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家族與社會

您想知道在科舉興盛的宋代，士人如何透過經營策略，建立人際網絡，追求個人功名和家族發展嗎？有那些因素影響到士人家族的興衰、家族在基層社會的角色呢？
作者透過傳世文獻、新出土墓誌資料，結合近人研究成果，掌握宋代士人家族，特別是南宋江南家族的發展脈絡，及其人際網絡與社會關係。
全書首談墓誌史料價值與限制，及與家族史研究之關係；進而由個案研究出發，探討浙江四明及江西地區，六個著名士人家族的興衰與社會關係演變。最後則跳脫個案研究的框架，進一步說明宋代家族發展成敗的要素，並對長久以來關於宋代社會究竟是「流動性」或「封閉性」的爭議，提供新的看法，相信有助於掌握宋代士人家族發展樣貌，更進一步了解士族在中國近世基層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1949年生，臺灣宜蘭人。國立中興大學文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韓國漢城大學訪問學人。專研宋史，著有《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主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及增訂本，論文近百篇，已輯成《南宋史研究集》、《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宋史論叢》三書。
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歷史組主任、副所長、所長，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等職，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講座教授、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教育部顧問、日本東洋文庫海外名譽研究員等職，並四度榮獲國科會優等研究獎助。
 

家族是以血緣、婚姻為基礎組成的群體，是傳統中國的基本社會單位；也是具有文化特徵的社會組織。到宋代，朝廷透過嚴謹的考試程序，選拔大量新興士人，使中世以來世族的政治社會地位面臨衝擊。這一政治社會生態的改變，影響此後政治權力的結構和人才升降，使社會流動問題成為多年來宋史學界討論、爭議的熱門話題。因此，宋代家族的研究，既觸及唐宋變革的主要層面，更影響到中國家族組成與發展的形態，是關注、討論宋代社會變動的重要問題。

我對宋代家族問題的關注，始於討論宋代社會流動。宋代社會流動是美國宋史界引發討論的，而且成為國際宋史學界幾十年來辯論的議題。這個議題是以量化為討論的方式，曾引起臺港史學界的重視，出現幾本有分量的著作。

孫國棟，〈唐宋門第社會之消融〉，《新亞學報》，第4卷第1期（1959年），頁211-304。

陳義彥，《北宋統治階層的社會流動之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7年。

但在那個時期，我所著力的是南宋軍事、政治與外交等，不為學界主流所關心的議題，對這個既非興趣所在又非能力所及的題目，只有粗淺的認識，遲遲未能著手。不過，一九八○年代初期，我的導師陶晉生教授，在史語所主持中央研究院一個五年計畫「中國近世社會的構成」的研究課題，囑我參加，我就選擇社會流動作為探討的主題。當時希望在前人所據的《宋史》之外，能較全面的蒐集資料，以期對南宋社會流動有較細緻的分析與觀察。於是花了許多時間，對南宋時代資料最完整的兩浙路，進行較全面的整理爬梳，共獲得五千六百四十四份個人資料。但在整理過程中，發現資料太多，內容卻又不完整，難以作全面的探索，最後只寫了一篇論文就作罷。

此即〈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發表於《興大歷史學報》創刊號，作為祝賀我大學啟蒙老師之一的黃乃隆教授七十歲嵩壽的論文，1991年2月出版，頁59-74。

該篇論文從資料蒐集到寫作，費時最久。其間，得到耿立群女士和馬孟晶小姐的協助，幾乎窮盡地收集南宋方志、文集等資料，抄錄了近二萬張卡片。這種研究方式，從取樣、分析和討論方式，多沿襲前人規範，缺乏新意，非我所長，因此沒有繼續探討此一議題。不過，在蒐集和分析資料的過程中，卻發現兩浙路有幾個在南宋崛起的重要家族，如四明史氏、袁氏、高氏、無錫尤氏等，在中央與地方均有影響力，是除了趙氏皇族之外，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士人家族。因此，遂由社會流動轉而討論家族。

我選擇以個案的方式進行宋代中型士人家族研究，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也基於下列幾點考慮：一是資料量適中，適宜在一定時間內蒐集和討論。討論的篇幅可以兼顧時間的長度與資料所反映的廣度。二是便於反映宋代家族的特性。宋代科舉制度化以後，對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對家族的興替所造成的影響尤大。耕讀傳家，富不過三代，成為此後中國社會的重要形態，透過對士人家族的探討，無疑是了解此一社會現象的重要途徑。以個案方式進行研究，可以避免議題太大，過於宏觀、見林不見樹、流於空泛的弊病；況且這一方式也較能契合我的個性。但這類的家族在宋代很多，要作仔細討論，需要從資料多又能顯示政治社會地位的士人家族入手，才有意義。我在討論兩浙路社會流動的過程中，比較了解明州士人家族的發展，也掌握到豐富的個人與家族資料，可以看到家族具體的變化，就選擇四明地區幾個著名的士人家族作為研究的對象。

南宋一朝，四明士人家族中，最具影響力、資料最集中的當屬史家。我本來應該由史家入手的，但那時我的美籍友人戴仁柱教授(Prof. Richard L. Davis)在劉子健教授指導下，已以史氏為題，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並且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

Richard L.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b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為了避免重複，以致耗力多而所獲少，因此只與柳立言兄合寫一篇書評，就避開史氏家族，轉而從袁氏家族入手。當時探討袁氏家族，是從多方面去考察這個家族的崛起與發展的變化，這種探討方式，曾一度形成寫作模式。1992年到1993年，我到美國哈佛大學哈燕社進修，利用哈燕圖書館豐富的圖書與期刊，探索中國宋史學界整理宋代典籍成果時，發現許多有價值的宋人墓誌，特別是陳柏泉先生編輯的《江西出土墓誌選篇》一書，有很多內容豐富、以前不曾見到的宋人傳記資料，可以重建宋代家族發展史。回臺後，鼓勵我的學生何晉勳利用這批資料撰寫了一篇相當有分量的碩士論文。

何晉勳，〈宋代地方士大夫家族勢力的構成──以鄱陽湖地區為例〉，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

此時，我和柳立言兄結合海外十二位師友在蔣經國基金會資助下，進行為期三年的「宋代的家族與社會」研究計畫；從個案著手，進行區域性的家族研究，是我們規劃的重點之一。由於從個案入手，又考慮到資料的因素，我集中焦點於四明和江西鄱陽湖畔兩地區，以利相互參照。在問題處理上，也逐漸以觀察各家族發展的主要因素，作為討論的焦點，以避免全面綜合性的討論，會流於公式化，也因此形成從不同角度處理家族的模式。

家族研究雖然是我與國際宋史學界較契合的議題。但一方面為了避免受到既有結論的影響，或為修正其觀點，而偏離討論主題，另一方面也為了呈現史料所反映的家族樣貌，在進行研究時，盡量維持自己的探討方式；討論的焦點也隨著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所轉移，希望與學界現有的討論成果有所區隔；但由於不論個人和家族，都無法脫離他們所處的周圍環境，他們的活動與角色扮演，與社會息息相關；於是，討論的內容從一個家族注意到社會網絡，以及家族與地域社會的關係，這種情況在討論四明汪氏和樓氏家族時尤其明顯。這一探討趨勢，使得我必需回應美國學界關於南北宋，乃至唐宋變化，以及社會流動等若干具爭論性的議題。與此同時，我雖然不斷發現一些資料豐富而且有意義的個案家族（如外戚），吸引我再深入探討，但也深感到長期以一種方式進行同類議題，不容易有較大的開展空間。更重要的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家族問題和我所關注的地方勢力、基層社會有緊密的聯繫，且有更大的研究空間，卻未獲學界重視。為了結合以往研究成果、擴展研究範疇，我準備著力探討唐宋基層社會，感覺現在應該是告別家族史研究的時候了。這就興起出版本書的念頭。

宋代家族是我幾個專題性較強的研究議題之一。我當然希望能以專書的形式呈現，並總結出若干比較集中的想法，以就教於同道，而不是採用較為鬆散的論文集方式出版。但是在重新整理時卻發現個案研究與專書的寫作方式，差異頗大。地區性家族之間有著複雜而密切的關係、共同關懷的議題、一齊參與的活動，在以個案方式討論時，可以分別呈現，但整合時卻發現有許多重複之處，必須有所割捨。但如何取捨，以呈現各家族既有的發展特色及重點，又能彰顯彼此之間的關聯，是需要花費相當多的精神和時間，才能理清的。由於許多行政事務和待開展的研究議題糾結在一起，在忙亂的時候很難有思考調整的心情，因此儘管心理上希望及早進行，早日完稿，卻總是伏案茫然。如何重理舊稿和重新改寫一直成為我極大的心理負擔。

2004年春天客居北京中關園時，仍遲遲不能著手，心情甚為氣餒。秋涼時刻，轉到清華園執教，才有較集中、充裕的時間重新閱讀舊作，以及同道的研究成果，並有所梳理。當閱讀師友有關家族研究的論著，才猛然發現許多原本關注的問題，在師友的研究中已有進一步的發展。如何整合己見和他人研究成果，並逐步開展，又成為一大難題。為此曾困頓累月，最後才下定決心確定全書呈現的方式，進行修訂。這半年來在北大、清華的課堂討論之餘，有了較多的思考，也逐漸地釐清思緒，試圖提出若干觀察性的看法，向師友請教。本書是在原有個案的基礎上，進行相當幅度的修改，每一章節都重新檢視改寫，以呈現家族發展的主軸，除內容上有所增刪調整外，發現新的史料則予以補充，但個案的基本論點不變，結論則結合個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試圖對宋代家族發展的主要形態，作綜合的觀察與討論，並希望對學界討論社會流動的問題有所回應。

這本書籌劃出版，正是我受困於行政事務，研究上頭緒雜亂，加上諸病並發的時候。不僅師友關切我的健康，家人更牽掛我的身體，希望我放慢腳步，勿留遺憾。我雖深知健康的重要，但研究工作卻無法半途而止，只好抱著希望和歉意，告別家人和師友到北京，回歸青年時平淡、簡單的生活。生活環境的驟變，心情上不免時有孤獨，但如我給一位好友信中所說的：我是抱著期待回復健康和完成這本書而來的。十幾年來徘徊於幾個不同議題，間雜行政事務，備多力分，如今心神勞頓之餘，重拾舊題，雖不無為諸途並進，能開展新議題而喜悅，但更多的是深深地為不善謀劃而懊惱、感傷。如今書稿初成，若能伴隨健康回家，將是我一生中最感快慰的事。更希望這本書的出版，是我告別那一段苦思焦慮的痛苦歲月，迎向另一個心情的開始。

從我以個案方式探討宋代家族到今天前後超過十年，在寫作與出版的過程中，師友的協助與關懷，讓我感激不盡。我早期的學生謝美娥女士協助我整理論文，費心裁剪枝葉，協助編輯，使全書得以順利出版。劉靜貞教授關切我的研究和健康；梁庚堯教授長期相互砥礪，受惠獨多；柳立言教授耿介直言，有如警鐘；陶晉生老師、王德毅老師、蕭啟慶老師的教導和關心，都是我要深深感謝的。在北大、清華執教期間，鄧小南教授無微不至的關切起居外，也讓他的高足們輪流照應我的生活；牛大勇教授、李伯重教授盛情相邀；張希清教授、田浩教授、李孝聰教授、榮新江教授等人的熱情接待，均使我祛除客居的孤寂，並成為共同關注學術、規劃議題的友伴。這是我人生旅途中特別值得回味的一頁。我雖然不是許倬雲院士的門生，但長期感受他的關懷，關切我的健康和研究，去年他在北京大學又多方奔走，設法讓我到北大教書兼調養。師友高義，永誌難忘。

在研究宋代家族的時日，食甜憶苦，回想我的成長歲月，對家和家人的感受更深；深覺家是人蘊育、開發生命的源泉，家人的關係有時似疏實密，永遠相繫。因此，我特別要在這裡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兄長五哥琉球、五嫂、六哥寬亮、六嫂、姊姊美子、三嫂、姪兒宏祥和已逝的三哥。我的出身和絕大多數臺灣傳統農村的家庭一樣，也一齊走過艱苦的歲月。在家無恆產的情況下，父母親撫養眾多子女，胼手胝足，在基層掙扎，慘淡經營，仍難擺脫飢寒苦境；我的兄姊們都是在這一動蕩的時局、困頓的環境中成長，他們才智較我傑出，無奈受制於當時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都沒能接受完整的教育，提早進入社會，以圖溫飽，生活相當艱辛，但他們卻支持雙親的決定，讓么弟我讀書上學。今天我得以在苦澀中成長，仍能專心學業，並走向學術這條冷僻的道路，完全是他們無怨的付出及不求回報所致。在學習和人生的道路上，我和兄姊們所學和發展都不相同。他們對我的工作性質和內容並不了解，在專業事務上也缺乏交集，卻默然地支持我。當我事業有所進展時，他們雖然無法享受到甜美的果實，卻為我喝彩鼓勵。他們長期關心我的身體，為我祈神拜佛。在我困頓疲憊時，總是伸出雙手，以親情溫暖我的心。尤其在雙親辭世後，感傷年華老大，不能盡孝養、撫慰親情，兄嫂們成了我心靈上的依傍。由於個性的關係，我對他們的付出與摯愛，一直沒有表達我的感激之情，真是愧疚莫名。

最後，我還是要感謝我最親愛的家人錦香、奕雯、奕霆。他們忍受我的個性與生活方式。奕雯和奕霆的成長過程中，我多半在研究室，能和他們相伴聚天倫之樂的日子不多，反倒對他們有著比別人更多的要求，使他們在苦澀中成長。如今人雖遠離，仍心繫這個家，這幾年他們更特別注意我的健康，希望我能卸下重擔，度一個一輩子未曾改變的生活形態，多些閒暇與歡愉的生活，不時噓寒問暖，使我頓覺有心相繫的子女，雖在天涯，猶如身旁。錦香無怨地照顧我的生活，又忍受著欠缺肩膀依靠的日子，擔負家務，應付內外重任，讓我這輩子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為了我的健康，將所蒐集可以增進健康的養生藥方，作為生活調理的資源，卻常要挨我無理、無情的斥責。夜深人靜，仔細思量，最是我要感愧終生的。

本書從規劃到完成，費時甚久，先後得到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行政院國科會及傑出人才基金會、偉倫基金會的資助，才得以進行個案專題研究及彙總改寫成專書。最後整理階段仍受史語所專書寫作計畫之助，才能順利完成。謹致誠摯的謝意。

這本書是我人生歷程的一個標誌。每篇文章不管好壞，都是我從文獻中串聯編織出來的心血作品，也是我個性的寫照。至於品質，只有請同道真誠批評指教了。出版之前謹記學習寫作歷程，是為序。

黃寬重

2004年11月25日

於北京清華大學普吉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