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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什麼時候,我們開始關注女人、奴隸、中產階級或者異教徒的人生?什麼時候,我們開始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歷史?其實世界可以這樣看,歷史不是只告訴你上層階級的事!
本書收錄十位學者的學思歷程,他們走在時代的前端,藉由各自的學術專業,影響當代史觀,也改變了我們對於歷史乃至當下世界的認知: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復興了敘事傳統,賦予歷史書寫穿梭時空的魅力;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以獨特的歷史之眼,洞悉藝術文化如何體現出時代脈動;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重新探問「人文主義」的精神與定義,奠定文藝復興的研究基石;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結合史料與電影,訴說一則則過往被忽略的邊緣人的故事;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透過人類學的「深描」手法,開創文化詮釋之路;彼得‧布朗(Peter Brown)專注追尋基督正統之外的異教聖徒;彼得‧蓋伊(Peter Gay)將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帶入史學研究,重塑布爾喬亞的面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一生為婦女喉舌,並身體力行地將婦女帶入歷史研究的殿堂;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早在數十年前便意識到歷史的建構性,不斷叩問歷史是否「真實」;社會學家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不斷反思社會運動、革命與歷史進程的關聯。
一部彙集十位當代重要學者的真實人生故事,聽他們娓娓道出研究過程的挫折與啟發,分享學術與生活之間的衝突與融合。十則故事彰顯出的是永不放棄的求知精神,超越時代的視野與洞見,以及擁抱人類生命的熱情──而這一切,只因為我們渴望更了解這個世界。

本書特色

1.一位猶太女孩如何成為女性研究的先鋒?一名左翼學者如何走過冷戰時期美國社會的抵制,透過電影等大眾媒材,探討農民、奴隸、罪犯和其他邊緣人的一生?本書彙集十位當代重要學者的真實人生故事,從中看出他們如何引領時代,改變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十位學者分別是: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彼得‧布朗(Peter Brown)、彼得‧蓋伊(Peter Gay)、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
2.書中有九位學者均是一年一度「哈斯金斯講座」的得主,影響擴及歷史學、人類學、政治、藝術等人文領域,專業地位受到世界肯定。
3.本書為海內外唯一版本,費時數年獨家取得原作者授權,由史學專業研究者精心合譯。榮獲知名學者李弘祺、蔣竹山特撰專序,張隆志、張鐵志、黃克武、潘光哲、劉季倫、藍弋丰等名家聯合推薦。

〔主編〕
陳建守,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2014-2015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員。研究興趣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以及當代西方史學理論。著有《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主編《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德/賽先生‧五四運動研究書目》。另有單篇論文、翻譯及書評三十篇。本書由其邀集林俊宏、莊勝全、陳禹仲、陳建元、傅揚、黃璐、韓承樺、謝柏暉等海內外青年學者群精心合譯,並特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李弘祺、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蔣竹山撰寫專序。

〔譯者〕
林俊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
莊勝全(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陳禹仲(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政治思想史碩士)
陳建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陳建守(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傅 揚(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黃 璐(復旦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博士生)
韓承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謝柏暉(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博士生)

【主編序/致歷史學徒的十封信】陳建守

學習歷史也是理解歷史學的動向。極端地講,沒有歷史的編纂(歷史研究、解釋),也就沒有歷史。--入江昭,《我與歷史有個約會》

有一種演說形式稱之為「自我敘史」(ego-historie)。意思是指「自傳」嗎?不,這說的是演說者學思歷程的敘述──他所處理過的議題、他在這歷程中遇見的人及經歷過的探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Peter Berger,《柏格歐吉桑的社會學奇幻旅程》

書寫故事一點都不簡單。在化為文字的同時,想法就枯萎在紙張裡,而思想與意象也會疲軟乏力。如何才能讓這些恢復生氣呢?很幸運,有大師在此,可以效法他們,並以他們為榜樣。--Mario Vargas Llosa,《公羊的盛宴》


  從新生南路的側門拐進臺大校園,迎面可見的是一排櫛比鱗次的廣告。這些廣告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學會、社團招募新血的海報,另一類則是臺大校方所舉辦的名人學思歷程講座。這兩類廣告在驕陽的映照下,倒是交會折射出共有的特點。前者是專屬於每個年輕世代的書寫,從其所採擇的文字、圖樣,內中可以見到恣意揮灑青春的氣息。後者的講座則是見證這些術業有專攻的名人能士,過去那段不羈投注青春年華的歲月回顧。每天步履在這段兩、三百公尺距離的校園,我心中總是在想,什麼是專屬於歷史學徒的學思歷程講座呢?這個念頭時而浮現、時而模糊在我心頭縈繞不已,然而伴隨著每天的案牘勞形,這個想法竟暫時被我拋至九霄雲外。我很難形容我的「意識」是否如同量子物理學家最新的研究所云,有其波長可以影響人類的思緒與大腦,我竟然在某日接獲一封來自大西洋彼岸的信件,這才促使我思考出版本書的可能性。這是來自本書原作者之一休斯克教授的信件,時間是2008年12月20日,距離我申請版權已有三年之久。當時《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的姊妹篇《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才剛付梓出版,我深知製作翻譯書籍的複雜與困難。從無償繁體中文的授權、勇於任事譯者的尋找、翻譯薪金的償付,以迄後續的出版、校對,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時間。然而我又禁不起休斯克教授無償授權的誘惑,幾經思考之後,我決定找來身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與他們商討出版的可能性。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本書的譯者群均稍做考慮便答應承負譯事工作,唯一的條件是,要我去申請完整的繁體中文授權。
  我本來以為有了前一本書的經驗,繁體中文授權的工作本該得心應手,想不到該書的授權程序遠較前一本書更為艱難。理由在於哈斯金斯講座的版權並不在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而是分別歸屬在該年度講者的手上。這意味著我必須找到逝世講者的法定繼承人,這對我來說不啻為一個絕大的挑戰。我先致信該講座的管理人Stephanie Feldman女士,幸虧Stephanie女士伸出援手,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聯絡資訊。我便先後致函給史東教授的哲嗣Robert Stone先生,以及紀爾茲教授的遺孀Karen Blu教授,申請他們對於中譯版權的首肯。這時已經是2009年的5月中旬。布朗教授亦在此刻傳來同意中譯的許可。在等待授權期間,我還申請了提利教授的文稿。這是因為提利教授在2008年4月罹患淋巴瘤逝世。知道提利教授辭世的消息後,我總是在想提利教授晚年在病床上與癌症進行纏鬥,倘若他活得更長一點,健康因素不致影響他寫作回憶錄的話,那麼展現在注重社會結構影響力的提利筆下的二十世紀史肯定別有一番景致。因此,我決定尋找一篇適合的文稿以為悼念。本書因而收入一篇體例不符,由提利教授高足Craig Calhoun和Andreas Koller寫就的文稿。Craig Calhoun和Andreas Koller兩位教授告知我,提利教授沒有類似學思歷程講座的稿件,建議我直接翻譯他們倆人合寫的文稿。該文針對提利教授重要的作品與概念進行簡要的速寫,文稿雖然不長,但讀來便可知提利教授研治學問的梗概。
至於克里斯特勒教授和蓋伊教授的授權過程,就只能以峰迴路轉來形容。蓋伊教授的講座是我原先就鎖定的對象,無奈傳遞了幾封信件都得不著蓋伊教授的回覆。我在苦思之下,只好硬著頭皮寫信到耶魯大學歷史系辦公室,徵詢求取蓋伊教授住宅的地址。我的辦法是將兩封內容相同的信件,分別寄往蓋伊教授的私宅和耶魯大學歷史系系辦,這樣一來,蓋伊教授至少會見到兩次申請版權的信件。不過,此事一直延宕到2009年10月29日才有回音。我接獲蓋伊教授寄來的信件,函中將兩封授權信件裝在一起,蓋伊教授不改其率直作風,僅在其上簽署“permission granted"以及“Peter Gay"字樣。我將其中一封信件交付出版社留存,另一封信件迄今仍保留在我手上。事實上,我在信中曾提及,為了避免作業繁瑣,可以請蓋伊教授直接以電子郵件告知我授權與否。從這件事情上,我們便可獲窺一位知名學者的堅持。克里斯特勒教授的講座,是本書較晚決定的一篇文章,要一直到了2011年9月5日我才驚覺漏收該文,這是由於我的才疏學淺與懶散所致。在此之前,譯事工作已經開展,我一來不想耗費太多心力在這項翻譯工作上,二來總覺得無法遍收每篇講座,勢必會有遺珠之憾。但後來有機會閱讀文藝復興研究的作品,我才發現克里斯特勒教授是早期文藝復興研究的巨擘,便隨即去信申請版權。然而,克里斯特勒教授的身後事,統一交由一位在紐約執業的律師Lya Freidrich女士管理。Stephanie Feldman女士和我一時半刻都無法聯繫到她。後來我利用網路關鍵字的檢索,將可能有用的資訊逐一整理給Stephanie Feldman女士。終於在2011年11月4日接獲Lya Freidrich女士的同意,開始啟動克里斯特勒教授講座的中譯。附帶一提的是,本書重新收入戴維斯教授的講座一文,這是為了求取講座選譯之完璧。戴維斯教授不僅慨然同意重新收入她的鴻文,更是提供許多寶貴的資訊供我參考。《時代的先行者》重新收錄的戴維斯教授文稿,較之前一個版本,在內容上重新請譯者修訂潤飾過一遍,加入詳細的譯注,並且更新著作目錄。在可讀性上會比前一個版本更高,且相關的資訊亦更加豐富。讀者諸君閱畢,便可知我所言不假。這是本書交付給出版社審查前的雛形。《時代的先行者》最後收入的兩篇文章是勒納教授和艾波比教授的講座。這是出自於本書導讀人之一的蔣竹山教授之建議。我在2013年4月13日去信申請兩位教授的中譯版權。艾波比教授在一週後即覆信答應授權。但勒納教授在該年一月辭世,這意味著我再次需要尋找其法定繼承人。勒納教授的法定繼承人是其愛女Stephanie Lerner女士。Stephanie Lerner女士極為重視母親的講座,要求先將中譯文給其過目審閱後才同意授權,此事在8月21日塵埃落定。Stephanie Lerner女士委託高彥頤教授進行中譯文的審查工作。高教授不僅通讀全文,還替該文加上譯注,實是本書之光。
  《時代的先行者》各篇講座的前頭,有些會附上對講者的介紹,有些則付之闕如;介紹者有些會在文末署名,有些則否。本書的編譯皆按原文樣貌呈現。書前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和哈斯金斯講座的介紹,則由我按照既有的敘述再加上其他資料,重新編寫而成。每篇學思歷程的副標題(例如勞倫史‧史東一篇的副標題為「敘事的復興」)為原文所無,是中譯本為使讀者迅速掌握主角特色,特別添加的。在內容安排上,依照哈斯金斯講座的得獎年份依序排列,文前並附有一份講者著作目錄的清單。這份清單是由譯者先編製而成,再由我逐一檢核增補得來的結果。希望可以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按圖索驥,作進一步的查考與閱讀。哈斯金斯講座所蒐羅的範圍極廣,本書無法篇篇翻譯收入,只能挑選與歷史學研究較為相關的部分予以翻譯。譬如以鑽研人文地理學享譽於世的段義孚教授,就是1998年講座的得主。本書只能以遺珠之憾視之,還請讀者諒察。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時代的先行者》與前此編輯的《史家的誕生》在製作的程序上有所相似。然而,本書並非該書的「續集」,而是姊妹篇。我在製作《史家的誕生》一書時,腦中本欲編輯一本全然以訪談錄呈現的書稿,另一本則完全以史家自述呈現的形式。不過,由於申請版權的時間曠日廢時,我耐不住性子,迨有十篇翻譯版權到手,就組織譯者進行翻譯。這使得《史家的誕生》只收錄了七篇訪談錄。《時代的先行者》更因為我的私心,收入一篇體例不合的文稿。由今視昔,當初我腦中策劃的兩項計畫,似乎都未臻於最初的構想。本書的特點就如同布朗教授講座文前的介紹所云,哈斯金斯講座不希望講者對於學術研究的「成品」(product)進行介紹,反之是希望與其他學者分享學思歷程中的個人體驗。這是兩書最大的不同點。哈斯金斯講座的內容仿若是市面上「寫給青年學者的信」一般,透過講者的口吻娓娓道出學術這一行的潛規則,以及如何在學術研究的路途上踽踽獨行,享受旁人無法領會的樂趣與辛酸。《時代的先行者》所收錄的內容可能較之《史家的誕生》卡司沒那麼星光熠熠,甚至有些學者尚嫌陌生。但讀者可以放心的是,哈斯金斯講座的得主是有一定遴選的標準,絕對是出色當行的學者,才可以獲得青睞登上講座之林。我倒覺得本書所呈現的內容是這些學者對於研究生涯的洞見,從童稚之年的經驗、就學的經過,一路迤邐而至學院內的氛圍,與讀者分享剖析學者從業生涯的激動與挫折,處處充滿著大師的睿智篤學。這些講座的學者配合著他們學術「成品」寫作的經歷,信手拈來記憶的吉光片羽,雜揉交會出己身研究的經驗與看法。這些講座的得主早已自成一家之言,試圖從各個視角,提供各種可能的選項供我們參考。無論你/妳是正在史學門徑之外徘徊不已的學徒,亦或是已經進入山中修行的學徒,《時代的先行者》絕對是一本寫給「歷史學徒的十封信」。
  本書的編輯時間遠比前一本書更加費時,編輯過程中的最大功臣當屬辛苦的譯者群。當初我規劃的標準程序是譯者各自認領文稿翻譯,翻譯初稿完成後再交由另外一位譯者閱讀,這樣一來每篇文章等於有兩位譯者看過。所有稿件除了艾波比教授的文章有原注外,其餘各篇的註腳皆是譯者的心力結晶。每位譯者對於譯注的書寫有所不同,我的工作在於統一寫作的格式,並逐一核對、刪補內容,遇到有漏缺的部分,再由我自行補上。為了服務讀者的需求,書中將所有已經出版中譯本的書籍予以標明,提供讀者參酌。由於書籍製作時間過久,有幾位譯者在中途已經負笈海外,攻讀學位。我們只能憑依網路社群的便利,進行最後的校稿工作。每位譯者都要接受出版社和我不時的催稿與緊迫盯人。在譯者群中,我要特別感謝陳建元先生,陳建元翻譯了本書的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還得到高彥頤教授高度的讚賞。出版前夕,出版社發現有篇文章漏譯前言,在緊急之下,我得親自補譯該段落,同時委請他為該文潤飾。本書選譯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出版的哈斯金斯講座,有賴講座管理人Stephanie Feldman女士悉心處理中譯授權事宜。每篇文章的版權擁有者,皆樂見中譯文稿的問世,且不厭其煩地援助譯事工作的進行,在此特申謝悃。本書有幸請來兩位出色當行的學者進行導讀的書寫,亦須在此申致謝悃。李弘祺和蔣竹山兩位師長,對於西方史學的脈動和紹介皆有所領會與成果。李老師更是底氣十足地為本書撰寫一篇長達一萬多字的導言,在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一篇個人觀察學術動向的反思。由於本文寫作之際,尚不知有何學者列名推薦,我無法一一道謝,謹代表本書譯者群,致上最高的敬意。本書可以在臺灣出版市場的低迷狀態下,花落秀威資訊,也在此對秀威及其編輯鄭伊庭小姐的付出表示感謝。
  《時代的先行者》付梓之際,我的母親林淑靜女士在一次例行健康檢查中,發現左胸罹患腫瘤。在接受開刀全切除之後,隨即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化學治療。我在幾年前有機會讀到香港作家西西的《哀悼乳房》的幾個短篇,當時讀來只覺得是一種對身體器官不捨的繾綣書寫,沒太多額外的感受。直至這次母親罹病,我往來醫院與家中的路途上,似乎有點理解西西筆下的情態。然而,我不能也不敢叩問母親術後的心境變化。只能盼望本書的出版,有那麼一點聊慰她身心的靈力。

陳建守寫於2014年3月8日婦女節

代 序 近代西洋史學200年/李弘祺
代 序 我的當代文化史大師的閱讀之旅/蔣竹山
主編序 致歷史學徒的十封信/陳建守

簡介 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
簡介 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講座

01 敘事的復興──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
02 藝術的歷史之眼──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
03 文藝復興研究的巨擘──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
04 從邊緣看歷史──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
05 人類學家的文化詮釋──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
06 聖徒的追尋──彼得‧布朗(Peter Brown)
07 布爾喬亞的描摹者──彼得‧蓋伊(Peter Gay)
08 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
09 對於歷史真實的不斷叩問──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
10 站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交界上──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

人名索引

「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
「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以下節錄自本書〈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的學思歷程〉一篇: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9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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