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起源(電子書)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年10月14日出生於漢諾威，在馬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主修哲學和神學，她的老師們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929年，年輕的鄂蘭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愛的觀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然因德國內部的反猶政策，使她無法在德國任何一所大學教書。1933年，在被蓋世太保短暫關押之後，鄂蘭流亡到巴黎，結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並成為好友，也開始為Youth Aliyah（一個致力於將猶太兒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組織）工作。1937年，她在巴黎遇見了海因里希・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兩人於1940年結婚，並於1941年移居美國。

1951年，鄂蘭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也奠定了她的思想地位。1958年，出版畢生最重要政治哲學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9年，鄂蘭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並陸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等處任教。

1961年，鄂蘭到耶路撒冷為《紐約客》報導艾希曼大審，後整理出版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被視為討論反猶大屠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年出版《過去與未來之間》，並於1968年再度增訂，記錄了鄂蘭在艾希曼審判前後的思考歷程。

1975年12月4日，鄂蘭因心臟病發，在紐約過世。

譯者
李雨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當代歐陸哲學、先秦思想，目前致力於研究漢娜・鄂蘭及其當代政治意義。

三、全面支配

極權體制下的集中營與滅絕營是作為實驗室來運作的，它所驗證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基本信念：一切皆有可能。與此相較，其他所有實驗都是次要的（包括在對第三帝國醫生的審判中詳細記錄下來的種種恐怖的醫學實驗），即便這些實驗室的特徵就是會被用於各種各樣的實驗。

全面支配力求將人類無限的複數性（plurality）與區異性（differentiation）給編組起來，彷彿人性的一切都僅僅屬於單一個體；若想實現這種企圖，就只有讓每一個人都能夠被化約為由各種反應構成的永不改變的同一性，進而這些反應束（bundles of reactions）中的每一束，都能夠隨機與其他任何一束相替換。關鍵就是要製造出某種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一種類似其他動物物種的人類物種，它唯一的「自由」將會是「物種保存」（preserving the species）。極權支配試圖同時通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與集中營的絕對恐怖，來達成這個目標；冷酷地利用菁英組織來犯下暴行，彷彿已成為意識形態灌輸的實踐應用（亦即意識形態灌輸必須在此進行自我證成的檢測基地），而集中營的駭人景象則為意識形態提供了「理論上的」驗證。

集中營不僅打算要滅絕人、貶低人類存有者，而且還在科學控制的條件下，致力於陰森可怕的實驗，這些實驗旨在消滅表達人類行為的自發性本身，還想要將人的人格轉變成一個純粹的物件，轉變成甚至連動物都不是的某個物；我們都知道，巴夫洛夫的狗乃是一種扭曲倒錯的動物，因為牠被訓練成不是在飢餓的時候、而是在鈴響的時候進食。

在正常狀況下，這絕對無法達成，因為只要自發性不僅關聯於人類自由，而且關聯於生命自身，也就是單純維持生存，那麼自發性就絕對無法被完全消除。只有在集中營裡面，這樣的實驗才有可能進行，因此集中營不僅是「比現實更極權的社會」（盧塞語）而已，它們大體上還是全面支配的主導性社會理想。正如極權體制的穩定性取決於運動虛構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在集中營裡的全面支配實驗，也要依靠將集中營封鎖、隔絕於外面的世界，隔絕於廣大的生者世界，甚至還隔絕於極權統治國家中的外部世界。這種隔絕解釋了為什麼所有來自集中營的見證都具有獨特的非現實性、都缺乏可信度，也構成了正確理解極權支配的的一大困難，這種理解會伴隨著集中營與滅絕營而存滅；因為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這些集中營才是極權組織權力真正的中心機構。

如今我們有許多來自倖存者的見證。它們越是真誠，就越不嘗試傳達那些超離人類理解與人類經驗的東西，也就是那種將人轉變成「毫無怨言的動物」的痛苦。這些見證中沒有一份會引發憤怒、同情，這類通常會將人們動員起來為正義而戰的激情。相反，任何談論或書寫集中營的人都仍會被視作嫌疑人；如果講述者決心返回生者的世界，他本人就往往會遭到攻擊，會被懷疑其本身的誠實與否，彷彿他只是錯將一場夢魘當成了現實。

對這些人本人、以及對他們的經驗是否符合現實的這種懷疑，只不過揭示出了納粹向來就知道的事情：決定要犯下罪行的人會發現，最好是以最巨大、最不可能的規模來組織這些罪行。不僅僅是因為如此會使司法系統下的所有懲罰都變得荒謬且無法勝任；這些罪行本身的無邊無際也會為殺人犯提供保護，讓他們可以用各種謊言來宣稱自己清白無辜，而且他還會比講述真相的受害者更容易取信於人。納粹甚至認為不需要獨享這一發現。在希特勒散播了數百萬本的書中，他表示謊言要成功，就必須大到無邊無際：這不會讓人們不相信他，這正如納粹令人作嘔地一再宣稱猶太人將會像臭蟲一樣被滅絕，卻不會讓任何人懷疑。

通過大方的合理化手法，來搪塞解釋本質上難以置信之事，這對人們來說是一種很誘人的做法。在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身上，都潛藏著這樣一個寬大為懷之人，會用常識的語調來哄騙我們。通向極權支配的道路上會經過許多中間階段，我們可以為它們找到無數對照與先例。在極權統治的最初階段，格外血腥的恐怖行為的確完全致力於擊敗反對派，而且旨在使接下來不再存在任何反對派；但是只有在經過這一最初階段而且極權體制不再害怕反對派之後，全面恐怖才開始啟動。在此背景下，人們往往會注意到，手段已變成了目的，但這畢竟只是在悖論的偽裝之下，承認「目的證成手段」已不再適用於這一範疇，承認恐怖已喪失了它的「目標」，而且也不再是恐嚇人民的手段。這種解釋同樣不足以證明，這就像是法國大革命的案例那樣，是革命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因為甚至在因某種資格（以俄國來說，是黨的權力中心、軍隊、官僚制），而被形容為革命之子的人全都被吞噬之後，恐怖也仍在繼續。對於如今已成為極權政府特色的許多東西，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早已耳熟能詳。歷史上總是會發生侵略戰爭；而在羅馬人採用寬恕被征服者的政策來予以緩和之前，戰爭勝利後總是會發生對敵方人民毫無節制的大屠殺；在數百年間，美洲、澳洲、非洲的殖民化進程始終伴隨著原住民的滅絕；奴隸制是人類最古老的制度之一，所有古代帝國都是依靠國家奴隸的勞動來建立公共建築。甚至連集中營也不是極權運動的發明。它們首次出現在本世紀初的波耳戰爭中，而且在南非、印度，繼續用於「不合格群體」；我們在這些地方也首次看見了後來被第三帝國採納的「保護性拘留」一詞。這些集中營在許多方面，都對應著極權統治之初的集中營；它們被用來關押那些無法被證實其違法行為，且無法以常規法律程序來審判的「嫌犯」。這些現象都清楚指向極權支配方式；在「一切皆被准許」這個被他們繼承且視為理所當然的虛無主義原則基礎上，這些現象都成為了他們利用、發展、結晶的元素。但是一旦這些新的支配形式採納真正的極權結構，它們就會超越這個仍受限於統治者的功利動機與自身利益的原則（譯按：即一切皆被准許），並試圖將觸手伸向一個我們至今仍完全無知的領域：「一切皆有可能」的領域。而且堪稱典型的是，這正是一個功利動機或自我利益都無法限制的領域，無論其利益的內容為何，都不例外。

與常識處於對立面的，並不是「一切皆被准許」這一虛無主義原則，這個原則早已被包含在十九世紀的效益主義式常識概念之中。常識與「正常人」拒絕相信的是一切皆有可能。我們所試圖以當前或回溯的經驗來理解的元素，根本就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對於我們試圖歸為犯罪的這種事情，實則所有人都不覺得這些犯罪範疇有辦法涵蓋它。當我們面對大規模的屍體製造時，謀殺的概念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試圖在心理上理解集中營囚犯與親衛隊隊員的行為，但是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內心（psyche）是可以被摧毀的，這甚至無須摧毀人的肉身；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在某些狀況下，內心、性格、個體性的表達方式似乎只剩下其瓦解的快慢程度而已。無論如何，最終的產物都是一些行屍走肉，也就是一些在心理學上無法被理解的人，他們重返心理上或心智上的人類世界的方式，極類似於拉撒路（Lazarus，譯按：聖經中死後四天被耶穌從墳墓中復活的人物）的復活。所有基於常識的表述，無論是心理學上的還是社會學上的，都只會助長那些將「執著於談論恐懼」（dwell on horrors）視作「表面膚淺」的想法。

如果說集中營的確是極權統治最重要的建制，那麼要理解極權主義，「執著於談論恐懼」似乎就必不可少。但是回憶錄所能做的，並不會比不可溝通的（uncommunicative）目擊見證更多。這兩種文類都有一種逃離實際經驗的傾向；基於本能或理性，這兩類作者都非常清楚那種將生者世界與活死人世界分隔開來的可怕深淵，因此他們所能提供的就只有自己記得的一連串偶然事件，而敘述者本人必定跟聽眾一樣，覺得這些事件聽起來難以置信。那些被這類見證所觸動、但自己的肉身並未實際遭受此等打擊的人，那些因此得以擺脫獸性、絕望的恐怖（一旦經歷過真實出現在當前的恐懼，這種恐怖就會頑固地寄生在當事人所有不完全是條件反射的行為上）的人，只有他們的想像力才有辦法繼續思考恐怖。這些思考只會在感知政治氛圍、帶動政治激情這方面發揮作用。思考恐怖跟真實的恐懼體驗一樣，不會引發各種人格的改變。將一個人化約為一串反應所產生的隔絕效果，就跟精神疾病將人與他內在的個性或性格等一切特質隔絕開一樣。當他像拉撒路一樣從死者中間返回人世之際，他發現自己的個性或性格就像被拋下時一樣原封未動。

恐懼或執著於談論恐懼，並不能引起性格的改變，也不能讓人變得更好或更糟，因此它同樣也不能成為政治共同體或狹義上的政黨的基礎。想要通過建立在共同的歐洲集中營經驗之上的歐洲相互理解工程，來培養歐洲菁英的嘗試，其方式正同於一戰後要從前線世代的國際經驗中，導出政治結論的嘗試。這兩個案例都顯示出，經驗本身所能傳達的不過是虛無主義的陳詞濫調而已。比如像戰後和平主義這樣的政治產物，乃是源自對戰爭的普遍恐懼，而非源自戰爭中的經驗。比起產出缺乏現實感的和平主義，由恐懼所引導、引發的對於現代戰爭構造的觀察，或許已經導出這樣一種認識，亦即判斷戰爭已不可避免的唯一標準，就是為了對抗那種讓人們不再希望活下去的狀況而戰；而我們從極權集中營的酷刑地獄中獲得的經驗，已讓我們對發生此種狀況的可能性再熟悉不過了。於是對集中營的恐懼，以及對全面支配之性質的了解，讓從右到左所有過時的政治劃分失效，並且在它們之外、之上引入了最重要的政治尺度，藉以評斷我們時代的各種事件，這就是：它們是否為極權支配服務。

無論如何，上述對恐懼的駭人想像都具有巨大的優勢，它可以瓦解那些詭辯—辯證式的政治詮釋；這些詮釋都建立在一種迷信之上，這就是從邪惡之中會產生某種善。只要一個人能對另一個人做的最糟的事情就是殺死對方，那麼這種辯證法特技就至少在外表上還具有某種正當性。但是正如我們今日所知，殺人不過是一種有限的惡。殺害了一個人（一個終究必有一死的人）的兇手，仍停留在我們所熟悉的生死之域；死者與兇手之間存在一種使辯證法得以成立的必然連結，縱使這連結並不總是會被意識到。兇手留下了一具屍體，而且也不會假裝他的受害者從未存在過；即使他清除了任何痕跡，那也不過是一些會洩露他自己身份的痕跡，而不是喜愛受害者的人們的記憶與悲痛；他毀滅了一個生命，但是他並未毀滅這條生命存在的事實本身。

納粹有自己獨特的精準性，他們曾以「在夜幕的掩護下」（夜與霧，譯按：這是希特勒一項旨在祕密殺害囚犯的命令的名稱）的標題來啟動集中營。納粹對待人們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並讓他們在消失一詞的字面意思上消失，這些手法的激進程度乍看起來並不明顯，因為無論是德國還是俄國的系統都沒有完全統一，而是由一系列的分類類別組成，人們會按照這些類別而遭到非常不同的對待方式對待。以德國為例，這些不同類別曾存在於同一個集中營中，彼此卻不會發生關聯；各類別之間的隔絕程度，甚至往往更甚於集中營與外部世界的隔絕。於是基於種族方面的考量，戰爭期間德國人對待斯堪地納維亞國民的方式，與對待其他民族的方式差異極大，即使他們是納粹的公開敵人（譯按：斯堪地納維亞人被納粹歸為較純種的雅利安人）。至於其他民族，則被區分為那些「滅絕程序」已直接排在日程表上者（比如猶太人），或是那些在可預見的未來會被滅絕者（比如波蘭人、俄羅斯與烏克蘭人），以及尚未被這一全面「最終解決方案」的相關指示所涵蓋者（比如法國人與比利時人）。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在俄國區分出三個獨立系統。首先，這裡存在真正的強迫勞動群體，他們生活在相對的自由當中，並被判處了有限的刑期。其次則有集中營，在其中的人力資源被無情壓榨，死亡率極高，但它們在本質上是基於勞力目的而組織起來的。第三種則是滅絕營，裡面的囚犯被以飢餓與置之不理的方式來進行系統性清理。

集中營與滅絕營的真正恐怖在於如下事實：囚犯們即便還活著，也會與生者世界切斷聯繫，其切斷效果比讓他們死掉還更徹底，因為恐怖強迫人遺忘。在這裡，殺人就像捏死一隻蚊子一樣無關痛癢。一個人的死亡，或許是系統性刑求或飢餓的結果，或許是因為集中營過載，必須清除多餘人力。或許也會發生相反的情況：由於缺少新的人力輸入，從而出現了營內人口減少的危險，於是就下達了不惜一切代價降低死亡率的命令。大衛．盧賽將他有關德國集中營期間的見證稱作「我們的死亡歲月」，彷彿的確有可能讓死亡過程本身具有永久性，也有可能實現一種將生與死同樣有效阻斷的狀態（譯按：即集中營裡的活死人狀態）。

正是某種我們先前聞所未聞的根本惡（radical evil）的出現，終結了發展、轉化人格特質的觀念。在此不存在政治的、歷史的準則，或是單純的道德準則，頂多是似乎有某種東西被捲入了現代政治當中，而根據我們以往的理解，這種東西絕不應該涉入政治，這就是全有或全無（all or nothing）的極端抉擇：不是全有，也就是人類共同生存形式那不可確定的無限可能，就是全無，也就是集中營系統的勝利將為人類帶來無可改變的厄運，正如核武的使用之於人類種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