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

自序與致謝

我最早對1899年的六日戰爭發生興趣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時候我在研究沙頭角墟市的歷史。1許舒（JamesHayes）博士提醒我注意兩封沙頭角父老所寫的信，這兩封信的譯文收錄在一輯為殖民地部刊印的文件集中，該文件集稱為《東方第六十六號：香港；有關展拓殖民地界址往來函件（1898年6月20日至1900年8月20日）》（Eastern No.66: Hong Kong; Correspondence [June 20 1898, to August 20 1900] Respect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lony）。2我翻閱這輯文件集後，3找到要找的沙頭角信函，也看到大量有關六日戰爭的文件。不久許舒博士又叫我注意另外兩輯為香港定例局4刊印的官方文集，分別稱為《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公文及其他文書》（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和《有關接管新界騷動的軍事行動的補充文件》（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urbances on the Taking Over of the New Territories），5這兩輯文件集有更多關於這場短期戰爭的資料。6雖然我對這些文件集很感興趣，但沒有再去深究，直至2005年許舒博士建議我整理一下這些資料，結果就寫成了此書。

顯然我對許舒博士十分感激，蒙他鼎力相助，在此謹致謝忱。三十年前就是許舒博士開啟我的眼界，令我發現新界歷史有趣資料的寶藏。自此以後，他一直不懈為我提供材料、忠告、知識、支持和建議。我受許舒博士恩惠之深，再多的語言也僅能表達萬一。他確實是我的恩師。

我撰寫此書時還得到許多其他人協助，也要在此衷心致謝，其中科利特（N. Collett）中校、帝國戰爭博物館的蘇達比（R. W. A. Suddaby）先生、高添強先生、陳永海博士、廖樂柏（Robert Nield）先生、張展鴻博士及許舒博士看過此書初稿，給了我許多寶貴意見和很有幫助的建議。本書在註釋中還會分別對協助我的人致謝。我也感激多位鄉村父老撥冗與我面談，並解答我的問題，尤其是屏山的鄧聖時先生、錦田的鄧霑霖先生（音譯）和其他父老，還有泰亨的文春輝先生和文伯恆先生。我還要感謝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長容許我在該會的公開講座中發表這項研究成果，我在那次演講中得到十分寶貴的意見。但書中如有任何錯誤，均由我一人負責。

愛丁堡喬治華生書院（駱克文書的擁有者）校長和蘇格蘭國立圖書館（駱克文書的保管者）讓我翻閱這些文件，我十分感謝。

圖一、二和三得到擁有這些照片版權的倫敦國立陸軍博物館准許使用。圖八、九和十版權屬英國政府／國防部所有，獲英國政府文書局局長授權使用。圖四版權屬瑪麗‧埃文斯圖片庫所有，得其准許採用。圖五蒙愛丁堡喬治華生書院和蘇格蘭國立圖書館惠允採用。圖六和圖七獲擁有其版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歷史博物館批准使用。圖十一和十二版權屬於香港特區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該處准許此書使用。圖十五得到鄧芳卿先生之孫鄧慶業先生（音譯）惠允使用（此照片蒙鄧聖時先生協助取得，也在此致謝）。圖十六是香港大學圖書館准許使用。

圖一、二、三和另外一些香港軍團照片曾刊於《侵略香港：1897年的夢魘》（Hong Kong Invaded, a’97 Nightmare, Gillian Bickle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圖四之前曾刊於《不平等條約，1898至1997：中國、英國與香港新界》（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Peter Wesley-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0〔2nd, revised, edition 1998〕）的卷首插圖。

最後我要感謝妻子靄蓮，我在十八個月內思想、說話乃至行為都完全圍繞着六日戰爭打轉，對此她默默忍受而毫無怨言。

1 見The Alliance of Ten: Settle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Sha Tau Kok Area”in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ed. D. Faure and H. Si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3–160, and“Eastern Peace, Sha Tau Kok Market in 1925,”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33(1993), pp. 147–202。

2 Eastern No. 66: Hong Kong; Correspondence (June 20 1898, to August 20 1900) Respect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lony.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lonial Office, Colonial Office, November 1900.

3 這輯文件在本書下文稱為Extension Papers或《拓界文書》

4 譯註：後來改稱立法局

5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899, No. 32 of 1899,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00; and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899, No. 35 of 1899,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urbances on the Taking Over of the New Territories, Government Printer, HongKong, 1900.

6 這兩輯文件輯在此書下文分別稱為Despatches或《公文》以及Disturbances或《騷動》。

高馬可序 i

中文版自序 v

自序與致謝 xi

緒論 1

第一章 1899：帝國主義時代的香港 13

十九世紀末的英帝國主義 14

帝國主義時代中的香港 26

第二章 暴亂、騷動、反叛和戰爭：對於帝國主義理想的武裝反抗 39

叛亂、造反和全面戰爭 40

民眾騷動 57

1899年新界騷動 59

第三章 1898年7月至1899年3月：通往戰爭之路 61

1899年的新界 61

1898年，民情洶湧反對租約 67

準備開戰：1899年3月至4月 71

反抗軍 76

反對抗英活動 77

促使抗英份子參加武裝反抗的因素 79

第四章 1899年4月：戰爭 89

4月3日和14日：火燒蓆棚 89

主要戰事：4月15日梅樹坑之戰 94

4月16日，升旗儀式 106

主要戰事：4月17日林村凹之戰 111

主要戰事：4月18日石頭圍之戰 122

炮兵問題 131

主要戰事：4月19日，反抗軍投降 135

4月19日，英軍在新界西部調動 137

4月16日，有關襲擊油蔴地的恐慌 140

槍炮與武器 141

鄧祥興謀殺案 144

第五章 卜力與駱克：衝突與傷亡 155

傷亡：英國官方說法 155

傷亡：村民的觀點 157

傷亡：英方的非官方觀點 166

對傷亡的分析 168

伯傑眼中自己的職責 172

卜力對待反抗軍的政策 177

以最低武力平亂：威海衛的例子 191

駱克對反抗軍的看法 195

對官方報告的分析 207

第六章 對戰爭的評估 213

軍事情報失誤問題 213

補給和運輸：後勤缺失 217

指揮問題 226

詭辭欺世的報告 231

小結 234

第七章 鄉民：領袖與追隨者 235

抗英領袖 235

抗英運動的民眾 249

小結 253

第八章 戰後餘波 255

附錄

附錄一　香港總督公告，1899年4月7日至9日 263

附錄二　香港總督卜力在1899年4月17日向九龍地區鄉村父老的演說 265

附錄三　駱克日記所載伯傑上尉關於4月15日至18日戰鬥之報告 267

附錄四　作戰報告：皇家炮兵上尉西蒙茲 276

附錄五　大樹下天后廟神位刻文 279

附錄六　六日戰爭與錦田 280

附錄七　文湛泉傳略 281

附錄八　伍醒遲傳略 282

緒論

本書是關於1899年4月14日至19日在香港新界進行的一場小規模戰爭，這場戰爭只打了六天。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抵抗日本人的戰鬥外，這場六日戰爭是英治時期香港境內唯一的戰事。這是一場帝國戰爭，打這場仗是為獲取大英帝國擴張所得的領土，而戰爭發生之際，正值帝國主義這種信念體系（beliefsystem）在英國本土及其海外領地達至巔峰的時期，這點也使這場戰爭成為值得關注的研究領域。

這場戰爭戰況頗為激烈。英國方面無人陣亡，但鄉民戰死者達幾百人之譜，大概約有五百人。但是，在1899年4月19日後，無論官方文獻還是鄉民資料都對這場戰爭幾乎隻字不提—在官方和公眾記憶中消失得如此徹底的重大軍事衝突絕無僅有。這背後原因是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研究課題。香港政府不想這場戰爭的記憶影響它對新界的管治，而抗英鄉民似乎很快發現反抗是不智之舉，所以雙方在戰後都蓄意將之遺忘。

1899年擔任香港總督的卜力爵士（SirHenryBlake）視這場反抗活動為民眾騷動，參與者是一群受蒙蔽和被誤導的人，他想以最低武力並盡量以安撫懷柔手段來消弭騷動，亦即是說，僅在遇襲時方採用武力自保脫身。但是輔政司駱克（JamesStewartLockhart）1和現場的部隊指揮官奧戈爾曼（O’Gorman）2中校卻另有看法，他們視這場反抗活動為叛亂，認為應將叛亂份子殲滅。他們欺瞞掩蓋，成功殲滅了反抗軍，但卻對外公佈說反抗軍傷亡很少。加士居（WilliamGascoigne）將軍接納這個說法，並稱戰事是「規模頗小的軍事行動⋯⋯人命傷亡不大」，這種輕描淡寫的態度，此後直至今天一直是對於這場戰事的公認定論。

英國人在1898年取得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的協議3，並擬在1899年4月17日舉行升旗儀式，正式接管這個地區。這個地區西邊元朗墟一帶的鄉民獲得大埔墟一帶鄉民的支持，反對英國人接管新界，並決心以武力反抗接收。鄉民集結了總共約二千六百名鄉勇，抗英運動以燒毀為升旗儀式而在大埔搭建的蓆棚（4月14日）正式開始。一支約由一百二十五名英軍（隸屬香港軍團的印度兵）組成的部隊，在4月15日奉命前赴上述大埔的地點，馬上就遭到一千二百名鄉民圍攻，鄉民裝備有老式火炮（寇非林長炮〔culverin〕）和抬槍（火繩槍）。英軍陷入險境，一艘皇家海軍炮艇馳援，以艦炮轟擊反抗軍陣地將之壓制，解救了英軍。

第二天，即4月16日，英國人比原定日期提早了一天舉行升旗儀式。4月17日，英軍（現時人數約有四百二十五人）派出大部隊攻擊反抗軍設在林村谷谷口的大炮陣地，該處有約一千一百名反抗軍，英軍以持續的步槍齊射和刺刀衝鋒發動攻勢。攻克大炮陣地後，英兵繼續追擊逃入山中的反抗軍，直至入夜以後，英兵每遇到機會就向反抗軍射擊。

4月18日，殘餘的反抗軍（約一千六百人）攻擊在八鄉上村的英兵。那時候當地只有約三百五十名英兵。他們沿䋠一條小河道佈防，等待反抗軍攻來。反抗軍推進至距離英兵約二百碼處時，英兵連續實施猛烈的步槍齊射，最終擊潰反抗軍攻勢。英兵接䋠追擊逃竄的反抗軍，至天黑方休。到了第二天，即4月19日，反抗軍和他們的村莊投降，戰事結束。

戰事結束後，港督堅持把這場戰爭「一筆抹掉」（這是他的原話），重新開始，實現建設他心目中的新界—實行官民友好合作政策的地方。他嚴令不得懲罰和報復抗英份子，又下令軍隊在幾天內撤離新界。卜力在1899年稍後時間到訪新界，與鄉紳父老（當中數人曾是那場抗英運動的領袖）會面，他小心翼翼絕口不提這場戰事。卜力的友好合作政策，自那時候起直至近期一直是港府管治新界的不變政策。

駐港英軍在這場戰爭中打得很差：情報工作非常不濟，後勤補給拙劣，指揮不清晰、不準確，炮兵調動無方。英軍得勝全靠兩個因素：一是在4月17日和18日率領部隊的伯傑（E.L.C.Berger）上尉用兵嫻熟，另外是反抗軍武器極為落後差劣。反抗軍展現出色的軍事素養：他們在4月15日和17日的戰鬥中，大炮陣地佈置極佳，在4月18日的攻勢中也表現英勇。他們落敗是受累於武器窳劣，以及英軍擁有遠勝他們的火力。

抗英領袖來自傳統農村領導層，幾乎全是富裕和地位崇高的士紳，這些領袖的年紀均高於他們同鄉的平均年齡，他們無人戰死。戰事的陣亡者全是村中較貧窮和地位較低的人，大多是年輕人，年齡約在十六至二十八歲之間，有的未婚，有的剛結婚不久。

1譯註：他的漢名又譯為駱任廷、駱檄。

2奧戈爾曼中校是愛爾蘭奧戈爾曼氏族的族長，對他正式恰當的稱呼是「奧戈爾曼族長」（TheO’Gorman），但是人們通常不會那麼正式，而只簡稱他為「奧戈爾曼中校」。除了引用原始資料時，本書通常稱他為「奧戈爾曼中校」。輔政司駱克通常一絲不苟以正式全稱來稱呼他。

3譯註：即《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第一章 1899：帝國主義時代的香港

1899年是帝國主義作為英國信念體系的巔峰時期。當年絕大部分英國人深信大英帝國是世界上重要的為善力量。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大英帝國持續擴張，令英國人深信自己和他們的帝國能發揮有益世界的作用，對此抱有堅定不移的自信，並且引以為傲。

英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帝國擴張的特點，是一連串小規模殖民戰爭，而英軍在這些戰事中幾乎戰無不勝。在大英帝國擴張的故事裏，這些小型殖民戰爭猶如散落於其間的標點符號，是英國人對於自己帝國的作用感到自信和自豪而引發的，而這些戰爭無一例外以英國人勝利吿終，又反過來加強英國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1898年，英國從中國獲得租借新界1九十九年的租約，原有的香港殖民地領土是分別在1843年和1860年割讓，而新界是與這個殖民地接壤的大片土地。英國人在1899年4月接管新界（見地圖一）。這一帝國擴張行動觸發新界原住民起事，反抗英國接管，而這反抗活動經過一場六日戰爭後被英軍牧平。這場小型殖民戰爭反映英國人對自己帝國作用和地位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這在當時的香港顯露無遺。這場戰爭的史實會在下文詳述，而在此之前，宜先概述它背後的英帝國主義者的信念體系2

十九世紀末的英帝國主義

到了1899年，英國人建立的帝國已存在了三百年之久，但帝國主義這個證明帝國之存在正當合理的信念體系，卻是十九世紀的產物，而且主要是在1899 年前五十年問出現。在1832年《改革法案》通過之後，英國政壇開始由中產階級主宰，他們深信，外交政策不能只為攫取本國利益，而必須在道德上有正當理由。這種要求外交政策合乎道德的想法，最早是表現在反對奴隸制方面。成功禁止奴隸買賣後（1808年起不准英國船隻販運奴隸，1818年起取締公海上的奴隸船隻），3所有英國領土自1833年起終於全面禁止奴隸制。贏得這重大勝利後，人們的注意力就轉到建立帝國的正當理據，目的是要令英國人在海外統治非英國人，在道德上能站得住腳，以使英國中產階級滿意。

在十九世紀中期和後期，證明帝國合理的主要理據是「使命」的概念——英國人負有無可旁貸的責任，須把文明的好處帶給落後地區。雖然英國政治領袖最念茲在茲的仍是諸如「英國利益」的概念，但大多數英國中產階級愈來愈把帝國在本質上視為道德問題。不列顛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它的力量和地位，去開化和啟迪大英帝國版圖上的各民族，從而令世界普遍變得更美好？

英國所出的帝國理論家極少。事實上，英國人常常把「講求實際」奉為他們的帝國統治的偉大優點之一，那是指根據人情事理去實行一種大家都充分理解（但沒有正式陳述）的帝國制度。但那種帝國統治無論何時何地，均須以道德使命感為出發點，這種使命就是幫助所有人獲得真正和完全的文明，這點被英國人廣泛理解和接受為英帝國主義的基礎。4

在1890年代長時間擔任殖民地大臣的張伯倫爵士（Sir Joseph Chamberlain）曾發表一些闡述其帝國主義概念的言論，清晰顯示出這種道德使命感：

我相信不列顛民族是世界古往今來的統治民族中最偉大者……我們每獲一新領土……就以文明受託者的身份去開發它……在幾乎所有事例中……為那裏帶來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盛世，隨之為生命財產提供更大保障，也改善了大多數人民的物質條件……雖然任重責巨，但榮耀也極大。5

1890年代末出任印度總督的寇松勳爵（Lord Curzon）也明白地說：

大英帝國受命於天，是世界最偉大的行善工具……在帝國之內，我們不只有通往光榮與財富的鑰匙，還有須履行的義務和服務人類的方法。6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有類似的話，他確信英國人必須履行：

他們偉大、引以自豪和獨特的使命，把文明、自由與和平的幸福，傳播給現在已經或日後可能受他們統治的民族。7

如同上引這些話所明白顯示，帝國統治可以令世界變得更美善，所以是理所當然。這確實常被英國人視作近乎宗教的事情：一種「信仰」，一種「信念」。

1 關於本書提及的香港地名，參見地圖一。

2 有關英帝國和帝國主義的著作汗牛充棟，價值較高的有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Macmillan, London, 1959 ; 2nd ed. Macmillan, 1985); A. P. Thornton, Doctrines of lmperialism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and London), in series New Dimensions in History : Essays in Comparative History, gen. ed. Norman F. Cantor (1965);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1935, 2nd ed.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51)（第三章“The Triumph of Imperialism”尤其與本研究有關）;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 lst ed. Longmans, London, 1993, 2 Vols ; 2nd ed., British Imperialism, 1685—2000, Pearson Education, London, 2002, 1 Vol.) : B. Porter, The Lion’s Share :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70 (Longman, London, 1976, 3rd ed. extended to 1995, Longman, London, 1996) ; B. Porte,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 what the British Really Thought about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5) ;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 European Attitudes to the Outside Wbrld in the Imperial Age (Weidenfeld & Nicholson, London, 1969 ; 4th ed. Serif, London, 1996) ; 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Penguin Books, London, 2001) ; and K. Tidrick, Empire and the English Character (Tauris, London, 1990)。

3 這背後是根據一個頗有問題的想法，那就是英國「主宰海洋」，而且皇家海軍有權在海洋執行英國法律。

4 如見上引 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 pp. 7, 89。

5 轉引自上引 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92。張伯倫的話是來自1895年、1896年和1897年的演講。

6 轉引自上引 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93，第一句轉引自寇松的著作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1894；第二句摘自G. N. Curzon, " The True Imperialism ", in Nineteenth Centory, Ianuary 1908, p. 157 ff，轉引自上引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2nd ed. P. 72。另外，南非總督米爾納勳爵（Lord Milner）也曾有類似言詞，見E. Crankshaw, The Forsaken Idea ( London, 1952 ) , p. 37，轉引自上引Thornton, Doctrines of lmperialism, p. 205，還有帝國主義評論員懷亞特（H. W. Wyatt）的言詞，見其文章“The Ethics of EmPire " , 1899，轉引自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93。另見《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發刊詞（1896 )：「《每日郵報》是帝國理念的化身及喉舌……是英國進步和支配地位的鏗鏘聲音。我們知道英國國旗向前邁進，是代表保護弱小民族、維護公義、守護受壓迫的人、捍衛受踐踏者的自由。」轉引自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lmperialism, p. 84。

7 這句話摘自邱吉爾傳Lord Randolph Churchill (London, 1906), Vol, I, p. 156，轉引自上引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2nd ed. P.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