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佛教研究

全方位解讀明末佛教的精髓

聖嚴法師傾注全力，對明末佛教在禪宗、淨土、唯識及佛門人物，做了全面性的分類、研究和批判。

明末，是中國佛教融合以致於成熟的重要時期，在中國近代佛教思想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不僅在教內主張「性相融會」、「禪教合一」及禪淨律密的不可分割，對教外的儒道二教，也採取融通的疏導態度。而明末的諸大師，更有著容受一切佛法，等視各宗各派的寬闊心量。

本書為聖嚴法師暨東京立正大學博士論文《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後，同一範疇之持續研究成果。研究內容多在精讀、多讀的基礎上進行，書中收錄大量可用的資料，為後世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線索，是欲進入明末佛教研究領域的讀者們，不能錯過的經典著作。

聖嚴法師（1930〜2009年）

1930年生於江蘇南通，1943年於狼山出家，後因戰亂投身軍旅，十年後再次披剃出家。曾於高雄美濃閉關六年，隨後留學日本，獲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75年應邀赴美弘法。1989年創建法鼓山，並於2005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

聖嚴法師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暨國際知名禪師，曾獲臺灣《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著作豐富，中、英、日文著作達百餘種，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總統文化獎及社會各界的諸多獎項。

聖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主張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推動全面教育，相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文理學院、僧伽大學等院校，也以豐富的禪修經驗、正信的佛法觀念和方法指導東、西方人士修行。

法師著重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陸續提出「心靈環保」、「四種環保」、「心五四運動」、「心六倫」等社會運動，並積極推展國際弘化工作，參與國際性會談，促進宗教交流，提倡建立全球性倫理，致力世界和平。其寬闊胸襟與國際化視野，深獲海內外肯定。

一九七五年春，我在東京立正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題為「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實則明末佛教的範圍很廣，那是宋以後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大有為的階段，我的主題研究，僅以明末四大師中最後的一位，蕅益智旭為中心，故在提出學位論文之後，即想著手對於明末的佛教，做廣泛而深入的繼續研究。

在我的學位論文問世之前，學界對於明末的佛教，尚是一塊等待開發的處女地，嗣後不久，美國州立賓州大學的徐頌鵬博士，提出的學位論文是明末的憨山德清。一九七九年由賓州大學出版了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han Te-Ching, 1546-162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于君方博士，撰成的學位論文是研究明末的蓮池大師雲棲袾宏，一九八一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去（一九八六）年的美國哈佛大學，也有一位美國學者，以紫柏大師為主題研究，通過了博士學位，唯尚未見出版；本（一九八七）年春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的釋果祥，也由東初出版社（法鼓文化前身）出版了一冊《紫柏大師研究》。另有一位苦學勤讀，正在充實學力中的臺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江燦騰先生，也以明末佛教為其主攻的領域，在國內發表了數篇論文。尚有大陸學者郭朋，於一九八一年以通史體裁寫成《明清佛教》，次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學者荒木見悟，一九七九年出版《佛教與陽明學》，一九八四年出版《陽明學的開展與佛教》等。可見學術界對於明末佛教的研究，在短短十二年來，已成了國內外及東西方學者間的熱門課題。

明末佛教，在中國近代的佛教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上承宋元，下啟清民，由宗派分張，而匯為全面的統一，不僅對教內主張「性相融會」、「禪教合一」以及禪淨律密的不可分割，也對教外的儒道二教，採取融通的疏導態度。諸家所傳的佛教本出同源，漸漸流布而開出大小、性相、顯密、禪淨、宗教的局面。到了明末的諸大師，都有敞開胸襟，容受一切佛法，等視各宗各派的偉大心量，姑不論性相能否融會，顯密是否一源，台賢可否合流，儒釋道三教宜否同解，而時代潮流之要求彼此容忍，相互尊重，乃是事實。是故明末諸大師在這一方面的努力，確有先驅思想的功勞。

本書所收四篇稿件，是對明末的居士佛教、禪、淨、唯識，做了全面性的調查研究，所用的工力和時間，相當可觀，對於資料的蒐集、分類、研判，多半是在精讀多讀的方式下產生。我的目的，僅在為後賢提供可用的資料及其線索，至於進一步的研究，不論是消融或創發，仍有待諸後賢的努力。當然，假如我有時間，還會從其他主題，例如就律、密、台、賢等的範疇，對明末的佛教，繼續寫下去。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序於臺北北投農禪寺

自序
【第一章】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明末禪者的資料考察
第三節　明末禪者的出生地域及重要人物
第四節　明末禪籍和禪者作述
第五節　明末禪者的傳記資料
第六節　明末禪者的法派諍議
第七節　明末禪者的修證經驗
第八節　明末禪者重視鍛鍊的方法
第九節　結語

【第二章】明末的淨土教人物及其思想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明末的淨土教人物
第三節　明末的淨土教著述
第四節　明末淨土教文獻的立場
第五節　明末淨土教的其他文獻
第六節　淨土教的反對論者
第七節　明末淨土教的修證方法
第八節　明末禪者的淨土思想

【第三章】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明末的唯識學者
第三節　明末的唯識著述
第四節　明末的唯識思想
第五節　性相融會的佛教思潮
第六節　結論

【第四章】明末的居士佛教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明末居士的地理分布表
第三節　明末居士的功名地位表
第四節　明末居士與僧侶關係統計表
第五節　明末居士與明代理學家的關係
第六節　明末居士的修行分類
第七節　明末居士所依用的經論疏鈔等佛教文獻
第八節　明末居士遭受政治迫害及與流賊相抗
第九節　明末居士的佛教著作
第十節　後記

第一節　緒言

佛教本以實踐為主，理論的思想，乃是為了實踐的目的。所以，佛教雖有浩瀚的教典，都是為了如何實踐佛的教法而出現。所謂佛教的實踐方法，大別不出三類：一是持戒，二是習定，三是修慧。可是，此三者，以戒為基礎，慧為目的，定為發慧的主要條件。自印度以至中國，乃至目前的佛教所到之處，無一不是基於這三項原則，否則，雖名為佛教，卻不是佛教的本色了。

因此，佛教雖從思想的角度及教團的形態而言，分有南傳與北傳，北傳又分為顯教與密教，顯教又分為禪及教，教又分派，禪也分派。他們的主要修行方法，仍皆以戒定慧的三無漏學為依準。而且，自古以來，「從禪出教」，「藉教悟宗」，是相互為用的。唯有真的實踐，始能產生真智慧，而為大眾說出究竟清淨的不思議法，也唯有依靠正確的教義指導，始能實踐正法，而明其自心見其本性。

因此，中國禪宗，雖以「不立文字」為其特色，它所留下的禪籍，反而是中國佛教的諸宗派中最豐富的一流。從禪宗史上看，凡是一流的禪士輩出的時代，幾乎也是禪宗典籍的豐收之際，尤其到了明末的中國，禪僧及禪宗的居士們，凡是傑出而有影響力者，幾乎都有相當分量及數量的著述，流傳於後世。最難得的是，他們不僅重視禪宗的語錄及史書的創作和編撰，而且從事禪宗以外的經律論的註釋疏解。所以我們若將明末視為中國佛教復興的時代，亦不為過。

所謂明末，主要是指明神宗的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可是，有些人生於萬曆之前，活躍於萬曆初年，有些人生在萬曆年間，活躍於萬曆年間，有些人生於萬曆末期，卻活躍於萬曆之後。明朝亡於西元一六六一年，而本文研究的人物，以其生歿年代的起歿計算，則自西元一五○○至一七○二年，最遲的時代雖及清代，仍是生於萬曆年代的人。

禪宗重視修證經驗，其所證經驗的真偽及深淺，縱然已有自信，仍得經過先進禪德的勘驗與印可。凡是有能力印證他人的人，必是自己也曾接受過上一代禪德的印可。為人印證者，通常即是指導你修行的人，也可能僅在一面之間，便承認了你的修證工夫。不論如何，你受了何人的印可，便算接受了他的傳承，而成為他下面的另一代傳人，稱為法嗣。

由於傳承的關係，代表了法統的延續，也證明了修證經驗的可靠性；所以自宋朝的《景德傳燈錄》之後，有《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等諸書，記述禪宗諸家的系譜，經元朝，迄明初，又出了《續傳燈錄》及《增集續傳燈錄》。正如明初玄極的〈續傳燈錄序〉所敘述的史實一樣：「吳僧道原，於宋景德間（西元一○○四年），修《傳燈錄》三十卷，真宗特命翰林學士楊億等，裁正而序之，目曰《景德傳燈錄》，自是禪宗寖盛，相傳得法者益繁衍。

（宋）仁宗天聖中（西元一○二三─一○三一年），則有駙馬都尉李遵勗，著《廣燈錄》。建中靖國初（西元一一○一年），則有佛國白禪師，為《續燈錄》。淳熙十年（西元一一八三年），淨慈明禪師，纂《聯燈會要》。嘉泰中（西元一二○一─一二○四年），雷庵受禪師述《普燈錄》。宋季（紹定間，西元一二二八─一二三三年）靈隱大川濟公，以前五燈為書頗繁，迺會粹成《五燈會元》。」

以上序中所敘六種燈錄，除了《廣燈錄》之外，餘均被收在《大正藏》及《卍續藏》的史傳部。然後，經過一百六十年，至明初（西元一四○一年），玄極輯出《續傳燈錄》，又過一百九十年，至明末的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年），瞿汝稷集《指月錄》。西元一六三一年，有《教外別傳》、《禪燈世譜》、《居士分燈錄》。西元一六三二年至一六五三年間，有《佛祖綱目》、《五燈會元續略》、《繼燈錄》、《五燈嚴統》，及《續燈存稿》等諸書，相繼問世。明末僅僅六十年間，竟比任何一個時期所出的燈錄更多，而且此一趨勢，延續到清之乾隆時代的西元一七九四年時，又繼續出現了《續指月錄》、《錦江禪燈》、《五燈全書》、《正源略集》、《暗黑豆集》等諸書。

在明末及清的二百年間，如果不是禪者中的人才輩出，豈會產生如此多的燈錄？如果不是禪者們重視法系的傳承，豈會有人屢屢編集燈錄？那些禪者中的傑出者，不僅在修證的禪境上各有其突破處，在文字經教的修養上，多半也有相當的造詣。故自西元一五九五至一六五三年的五十八個年頭之間，新出現的禪宗典籍，包括禪史、語錄、禪書的輯集、編撰、註解等，共有五十種計三百八十六卷，動員了三十五位僧侶及十一位居士，平均不到十四個月即有一種新的禪籍面世。

在明末禪宗的人物方面的考察，主要是根據明末及清初的諸種燈錄，最好的第一手資料，當然是明末禪僧及居士們為我們留下的傳記、塔銘、行狀，相信這些文獻也正是諸種燈錄的原始資料，可是，除了傑出的僧侶，願意留下自傳或傳記資料，而由後人加以刊行或刻碑之外，多半禪者的事蹟是不被後世所知的。

所以諸種燈錄所錄的禪者，能有生歿年月可考，且有特殊的新觀念、新公案被記述者，那是不多的，故有好多禪者僅在燈錄的目錄中，見到他們的名字列於某派某世的傳承之下，卻不見有其事蹟及語錄、公案等備載於燈錄的內容之內。唯對研究者而言，仍是有其方便，至少可藉以了解活躍在當時的禪宗人物，到底有多少。雖僅被列名的人，也該都是有力於當時的禪者，否則，在百萬計的一般禪者之中，豈有多少僥倖而於燈錄中列名的人。

本文依據成於西元一六四二至一七九四年之間的九種燈錄及傳略集的資料，取其有名又有事蹟記錄者，整理成表。此表所記內容，凡一百五十二個年頭，一百一十七人，其中僅有六位是居士，且無一人是女尼。但是我們可以判斷，由於那些燈錄的編集者，均有他們宗派法系及傳承的觀點，對於人物的取捨，也都有他們主觀的尺度。

也可以說，正由於受了宗派立場的限制，被選錄的對象，就難免有厚此而薄彼的情形。故若僅就上舉的九種燈錄的資料所見者，尚無法說明明末禪宗的盛況。也可以說，明末禪宗之豐富，不是燈錄內容所能全部介紹，燈錄僅照傳統的模式，著重禪者們的參學過程及語錄公案的編採。至於明末禪者們的禪思想及禪學以外的著述，則非燈錄的分內事了。

因此，雖然在《續燈存稿》、《續指月錄》、《續燈正統》、《正源略集》等諸書中，將正統的禪者以外，附錄了「未詳法嗣」者及「諸尊宿」的事蹟，做為補救，但也只限於被正統禪宗學者視為與禪宗相關者，始被錄入。其他曾與明末諸尊宿如雲棲袾宏（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達觀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三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等人相關的僧俗弟子，均未列入，甚至與以上三人被後世並稱為明末四位大師之一的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在諸燈錄之中，竟未見其名字。可能後人將他視為淨土宗或天台宗的派下，故意捨棄。另在《居士傳》內所列明末的諸居士中，有十一位是以禪行為其修持法門的，然為諸燈錄所收者，僅得其中的一位。足徵諸燈錄的編集者們，均把法脈系統的門戶守得很嚴。（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