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經驗的社會構成》再版

本書作者黃聖哲教授在德國被譽為「台灣具有領導地位的阿多諾專家」（德國 Campus 出版社，2009 年），他是第一位直接繼承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並獲得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博士的台灣學者。
返台後，在阿多諾思想研究、文化與藝術社會學、客觀詮釋學方法論等領域多有建樹。
本書匯集了他主要的阿多諾研究論文，原創性十足，誠為台灣讀者認識批判理論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黃聖哲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專任教授
1964年生，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師承Ulrich Oevermann的客觀詮釋學學派。曾任教於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等校。曾任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2017-2019）。現職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專任教授。

節錄自〈再版序〉／黃聖哲
　
本書第一版出版於2013年，在台灣不久即銷售一空，再也難以購得。也就是說，這本書幾年來都是處於絕版的狀態。然而在筆者「文化社會學」相關課程的教學上，這本書仍然是無法捨棄不用的教材。今年暑假，在唐山出版社陳隆昊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本書得以再版。
利用這次再版的機會，筆者增添了三篇文章，讓該書的內容更完整一些。三篇文章都添加於「阿多諾與藝術社會學」的第二部分。首先，補充了筆者於2003年發表的討論阿多諾非同一性思維的論文，作為為整座大廈打底的地基；在討論了「文化工業理論」與「半教育理論」之後，邏輯一致地補充了本書第一版出版後才撰寫的論文「在文化與行政之間」（發表於2015年）。
本書發表之後，未見台灣的學界有廣大的迴響，反而，令筆者感到意外的，它在中文學界引起了一些波瀾，我後來才得知該書進了中國各頂尖大學的圖書館。2017年夏天筆者因為這本書所搭起的橋樑，應邀至上海交通大學「海內外知名學者開課計劃」擔任客座教授，在四週密集的「藝術社會學」課程中，主要便是以此書為教材；而藝術作品的序列分析，則當然只能在教室中實際操演。
負責在上海招待並打理我一切日常生活所需的，是該校文學院的尹慶紅老師。每個週末，尹老師還陪著我到處旅遊，甚至跨越杭州灣，直接驅車去到浙江寧波，在大熱天陪著我上到嘉興南湖的煙雨樓。是年暑假，兩個人都大病一場。
翌年，2018年夏天，在訪問西安美術學院一週後，筆者又再赴上海擔任客座教授，這次學到教訓，每個週末都待在上海。某個週末，颱風掠過台灣之後，居然直撲上海崇明島，成了數十年來首度侵襲上海的颱風。我在旅館關了一整天，看著我的腳踏車被風吹倒，尹慶紅老師到杭州洽公，我無法預期他要如何趕回上海，因為當天約好他要對我做一次學術訪談，當晚風雨漸散，八點許，尹老師居然趕回交通大學校園，我們找了校園內仍營業的咖啡館，進行了第一次的訪談。在這種天時地利都缺乏的狀態下進行的訪談，可想而知，品質並不令人滿意。後來尹老師又找我在閔行區市中心較舒服的場所進行了第二次的訪談。尹慶紅將這兩次訪談的成果寫成一個令人滿意的訪談紀錄，並在後來刊登於2020年第22卷第2期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
趁這次再版的機會，徵得尹老師的同意，將這篇訪談作為附錄一併收錄於本書中。簡體中文的很多專有名詞都與台灣的用法有所差異，為突顯這次訪談的上海背景，在本書中並不加以更動。在這兩次的訪談中，我想像是與看不見的廣大中國讀者對話，激發出對自身學術發展的自我反思，並嘗試以比較口語的方式，淺顯易懂的解說，使讀者比較易於面對本書第一版書中的那一大堆晦澀的文字。在此得感謝尹慶紅老師的邀約，與上海三年的學術機緣。

再版序
自序
　
PART 1　理論基礎
第一章 美學經驗的社會構成
　
PART 2　阿多諾與藝術社會學
第二章 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思維及其與後結構主義的關係
第三章 文化工業理論的重建
第四章 阿多諾的半教育理論
第五章 在文化與行政之間
第六章 美的物質性—論阿多諾的藝術作品理論
第七章 模仿的動力—論阿多諾藝術理論的核心主題
附錄一 聽的離散—阿多諾論流行音樂
附錄二 從阿多諾到奧佛曼：德國藝術社會學的轉向—台灣黃聖哲教授訪談
　
PART 3　經驗研究
第八章 美術館導覽的自我搬演：—一個藝術社會學的個案重建
第九章 美術館參訪者的行動邏輯
　
參考書目

節錄自〈文化工業理論的重建〉
　
一、問題架構
文化工業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用在文化領域的一種行動的結構，它支配了文化生產的機構如何生產出其產品。這種行動的結構不只作用在文化生產的組織、團體，同時也邏輯一致地延伸到個別的行動者身上，在這些個別的行動者身上，它轉化為一種行動的範式，發動個別行動者的文化實踐。換言之，它構成文化行動者的一種獨特的行動邏輯，使之呈現出一種被同一性烙印的面貌。
按照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中的古典看法，這個文化工業的行動結構實質地由兩個判準構成：首先，整個文化的生產方式與產出的產品呈現標準化的現象，成為「永遠同一」的再生產。其次，文化工業的生產機制本身缺乏真摯性，從而使得文化工業的消費者的接收行動也缺乏真摯性，消費者的個體性更是直接遭到抹滅。
這兩個判準在今天看來，特別是參照亞洲社會的文化生產的現況，都有必要保留其理論精神，而對其論述內容加以修正。我們的論題是：標準化並非像其表面上所見到的那樣簡單，標準化如果得到貫徹，恰好會形成自我毀滅的弔詭，也就是，標準化會導致文化工業的立即死亡。因此，標準化如果固著於「永遠同一的再生產」，它會形成斷裂，為下一個標準化的過程所取代。毋寧說，文化工業的動力是來自於「準標準化」，標準化處於一種動態的結構調整之中，不斷地變異出多樣性，以阻止完全標準化的完成。與功能性商品的工業格式標準化生產不同，文化產品一旦完全標準化生產，它與消費者具體的生命關係也就消失了。準標準化實際上指的是：文化工業的生產機制朝向一個固定的模式，但它卻不能將自己僵固在這個模式之中，它必須不斷地進行變異。
我們認為，文化工業理論真正的核心是真摯性的問題。文化生產的體制與實際的實踐活動如果缺乏關連到個體生命真實呈現的真摯性，它才是阿多諾理論中嚴格意義的文化工業。阿多諾的批判火力其實瞄準的是這個生命真摯性的問題，而不是一般論者所謂的「大眾文化」。在俗民的文化生活中，在它還沒有採取文化工業的生產方式或還沒有被文化工業生產機制整併或收編之前，它其實處處表現著生命的真摯性。我們願意追隨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Oevermann的說法，將這種生命的真摯性視為生命表現的潛能與表現的型態之間的一致性。而文化工業對文化真正致命的傷害是它剝奪了這個生命的真摯性。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品味判斷的鬥爭，文化工業理論並非「高尚」品味向「庸俗」品味的文化反擊。阿多諾的美學理論與文化工業理論的理論關懷其實是同一個生命真摯性的問題。在阿多諾眼中，藝術與文化工業正好在真摯性的問題上處於一種高度緊張的二律背反。藝術行動因而往往被阿多諾視為一種對文化工業進行生命救贖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