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灣踏查手記：李仙得台灣紀行

從未有人像李仙得那樣，如此深刻直接地介入1860、70年代南台灣原住民、閩客移民、清朝官方與外國勢力間的互動過程。

透過這本精彩的踏查手記，您將了解李氏為何被評價為「西方涉台事務史上，最多采多姿、最具爭議性的人物」！

本書顛覆傳統中國史籍的描述視角，重現土著在中國政府與西方勢力的外交衝突中的重要腳色。台灣原住民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小道具，反而躍升為眾人矚目的主角。

19世紀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 1830-1899），被評價為「可能是西方涉台事務史上，最多采多姿、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李仙得在1866年底來到中國廈門擔任領事。隔年（1867年）3月，美國三桅帆船羅發號（Rover）在恆春半島南端海域觸礁失事，船長夫婦和船員被土著殺害，引發李仙得來台，處理船難善後事宜。他在1867年4月首次來台，之後五年間，又陸續來台至少七次；每次除了和台灣官員討論土著治理問題之外，也趁機利用他在地理鑽勘的專長，前往淡水、基隆、苗栗、六龜和恆春半島等地，進行地質調查，拍攝土著聚落景觀，並繪製近代以來最有科學性的台灣地形圖像。1872年，李仙得因頻繁介入台灣土著事務，引起清朝不滿，也導致美國駐北京公使的批評，乃被美國政府調往阿根廷任職。在旅程中，原本只是過境日本，卻在美國駐日公使的運作下，認識日本外交官員，旋被日本政府聘任為「牡丹社事件」重要顧問。李仙得提供在台灣活動多年所累積的情報資訊，包括全台灣島圖、恆春半島漢人和土著聚落分布、港口地圖，以及地層結構等圖片。1874年，李仙得匿名發表一篇影響台灣命運最為重要的論述：「台灣土著是否屬於中國領域管轄？」稍後，將他個人處理船難事件過程所累積的台灣印象，集結成一份草稿，名為「台灣紀行」。此份書稿馬上被官方譯成日文，做為派軍征服恆春半島土著的最重要參考資料。
「台灣紀行」分成四卷；大部分篇章描述台灣北部和西部的地形和土質結構。這些章節頗為平淡，若以遊記文學的標準來看，顯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相對之下，李仙得在記錄南台灣時就展現出豐富的地理內涵與民族誌細節，這些文字不僅生動有趣，而且充滿魅力，足以匹配他在南台灣所曾經歷的非凡事蹟。本書所收錄的就是這些重要章節，即李仙得「台灣紀行」書稿第三卷的第15章至25章。原編者是專門研究日本殖民主義和「牡丹社事件」關係的美國學者Robert Eskildsen教授。2005年，他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珍藏的稿本，摘錄有關南台灣土著事務的篇章，集結成書。

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
1830年出生於法國Oullins貴族家族，接受過軍事教育，畢業於巴黎大學。後因娶美國婦人為妻，歸化美籍，並參與美國南北內戰。戰爭期間屢次建立軍功，得以結識未來美國總統葛蘭特，唯左眼、鼻樑、下顎、脊椎等部位，也受過重傷，1864年退役。1866年被葛蘭特總統征召擔任美國駐中國廈門領事，管轄五個港口城市：廈門、雞籠（基隆）、台灣府（台南）、淡水和打狗（高雄）。1867年3月，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在南灣觸礁失事，李仙得開始密切介入台灣事務，前後來台至少八次。1872年，李仙得得罪美國駐華公使，轉任阿根廷使館。從廈門前往美國途中，過境日本橫濱；在美國駐日公使介紹下，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會面，遂被延攬擔任日本遠征台灣計劃的最高顧問。1872年12月，他以正式外交官員身分（「准二等出仕」，職位僅次於外務卿），陪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率領的外交使節團前往北京會談。李仙得旋即準備借調軍事船舶，並聘請美國海軍少校代為整軍。不過，此時美國政府宣布中立，不願介入軍事活動。美國駐華總領事乃以李仙得擅離職守理由，將他關禁上海，逼使他無法隨隊遠征台灣。儘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感謝他在「牡丹社事件」所提供的重要資訊，乃於事後頒授「勳二等旭日重光章」。同年退休，不過一直住在日本；1890年期間，曾以私人身份協助日本進步黨黨魁大隈重信。1890年3月，朝鮮政府擬借重李仙得處理中國外務經驗，重金禮聘擔任內政部和國王宮內省顧問。1899年在漢城中風去世。

【漢譯者簡介】
黃怡，祖籍福建廈門，1956年生於台北市，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多年來主業為期刊編輯工作，曾擔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大陸現場》、《牛頓科學》、《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自由時報》、《時報週刊》撰述委員，《台灣立報》副總編輯，《新台灣》週刊編輯顧問。著有《脫軌的老大》、《終生的反對者》、《她們獨自起舞》、《人類沙文主義者》、《男人女人懂不懂：後性別時代的情欲觀察》等書，譯有《漢娜鄂蘭傳》、《南台灣踏查手記》。

【校註者簡介】
1947年生，屏東縣潮州鎮人。台灣大學歷史系（1969），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1987）。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目前兼任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授。出版專書《清代台灣土著地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初版1994，修訂版1997，增訂版2010），論文「帝國邊區的客家聚落」、「清代萬丹地域的

導言

1860、70年代前往南台灣的外國冒險家，碰上的是一塊野蠻人居住的未馴服土地，大致上處於清廷的統治力之外。即使南台灣不是完全原始，也跟十九世紀西方人所預期的那樣，非常接近自然狀態。前來南台灣的訪客，不是為了找樂子或滿足無聊的好奇心，或至少不是全然如此，而是為了處理幾樁被住在那裡的原住民殺害的外國船難事件。

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外國人走訪南台灣，發生在西方帝國主義擴散的脈絡之下；很多他們公開承認的目標，現在都跟帝國主義聯想在一起，譬如必須要散播他們的文明，或是確保他們來往國際船隻的安全。本書發表的文章，許多是第一次面世的；它們訴說著19世紀帝國主義脈絡下，原住民與外國人（包括西方人及日本人）相遇、衝突與交戰的有趣故事。

統合本書各章節的前後故事，開始於1867年遭到船難的美國人受到攻擊，觸發羅發號（Rover）事件；結束於1875年戰事完了，日本政府裁撤當年為監督侵略、佔領南台灣（即所謂「台灣出兵」），特別設立的台灣蕃地事務局（Taiwan aboriginal ministry）。在1875這一年，清廷對於日本的侵略有了決定性的回應，果決地綏靖南台灣，且正式將之併入清帝國行政管轄。

清廷在1875年的行動，或更精確地說，由沈葆楨啟始推動的「開山撫番」計畫，可視為由羅發號事件所觸動一連串政治與外交措施的因應結局，但也可視為南台灣另一個新歷史階段的起始。從此，該地區開始失去自主性。本書的資料不包括1874以後的事件；若讀者想了解南台灣下一階段所發生的事情，可參考最近出版的《1880年代南台灣的原住民族》一書。

然而，發表於本書的資料，並不僅僅是講述西方人對南台灣的印象；這些資料使我們得以窺見──雖然是不全面的──中國政府綏靖南台灣之前的原住民社會。誠然，這些資料中所呈現的南台灣，受到一大堆西方人先入為主的觀念及偏見所形塑，並被無知及透過通譯所造成的溝通不良所影響，乃至呈現種種限制，不過，它們還是傳達了南台灣生活的生動影像；在中國政府與日本及西方的外交衝突的較大劇碼中，原住民並不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是眾人矚目的主角。這些資料提供了有力、迫切需要的證據，足以修正出現在大部分日本出兵台灣的歷史中的原住民形象。在多數的敘述裡，尤其是從日本人觀點所做的描述，原住民經常被描繪為兩種刻板的面向：他們野蠻、未開化，殘酷不仁，活該接受懲罰。

這些資料的作者們，有很多位是策畫、執行日本進犯台灣的主要人物，相當自信他們的行動是妥當的。他們就是要馴服這些「野蠻人」，一點歉意都沒有。然而，當他們描述南台灣的土地及人民時，他們通常會暫時擺下政治策略，呈現好奇心，努力詳實記錄，生動逼真地描述他們個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往情況。

因此，儘管他們對原住民明顯帶有偏頗、成見，但比起研究遠征的歷史學家，這些作者更把台灣的原住民當作一回事。講得更明確些，他們很多時候也不得不這樣做；歷史學家從事研究工作，很少遇到風險，但這些侵入南台灣原住民社會的冒險家，卻是冒著生命危險。不過，對冒險家而言，這也是其中的樂趣所在。

在編輯這些文本時，我通常盡量忠實原來的版本，但其中幾個明顯出錯的拼音，我都改過來了；在作者明顯漏字部分，我也都加以插補。

李仙得的文稿中有許多錯誤、遺漏與矛盾之處，尤其是他的註腳需要編輯處理。很多註腳是不完整的，或是提到沒有收在本書的文稿段落。本書刪除這些部分，但保留其餘的註腳。唯有幾則較長的註腳，因影響到行文的流暢，就移到附錄裡。李仙得的原註，皆加上「原註」字眼。

編輯文稿中的專有名詞，是相當令人畏懼的工作。這些外國作者對於原住民名字及村庄名稱經常搞混，無法正確拼音，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熟悉排灣語，而且當時也不存在標準的記法，其結果就是同時出現不同的拼音（附錄六的表列，就是幾位曾經走訪南台灣的訪客對於各村落的不同拼法）。

如今簡直無法核對文本中某些名稱的拼音是否正確，因為它們所指的村庄已經消失，且大多數村庄頭人的名字，也從未出現在漢文文獻中，因此，無法為這些名詞提供一種標準的拼法。對於這些外國作者而言，漢人的名字比較不是問題，但因中文拼寫的慣例尚未成形，所以也出現眾多不同的拼法。因此，本書各章節對於專有名詞的拼寫並不一致，存在很多差異。為了忠於文本，本書保留這些不一致的拼寫方式。書後附上的索引及人名地名對照表，應該可以幫助讀者解決大多數不同拼音所帶來的困惑。

Robert Eskild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