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公司：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竟為世界帶來威脅與挑戰(電子書)

一間名為中國的大公司
正在舉全國之力極盡占領世界之能事
你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再是基本權利，而是黨所賦予的特權……

在中國，有位永不下台的董事長牢牢掌控著國有企業等事業單位，
民間企業淪為中共控股的子公司，外企則是看黨吃飯的加盟商。
中國舉國大公司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擴張，成為一頭世界無法忽視的巨獸！

中共憑藉其絕對的權力、低落的人權與其他國家的縱容，讓國家如同一間大公司般迅速靈活運作，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擴張，成為一頭世界無法忽視的巨獸！而且，這種新的組織形式，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靈活性，將在國際事務和商業運作方面，對世界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出身自中國的美籍華裔學者李少民教授，藉由親身經歷與深入研究，透過本書揭示中共如何透過一間像公司一樣迅速靈活地運作的組織，來管理掌控舉國體制，以追求在全球擴張的野心霸業，更為世界帶來威脅與挑戰！

「由於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因素愈來愈大……中國的問題不僅事關中國。」
──中國著名學者秦暉

李少民的獨到見解認為，中國國營企業像是共產黨的商業單位或子公司，私人企業是共產黨的合資公司，而外國企業則是共產黨的特約企業或加盟店。「中國舉國大公司」的體制，享受企業公司的敏捷以及國家的龐大資源；與此同時，與中國企業競爭的外國企業，才發現自己的強大對手竟是整個中國的國家本身。

《中國大公司》一書引發讀者間的廣泛討論與興趣，同時將迫使商業學者重新思考國家與企業的關係，協助跨國企業人士建構成功的策略，幫助政策制定者制衡中國的擴張，並且讓社會大眾知道中國已經變成一座龐大的企業組織，民主國家又應該如何成功地應對。

民主國家想要成功地與中國互動，必須做好劇烈減少與中國經濟關聯的準備，而且願意將撤出中國作為一個選項。雖然脫鉤不是民主國家的目標，但做好脫鉤的準備，則是可信的威脅手段，能夠推動中國共產黨改變。

對於跨國公司和商業高層人士，本書提供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法律，以及文化系統的嶄新獨特觀點，例如「中國舉國大公司」觀點，以及「以法制為本和以關係為本」的分析架構。最後，對於管理學學者而言，「中國舉國大公司」的觀點鼓勵他們重新思考公司理論。中國舉國大公司的界線在哪裡？如果將各個公司視為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分公司，我們又可以從在中國的不同公司之間，找到何種新的模式？


這部《中國大公司》是李少民教授英文著作的中文譯本，文筆清晰、譯文流暢。對於想要深入了解中共統治機器的結構與功能，以及對外擴張的圖謀野心的讀者來說，是一部值得伏案展讀的著作。
──宋國誠，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中國黨、國不分，公、私不分，經濟與政治不分，計畫與市場不分的舉國體制，對自由世界帶來了最大的威脅。李教授的研究做了深刻揭露，值得大家深思。
──汪浩，國際政經專家

《中國大公司》探討了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基礎，並開創性地解釋了為什麼這種體制在破壞自由全球經濟秩序的同時，也蘊含著其毀滅自身的種子。李少民卓越的分析能力，揭示了一黨制的政權如何塑造商業環境和企業決策，，為世界新經濟超級大國的優勢和劣勢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裴敏欣，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

李少民是當今對中國研究最精通且深入的學者之一，本書反映了他30多年來的生活經驗和學術研究。這是一部及時的分析，任何希望了解21世紀中國的學者、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商業領袖都應該細讀這本書。
──狄文尼．提摩西Timothy M. Devinney，英國曼徹斯特聯盟商學院國際商務學系主任

中國崛起成為全球超級大國，對學者和管理者提出了挑戰。李博士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來理解現代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即國家像一家大型企業一樣管理整個經濟。他對社會制度和治理的長期研究顯示，企業和社會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這提供了一種新穎且清新的觀點，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國家能夠像企業一樣迅速靈活，而企業則能像國家一樣充滿資源。這一新視角為跨國公司和外國政府制定成功的對華戰略和有效的政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
──朴勝浩Seung Ho Park，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策略與國際商務學系主任

現代民主國家是否安全？在經歷了與軸心國的熱戰和與蘇聯的冷戰後，它們現在面臨著李少民敏銳地稱之為「中國舉國大公司」的挑戰——一個運作如同企業的大型專制國家。中國舉國大公司在某些方面與其20世紀的前任一樣令人恐懼，但它是一種不同的存在。它與民主國家更加緊密相連，戰線更多的是心理戰而非實體戰。因此，李少民在提出警示的同時，也給出了一些實際建議。
──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

在這本深入研究的著作中，李少民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對民主國家構成了一個全新的挑戰。與二戰中的軸心國或冷戰時期的蘇聯不同，中國在經濟和社會上都與這些民主國家緊密相連。由於中國依賴這些民主國家的市場，這些國家必須團結起來，施壓以推動他們所期望的變革，甚至得在中國不讓步的情況下考慮脫鉤。
──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
宋國誠｜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桑　普｜政治評論人、律師

盛讚推薦──
汪　浩｜國際政經專家
謝金河｜《今周刊》董事長
斐敏欣｜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
狄文尼．提摩西｜曼徹斯特聯盟商學院國際商務學系主任
林培瑞｜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
金德芳｜邁阿密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作者簡介

李少民

李少民是美國歐道明大學（Old Dominion University）國際商業學系教授，《當代中國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期刊的執行編輯。2008年，榮獲由維吉尼亞州高等教育委員會授予的「傑出教授獎」。
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並在哈佛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文章常見於《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權威期刊媒體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兩度報導了他的研究。

譯者簡介

林曉欽

台灣大學政治所碩士，譯有《救火》、《數字偏見》、《長壽新人生》、《登月先鋒：尼爾．阿姆斯壯的一生》、《橋：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生活槓桿》等書。翻譯興趣廣泛，聯絡請來信yorkelin@gmail.com。

專文推薦──
宋國誠｜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桑　普｜政治評論人、律師

盛讚推薦──
汪　浩｜國際政經專家

謝金河｜《今周刊》董事長
斐敏欣｜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

狄文尼．提摩西｜曼徹斯特聯盟商學院國際商務學系主任

林培瑞｜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

金德芳｜邁阿密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推薦序】
解讀中共公司化經營的暗黑政治／宋國誠

美籍華裔學者、美國歐道明大學教授、西方知名媒體評論作家李少民博士，在學生時代是中國海外留學生群體中，第一次聯署公開信抗議中共政治迫害的民主覺醒人士。這份連署書被譽為「新公車上書」，並與當時共同聯署的楊小凱、於大海兩位學者挺身而出，被稱為「普林斯頓三劍客」，為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留下特殊的紀錄。

李少民之父曾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時代的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由於多次進出中共體制，從文革時期擔任宣傳員到遭到中共驅逐出境而定居美國，對中共的組織與控制，有第一手的資料與觀察。這種「在場視角」與生命經驗的近鄰性，使得這本《中國大公司》猶如一個顯微鏡，深入中共的肌理和血肉，解剖了中共這一個「黑手黨國家」的黑色統治與經營權術，是中國研究領域的一部好書，值得深入閱讀和典藏。

李少民教授把中共習以為傲的「舉國體制」，形容為一種高度整合的動員系統和控制體制。這種體制實際上就是一種政經一體化的極權壟斷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李少民教授指出：

在很大的程度上，國有企業是商業單位，與國家有關的公司是子公司，中國人擁有的私人公司是合資公司，外國公司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加盟店，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執行長（CEO）。

實際上，CEO的說法算是溫和客氣。在西方公司的CEO基本上受到董事會的聘任、監督與檢討，不僅承擔經營權力，也承擔經營成敗的責任與義務；然而，中共的「黨國公司體制」是一種「三無體制」－無監督、無究責、無責任的專擅體制，中共領導人遠遠構不上是個CEO，而是有權無責、不受約束的獨裁者。

李少民教授以「俄羅斯套娃」（Russian doll）來形容中共的核心利益結構，並以之「吸引支持者並且讓批評噤聲，用層層的中國特質包裝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利益」，並以中共的「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對外聯絡部」四大統治機構作了說明。其中，關於中共有如「章魚爪牙」的宣傳機構，其預算之龐大有如無底之洞。根據間接計算，中共「宣傳部」的年度預算超過70億美元，其中更有研究指出，從2014年至2015年，「宣傳部」的預算提高了433%。為了控制中國境內的意識形態以及在全球各地推行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總預算超過了100億美金。

然而，這種「套娃結構」還是不可拆卸、不可觀視的，處於「套娃」最內層的核心利益，則是不可觸及和不可挑戰的。實際上，與其說中共的利益結構是一個不可拆卸的「套娃」，不如說是一張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巨大鐵幕；在這張鐵幕上，裝置了頑固的意識形態刺針，讓試圖衝破鐵網的良心人士鮮血直流、斷送生命。正是這張鐵網，搭建了中共的權力堡壘，封鎖了中國人民觀看外界的視野，也把中國人民豢養成井底之蛙，讓中國人民甘心接受中共的愚民統治！

對於反制中共之道，李少民教授提出「以牙還牙，脫鉤策略」(tit for tat, delink-ready strategy)，西方國家「必須做好劇烈減少與中國經濟關聯的準備，而且願意將撤出中國作為一個選項」。這項建議恰恰是西方國家對中戰略的主軸，也就是從「漸進式去風險」逐步走向「終極脫鉤」。實際上，中國除了與少數幾個流氓國家蛇鼠一窩之外，全球性「天下圍中」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截至2024年終了，無論美國、印太國家、東協，乃至北約、歐盟，都與中國漸行漸遠，其中美中關係的激烈對抗，早已形成「結構性冷戰」的態勢。換言之，在中國八方樹敵、四面楚歌之下，其政權之命已處於危惙之際、氣數已盡。

這部《中國大公司》是李少民教授英文著作的中文譯本，文筆清晰、譯文流暢。對於想要深入了解中共統治機器的結構與功能，以及對外擴張的圖謀野心的讀者來說，是一部值得伏案展讀的著作。我同為中國問題學者，在此鄭重推薦。

2024/08/05 台北指南山麓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著有《失速中國》）

【導讀】
第一章 誰輸掉了中國？

2018年2月， 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在Instagram上張貼了一張照片，內容是一台白色的賓士車在白色的沙灘上，並且引用了一段來自達賴喇嘛鼓舞人心的文字：「從不同角度審視境遇，你的視野會更寬闊。」梅賽德斯公司不知道，這段立意良好的文字可以造成如此嚴重的國家憤怒，可能會對於該公司在中國的市場導致浩劫。

過去50年，梅賽德斯—賓士在中國的命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1970年代的毛澤東中國，賓士車很稀罕，唯有最上層的政府官員能夠擁有。在那個時代，我和家人住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的軍政區。這個區域有10棟左右讓省會領導與軍隊將領居住的別墅。在10位高層官員之中，只有1位將軍能擁有1輛賓士轎車，且那是輛受人贈與的二手中古車。在那個時代，中國大多數的賓士車都來自他們駐外大使館已使用過的車子。軍政區將軍的司機喜歡大聲按下那輛賓士車獨特的喇叭，而對我來說，聽見喇叭的聲音以及看見那輛賓士車則是莫大的特權，讓我可以向沒有機會住在軍政區的朋友吹噓。
時至今日，中國是梅賽德斯—賓士全球最大的市場，在2020年時，中國購入了204,684輛汽車，超越了梅賽德斯的家鄉市場德國（95,265輛），以及美國（78,078輛）（Automotive World, 2021）。梅賽德斯非常謹慎地注意中國如何看待其品牌並未讓人感到驚訝。但是，梅賽德斯為何能夠取得成功，而其成功又為何如此脆弱，不只需要更多的解釋，這也只是我在本書會探討到、中國演變過程及其與全球關係議題中的滄海一粟。

1.1與中國接觸
1976年毛澤東的過世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者與主席。在毛澤東過世之前，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成立開始，就以絕對的權力和革命方針統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的統治之下，中國社會經歷了無數次的政治肅清（purge），中國經濟受到極為嚴重的損害，甚至連取得日常生活用品都淪為每日持續的苦難。可以肯定地說，當時的中國沒有一個人在乎賓士如何推銷其汽車：無須多說，中國人民即使在乎，也沒有任何管道取得相關資訊。
因此，對於中國的轉向來說，毛澤東之死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為了拯救瀕臨破產的中國經濟，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採用了實用主義策略（pragmatic approach），減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資本主義引入中國，雖然是有限的資本主義。鄧小平和他的同僚既沒有發展市場所需的經驗，也沒有必要的資本，他們明白自己必須獲得富裕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助。
這個情況讓中國必須改善國際地位，他們的國際地位因為毛澤東的革命而大幅受損。因此，鄧小平和他的同僚扭轉了毛澤東對抗美國的立場，毛澤東指控美國為「美帝」，根據毛澤東的措辭，美國的盟友則是「帝國的走狗」。他們積極熱切地尋找來自富裕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這個策略的轉向讓中國獲得了非常需要的外國貨幣、科技技術，以及管理的知識（know how；本書第２章將對於這個主題提出更多討論）。
各個民主國家以極大的熱情歡迎中國的行動。最快在1970年代末期，他們已經開始與中國貿易，並且投資中國，即使中國依然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採用保護經濟。除了接觸中國獲得的經濟益處之外，對於這些國家來說，他們的熱情也建立在期盼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能夠興起，而中產階級將會要求建立民主制度。這種信念——也就是所謂的「接觸策略」（engagement approach; Dobbins & Wyne, 2018）——的基礎是數百年前的歐洲民主化經驗，特別是在英格蘭，當時新興的中產階級為了保護個人權利和財產權利，要求建立法治（rule of law）以及代議制度（representation；Chen, 2013; Moore, 1966）。
中國在1990年代晚期與2000年代初期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時，接觸策略也達到了高峰。無視於中國政治的壓迫和經濟保護主義造成的隱憂，民主國家的接觸策略提倡者，特別是美國，成功地說服其他國家接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的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非常熱切地支持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他用以下文字解釋其思維和期望：

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只是同意進口更多的美國產品；也同意引進民主政治最被珍惜的其中一個價值：經濟自由。中國愈是解放其經濟自由，愈是能夠解放其人民的潛力──他們的創新，他們的想像力，他們卓越的企業家精神。當個人擁有了權力，不只是做夢的權力，而是實現夢想的權力，他們就會要求獲得更大的發言權。（Clinton, 2000）

跨國公司也熱切回應柯林頓的呼籲。雅虎（Yahoo）的創辦人楊致遠在2007年時回憶道：

我們依然年輕的公司在1990年代晚期迅速地茁壯成長時，美國政府，包括國會在內，決定中美貿易正常化。自此之後，橫跨了民主黨執政和共和黨執政，美國政府鼓勵美國企業（包括科技公司在內）接觸中國，中國是一座龐大的市場，而且專注追求現代化。在這個背景脈絡之下，雅虎和其他眾多產業領域的眾多企業一樣，決定接觸中國市場，建立當地營運單位，並且向中國公民提供服務。（Yang, 2007）

在中國做生意的時候，楊致遠認識了一位沒有名氣的企業家馬雲，並且投資了馬雲的新創公司。正如楊致遠所說，「雅虎成為中國公司阿里巴巴的股東。」
經過40年的經濟高速成長，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23兆美元（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高過美國（21兆美元），而中國的平均每人所得為16,700美元，也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估計人數為4億人）。馬雲的阿里巴巴成為價值6,680億美元的巨獸貝西摩斯（Behemoth），而雅虎的核心商業體在2017年時以低於50億美元的價格出售。
即使在經濟上獲得斐然的成果，中國依然沒有成為一位在國際社群中負責的成員。在國內，中國共產黨未能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承諾，中國經濟依然有許多層面尚未開放。讓接觸策略支持者最為失望的，則是在中國的中產階級出現之後，並未產生民主和法治。在國際上，中國共產黨在其他國家和公司身上施加其意識形態和實際措施。正如本章開頭的段落所示，一段來自達賴喇嘛的勵志名言，他是一位備受尊重的全球人物，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可以導致全球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在中國遭到嫌棄。

1.2時代已經改變
1989年春天，中國改革派領袖胡耀邦之死，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引爆了大規模的追求民主運動。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下令軍隊向示威群眾開火，造成「天安門屠殺」（見本書第二章）。全球高度關注中國，主要的民主國家開始思考如何回應中國的殘忍鎮壓。我從各個民主國家政策決定者聽到的大多數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民主化中國？」。
在那個時候，這個問題似乎完全不會顯得不切實際。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小，中國軍隊除了殺害其人民之外，沒有其他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似乎已經準備迎接改變了。因此，對於成熟的民主國家來說，結束中國的獨裁政權顯然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時間快轉30年，中國現在於經濟、軍事，以及全球事務中，都已經是個超級強權。然而，中國並未趨近法治和民主，反而挑戰了既有的國際法律和秩序，並且斲喪各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系統。現在，各個民主國家領袖提出的中國問題已經變成「我們如何保護自己的民主不受中國傷害？」。

1.3「誰輸掉了中國？」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出現無法推動民主化？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主張的中國「和平」（peaceful）崛起，無法讓民主國家的心情平靜？民主國家應該保護其生活方式中的哪些事物不受中國擴張的影響？在全球市場中，來自其他國家的公司應該如何與中國公司競爭，而中國公司與中國通常有著糾結複雜的牽連？
在上述引用支持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文字中，美國總統柯林頓批評美國過去搖擺不定的對中立場，並且開玩笑地問道「誰輸掉了中國？」，暗示他已經找到對待中國的正確政策。現在我們知道柯林頓言過其實。至於「誰輸掉了中國？」這個問題不只是還沒有答案，而且比以前更需要解決。
幾位學者確實嘗試解釋中國的經濟成功。其中一種主要的詮釋類型，就是找到藏在中國經濟成功背後的主要制度力量，即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系統如何影響其經濟表現。在這場爭論之中，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第一個觀點強調國家的角色，第二個觀點強調市場的角色。第一種觀點被稱為「中國模式觀點」（China model view）或者「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而這種觀點相信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是中國一直以來採用的獨特模式所創造的結果，其模式特色是一黨統治、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主導國有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以及設計良好的產業政策（Lin, 2012）。第二種觀點，又被稱為「普遍模式觀點」（universal model view），主張中國達成經濟發展的方法與西方國家過往使用的方法完全相同——仰賴「市場力量」（Zhang, 2019）。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更進一步地主張，中國受益於他們所謂的「後進者優勢」（latecomer’s advantage），意即「中國可以避開許多歧路，並且直接分享其他國家已經獲得的技術成就」（Zhang, 2019）。
兩種觀點都有其優點，我在本書的目標也不是討論孰優孰劣。我在此強調的是，兩種觀點的本意都不是（因此也沒有能力）處理我方才提出的問題，因為這些學者從中國中心論（China-centric）的觀點研究中國的經濟表現。更準確地說，他們的關懷是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何種政治與經濟政策是最好的。舉例而言，中國模式觀點將中國的經濟成功歸功於設計良好的產業政策。我們必須質問，這些政策對於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普遍模式觀點相信，中國的崛起無異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崛起。這種比較可能是不貼切的，因為大多數的其他已開發國家是小型的民主國家，相互依賴的程度較低。普遍模式觀點承認中國的崛起得益於取得其他國家的科技技術，我同意這個想法。但問題在於，中國真的是透過自由市場交換取得技術，或者是藉由其他方式損害了技術擁有者的利益？
隨著中國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無論有意與否，光是其存在就會造成全球所有國家的焦慮與影響。中國的學者也開始體認這個事實。他們相信，由於中國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擁有一席之地，所有的國家都已經成為中國行為的利害關係人，所以這些國家有權評論並且影響中國。一位知名的中國學者秦暉認為，「由於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因素愈來愈大，尤其是中美兩國，問題已經有了愈來愈多的全球化因素。如果你對中國問題不了解，那麼連對美國問題都難說是了解透徹的……中國的問題不僅事關中國。」（Qin, 2020）
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需要從其他國家的角度（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 countries）檢視中國的崛起，這也是我在本書想要達成的目標。我將探討過去四十年的特定制度因素如何形成今日的中國，中國如何對於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以及世界過去如何回應和應該如何回應。發展本書的主題時，我受到兩個觀察的鼓勵。第一，相較於接觸策略的觀點（即經濟發展可以引導自由化），隨著中國的生活水準提高，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也在過去40年來穩定地增長。第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與商業的整合程度持續提高。這兩個趨勢讓中國共產黨能夠用一間巨型公司的方式經營整個中國。因此，正如我將在本書仔細闡述的，這種新形態的組織，擁有史無前例的資源和經營彈性，能夠對於國家事務和商業運作產生巨大且深遠的全球影響。

推薦序　解讀中共公司化經營的暗黑政治／宋國誠
推薦序　中國共產黨的本質與終極目標／桑普

第一章：誰輸掉了中國？
與中國接觸／時代已經改變／「誰輸掉了中國？」／本書概念

第一部 低人權的優勢
第二章 中國競爭力與無法民主化的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不是「政黨」，而是「秘密結社」／中國共產黨就是國家，就是中國，就是關於中國的種種一切／低人權的優勢／黨的高度優先：經濟發展／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似乎不想要民主／總結

第三章 中國的法律系統不是法治
導論：中國缺乏法治／兩種對照的法律文化／經濟發展階段如何塑造監管環境／中國從關係為本監管轉型為法制為本監管的前景／總結

第四章 毛加鄧：一種具備高度侵略性和生產力的文化
雙校記／文化和生產力／中國崛起的完美風暴／提高生產力的關鍵文化因素／總結／附錄

第二部 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崛起
第五章 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崛起
中國共產黨持續強化控制／從比較觀點探討公司／在中國生活和經商／讓國家成為一間企業公司／為什麼其他國家應該在乎中共用經營大型企業公司的方式經營中國？／總結

第六章 中國的產業政策作為中國舉國大公司的企業策略
民族主義發展策略的歷史與知識起源／中國的產業政策作為大型企業的戰略／中國產業政策的普遍目標和方法／中國執行產業政策的例子／中國產業政策與日本產業政策的差異：歷史的比較／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全球戰略／總結

第三部 中國舉國大公司的阿基里斯腱與全球回應
第七章 中國共產黨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中國共產黨的國內難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戰略／系統化賄賂全世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發動大外宣／統一戰線工作部發揮作用／懲罰批判者／總結

第八章 開放社會與封閉政體
中國共產黨全球戰略的影響／民主國家的態度正在改變／中國與民主國家的比較：誰更需要誰？／總結

第九章 民主國家政府和企業公司的政策和戰略選項
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一個嶄新的挑戰／民主國家的戰略考量／跨國企業公司的戰略考量／中國舉國大公司對於管理學者的挑戰／總結

參考書目

第二章 中國競爭力與無法民主化的政治基礎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1954年

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
習近平，2018年

2.1中國共產黨不是「政黨」，而是「秘密結社」
探討中國時，必須理解「中國共產黨」這個最重要的概念。民主國家的政黨，例如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根據法律，在選舉之中競爭，所有的公民都可以自由加入， 正如政黨的英文「party」字面意義所述，一起「開派對（party）」！如果不喜歡這個政黨，可以離開，或者轉而支持另外一個政黨。相形之下，中國共產黨不是人們可以自由加入或離開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基礎原則由俄羅斯革命領袖佛拉迪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建立。依據《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les, 1848 [1906]），列寧相信共產革命，目標是推翻資本主義與建立共產主義。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共產主義者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而無產階級的專政只能藉由「革命先鋒政黨」（revolutionary vanguard party）實現，這個政黨由無產階級之中最有階級意識以及在政治上最為進步的人物所組成。1921年，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受到1917年俄羅斯蘇聯革命成功的鼓舞，依照以下的關鍵原則，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與核心意識形態是共產主義。根據2017年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並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黨章》，2017年

從根本而言，根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人類已經有一個必然抵達的終點——共產主義，而共產黨是唯一有能力而且必須領導人類抵達終點的政治力量。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採取排他性與選擇性黨籍身分的組織。這個事實使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民主國家的政黨。舉例而言，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沒有明確定義的「黨籍」。美國公民可以自由地主張自己屬於哪一個政黨，並且依照自己的意志在選舉中投票支持。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的黨籍有明確的定義。如果沒有經過明確、漫長，而且縝密的入黨過程，沒有人可以宣稱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共產黨的入黨門檻非常高：「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17）
入黨申請人「必須填寫入黨志願書，要有兩名正式黨員作為介紹人」。申請人會被列入「考驗」（觀察與測試）期，贏得「積極且主動的入黨申請人」地位。考驗期的程度通常是一年。如果「積極且主動的入黨申請人」成功通過測試與觀察期，他或她就會被共產黨接受，並且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宣誓，成為預備黨員（probationary member）。預備期通常也是一年，正式接受入黨黨員的比例非常低。舉例而言，在2014年時，大約有2,200萬名申請人，只有200萬人最後被接收進入中國共產黨。正如麥克莫洛（R. W. McMorrow）的觀察，中國共產黨的入黨接受比例「與美國常春藤聯盟相同」（McMorrow, 2015）。
成為共產黨黨員之後，就沒有回頭路了。中國共產黨要求其成員「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當然，除非共產黨開除他們的黨籍，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會導致入獄服刑或者處刑。中國共產黨極度不鼓勵依照個人意志決定退出共產黨，因此使用嚴格的懲罰手段，就像黑手黨成員退出其犯罪組織（Catino, 2015）。
中國共產黨控制黨員的其中一個重要機制就是「民主生活會」（democratic life meeting）。共產黨所有階層的組織與支部都會定期舉行不同層級的民主生活會（依據層級決定每個星期或每個月召開會議）。在會議中，所有的黨員都會參與批判與自我批判。民主生活會的官方目標是淨化黨員思想，找出且批判偏離的思想與活動，並且採取行動處理未能履行義務的黨員（Baidu, undated-b）。民主生活會的一個特色是被指控的黨員必須進行自我批判，他們必須承認被指控的錯誤，向中國共產黨道歉，並且嚴苛地譴責與羞辱自己。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採用嚴格層級組織的高度中央集權化組織。低階的黨組織必須服從高階的黨組織。最低的階層是「初級黨組織」（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黨支部」）。所有的基礎「單位」（人們工作的組織），例如公司（包括私人公司以及在中國運作的外國公司）、學校，以及人民解放軍，如果有三個以上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都應該建立黨支部。黨支部服從更高層的黨委員會，一路向上至最高層的總書記，如圖2.1所示。政治局是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級的委員會，也是古往今來的共產政黨特色。在中國共產黨，政治局之中還有一個委員會，也就是所謂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享受僅次於總書記的最高特權。
從2012年開始，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擁有接近絕對的權力，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沒有已知的權力制衡或平衡，在中國境內也沒有。習近平獨自統治中國。因此，有個自然會讓人感到好奇的問題是：「中共如何篩選領導人，登上這個握有大權的位置？」

不像王朝或君王政體的繼位方式是血脈，也不像民主國家是依照選票，沒有人，包括現任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以及政治局的成員在內，知道下一任總書記要用何種方式選出，也不清楚其任期的長度。
從文件上來說，總書記由選舉產生（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17）：每5年，共產黨黨員選出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選出政治局成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以及總書記。但是，許多人都知道選舉結果是事先決定的，而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每個人會被指示要「投票」支持誰。正確的候選人來自現任的政黨領袖，有時候則是已經退休的政黨領袖進行激烈的秘密協商。一旦候選人決定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會支持他們，並且說服全國代表與委員會成員投票支持。如果全國代表並未依照指示投票，就要承受慘烈的結果。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新高層領袖通常都會獲得全體一致的投票支持。
自從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來，他將許多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官員送入監獄，許多人必須終生服刑，並且至少下令處死一位中國共產黨官員，此人是賴小民（Associated Press, 2021）。從法律文件來說，他們被起訴的罪名通常是貪腐。但是許多中國觀察家相信，習近平肅清這些黨政高層的真實原因，是他們並未對習近平展現個人的忠誠（The Economist, 2014）。習近平肅清愈多政敵，他就擁有愈多權力；但是，他的地位也變得更為危險。被肅清的政敵，或者是他們的盟友與家人，將會尋找復仇的任何機會。在這個惡性循環中，正如某些觀察家用一個中國成語提出鮮明的描述，習近平已經「騎虎難下」。一旦習近平退位，他可能就會被吞食（Wall Street Journal, 2014）。
顯然的，想要被指派並且「獲選」擔任在中國共產黨中最有權力而且最被恐懼的職位，候選人必須獲得中國共產黨其他有力人士的支持。但是，一旦他或她登上大位，總書記就可以將任何曾經支持他的有力人士關入監獄。因此，如果理解這個道理，為什麼有力人士願意「投票」支持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獨裁體制最艱難的問題：總書記的繼位極度不穩定，也會對於所有參與者造成長遠的陰影。
最後，中國共產黨有四個職能性的機構或部門：組織部、宣傳部、統一戰線工作部，以及對外聯絡部。雖然組織部的功能非常直接——處理中國共產黨的人力資源——另外三個部門的功能需要更仔細的解釋。對外聯絡部就是中共的「外交事務部」（foreign affairs ministry）。這個部門的功能是發展並且管理與外國政黨的關係。一開始，這個部門專注在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與社會主義政黨，但現在已經擴展至幾乎全球所有類型的政黨。最有趣，而且顯然最值得討論的，則是宣傳部以及統一戰線工作部。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根據中國共產黨官方的翻譯，這個部門的英文是the Publicity Department，公共關係部門）負責形塑中國的意識形態，並且影響全球的公共輿論。宣傳（propaganda）意指「用於影響輿論的公共溝通」（Dictionary.com, 2005）。雖然所有的政黨都會使用宣傳，讓中國共產黨有別於民主國家政黨的，則是以下原因：（1）中國共產黨擁有不受控制的絕對權力，可以控制中國境內的資訊流通。宣傳部發布綱要，決定哪些資訊是正確的，哪些資訊是不正確的，所以必須遭到查禁。任何人只要傳達不正確的資訊，例如提倡美國風格的民主政治，或者支持普世人權，不只會遭到噤聲，可能還會入獄。（2）中國共產黨擁有龐大的資源可以用於宣傳操作。根據幾個間接的估算，宣傳部的年度預算超過70億美元（Diresta, Miller, Molter, Pomfret, and Tiffert, 2020; Tatlow, 2020）。外界也預期這個金額將會急速提高。舉例而言，一篇報告指出，從2014年至2015年，宣傳部的預算提高了433%（Yang, 2015）。根據披露的資訊指出，宣傳部花費60億美元打造了一個巨大的媒體通路，名為「中國之聲」，整合由中國共產黨持有的三個全球媒體帝國：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及中國人民廣播電台（Yip, 2018）。
其他國家的政府和政黨也有宣傳部或宣傳部門，但統一戰線工作部門則是中國共產黨的獨特發明。統戰部負責動員海內外的非中國共產黨黨員，形成一個廣大的統一陣線，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事業（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20）。統戰部尋找擁有影響力和地位的人，例如政治人物、學者、專業人士、商人，以及意見領袖，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與其接觸，藉由提倡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動員他們。統戰部有個重大的策略是利用資源豐富的動機（例如提供免費的中國旅遊、獎助、投資機會，以及支付顧問費用）與名聲（獎項、擔任會議的主題演講人，或者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一起參加中南海會議）。換言之，中國共產黨其實是賄賂有影響力的人，讓他們在全球各地推動中國共產黨的事業（請參考本書第7章）。統戰部成立於1920年代，當時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內戰期間（1927年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勝利時，統戰部扮演了重要的功能角色。毛澤東將統戰列為中國共產黨「三大法寶」之首，順序在武裝鬥爭與黨的建設之前（Mao, 1939）。經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之後，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成功地招攬全球各地的菁英。許多招攬目標都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獲得的資源而支持他們，其他目標則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支持者。招攬目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深刻灌輸，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也成為他們自身的觀點。他們在不自覺的情況之下為中國共產黨發聲（Diresta et al, 2020）。耕耘與關注對象的關係時，中國共產黨也非常嫻熟細緻。許多目標人物不知道自己受到招攬，因為中國共產黨提供給他們的資源如此自然或間接，他們甚至覺得是自己在幫助中國共產黨，而不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幫助。舉例而言，一位正在耕耘與目標對象關係的中國共產黨特務，可能會不經意地向目標對象提到：「我有一位朋友想要從你的國家進口木材，你認不認識從事相關行業的人？」或者，得知目標對象的兄弟是一位鞋匠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特務可能會回答：「太巧了！我有一位中國的朋友正在尋找鞋業的外國合作夥伴！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兄弟介紹給他就太好了。」
根據喬治城大學的萊恩．費達修克（Ryan Fedasiuk）指出，中共統戰部在2019年的預算超過26億美元，甚至高過中國外交部。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海外擴張更為仰賴統戰部，並且增加4萬名幹部，大幅提高統戰部的實力（Groot, 2016）。
宣傳部和統戰部形成了組織架構，用於支持並且執行學者所說的「中國宣傳生態體系」，藉此控制中國境內的意識形態以及在全球各地推行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總預算超過100億美金（Diresta et al., 2020, p.41）。
中國共產黨與諸如黑手黨等秘密組織有眾多相似之處。首先，黑手黨藉由摧毀公共信任，培養成員對於老大的個人忠誠（Gambetta, 1988; Li and Filer, 2007）。舉例而言，在黑手黨控制的市場，例如馬市，黑手黨老大會允許屬下將不健康的馬匹當作健康馬匹出售的詐欺行為，藉此贏得下屬的忠誠（Gambetta, 1988）。眾所皆知，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允許對於他們忠誠的下屬違規（例如收取賄賂）或者犯錯而不需要承擔後果（Wedeman, 2017）。第二，正如黑手黨（Catino, 2015），中國共產黨訴諸不受法律約束的手段，強制執行老大的意志，並且懲罰違逆者。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眾人皆懼的內部組織，負責約束與懲罰黨員，名稱是「中紀委」，也就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可以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逮捕與拘留中國共產黨的任何一位黨員。中國有個流行的笑話，內容是一位名為「中紀委」的人喝醉回到飯店，他不記得自己的房間號碼。於是他敲了飯店的所有房門，要求他的室友讓他進去。「我是中紀委！開門！」所有房間的客人害怕遭到逮捕，全部都從窗戶跳出去（Sohu.com, 2017）。第三，正如黑手黨，中國共產黨也使用黑幫流氓進行不受法律約束的工作。這種情況特別盛行於黨國取得土地。中國共產黨使用沒有身分證的人，威脅並且將地主逐出家園，拆毀其屋產（Human Rights Watch, 2004）。第四，黑手黨和中國共產黨都保持資訊秘密和秘密運作。中國共產黨的決策過程以及資深官員的健康狀況是特殊的最高機密。根據報導指出，中國宣傳部下令查禁特定項目時，不希望留下任何成文證據，只會提出口頭命令，例如電話（Chen, 2007; Lu, 2011）。第五，就像黑手黨使用非法行動，中國共產黨也不會遵守法律。已經有數個案例是中國共產黨為了追捕某人，將其家人作為人質，強迫目標投降（Voice of America, 2020）。其中一個案例的目標在美國生活，中國共產黨派出特務非法進入美國，騷擾並且威脅目標一家人，甚至宣稱目標死於自殺（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