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簡體書）

本書是和辻哲郎的代表作之一，可以視作其皇皇巨著《倫理學》的緒論和方法論預備。在本書中，作者首先厘清了“倫理”“人間”“間柄”“世間”“存在”等關鍵概念。在此基礎上，提出“倫理”是人間共同態的存在與根底、倫理學是“人間之學”的觀點；接著，和辻回溯了從亞裡士多德到馬克思的西方倫理學史體現出的人間觀，尤其展現出他對於人的“共同態”（相對於近代西方個人主義之“個人態”）的側重；最後，通過與西方現象學、詮釋學的對話，和辻試圖以詮釋學方法為倫理學體系的塑造開辟道路。本書被認為是日本倫理學的革新之作，其對倫理學基本概念的詮釋、對西方倫理學史及現象學、詮釋學方法的審視，都富有學術價值，是不可多得的經典。

和辻哲郎（1889-1960）
日本兵庫縣人，哲學家、倫理學家、文化史學家，曾任日本倫理學會會長，其倫理學體系被稱為“和辻倫理學”，他在日本文化史、文化人類學等領域也頗有建樹，代表作有《風土》《孔子》《古寺巡禮》（以上三書皆有漢譯本）、《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倫理學》等，有《和辻哲郎全集》（日本巖波書店，全20卷，1961-1963）存世。

湯愷杰
男，1992年12月出生，廣西桂林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現任職於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方向：日本哲學、民間信仰、基督教神學、中國景教等。譯作有《上帝之痛的神學》（北森嘉蔵著，香港：道風書社，2021）。

譯後記
一
本書是和辻哲郎的代表作之一，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本書的作者和辻哲郎是日本著名的倫理學家、文化史學家。他於1889出生於兵庫縣姬路市的一個醫生家庭。他先後畢業於舊制第一高中和東京大學哲學科。他的學術生涯起步於研究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研究，後轉向倫理學、日本文化史等等領域。在1927—1928年，他赴德國留學，期間遊歷歐洲各國，尤其是在義大利待了三個月。這些經歷不僅擴大了他的視野，也對他的哲學思想有著重大影響。在歐洲，他讀到了柏格森、狄爾泰、胡塞爾等人的著作，甚至第一時間讀到了海德格爾剛剛出版的巨著《存在與時間》。他在歐洲各國的遊歷也成為了他後來的《風土》和《義大利古寺巡禮》等文明史著作的靈感來源。正如《風土》的副標題“人間學的考察”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出版的《風土》漢譯本之中，副標題似乎被省略，且文中的“人間”都被翻譯為“人”，誠為遺憾。所言，《風土》可以被看作是對人間之學的一種應用，闡明了世界各地的人間存在受到的“歷史的、風土的制約”（本書第199頁），這本書可以被視為本書的姊妹篇。回國後，他歷任日本東洋大學、法政大學、龍谷大學、京都大學、大谷大學、東京大學教職，最後以教授職退休。他於1932年以《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在京都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緊接著的1934年3月，《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出版，同年7月，和辻即升任東京大學倫理學教授。日本戰敗後，他一直擔任日本倫理學會會長，直至1960年去世。和辻一生筆耕不輟，有《和辻哲郎全集》二十卷存世，內容涵蓋哲學（佛教哲學、古希臘哲學、近代西方哲學）、文化（東洋文化和西洋文化）、文學（小說、散文和隨筆）、宗教（佛教、神道教和基督教）、歷史（日本史、思想史、世界史等等），涉獵範圍極廣，足可見他學養之深厚。
本書是和辻哲郎的代表作之一。在本書之中，和辻首先對傳統的一系列倫理學基礎概念如“倫理”“人間”“間柄”“世間”“存在”“有”等作了重新厘定，認為它們都指示出同一種人間存在的“個別性與整體性的辯證關係”（本書第50頁）。其中，如同題目所示那般，最受到關注的詞語自然是“人間”“倫理”和“倫理學”。對此，可作如下解釋：第一，“人間”就是在間柄之中的人——毋寧說“間柄”才是最為根本地規定人的特性，所以人在根本上是具有主體間性的人間（ningen）。“人間”是既個別又整體的“人”，所謂人間是“世之中”本身，同時也是在世之中的“人”。因此，“人間”既不僅僅是人，也不僅僅是社會，在“人間”之中，人和社會兩者被辯證地統一起來（本書第19頁）。第二，“倫理”是人間共同態的存在與根底、倫理學是“人間之學”。和辻試圖與以往把倫理定義為“當為（Sollen）之學”的說法商榷，認為應把“倫理”一詞看作使用此詞的人的歷史的、社會的生命之表達，理解“倫理”應以理解人們生命的表達為前提。所謂“倫理”是被種種共同態實現的、人間共同態的存在根底，它是人們的間柄的道路和秩序（本書第10頁）。第三，“倫理學”則是問“所謂倫理是什麼”的學問，它想要闡明人間關係，從而明確作為人間共同態根底的秩序和道理。（本書第10頁）。這三個概念的解釋連同其他相關的解釋，共同構成了本書的“骨架”，也成為全書展開論證的基礎。
接著，通過重審歐洲倫理學史，和辻試圖找出重構“倫理學”的道路。回溯了亞裡士多德、康德、柯亨、黑格爾、費爾巴哈和馬克思的倫理學。在西方倫理學發展史中體現出的人間觀是複雜而多樣的，但和辻試圖描摹出一條在他的詮釋之中，不僅展示出他對西方哲學的深刻把握，更展示出他對於人之間柄所形成“共同態”（相對於近代西方個人主義之“個人態”）的側重。他試圖將西方倫理學的水流引入日本倫理學的河道當中，試圖把“倫理”從“Ethics”的窠臼之中解救出來，使它成為“りんり”（Rinri），其內涵也從西方的個人的道德與良心之學、“當為（Sollen）之學”蛻變為日本式的“人間之學”。
更進一步，通過與西方現象學、詮釋學的對話，和辻試圖以詮釋學方法建立起他獨具特色的倫理學體系。例如，他把海德格爾的“此在”（Dasein，在本書中則頗有深意地表達為現にあること即“現有”）看作道具式的、原子式之“人”的體現，實際上，海德格爾所謂“在世之中的有”必須依靠“間柄”形成的“共界”（Mitwelt）才有可能（本書第196頁）；“上手”（zuhanden）的、“現成在手”（vorhanden）的物之所以為“物”，甚至“有”(Sein)之為“有”（ある）其前提是它乃“間柄的表達”（本書第197頁）。與此相應，和辻試圖以詮釋學方法為倫理學體系的塑造開辟道路，試圖用詮釋學方法挖掘“人間之學”的內涵，把它視作人間存在的基礎，也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基礎。在巖波書店1963—1965年出版的《和辻哲郎全集》第十卷《倫理學（上）》（以下簡稱“全集版《倫理學(上)”》）的第三章（相當於巖波書店1937—1949年出版的三卷版《倫理學》中卷），和辻哲郎正是用這類人間的生命表達作為詮釋學方法，論述了人間共同態的豐富內容，例如二人共同體（夫妻，見全集版《倫理學（上）》，第336—381頁）、三人共同體（核心家庭，同上書，第382—402頁）、同胞共同體（同上書，第403—411頁）、家庭結構、親屬、地緣共同體、經濟組織、文化共同體、國家（同上書，第411—626頁）等等，都貫穿了和辻對人間存在“時間性”和“空間性”兩種特性的充分思考，這些思考的基礎是和辻與西方現象學和詮釋學的對話與交鋒，進而對構建出獨特倫理學體系的嘗試——這樣的嘗試業已在本書體現出來。
本書被認為是日本倫理學的革新之作，其對倫理學基本概念的詮釋、對西方倫理學史及現象學、詮釋學方法的審視，都富有學術價值，是不可多得的經典。但正如和辻在序中所言，這本書僅僅是倫理學體系的緒論，真正的體系恐怕要等待三年後巖波書店出版的《倫理學》。縱觀本書，和辻未能展開如他在後者之中那般詳細的、結構完整的、成體系的論證。但是，本書與《倫理學》一道，都體現出和辻把東方、西方的不同經典融於一爐，“為我所用”的特徵。讀者可以在本書正文中多次看到這一點：例如，在解釋“倫”時，既引用《禮記》，又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的觀點（本書第4頁）；在論述“間”時，既分析印度哲學的loka，又引中國古代詩文（例如李白和蘇軾的詩句）來印證觀點；在講到黑格爾的“人倫體系”時，又提及京都學派代表人物西田幾多郎的“場所觀”，暗示黑格爾的人倫體系可以通過“空”的概念與日本哲學融合、對接。如此做法使本書更具思想上的厚度、更加耐讀。另一方面，相較於數十萬字規模、一千多頁厚度的《倫理學》，本書更為短小精悍，僅有十余萬字，便於讀者快速而深入地理解這位日本倫理學大師的倫理學系統。對於有一定西方哲學基礎但沒有日本哲學基礎的讀者來說，本書無疑十分友好，可閱讀性較強，相信能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之中有所獲得。
二
作為《風土》的姊妹篇，在前書漢譯本出版18年後，本書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漢譯本，實在令人遺憾。我認為，就日語原書出版的順序和論證邏輯而言，甚至應當是本書出版（1934年）在前，而《風土》（1935年）在後——沒有“人間之學”作為一種學科基礎的討論，哪裡有對世界氣候、地理、人種和文化的風土之“人間學的考察”呢？這體現出本書漢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翻譯一向是吃力不討好的難事。在此譯本出版之際，我也要借此機會回顧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過程。這一過程可以用“一波三折”來形容：
本書的翻譯源於2017年10月我在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讀碩士時與本所査常平研究員的一次閑聊。當時，我已經翻譯完北森嘉蔵的《上帝之痛的神學》，手頭已無翻譯可做。於是，我請教查老師手頭是否有值得翻譯的日語學術書籍，他給我推薦了和辻哲郎的《人間の學としての倫理學》一書。在交流中，他不僅論述了本書在日本倫理學界的奠基地位，更感嘆在日本家喻戶曉的倫理學經典，竟沒有漢譯本出版。他於是把書借給我，希望我好好閱讀、好好翻譯，早日出成果。拿到書後，我如獲至寶，近乎瘋狂地閱讀和翻譯，終於在2018年2月完成譯稿。此後，我廣泛聯繫出版社，期待能夠早日出版。沒想到這一等竟是4年時間，其間，我雖聯繫了許多出版社，但都沒有回音。
時間來到2022年3月，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在外審階段，又是找工作的關鍵時期，苦於沒有學術成果，求職四處碰壁。突然想起在計算機裡“壓箱底”、塵封已久的譯稿。幾經推薦和輾轉，最後聯繫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隨後開始立項申請、簽翻譯合同。自當年6月起合同生效，我正式開始譯稿的校對、勘誤工作。直到此時我方才發現，四年前的譯稿遍布錯、漏，諸多譯名也未得到統一，彼時讀來流暢之極的譯筆至今竟佶屈聱牙，部分句子甚是難懂。所以，擺在我面前的工作名為校勘，實際無異於重譯。2022年8月，我入職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備課、申請項目、輔導論文等等工作又占據了部分時間，導致校對工作一拖再拖，直到2023年10月方才完成，進入出版社審校流程。接著，在2024年3—4月，按出版社要求，我又一次進行審讀和校對，寫了大量譯者注，尤其是對原文所引用的相關西方哲學原著進行了處理:如果這些西方哲學著作已有漢譯本出版，就盡量從漢譯本中找出相應段落，摘抄到腳注之中，以供讀者參考。校對和注釋的工作需查找不少資料，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每每為此挑燈夜戰，總會感到疲憊不堪、難以為繼，心裡打退堂鼓，但終於還是堅持完成了整本書的校對和注釋工作。
本書從翻譯到出版歷經6年有余，時間可謂非常充裕。恐怕拿到書就先讀譯序或譯後記的讀者會感到“失望”：對於本書的翻譯，我不會說“時間倉促，難免出錯”一類客套話來展示自己的謙遜；同樣，也不會自吹自擂，夸贊自己的翻譯歷經時間打磨，達到了“信達雅”的水準，幾近無可挑剔。凡翻譯難免出錯。雖然我盡力翻譯，但本書仍有一部分錯、漏，這既不能歸咎於時間的短促、也不能歸咎於和辻半文半白的日語難以理解的特性，更不能歸咎於和辻古今中外無所不通的知識儲備以及他旁征博引的行文風格。雖然以上種種因素客觀上會導致我在查閱資料、選取譯文時面臨諸多困難，但再多困難都不能成為我翻譯出錯的理由。在此，我要向讀者大方承認，這些錯、漏都是我對日語的生疏和學術水平的不足導致的：一來我一直自學日語，沒有經受過日語專業翻譯課程的嚴格訓練，更遺憾未曾赴日留學；二來我碩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也不是倫理學，而分別是基督教神學和解經學；三來我現在從事民間文學的教學與研究，與倫理學亦相去甚遠。所以，無論語言方面還是學術方面，我都有所虧欠。為此，我衷心期待有識之士有理有據且不留情面的批評和指正。
三
如和辻所說，“個人”只是具有公共性之“人間共同態”的缺失狀態（參全集版《倫理學（上）》，第330—336頁）。在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過程中，我自然不是形單影只地、作為“個人”並處在孤立狀態，進而完成翻譯的。與此相反，在翻譯的過程之中，我受到了很多幫助，在此需要一並致謝。首先要感謝的是用愛支撐我走到現在的人們：感謝我的父母和妻子，他們在生活上，尤其是在心理上為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感謝我在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事和學生們，他們讓我感受到作為學者和教師肩負的重任。其次要感謝的是對本書的翻譯和出版提供幫助的人們：感謝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的查常平研究員慷慨提供原書供我閱讀、翻譯。如果沒有他，我斷然不會接觸到和辻，甚至不會踏入日語學術翻譯的窄門。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毛衍沁編輯為本書的內容和排版提出諸多意見，她耐心細致的審讀使得本書更為完善。感謝東京大學的張政遠教授和格拉斯哥大學的譚家博研究員，在一次在線學術會議中，兩位老師為我澄清了諸如“人間”和“間柄”一類詞語的翻譯選擇。感謝山東大學哲學系的王丁教授，他為我解答了本書中有關康德的部分德語術語的翻譯疑問。感謝和辻《孔子》一書的漢譯者，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的劉幸老師，他在諸如合同、版權等細節等細碎的事情上幫助我很多。最後，需要特別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的朱東華教授，他不僅關注本書的翻譯與出版，還一直鼓勵我繼續做日本哲學和基督教神學研究。他是我的學術榜樣和精神領袖。

我受到的這些幫助，讓我切身體會到了人與人“間柄”的緊密，也讓我深切體會到“共同體”的本質。至此，我方才能夠相信自己一直堅持的日語學術翻譯不是“冷門絕學”，在我身邊，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支撐我不斷前進。

湯愷杰2024年4月27日於桂林市家中

序001
上編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的意義
1.　“倫理”一詞的含義003
2.　“人間”一詞的含義011
3.　“世間”或“世之中”的意義022
4.　“存在”一詞的含義031
5.　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之構想039
6.　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043
7.　康德的人學058
8.　柯亨的人間的概念之學071
9.　黑格爾的人倫之學087
10.　費爾巴哈的人間學128
11.　馬克思的人間存在141
下編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的方法
12.　人間之問157
13.　被問的人間165
14.　作為學科的目標172
15.　通向人間存在的道路187
16.　詮釋學方法204

索引224
譯後記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