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空展出萬丈錦繡

1959年初夏，孫王積青揹著一身債來到嚮往已久的美國，
口袋裡只剩35元，可是日子是燦爛的，什麼都是美好的。
花樣的年華，有百般的勇氣，有無窮的展望。

1949年，一群十二、三歲的半大孩子隨家人倉皇來臺。他們經歷過對日抗戰與逃難生活，卻在家人保護下，對國共內戰所造成的社會變遷，沒有成熟的認識。他們嘗過五、六年代臺灣的清苦生活，又無法全心全意讓情感在這塊土地上生根。他們不安於現狀，大學一畢業紛紛出國留學，他們這一代人的生命火花，注定要到太平洋的彼岸來綻放。

在眾多理科背景的留學生中，師大國文系畢業的孫王積青秉持初衷，毅然走上教育一途，自加州大學教育系畢業後，在南加大、州立大學等兼任中文課。面對文化背景迥異、中文程度參差的美國學生，她以「讓文學獨立於政治的藩籬之上」作為教學理念，試圖在那個「非左即右」的年代走出屬於自己的教學之道。

書中除了憶述一生，孫王積青也以在美國教授中國語言文化的角度，剖析曾遇到的種種難題以及回應方式。「人生應是為了不斷超越自己、肯定自己而努力。」一路走來有夫婿孫曾垚支持、兒孫輩陪伴，回望過往歲月，彷彿錦繡萬丈徐徐鋪展於空中。

★本書描繪冷戰期間，一位在美國教授中國語言文化的女性，如何跨越政治與文化隔閡，以「讓文學獨立於政治的藩籬之上」為理念，推廣中華文化，展現超越自我的勇氣與堅韌，並描寫1960年代華裔留學生在異鄉追夢的生命火花。

我一九五七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一女中分部及師大附中執教兩年後，於一九五九年赴美留學，以中文系專業負笈西土，進入加州大學（UCLA）教育系。碩士後在新澤西州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修得大學教育及亞洲研究博士學位。自一九六○年代進入職場，以文藝心得和師大之國學知識加上教育學位的配合，先後在洛杉磯州大、長堤州大、惠提爾大學及爾灣加大等校教授中國語言文化，並為提倡社區中文教育努力，成立中文學校，爭取在公立學校承認中文為外文課。

曾任美國聯邦政府雙語教育委員，著書有《美國大學錄取制度及亞裔生入學申請》、《中國文藝復興》、《中國戲曲與社會傳統》，在亞洲研究學及分會發表文章二十五篇。兩次受邀到在 Princess 遊輪舉辦講座，平時熱心公益，活躍於主流社區活動，對家居五十多年的南加 Palos Verde 社區，曾有過多年的義工服務，被選為圖書館理事，並以文化節目為溝通橋梁，促成不同族裔間之和諧。在地方劇院舉辦多次中國戲劇舞蹈演出，並被邀請演講中國文化，主持多元文化和幫助遊民（Help Homeless Help Themselves）活動等，獲獎無數。

我選擇以教中國語文為生三十年，深覺人生應是在不斷的為超越自己、肯定自己而努力。在自己現有的知識和精神生活領域中，求廣求新而達到有創意的境界，在明知身處「中西國共」之爭激烈的年代，中國文史是最糾結的一課，但自不量力，希望能深入的瞭解西方的傳統，試圖以中國語文為中西文化打開相互理解的大門，書中文章都是以我在美國教授中國文化的角度，來探討遇到、思索過的問題。

這本小書同時也是我的小傳，一路走來，柳暗花明，冷暖自知。期間有夫婿孫曾垚支持，兒女孫輩陪伴，自覺一生有過美好的過程。

自序

我的爺爺──王順存（王禮堂）
烽火一佳人
勝利了！戰爭留下的是什麼？
我與浙大
我與北一女──欣聞母校為記念江學珠校長籌建學珠樓作
我與師大
人生三部曲
小教師破冰之旅──在美國教中國文史（漢學）
悼念張純如
參觀斯米松年博物館（Smithsonian Museum）有感
二○○四年亞洲學會年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有感
《巨流河》與《大江大海》讀後有感
詩作五首
談情說愛
說東道西
現代生活和中國的傳統──淺談儒釋道和宗教

《巨流河》與《大江大海》讀後有感

生活在忙碌的節奏裡，藉著兩次度假的悠閒空檔，看完了兩本近年震撼臺港和海外中文讀者的巨作。在遊輪上是茶來動手，飯來張口的日子。海風輕盈的墨西哥灣，是我閒來看書的好時光。本要添些浪漫的情調，卻換來嚴肅的感傷。讀著《巨流河》，讓我重溫中國苦難的近代史，和作者齊邦媛那一個年代知識分子的艱辛奮鬥和成就。同船的遊伴，看到我早晚都捧著一本厚厚的書看得目中無友人，好奇的來張望。才疏學淺的我，忙著報以慚愧一笑。好書啊！手不釋卷啊！這是第一趟讀書。

第二次的度假是窩居在名勝小城 Sedona 的舒適旅店裡，讀著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讓我聞著，看著，想著血腥的內戰年頭。我忘卻了五十年安定的美國生活，一下子就回到滿坑滿谷逃亡的人群中。不知應台如何能周轉在篇篇殺戮的戰地報告裡，理性的整理材料，渡過那寫作時的煎熬。堅持四百多個日子，沒有倒下。

邦媛是生於軍閥戰亂，長於對日抗戰，成就在臺灣的一代。經歷的是追隨政府流離失所，但卻保有主流知識分子的尊嚴。因此述說生活經驗、論斷時事、中肯不偏激，是大家風範。應台是在臺孕育出來的軍區才女，生於斯長於斯的外省臺胞。想是從襁褓時牙牙學語的時候，就整天泡在大人戰亂的回憶和政府遷臺的挫折感中。雖然國共征戰殺戮她並未身歷其境，但那滿腦子聽來的實況大概是如影隨形，非把這影子雕塑出來讓萬人同哭才能了此生心願。

她們二位相隔二十多年。以十年為一代劃分，是相隔的兩代人。但是這當中還夾著一群來臺時還半大不小的少年，是一群掛在她們兩代人當中的、十二三歲在內戰中隨家人來臺的一代。他們對大陸記憶猶新，但沒有受過像邦媛那時代的完整大學教育。比起應台，他們也沒有對臺灣生活和感情全心全意的根。他們有抗日的生活經驗和民族意識，也嘗過臺灣早期五○、六○年代的清苦生活，但是臺灣不能讓他們安於現狀。他們振作掙扎，大學一畢業，就紛紛出國留學，非到美國進修才覺得圓了求生存的夢。他們生命的火花，是要到太平洋彼岸來綻放。他們對邦媛知道的四九年以前的社會變遷，沒有成熟的認識；對應台敘述的國共血拼、短兵相殘的四八、四九年沙場情節，也因為家庭的保護而印象不深。因此《巨流河》和《大江大海》這兩本書對這夾縫中的一代人，帶來了一個更清楚的畫面，有著無比深遠的意義。《巨流河》彌補了他們對內戰前中國的社會演變的認識；《大江大海》描述戰爭慘烈的真實面貌，和老百姓被蹂躪的無奈，帶領這一群海外留學人見證了中國同胞百年來的悲劇。

這兩本書中呈現給讀者的是完全不同的場景，刻畫的是兩個前後迥異的中國世界。一個是民族受辱、政治混亂，但士氣高昂、詩書未輟的文人世界。一個是兵戎拚爭、嗜血無情的兩黨私鬥，橫屍遍野，致生靈於塗炭而不能揭止的殘酷爭權世界。邦媛在逃難的日子裡一直沒有荒廢學業，不斷埋頭讀書充實自己。她的環境一直是在最精華的東方傳統家庭裡，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禮。那一代人，在二戰後的中國是仰首闊步希望無窮。她代表三○四○年代中國名校的大學生，他們知識的深厚和求知的嚴肅態度，使後來在台求學的下一代自慚形穢。他們在臺灣的教育建設，和八○年代的經濟起飛工程上，都有著絕對的貢獻。看她在臺灣念書、教書的生活，敬佩她孜孜不倦的求知，循循善誘的教學。她在美國、歐洲的學習和教書生活，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最理想的安排。邦媛深厚的學問和文學的修養，使人望塵莫及。看她的書，給人以激勵，更舒適的浸淫在中國書香門弟的傳統裡。

應台是描繪戰爭史實的報告文學能手，應該是成長在戰火的氣氛中。她的剖析和描寫讓人性最殘酷的一面坦露無遺，應該是一個反戰者。可是她並沒有把大篇幅的戰亂分析和歸納後，給讀者一個高明的結論，而是讓讀者怵目驚心的一頁一頁翻閱，那一篇篇血淚交織的片段。這可能才是她的高見，那個沒有理性的時代，只能留給讀者自己去體會哀嘆。

我做為夾在兩位大作家的一代，少年的一半，生在大陸的顛沛流離的年代，青年的另一半經歷臺灣的清苦，然後在壯年，到美國來奮鬥求生。讀到這兩本書，我和許多早期來美的留學生，好像是那個接棒人，補足了她們兩代的空白，跟她們手牽著手走完了二十世紀苦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