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行旅：跟著公共藝術‧旅行

散播於各地的公共藝術，藉由美學的語言，成為講述地方的方式，其創作的意涵，也標示出另一種旅行的意義。地方，之所以成為「地方」，並不僅在於地理意義，或經緯數字所標示出的定點；文化地理學者定義它為人類在主觀和情感依附上的意義空間；文學家們則關注於鄉土、鄉人與鄉情；耆老講述的地方與產業文化，鋪陳出不同面向的「移民」史，而再現出一段段地方情事。這塊土地發生過太多圍繞著歷史、政治的開發與遷徙行為，在興盛／衰微、定著／離散的演繹中，體現出多元多樣的人文特質；不同世代的人們，不斷透過各種身體實踐過程，詮釋出關於「故鄉」的多層次價值，而賦予土地更豐富的存在意義。因此，在這裡所談論的「旅程」，既是一種行為上的身體經驗，也意喻著一種關於文化經營的「思路」，由移民到住民的觀點，寫真出一片片美麗的庶民風景，讓人們在文化的價值辯證中，重新看見了這塊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在這段島嶼行旅中，以農、漁為業的花東地區，長期面對著教育資源匱乏問題，如何藉由社區經營的過程，去思考著孩子們的未來，與賦予文化記憶的保存意義；早年因礦（鑛）業而興盛一時的東北部鄉鎮，隨著時代演繹，重新在熱絡的觀光產業中蛻變，又如何激發著聚落的人們不斷省思著現在與未來；當人口老年化與外移的普遍性問題，反映在雲嘉地區的農村聚落中，怎樣透過庶民美學，來創造多樣性的農村再生思維，擴張出在地文化的營造能量，並帶領著老農們，在平淡的日子中活絡出另一種生命色彩。這些發生於各處聚落的生活情事，並不僅於彰顯出個別的地方性格，故事與故事之間，亦非各自獨立，在同質與異質中，彼此間均存在著微妙的聯結關係、意涵著人與土地的情感溫度，而鋪陳出縱向的思路主軸。在橫向的思考上，農業、礦（鑛）業、化工業、傳統產業及觀光等種種產業面向，聯結著每段村落故事，來探索聚落的形成特質，進而激化出多元思維的故鄉意識；同樣具有歷史意義的老屋，透過不同的經營思維，不僅活化出文化保存的實質性，也重新締造出聚落文化特色；藉由每個被經營出的「亮點」，更標示出生活在這塊土地的意義。

本書以台東與台南兩都市區域分居首尾；依序由花東平原、東北部鄉鎮再至雲嘉地區的「行旅」路徑，來真實呈現關於「島嶼」的樣貌，也嘗試著以劇本的型態，展演出精彩的生活戲碼；亦接續著以公共藝術分享地方故事的《公共藝術‧故事漫遊》、取材於村落美學來推廣地方人文的《島嶼行旅—庄內ㄟ美術館》等系列之「島嶼行旅」紀錄，再度匯集更多文化經營的智慧，以《島嶼行旅—跟著公共藝術‧旅行》，來勾勒出台灣城鄉之美。每一段人文記錄，均是許多地方人們共同努力多年的成果，相對於當代的名人與品牌價值的短暫性，這些存在於各地城鄉中的人與事，更彰顯出在地文化經營的永續觀，與表徵出台灣這個島國的文化性格。

投入人文研究領域近三十載，長期於大學執教，並專研建築學及藝術教育，城鄉文化為其研究主軸。於學術沈潛的過程，從藝術文化的研究者與教育者，成為城鄉美學的推廣者，每年在島嶼的各處生活聚落間穿梭數萬公里，然而，其間感受的夢想與感動無法被里程計數，寫作是唯一的抒發方式，分享與訴說著每段旅程中，那些蘊藏溫度與生命觸動的島嶼生活經驗。

顧瑜君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褚瑞基 台灣歷史資源經營學會理事
曾旭正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建築所教授 視覺學院院長
曾光宗 中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
陳明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黃世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教授
吳瑪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所長
王本壯 國立聯合大學創意統合設計研究中心主任
（依姓氏順序排列）

前言
Ⅰ—台東
從遇見一首歌開始
從心靈驛站到生活教室
山與海之間的生命藝術地景
Ⅱ—花蓮
郵寄，一段破碎的移民夢
老屋‧老污‧充滿生命色彩的寶屋
種一顆讓孩子想回家的種子
在凋零的糖業中萌起的另一種教育事業
由傳說的Tafalong到文化經營的太巴塱
復育海梯田背後的文化靈魂
Ⅲ—宜蘭
無尾港的移民村故事
蘭陽平原上的學習遊樂園
一段老城故事多的社區美學閱讀
Ⅳ—新北
由礦工的生活聚落到「貓居」的新故鄉
基隆河畔另一處被遺忘的小礦村
雙溪河畔的小鎮故事
走過，那段淘「金」之夢
Ⅴ—新竹
在「千人彩繪」中看見百態人生
在世代變遷中唯一不變的愛
走過，百年的家族生命與橫山生活
Ⅵ—雲林
由「牽手」到攜手經營的小農市集
由莿桐看「農業首都」的雲林
透過柳丁，我們與故鄉零距離
用四色牌，來搭建一個彩色故鄉
在釘畫裡講述的「劉厝」故事
唱著「母鴨帶小鴨」的「阿勸」村
通通都是寶的崙前村
醃漬風土滋味的大埤聚落
Ⅶ—嘉義
從記憶的百寶箱找出最美的風景
「甜」蜜記憶的接軌
一部微電影，走讀一個村落
Ⅷ—台南
鹽分地帶的傳奇、苦澀與愛
與毀滅比鄰的桃花源
消失的眷村‧浮現的樹屋夢想
鹽水溪旁的香草花園
在郵件之外，「寄」出另一份關愛

郵寄，一段破碎的移民夢
曾經存在於東海岸上的漁村
「鳥踏石仔村」為花蓮港尚未開闢前的老地名，當時，這處也花蓮當地人稱為「東岸街」的聚落。在文獻與耆老的記憶中，源於一百多年前的入墾者，搭著小船行經到此時，看見了一塊有許多海鳥群集的大礁石，而稱此地為「鳥踏石仔」。隨著到此以捕魚維生的居民增多，逐漸形成了一處小漁村聚落，而稱為「鳥踏石仔村」；花蓮溪在此匯入太平洋，海岸與沼澤等自然景觀，均成為了昔日這座村落的環境記憶。日治時期，日人大力開發花蓮，「鳥踏石仔」也在這段建設工程中成為「洄瀾港」，也就是日後的花蓮港的一部份。

「鳥踏石仔村」岸邊有座建於1939年的白燈塔，在老一輩人印象中，那是一座高約十三公尺多的白色圓柱型燈塔，長年以來均是當地漁船入港的重要導引。約於1940年，築港所需大量人力與資源，除日本及琉球人外相繼投入外，也陸續吸引了當地的噶瑪蘭族人、宜蘭龜山島的村民，甚至高雄屏東等各地人們集聚於此，不同的族群文化、生活習性及漁業技術，成為鳥踏石仔村多元多樣的地方文化特色。1979年，政府推展花蓮港第四期拓港工程，「鳥踏石仔」漁村海灘被列為禁區，全村被迫面臨搬遷的命運，在以國家建設為前提的時代價值下，村民無力抵抗既定政策，只能不捨地搬離家園，自此，「鳥踏石仔村」成為了歷史名詞。隨著建設的腳步，隔年，白燈塔在引爆炸藥後，永久消逝於海岸地景上；「當時引爆時，初夏時節的鳥踏石仔海灘，還有許多在此戲水的人，漁民們也如日常般地忙碌於漁業，剎那間，在眾目睽睽下，這座與當地人相處了四十年的白燈塔，「就這樣突然消逝了！」許多老花蓮人每每想起當時的那幕景象，依舊紅著眼眶深感不捨。

藝術裡所述說的老花蓮故事
在缺乏客運，貨運量也逐漸降低的趨勢下，許多港邊的設施逐漸閒置，位於花蓮漁港邊一處閒置多年的1-1倉庫，在藝文與講求舊建築活化的政策推動下，號召藝文團體進駐，計劃轉換為一處城市裡的藝文空間。然而，數年間，一個個懷抱著夢想的單位陸續進駐，又因港區的管制與地點的偏僻而默默地離去。長期在花蓮港經營維納斯藝廊的林滿津，在遷到港區之前，原本在市區租了一棟三層樓的空間，交通便捷，也讓訪客絡繹不絕，然而，一份想追求寧靜的心情，讓她決定由市區搬到這處邊陲地帶的港邊，目前，也是港區藝術空間中少數堅持留下的藝廊經營者。

看見港邊藝文特區的沒落，她計劃了一段以「驛站‧藝讚─花蓮港」為題的藝術介入空間計劃，期能透過一群藝術家、當地村民與孩子們的集體參與，來回顧與講述出關於「鳥踏石仔村」與「洄瀾港」的老故事。倉庫外側牆面上，約有9米高寬約31米的「山海迴旋-白燈塔印記」大型壁畫，當地藝術家以老照片與老人口中的故事為基礎，以馬賽克為素材，帶領孩子們一起完成創作，將老花蓮人印象中的「鳥踏石仔村」勾勒出來。壁畫裡講述著早期的花蓮車站與蒸汽火車的時代；也透過日出、海鳥及白燈塔等老花蓮的環境元素，回味著昔日「鳥踏石」地名時期的生活記憶。另一處結合藝術家牟善珺的紙雕、馮祥生的雕刻工藝及書法家李秀華的書法，以蛇紋石為素材，跨領域地共同創作出一座高約3公尺的「幸福青鳥郵筒」，在港邊締造出一個新的場所意象。這座可以讓旅人投遞信件的藝術郵筒，上方有隻傳說中「東方最喜樂的鳥」，名為「東僖」的青鳥，透過信件的收送，穿梭於天涯海角，為許多人們傳遞著幸福的訊息。

一段談著花蓮老城市記憶的壁畫、一個講著傳遞情感的藝術郵筒，其實勾起的並不僅是在地花蓮人的往事，更蘊藏著更多屬於日本人的生命故事。

隨著情感的訊息，回溯到「移民村」的年代
「移民村」源於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當時，為解決日本內地農村人口的生活經濟及社會問題，日本政府積極鼓勵日本農民移往台灣花蓮定居生產。初期，零星的移民，並未形成以日人為主的大型生活聚落。直到1899年，日本政府由賀田組主導大型的移民村計劃，協助首批來自北海道及四國的移民移墾花東平原，並從事農業實驗計劃，做為前進南洋的軍事後勤資源預備。1909年後「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更大規模的「移民村」計劃，陸續將花蓮區域的無主地收編國有，以「造鎮計劃」的方式，完成了堤防、水圳、學校、醫療院所等公共設施，沿著花東縱谷開闢出多處移民聚落，並引進約一千七百多人的移民，而形成當今的花蓮諸多鄉鎮。

1909年在「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的移民政策下，於花蓮設置荳蘭社移民指導所，「吉野村」（今「吉安鄉」）也成為首座官營移民村。初期，約有六十一戶日本移民到此開墾，其中約有五十戶來自日本德島、北海道、新潟、秋田與千葉等地的移民，四年後，這座移民村的規模已達數百戶。在資源大量投入後，日本政府開始在境內推廣台灣的美麗環境與豐富物產，大力地宣傳移民政策，更提供免費之交通運輸、配給土地與房屋，來鼓勵在日本境內沒有自己的土地、生活趨貧的農民到此開墾。隨著移民人數擴增，原本以公營為主的移民機制也陸續轉為私營，並繼續往南向東部平原擴展。當時舉家搬遷的許多日籍居民，多是變賣家產而到此開墾，其經濟條件並不比在地村民寬裕。發展至1932年，在東部地區的村落陸續形成後，「台灣總督府」也曾擴展到西部平原，於濁水溪、虎尾溪及高屏溪等河床區域大規模開闢「移民村」。

當時擁有豐富社經地位的日本移民，多選擇居住在商業熱絡且較具現代生活的都會城市，而定居於偏鄉聚落的日人，相較於本地居民，僅是在移民政策下，多了政府配給的小塊土地可以耕作、一小棟可以安居的房舍，但與台灣人一樣，都同樣過著辛苦的農耕歲月。移民到花蓮的日籍居民，更陸續遭遇風災、瘟疫等災難，在水土不服與環境衛生條件過差的景況下，客死他鄉的情形時有所聞；而得以存活下來的人，也逐漸在此娶妻生子，安穩地生活了下來。只是，這段大規模以台灣為基地的移民村計劃，隨著二次大戰而終止；1945年，戰後遭遣返的日本移民已高達數萬人之多。在許多艱難的日子中，日本移民與台灣人都是一起走過，也因此，當年在「洄瀾港」邊，一群群待遣返的日人，交雜著原民與漢族居民的人潮，彼此哭泣相擁著，在此起彼落的互道珍重聲中告別，只是這一別，可能就是三、四十年…甚至便是永別；至今，花蓮的移民村裡，還流傳著許多台灣人昔日與日籍居民的動人故事。

日本是我的國家，台灣是我的故鄉
由台灣這塊戰敗之地回到日本國土的「日籍台灣移民」，有三個月時間都被政府安置於德島縣，一處被稱為「台灣村」的偏遠聚落中。表面上為的是確定身體的健康狀況，避免外來的傳染病被引進國內，但真實的目的，是將這群人視為難民來隔離。也因將健康與患病的人都聚在一起生活，導致原本健康的人也因被感染而生病，反而在自己的國土上被遺棄而死去；得以存活下來的人離開後，在一無所有的景況中，過著被國人譏諷與嘲笑的日子，因而隱姓埋名地流落遠方謀求生路。

隨著生活逐漸安穩，對於台灣的鄉愁反日益加劇，而讓這群當時一起到「吉野」開墾的移民組成了「吉野會」。每年的聚會，除了彼此的問候，也常懷念起過去在台灣的共同故鄉——「花蓮吉野村」。「吉野會」維持了六十多年後，隨著每年降低的聚會人數，在召開最後一次聚會後即宣告解散。然而，「吉野會」僅是一個代表性的名詞，事實上，當年曾在台灣開墾，戰後被遣返的日本移民，也在日本境內的許多城市組成類似的團體，在經濟情況逐漸改善後，開始每年擇期相約回到花蓮訪友並懷念昔日的家園；在多數人逐漸老邁時，這樣的團體，儼然成為彼此生命的激勵與安慰。

「灣生」，即是在台灣出生的日籍孩子。當年，得以躲過各式天災人禍的日籍居民，漸漸地熟悉與適應這裡的環境後，一個個孩子出生、成長，與本地居民的孩子一起遊玩嬉戲。當時隨著家人被遣返時，有的還是襁褓中的嬰孩，有的已在這裡完成了國民教育，甚至已是青壯年，在他們隨著父母一起回到日本後，雖然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但也更確信自己也是台灣人，對於他們來說，出生在這塊土地，「台灣」就是自己的故鄉，而總在心裡疑惑著為何要離開。也因為這樣的故鄉意識，在講求民族情操的民情中，更為多數國人排斥與歧視，「你們又不是在日本出生，怎麼算是日本人！」從台灣回到本國的日人，壓抑在這種受排擠的眼光中，深覺得日本是「陌生的祖國」。

因出生於台灣，也導致在日本的灣生，在政府的戶政檔案中，僅會有死亡紀錄而永遠都不存在出生資料。吉安鄉公所多年來常接待一批批由日本到台，想申請「出生證明」的灣生；在有限的年月中，還能獲得一份自己在台灣出生的證明文件，是許多老灣生心中最大的願望。只是公所人員面對著過去均以人力抄寫的文書，歷經了政權移轉後數十年的戶政變遷而不易尋找；也發現許多人因隨著工作，不斷遷入遷出於各地而更難查證，加上地名與行政區早已隨時代變遷而大幅改變，在這些複雜因素下，要回溯當時的日籍人士戶籍資料，始終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難度。但隨著科技發展，鄉公所開始可以透過與其他各公所間的數位化資訊整合，加速了讓日籍老人家們拿到「出生證明」的速度。

2013年，八名已八、九十歲高齡的灣生，在台灣與日本兩國政府及民間團體協助下，回到久違的花蓮故鄉尋根。他們透過一張張泛黃的黑白老照片、紀錄片，來分享當時在花蓮的生活景況，也有人唱著當時在這處家園裡唱過的童謠，來懷念這塊蘊藏著許多生命記憶的土地。當他們看見手上那張自己的出生證明時，紛紛熱淚盈眶地感動著，終於在「家鄉」完成了數十年來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