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在官方和大眾記憶中卻完全湮沒無痕
1899年，即中英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新界租借給英國後一年，英國人進入新界接管此地。此舉觸發新界鄉民反抗，繼而爆發一場六日戰爭，華人在這場戰事中死傷枕藉，稱得上是一場大屠殺。新界史研究專家夏思義博士，首次詳細研究這場已完全為人遺忘的戰爭，並以生動方式述說這段故事。
本書主要內容是以逐日記述的方式，訴說戰鬥經過，並揭示當時香港總督卜力和輔政司駱克對於這場仗的打法意見相左。作者運用他對於新界歷史的深湛知識，詳細描述參與戰事的鄉民領袖和普通群眾。此書對於在這場戰爭陣亡的人數提出了新估計，不是一般史書記述的「人命傷亡不大」，而是有近五百名鄉民被殺，作者同時探討英方資料大都低估死傷數字的原因。
此書不但適合研究香港和中國的歷史學家細讀，研究大英帝國和英國軍隊的歷史學家，以及喜歡軍事史、帝國史和香港史的一般讀者，讀起來也會感到興味盎然。
作者簡介
居住香港逾四十年，長期研究新界及其居民的歷史和傳統生活，對本地歷史深有研究，獲委任為香港康樂和文化事務署、沙頭角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和開平市人民政府榮譽顧問。著有多篇關於新界史的文章。
譯者
林立偉，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並獲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及新聞學碩士學位。翻譯作品包括《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
序
自序與致謝
我最早對1899年的六日戰爭發生興趣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時候我在研究沙頭角墟市的歷史。1許舒（JamesHayes）博士提醒我注意兩封沙頭角父老所寫的信，這兩封信的譯文收錄在一輯為殖民地部刊印的文件集中，該文件集稱為《東方第六十六號：香港；有關展拓殖民地界址往來函件（1898年6月20日至1900年8月20日）》（Eastern No.66: Hong Kong; Correspondence [June 20 1898, to August 20 1900] Respect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lony）。2我翻閱這輯文件集後，3找到要找的沙頭角信函，也看到大量有關六日戰爭的文件。不久
顯然我對
我撰寫此書時還得到許多其他人協助，也要在此衷心致謝，其中科利特（N. Collett）中校、帝國戰爭博物館的蘇達比（R. W. A. Suddaby）先生、
愛丁堡喬治華生書院（駱克文書的擁有者）校長和蘇格蘭國立圖書館（駱克文書的保管者）讓我翻閱這些文件，我十分感謝。
圖一、二和三得到擁有這些照片版權的倫敦國立陸軍博物館准許使用。圖八、九和十版權屬英國政府／國防部所有，獲英國政府文書局局長授權使用。圖四版權屬瑪麗‧埃文斯圖片庫所有，得其准許採用。圖五蒙愛丁堡喬治華生書院和蘇格蘭國立圖書館惠允採用。圖六和圖七獲擁有其版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歷史博物館批准使用。圖十一和十二版權屬於香港特區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該處准許此書使用。圖十五得到
圖一、二、三和另外一些香港軍團照片曾刊於《侵略香港：1897年的夢魘》（Hong Kong Invaded, a’97 Nightmare, Gillian Bickle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圖四之前曾刊於《不平等條約，1898至1997：中國、英國與香港新界》（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Peter Wesley-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0〔2nd, revised, edition 1998〕）的卷首插圖。
最後我要感謝妻子靄蓮，我在十八個月內思想、說話乃至行為都完全圍繞着六日戰爭打轉，對此她默默忍受而毫無怨言。
1 見The Alliance of Ten: Settle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Sha Tau Kok Area”in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ed. D. Faure and H. Si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3–160, and“Eastern Peace, Sha Tau Kok Market in 1925,”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33(1993), pp. 147–202。
2 Eastern No. 66:
3 這輯文件在本書下文稱為Extension Papers或《拓界文書》
4 譯註：後來改稱立法局
5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899, No. 32 of 1899,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00; and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899, No. 35 of 1899,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urbances on the Taking Over of the New Territories, Government Printer, HongKong, 1900.
6 這兩輯文件輯在此書下文分別稱為Despatches或《公文》以及Disturbances或《騷動》。
目次
高馬可序 i
中文版自序 v
自序與致謝 xi
緒論 1
第一章 1899：帝國主義時代的香港 13
十九世紀末的英帝國主義 14
帝國主義時代中的香港 26
第二章 暴亂、騷動、反叛和戰爭：對於帝國主義理想的武裝反抗 39
叛亂、造反和全面戰爭 40
民眾騷動 57
1899年新界騷動 59
第三章 1898年7月至1899年3月：通往戰爭之路 61
1899年的新界 61
1898年，民情洶湧反對租約 67
準備開戰：1899年3月至4月 71
反抗軍 76
反對抗英活動 77
促使抗英份子參加武裝反抗的因素 79
第四章 1899年4月：戰爭 89
主要戰事：
主要戰事：
主要戰事：
炮兵問題 131
主要戰事：
槍炮與武器 141
鄧祥興謀殺案 144
第五章 卜力與駱克：衝突與傷亡 155
傷亡：英國官方說法 155
傷亡：村民的觀點 157
傷亡：英方的非官方觀點 166
對傷亡的分析 168
伯傑眼中自己的職責 172
卜力對待反抗軍的政策 177
以最低武力平亂：威海衛的例子 191
駱克對反抗軍的看法 195
對官方報告的分析 207
第六章 對戰爭的評估 213
軍事情報失誤問題 213
補給和運輸：後勤缺失 217
指揮問題 226
詭辭欺世的報告 231
小結 234
第七章 鄉民：領袖與追隨者 235
抗英領袖 235
抗英運動的民眾 249
小結 253
第八章 戰後餘波 255
附錄
附錄一 香港總督公告，
附錄二 香港總督卜力在
附錄三 駱克日記所載伯傑上尉關於
附錄四 作戰報告：皇家炮兵上尉西蒙茲 276
附錄五 大樹下天后廟神位刻文 279
附錄六 六日戰爭與錦田 280
附錄七 文湛泉傳略 281
附錄八 伍醒遲傳略 282
書摘/試閱
緒論
本書是關於
這場戰爭戰況頗為激烈。英國方面無人陣亡，但鄉民戰死者達幾百人之譜，大概約有五百人。但是，在1899年4月19日後，無論官方文獻還是鄉民資料都對這場戰爭幾乎隻字不提—在官方和公眾記憶中消失得如此徹底的重大軍事衝突絕無僅有。這背後原因是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研究課題。香港政府不想這場戰爭的記憶影響它對新界的管治，而抗英鄉民似乎很快發現反抗是不智之舉，所以雙方在戰後都蓄意將之遺忘。
1899年擔任香港總督的卜力爵士（SirHenryBlake）視這場反抗活動為民眾騷動，參與者是一群受蒙蔽和被誤導的人，他想以最低武力並盡量以安撫懷柔手段來消弭騷動，亦即是說，僅在遇襲時方採用武力自保脫身。但是輔政司駱克（JamesStewartLockhart）1和現場的部隊指揮官奧戈爾曼（O’Gorman）2中校卻另有看法，他們視這場反抗活動為叛亂，認為應將叛亂份子殲滅。他們欺瞞掩蓋，成功殲滅了反抗軍，但卻對外公佈說反抗軍傷亡很少。加士居（WilliamGascoigne）將軍接納這個說法，並稱戰事是「規模頗小的軍事行動⋯⋯人命傷亡不大」，這種輕描淡寫的態度，此後直至今天一直是對於這場戰事的公認定論。
英國人在1898年取得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的協議3，並擬在
第二天，即
戰事結束後，港督堅持把這場戰爭「一筆抹掉」（這是他的原話），重新開始，實現建設他心目中的新界—實行官民友好合作政策的地方。他嚴令不得懲罰和報復抗英份子，又下令軍隊在幾天內撤離新界。卜力在1899年稍後時間到訪新界，與鄉紳父老（當中數人曾是那場抗英運動的領袖）會面，他小心翼翼絕口不提這場戰事。卜力的友好合作政策，自那時候起直至近期一直是港府管治新界的不變政策。
駐港英軍在這場戰爭中打得很差：情報工作非常不濟，後勤補給拙劣，指揮不清晰、不準確，炮兵調動無方。英軍得勝全靠兩個因素：一是在
抗英領袖來自傳統農村領導層，幾乎全是富裕和地位崇高的士紳，這些領袖的年紀均高於他們同鄉的平均年齡，他們無人戰死。戰事的陣亡者全是村中較貧窮和地位較低的人，大多是年輕人，年齡約在十六至二十八歲之間，有的未婚，有的剛結婚不久。
1譯註：他的漢名又譯為駱任廷、駱檄。
2奧戈爾曼中校是愛爾蘭奧戈爾曼氏族的族長，對他正式恰當的稱呼是「奧戈爾曼族長」（TheO’Gorman），但是人們通常不會那麼正式，而只簡稱他為「奧戈爾曼中校」。除了引用原始資料時，本書通常稱他為「奧戈爾曼中校」。輔政司駱克通常一絲不苟以正式全稱來稱呼他。
3譯註：即《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第一章 1899：帝國主義時代的香港
1899年是帝國主義作為英國信念體系的巔峰時期。當年絕大部分英國人深信大英帝國是世界上重要的為善力量。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英帝國持續擴張，令英國人深信自己和他們的帝國能發揮有益世界的作用，對此抱有堅定不移的自信，並且引以為傲。
英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帝國擴張的特點，是一連串小規模殖民戰爭，而英軍在這些戰事中幾乎戰無不勝。在大英帝國擴張的故事裏，這些小型殖民戰爭猶如散落於其間的標點符號，是英國人對於自己帝國的作用感到自信和自豪而引發的，而這些戰爭無一例外以英國人勝利吿終，又反過來加強英國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1898年，英國從中國獲得租借新界1九十九年的租約，原有的香港殖民地領土是分別在1843年和1860年割讓，而新界是與這個殖民地接壤的大片土地。英國人在1899年4月接管新界（見地圖一）。這一帝國擴張行動觸發新界原住民起事，反抗英國接管，而這反抗活動經過一場六日戰爭後被英軍牧平。這場小型殖民戰爭反映英國人對自己帝國作用和地位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這在當時的香港顯露無遺。這場戰爭的史實會在下文詳述，而在此之前，宜先概述它背後的英帝國主義者的信念體系2
十九世紀末的英帝國主義
到了1899年，英國人建立的帝國已存在了三百年之久，但帝國主義這個證明帝國之存在正當合理的信念體系，卻是十九世紀的產物，而且主要是在1899 年前五十年問出現。在1832年《改革法案》通過之後，英國政壇開始由中產階級主宰，他們深信，外交政策不能只為攫取本國利益，而必須在道德上有正當理由。這種要求外交政策合乎道德的想法，最早是表現在反對奴隸制方面。成功禁止奴隸買賣後（1808年起不准英國船隻販運奴隸，1818年起取締公海上的奴隸船隻），3所有英國領土自1833年起終於全面禁止奴隸制。贏得這重大勝利後，人們的注意力就轉到建立帝國的正當理據，目的是要令英國人在海外統治非英國人，在道德上能站得住腳，以使英國中產階級滿意。
在十九世紀中期和後期，證明帝國合理的主要理據是「使命」的概念——英國人負有無可旁貸的責任，須把文明的好處帶給落後地區。雖然英國政治領袖最念茲在茲的仍是諸如「英國利益」的概念，但大多數英國中產階級愈來愈把帝國在本質上視為道德問題。不列顛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它的力量和地位，去開化和啟迪大英帝國版圖上的各民族，從而令世界普遍變得更美好？
英國所出的帝國理論家極少。事實上，英國人常常把「講求實際」奉為他們的帝國統治的偉大優點之一，那是指根據人情事理去實行一種大家都充分理解（但沒有正式陳述）的帝國制度。但那種帝國統治無論何時何地，均須以道德使命感為出發點，這種使命就是幫助所有人獲得真正和完全的文明，這點被英國人廣泛理解和接受為英帝國主義的基礎。4
在1890年代長時間擔任殖民地大臣的張伯倫爵士（Sir Joseph Chamberlain）曾發表一些闡述其帝國主義概念的言論，清晰顯示出這種道德使命感：
我相信不列顛民族是世界古往今來的統治民族中最偉大者……我們每獲一新領土……就以文明受託者的身份去開發它……在幾乎所有事例中……為那裏帶來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盛世，隨之為生命財產提供更大保障，也改善了大多數人民的物質條件……雖然任重責巨，但榮耀也極大。5
1890年代末出任印度總督的寇松勳爵（Lord Curzon）也明白地說：
大英帝國受命於天，是世界最偉大的行善工具……在帝國之內，我們不只有通往光榮與財富的鑰匙，還有須履行的義務和服務人類的方法。6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有類似的話，他確信英國人必須履行：
他們偉大、引以自豪和獨特的使命，把文明、自由與和平的幸福，傳播給現在已經或日後可能受他們統治的民族。7
如同上引這些話所明白顯示，帝國統治可以令世界變得更美善，所以是理所當然。這確實常被英國人視作近乎宗教的事情：一種「信仰」，一種「信念」。
1 關於本書提及的香港地名，參見地圖一。
2 有關英帝國和帝國主義的著作汗牛充棟，價值較高的有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Macmillan, London, 1959 ; 2nd ed. Macmillan, 1985); A. P. Thornton, Doctrines of lmperialism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and London), in series New Dimensions in History : Essays in Comparative History, gen. ed. Norman F. Cantor (1965);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1935, 2nd ed.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51)（第三章“The Triumph of Imperialism”尤其與本研究有關）;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 lst ed. Longmans, London, 1993, 2 Vols ; 2nd ed., British Imperialism, 1685—2000, Pearson Education, London, 2002, 1 Vol.) : B. Porter, The Lion’s Share :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70 (Longman, London, 1976, 3rd ed. extended to 1995, Longman, London, 1996) ; B. Porte,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 what the British Really Thought about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5) ;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 European Attitudes to the Outside Wbrld in the Imperial Age (Weidenfeld & Nicholson, London, 1969 ; 4th ed. Serif, London, 1996) ; 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Penguin Books, London, 2001) ; and K. Tidrick, Empire and the English Character (Tauris, London, 1990)。
3 這背後是根據一個頗有問題的想法，那就是英國「主宰海洋」，而且皇家海軍有權在海洋執行英國法律。
4 如見上引 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 pp. 7, 89。
5 轉引自上引 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92。張伯倫的話是來自1895年、1896年和1897年的演講。
6 轉引自上引 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93，第一句轉引自寇松的著作Problems of the
7 這句話摘自邱吉爾傳Lord Randolph Churchill (London, 1906), Vol, I, p. 156，轉引自上引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2nd ed.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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