸是指中共建政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接續晚清；在台灣是指國府遷台以後的文學，在時間上，亦可上推到1945年，接續日本時代。
這是兩個不同空間的「民國文學」，在大陸，過去跳過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把五四當作現代的起點，「民國文學」比較接近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但有幾年的時間差，而既稱「現代」，則舊體文學就似乎有不加理會的正當性了，不過，在「民國文學」的架構下，舊體沒理由排除。
在台灣，在「台灣文學」未獲得正名以前，比較能代表官方主流論述的是尹雪曼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1975），柏楊在1960 年代編過兩年文學年鑑，稱「中國文藝年鑑」，在1980 年代之初再編文學年鑑時，則稱「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余光中擔任總編輯的三套大系，在1970年代稱「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80 年代以後稱「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另標明時間及地點「台灣」。一般是不大用「民國」這個概念，但史學界是有「民國史」的。

二
要深入探討民國文學，首先要了解晚清，包括維新和革命等政治運動、新興都會（通商口岸）與文藝傳媒的發達、由東西洋引入的文學觀念、白話與淺語等書寫媒介的普及等，對文學的變化產生極大的影響，它們如洪流湧入民國，終與五四狂潮匯流，成為民國文學的主潮。
這本來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如何面對傳統？在新與舊當中如何調節？在文言和白話之間如何融裁？在向內探索和往外奔馳之間如何掌握？都值得放進時局中去看去想。進一步說，留學生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學之於文學提供了什麼樣的助力？政治的糾葛、軍閥的混戰、外來勢力的蠶食掠奪、文學社群的駁辯激盪、文化產業如摸石過河，諸多因素對文學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大陸學界過去把歷史割裂成近、現、當代，是有問題的，近代當然不只反帝反封建，現代當然不只魯郭茅巴，當代也不只十七年文學、十年浩劫過後就撥亂反正了，於是而有1980 年代中期的重寫文學史運動。但不管怎樣，相關的既有研究成果其實很多，包括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現在叫「世界華文文學」，最近幾年出現把中國「包括在外」的「華語語系文學」），許許多多的研究成果，民國文學的研究者都可以消化吸收。
這不應只是一場「熱」─民國熱，而是回到常軌，民國從建立到它在中國大陸本土消失，這是一個客觀的史實，當我們在談文學的時候，它曾有過什麼？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都應該全面清理，還原其本來面貌，給予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與評價，和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必須疏濬，使之脈流清晰；而且不只要往上溯源，也要往下追蹤。

三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真正完全擺脫國共糾葛，時間的距離可能還要更長；而在台灣，本土浪潮席捲下，兩黨鬥爭30 年所積壓的怨和恨，要去除談何容易，「民國」和國民黨被等同起來，因之現階段要談民國是需要勇氣的。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有人不想談「民國」，當然不能勉強；如果要談，要怎麼談，這見仁見智，以最寬廣的說法，除大陸時期（1912-1949），還得包括1945 年（或1949）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甚至1949 前後從大陸去歐美及從台灣去歐美的留學生或移民。
但真正的難題是，怎麼看大陸時期的民國文學？民初的遺老遺少文學、新文學之產生、反新文學的陣營在反什麼？各門各派的文學，乃至於30 年代文學、抗戰文學、左翼文學等等，特別是為數龐大的反國民政府作家群，如何定性定位等，都必須處理；而國共合而又分，大撤退時期文人如何抉擇去留的問題，都該有所處理。我們應該有綜攝上述議題的一部大陸時期民國文學史。

四
把焦點移到台灣，既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它的文學，也就是台灣文學的一個時期，也許可以稱為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之前是戰後初期，更上則是日本時代、清領時期、明鄭時期。
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從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到現代文學的這個傳統，一個是日本時代漢語詩文和新文學傳統，大概就是「中國」加「東、西洋」。不過，場域是台灣，「台灣」島嶼時空因素的加入，以及兩岸長期的互動、國際潮流的沖激，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
這樣看來，要有一部統合兩岸文學史實而且體大慮周的民國文學史，實非易事了；不過，我想這是可以期待的，首要之務可能是呼喚同道，營造研究的環境和氣氛，然後在文獻上儘可能拾遺補缺，把許許多多被遺忘或遺棄者找出來，放進歷史的脈絡，而這特別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歷史的詮釋本來就是艱難的事，特別是現當代，但只要我們心胸開闊，也有耐心，應該可以有一些成績出來的。

［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周質平
《漢字簡化方案》是1956 年1 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60 年。生活在中國大陸60 歲以下的人，絕大部分視簡化漢字為當今中國人書寫的通用字體，基本上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台灣、香港和海外的華人社會中，簡化漢字遠沒有達到「一統」的地位。因此，這個在國內已經不再熱烈議論的話題，在海外、台、港還不時有人提出討論。這最足以說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60 年來億萬人的使用依舊改變不了兩三千萬人對當年舊物的依戀。
這種對簡化字抗拒的情緒，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敵對情緒，有的來自文化上對傳統的捍衛，也有的只是舊習慣的延續，當然也有不少是三種情緒的混合。且不論這種抗拒情緒究竟源自何處，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從早年的「勢不兩立」漸漸發展到了「和平共存」。
因此，近年來有所謂「識繁寫簡」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識楷書行」。也就是「認讀楷書，而書寫行書」的建議。這一提法，在我看來，與所謂「識繁寫簡」或「識正書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而這些提法最大的「盲點」，是無視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已經使「以手握筆」這一行之數千年的「書寫」技能，隨著筆記型電腦和手機的快速普及，瀕臨幾乎「滅絕」的困境。「寫字」，（不只是寫漢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內），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已經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寫漢字」只是少數書法家的藝術活動，而不是人與人之間賴以溝通的日常技能了。
換句話說，「識字」和「寫字」的距離，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任何一個能用電腦輸入漢字的人，只要能「識」漢字─從同音字中，選出對的漢字來─，也就能「打」出這個字來，於是便完成了所謂「書寫」的任務。在這個情況下，「行書」也就不「行」了。更何來「行、楷」之分呢？
正因為工具的改變，使原本握筆書寫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鍵盤的配合。
在地鐵裡，看到小學生、初中生埋頭運指如飛，我們必須瞭解，他們正在「寫」信。雖然此「寫」已非「筆寫」，但其為「寫」則一。對他們來說，那裡還有什麼楷書、行書、草書之別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誤，「提筆忘字」的人勢必與日俱增，但只要一打開手機、電腦，所忘的字，卻都一時湧入眼簾。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期盼的「書同文」，與其從字形入手，不如從語音入手。換言之，以現在漢字輸入法來說，「語同音」其實是「書同文」的先決條件。除了台、港兩地，十三四億中國人最常用的漢字輸入法是拼音輸入法。「老師吃飯」是「laoshichifan」，而不是台灣國語的「laosicifan」。南方人的普通話，在發音時，或許分不清zhi/chi/shi 和zi/ci/si，但在他的腦海中卻不能沒有翹舌和平舌的分別。否則在打漢字的時候，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所以，在提倡「書同文」的同時也不能忽略「語同音」的重要。
台、港兩地有不少捍衛方言的仁人義士，視台語、粵語為兩地文化認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漢字台語化或粵語化。寫出來的漢字，在字形上容或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字義上卻全然不能與普通話互通。這一現象所造成的隔閡，遠比繁簡體的不同嚴重得多。用漢字寫方言，與其說是「母語化」，不如說是「孤島化」。
海峽兩岸關心漢字發展的人士在論漢字的演變時，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字形的繁簡而言，而沒有意識到，繁簡的不同，就時間的先後來看，也就是古今的差異。台、港地區至今使用的繁體字，對廣大的大陸人民而言，與其說是「繁體」，不如說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所使用的「古體」。
這一「古體」只有在書法作品或刻印古書時使用，在平日報刊雜誌或電郵往返中是不常見到的。這樣的敘述是符合當前中國大陸十三四億人書寫漢字的實際情況的。
台灣、香港的語文現象，和大陸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
不僅字體為然，台灣的拼音方式依舊是民國初年制定的「注音符號」，而從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許多書籍報刊的排印格式。甚至於標點符號也一仍舊貫。「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給人一種「有文化」的錯覺，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島現象」一定的體現。在不知不覺之中，正應了「禮失求諸野」的古訓，這句話的精義是：就文化和制度發展而言，邊緣往往較中心更保守。許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經失傳的禮儀，在邊陲海隅還保存得相當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儀式，在紐約唐人街，偶爾還能看到。這時，我們大概不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中國」的；我們只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古老的。
因此，「禮失求諸野」的另一個意義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灣人喜歡把「繁體字」叫做「正體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最好寫照。如果「越古越正」，那麼，「正體字」應該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說文》中的小篆，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隸定」之後的「楷書」。《說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卻從無「正文作某」的例子。就漢字的發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體」，而小篆取得了「正體」的地位；同樣的，當「隸書」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體」，而「隸書」成了「正體」；「楷書」取代「隸書」之後，「楷書」成了「正體」，「隸書」又不得不退居而為「古體」。而今「簡體」取代了「繁體」，「繁體」當然也就成了「古體」，而「簡體」反而成了「正體」。
反對現行簡化字的人總喜歡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約定俗成」，並視之為文字發展的自然規律。「約定俗成」固然有它緩和漸進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將錯就錯，積非成是，多數壟斷的一面。因此，「約定俗成」的精義是語文的議題只論「已然」，而不論「應然」。當多數人把「滑稽」說成「華稽」，你卻堅持說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當十三四億人都把「愛」寫成「無心」的「愛」，而二三千萬人卻堅持寫「有心」的「愛」，結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愛」了。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宜」與「不宜」，端看多數人怎麼說，怎麼寫，而不論其字源本義。「眾口鑠金」，「隨波逐流」是語文發展「約定俗成」最後的判斷。任何頑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絕於多數的反動！
套句黑格爾的話來瞭解荀子的「約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語文發展，有些反對簡化字的人所擔心的「政治力不當的介入」，其實，是無的放矢，不足為慮的。
1951 年，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後的改革卻只能是「簡化」，而不能是「拼音化」。這並不是因為毛的權力不夠大，更不是因為提倡不力。而是漢語漢字經千萬年的發展，億萬人的使用，漢字和漢語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這一點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的）。這個合理性並不因毛的個人意願而有所轉移。
莫說一個毛澤東做不到用拼音來取代漢字，即使有千百個毛澤東也不可能廢滅漢字而以拼音代之。政治力的介入使繁體字在短時間之內成了簡體，並為億萬中國人所接受使用。這恰好說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對簡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認：「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數服從多數。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無視於「多數」的存在。對十三、四億人已經使用了60 年的簡化漢字，始終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舉世滔滔」的真實存在，而認為是「徒勞無功」，「治絲益棼」，對當年舊物表現出無限追懷。
必須指出：不喜歡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大陸目前通用的簡化漢字，是十幾億人每天寢饋期間，賴以溝通的書面文字。60 年的實踐證明，簡化漢字並沒有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幾個常被台、港人士拿來取笑的同音字的合併，也並沒有混淆視聽，譬如：「他靠理发发了財。」「在單位裡干了30 年的干部，退休下來賣餅干。」文義是很清楚的。如果「頭髮」的「髮」和「發財」的「發」，合併為「发」之後，真的引起混淆，這個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