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二版)

學界研究中國古典園林，始於園藝界、建築界，主要聚焦於硬體建設，探討其山石、水、花木、建築與布局。九○年代，中文學界開始留意私家文人園林在文化、文學、社會等面向的豐富意蘊，至於公共園林的研究，則仍乏人問津。

在中國太平盛世的繁榮榮時代，平民文化與文士官宦文化快速流涉，因此中國公園的發展幾乎與私家園林同步：如唐代長安城的曲江樂遊原、宋代杭州城的西湖。都因繁華城市空間的擁擠特性，成為市民熱愛遊賞、接近山水的休閒勝地。

本書系統解析了中國公園的源流演變，以及唐宋時期各類型的公園發展，與積澱的園林造詣、遊賞特色，不論從園林史或文化史來看，都能為您帶來豐饒有趣的饗宴。

 侯迺慧

臺灣學界研究中國古典園林，起始於園藝界與建築界，主要聚焦於硬體建設，探討園林五大要素：山石、水、花木、建築與布局的設計布置、審美趣味與思想基源。直到民國七九年，筆者撰著了博士論文《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後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書名《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民國八○年初版，一一二年再版。）中文學界開始注意古典園林在文化、文學、社會等面向的豐富意蘊，多年來不斷有豐碩、開拓性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探討大多投向私人園林，尤其是私家文人園林，往往解析文人深刻隱微的思想、價值與心理意緒，最能掘發動人的意義。至於公共園林的研究，則仍乏人問津。

公共園林之所以少人研究，除了因其不專屬一人，難以展現造設者的人生觀、人格、品味風範，也因大眾化的平易要求，少有幽深雋寂的造境，欠缺鑽研以掘發其深趣的空間。此外，對居住山林田野的廣大生民而言，公共園林的需求性極低，家門外遍是可賞可遊的山、水、花木，何須造設公共園林。因此，中國的公園主要從城市及其周邊發展起來。唐代長安城東南角的曲江樂遊原，宋代杭州城西側的西湖，都因繁華城市空間的擁擠特性而成為市民熱愛遊賞、接近山水的休閒勝地。因此，古代公園的興起，其實與城市民風、休閒文化、經濟繁榮及私家園林興盛等社會背景密切相關。公園文化被要求的功效多半只停留在休閒、娛樂、放鬆等層次，至於園林美學的藝術追求、深遠意境的造設、心領神會的哲趣靈思，乃至契入道境的隱喻引導等，於此並無用武之地。毋寧說，古代公園文化的研究更需要歷史學者、社會文化學者的投注心力。本書為此先做了文獻材料的初步梳理與現象的呈現，期盼能奠立前行研究的基礎。

本書以唐宋時期為斷代，正與古典私人園林的興盛同期。雖說中國的公園正式誕生於六朝的寺院園林，但因六朝的私家園林誠屬稀有，而佛教信仰與寺院參拜亦未普及，所以一直到唐宋時期，遊賞公園才成為廣大城市市民的風尚。對照起來，和私人園林的發展時程並未明顯遲緩；或者可以說，公園的發展幾乎與私家園林同步。由此可見在太平盛世與經濟殷富繁榮的世代，平民文化與文士官宦文化的快速流涉。尤其當帝王、公卿貴戚也好尚在曲江、西湖等著名公園遊宴時，平民百姓也會群起追摹，形成普及的風潮，從而縮小階層間的差距。上位者樂於藉此展示政績，以及與民同樂的德風；下位者則樂於風從，以高尚其生活情態及品味。公園建造的鼎盛，遊賞公園風氣的潮湧，正是一個時代太平、富庶與安樂的表徵。公園的視角，在文化史的研究中，開啓了豐富生動的篇章，也證明了古今相近的文化現象與文化心理，此或可為當今的施政者提供參考。

在網路閱讀興起的時代，實體書籍的出版大幅減縮，本書能再版，誠為不易。東大圖書公司為維繫文化出版事業而堅持不懈的精神，難能可貴。於此衷心致敬，至誠感謝。

侯迺慧

第一節　公園精神的萌發—與民同之的苑囿

除了神話傳說，中國歷史上最早可確定的園林，通常被認為是周文王的靈圃。雖然苑囿的出現還可再上溯至商代，但只能從甲骨文中看到貞卜田獵的卜辭，田獵除了祭祀目的之外，尚有遊樂性質；但是這些田獵遊戲的記載卻沒有述及具體園囿的。因而，靈圃成了中國第一座可考的園林。《詩經・大雅・文王之什・靈臺》中的一、二、三章及《孟子・梁惠王》中有如下的記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圃，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文王之園，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據此可知文王靈圃的情形大致是：其一，囿內有臺有沼。四方而高的臺可以遠望觀眺，也可再造建築物，是一座高低錯落的園囿。其二，囿中有麀鹿、白鳥和魚，充滿了跳動活躍的生氣，似乎動物的存在較諸林木更引人注意，這大約與其田獵功能有關。李允鉌先生說：「園中有鹿有魚，顯然是同具觀賞與生產的雙重目的。」其三，既說芻蕘者往焉，應該是前去砍柴刈草的。那麼這座園囿大致仍以自然山林為基礎，林木深茂，是座有山、有水、有植物、有動物也有人工建築的園林。其四，芻蕘者可來，雉兔者也可來，又有一定的範圍（方七十里）。如孟子所說「與民同之」，卻又是文王所有。因此，這可算是私人所屬的公園。雖然芻蕘者是進去工作謀生而非遊玩享樂，但也算是做到某種程度的開放。這種全民一起分享的作為深具公園的精神，算是中國公園的起源。

另外，在《左傳・襄公十九年》有一條簡單的記載：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

根據《周禮・地官司徒第二》的周官系統：「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可知蒲圃應是栽種各式果樹花木的園林。魯襄公在這座園林中宴享晉六卿，可知當時也在園林中展開了宴飲活動，賦予了園林一些交際外交的責任功能。這一段記載並沒有春秋特別筆法，應是當時普通平凡的國際活動。那麼，做為一個應酬交際的場所，君王的苑囿確實已實踐了「與民同之」的分享理想。像這樣有條件、有限度地開放給使者賓客宴享的情形，也是皇家苑囿走入公園化傾向的一個跨越與進步。

這種公園精神在漢代苑囿又有進一步的進展，那就是所謂的思賢苑。在《西京雜記・卷三》中記載著：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這所思賢苑雖是為太子（後來的漢景帝）所建，仍然屬於皇帝苑囿，在建築方面仍然維持皇家苑囿一貫的高廣宏壯的特色。雖然在自然景觀上沒有描寫，但從「苑」字看來，園中必然也植有相當茂密的林木花草，以便賓客住宿遊息時得以賞玩。這座皇苑專門作為招待賓客之用，所以完全為眾多賓客所共同享用，而非帝王或太子一類個人所用，就這一點來講，它是十足地具有公共性。只是進出仍得由太子等人決定，而非出於個人意志，也不具有自由性，所以仍不算真正的公園。但在公共性、共用性這一點，也是很具有公園精神了。

在漢代苑囿中更進一步展現公園精神的應屬漢武帝的上林苑：

（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漢書‧卷六武帝紀》）

（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同上）

上林苑是漢代非常巨型的皇家苑囿，從秦代築成之後，就有龐大可容坐萬人的阿房宮建築群，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可以推想，平日從遊其中的人數必然眾多，但他們的重點不在遊賞而是服侍皇帝貴臣，只是外觀上顯得園林熱鬧不已罷了。到了漢代，園景不斷增加，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二千餘種（《西京雜記・卷一》），有池十五所（《三秦記》），其範圍之大，其景點之多，恐怕超越歷來所有苑囿，真正空前絕後。在這巨大的苑囿中，帝王偶而會開放讓民眾進入觀看角抵戲。而這些民眾在進入上林苑後，一路前往平樂館的過程中，必然也能隨興地、隨機地觀覽到上林苑的種種景色，或在角抵戲比賽的進行中，就近地欣賞苑中細部景致。

漢武帝在這不定期的苑囿開放作為中，同樣地表現了周文王「與民同之」的分享襟懷，但其分享的精神卻有偌大的差異。周文王是開放給百姓前來砍柴，或捕獵雉兔，那是經濟財貨的分享，資助百姓的物質生活。但漢武帝開放給百姓前來觀賞遊戲比賽，那是休閒娛樂的分享，資助百姓的精神生活。所以後者的開放分享是切合了園林遊樂的本質，也就是後來公園設立的本意。另外漢武帝的做法與前論漢文帝為景帝設立的思賢苑也有很大的差異，那就是景帝思賢苑專用以招待賓客，其開放遊賞的對象是有條件限制的—賢者，對景帝能提供良好意見的賢者，但武帝的上林苑卻是開放給廣大民眾，不論賢不肖，均無限制，這才具有開放的普遍性。由此看來，苑囿發展到了漢武帝時代是真正展現了公園的精神。只可惜，這種做法只是偶而隨帝王的興致而發，並沒有長期、定期地舉行。所以可算是公園精神的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