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後漢書》導讀〇〇一

紀

光武帝紀 〇一九

和熹鄧皇后紀 〇五三

傳

隗囂列傳 〇七九

寇恂列傳 一〇九

馮異列傳 一二五

馬援列傳 一四七

梁冀列傳 一七九

班超列傳 二〇三

楊震列傳 二三四

黨錮列傳序 二四六

董卓列傳 二六三

董宣列傳 二八八

宦者列傳序 二九五

范式列傳 三〇五

嚴光列傳 三一二

樂羊子妻列傳 三一七

志

五行志（一） 三二二

附錄

《後漢書》全書目錄 三四四

名句索引 三五四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後漢書》導讀 馬彪

(節錄)

如果拿一本《後漢書》去問中小學生：你讀過這本書嗎？回答大概多是「沒有」！但如果問：你知道東漢有位不屈服權貴的「強項令」董宣，還有位「暮夜卻金」的廉潔大臣楊震嗎？十有八九的回答是：那誰不知道呀！教科書裏讀到過。其實，他們「讀到過」的課文就出自呈現於讀者面前的這部范曄的《後漢書》。

《後漢書》雖為私家修史卻被列入正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說起來雖然所謂「前四史」都算是私修國史，班固因此還遭訴訟坐過牢獄，但畢竟司馬遷是太史令，班固是蘭臺令史，陳壽是著作郎，他們修國史都是有朝廷許可證的。然而范曄就不同了，據《宋書•范曄傳》載：「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用今天的話說，范曄不過一介業餘作家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業餘」有時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後漢書》最終能超越「規範」，具有使人耳目一新之獨創性的原因雖然可能很多，但其中作者非官方修史者的身份肯定是不容忽略的。

無論如何，《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至漢獻帝之間約二百年的歷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陳寅恪也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一、《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

經常有學生提出《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我回答：是范曄、司馬彪。《後漢書》的紀、列傳是南朝劉宋范曄（三九八—四四五）所撰，八志是晉朝司馬彪（？—三〇六）所撰。兩位作者相距近百年，所以他們雖是作者但不是同時代的合作者。

實際情況是先有司馬彪所撰《續漢書》八十篇，這是一部「通綜上下，旁貫庶事」（《晉書•司馬彪傳》），紀、志、傳俱全的東漢史。在此一百多年之後才有了范曄的《後漢書》，由於此書尚未完成時作者去世，所以書中只完成了紀、傳而缺少志。又過了五六十年，梁朝劉昭見范書缺志，就抽取晉人司馬彪《續漢書》的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此說雖見於范曄《後漢書》南宋紹興刻本，但不見於《梁書》本傳。無論如何，劉昭的「以合范史」之舉充其量是個人行為，「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志》也」（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又過了近一千年，在北宋時才有人把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三十卷與范曄《後漢書》的紀、傳九十卷合刊，成為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一百二十卷《後漢書》。

必須指出，常見的那種所謂司馬彪「續作八志」的說法，以及自劉昭開始范書已與司馬彪志合成一書的觀點都是誤解。

由此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史記》、《漢書》同樣也是多位作者撰寫，為何只提司馬遷、班固呢？回答是：因為那是家學著作，撰述人是合作者關係，他們在共同認可的宗旨、編纂原則框架之下從事的是集體創作，所以確實存在一個「主創人」。但是，《後漢書》的兩位作者並非如此。準確地說，此書的第一作者是范曄，第二作者是司馬彪。

范曄出身於南朝劉宋時期的官宦士族，一族從高祖、曾祖、祖父至父親，累世為州刺史、郡太守二千石高官。范氏還是當時的文學名族，祖父范寧曾撰著《古文尚書舜典》、《尚書注》、《禮雜問》、《文集》、《榖梁集解》（後來成為《十三經注疏•榖梁傳注疏》的底本）等，父親范泰曾任東晉朝的國子博士，也有《古今善言》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影響，范曄自幼聰穎好學，年輕時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聞名。范曄年輕時也曾致力於仕途，二十七歲時官場失足被左遷為宣城太守時才業餘修史，目的在於「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而著《後漢書》（《宋書》本傳）。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范曄因牽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案被殺，當時《後漢書》志稿尚未完成。

司馬彪出身於西晉諸侯王族，是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司馬懿六弟司馬進的孫子。他因「薄行」不得為嗣，因此折節改志，閉門讀書。晉武帝時任祕書郎、祕書丞、散騎侍郎等職。司馬彪鑒於漢室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另有《九州春秋》、《莊子注》、《兵記》、《文集》多種，均佚。

范曄《後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因其魅力不及范書而逐漸被淘汰，惟有八篇「志」因被補入范書而保留了下來。在此，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為何距東漢未遠的晉人司馬彪的作品，反而不敵寫成於此後近百年的范書呢？其中固然有作者個人素養因素，然而這百年之中史書飛躍發展的歷史背景，又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二、史書大發展時期成書之《後漢書》

與《續漢書》相比，《後漢書》為何後來居上？答案在於范曄《後漢書》創立了新的史料編纂手法，從而創立了新史學。這裏所說的手法，被他本人描述為：「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宋書》本傳）意思是說：史料不必引用很多，如能使人見到文章完全有所了解的話，就達到目的了。其中所謂的「事」與「文」，也就是上面所引「因事就卷內發論」的「事」與「論」，即史料與史論。

史料「不必多」，即對史料要刪繁就簡。他的這種做法受到唐人劉知幾《史通》的讚賞：「范曄之刪《後書》也，簡而易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史料「不必多」還能使人「見文得盡」，可見此「文」必非同凡響，即見史識功底之「論」。其實此所謂「文」、「論」，即范曄本人最為得意的論贊和諸序。他對前人撰史的「著述及評論」很不滿意，說「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相反，對自己的評價是：「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贊自是吾文志傑斯，殆無一字空設」（《獄中與諸甥姪書》，《宋書》本傳）。可見，范曄對自己的史論很有自信。他為何如此自信，他自信甚麼呢？我看他自信引領了一代史學的大變革，《後漢書》能夠藝壓羣芳、後來居上也證明了他的自信並不過分。

范曄能夠成為優秀史學家，除了本人天賦之外，與他所處時代史學的大發展是分不開的。事實上，正是從漢末至隋的約四百年間，史學逐漸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隋書•經籍志》首次將所有書籍分類為經、史、子、集，亦即將史學從經學中分離出來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證明。而范曄又恰好生活在這四百年的中間點，范書的形成及價值是無論如何無法與那個時代脫節的。史學在此有着飛躍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史書編纂方法發生了空前的大變化。即從以往的對史料述而不論，轉變為了述以致論，這是一種創新的史學現象，而范曄則堪稱此新史學的首創者。

在「前四史」中《後漢書》與其他三史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選材用料精良，議論評點深刻。前者出自於他獨樹一幟的修史主張，後者得益於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寫作身份。

衆所周知，《史記》曾遭後代學究抱怨語句有不通順之處，清儒方苞在《史記評語》中就批評《刺客列傳》的史料有重複之處。的確，《史記》中是有採用、剪裁史料不慎的痕迹，這是因為司馬遷引用史料時更重視取其內容，而基本不對文字做加工潤色。比如他引用《尚書》時大體是照錄原文。又如他不加刪節地照載秦刻石文等皆屬此類。司馬遷不僅對史料不刻意加工，而且從不直接發議論，想要表達的意思或以微言大義手法，或寓義於體例編纂之中。這是孔子的精神，也是馬遷修史的原則。

司馬遷照引史料而不予修飾的方法，後來為班固忠實地繼承，所以《漢書》也是僅收史料而很少發議論。趙翼《廿二史劄記》也說《漢書》多載詔令、奏議等有用之文。到了晉人陳壽撰寫《三國志》，也基本上對原始史料不加改動地使用。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三國志》在採用魚豢《魏略》的史料時照用「今云」用語的情況。「今」本是魚豢《魏略》時期的「今」，而非陳壽作《三國志》時期的「今」，卻殘留了下來。

使上述司馬遷以來史料編纂法發生變化的是范曄，對此內藤湖南曾指出：「《漢書》、《三國志》以前的紀錄中經過編輯的並不多，更多的還是那些基本史料。然而，范曄的《後漢書》是各種《後漢書》中成書最晚的，在此之前曾經有過七八種《後漢書》存在，而且都是經過編纂的著作，今日作為那些書斷篇的匯集還出版了《七家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就是將這些書消化之後編纂而成的。就是在范曄將以往編纂物作為材料使用時，出現了改寫文章的必要。不僅如此，范曄還是頗有名氣的文學家，畢竟有着經過自己頭腦思考而著述歷史的抱負，他應該還有不滿意前人著作所以要改寫的原因吧。總之，將《三國志》、《後漢書》所載同样事例加以對比的話，就會發現《後漢書》有很多地方改動了原文。儘管如此，《後漢書》在史書體裁的根本上，還有其繼承《史記》以來堅持自身主張的特點。」（《中國史學史》）總之，對史料進行加工、闡述的新史學風氣，自范曄創始之後作為一種編纂方法流傳下來，它與忠實原始史料的編纂法並行不悖地促成了中國史學的綿延不絕。《後漢書》是中國史學大發展時期的產物，也為中國史學真正成為有明確治史主張的歷史科學做出了傑出貢獻。

三、《後漢書》對紀傳體例的繼承與創新

毫無疑問，范曄對史學編纂法的創新，並不影響《後漢書》對司馬遷以來紀傳體例的繼承。這一點只要看一看《後漢書》之篇章結構和作者治史主張，其中不論繼承還是創新都很清楚。首先，看一下《後漢書》的「紀」。自從《史記》紀傳體編纂體例問世，歷代正史以「紀」、「傳」為基幹敍述歷史沿革脈絡的做法，就成了一種傳統，范曄也予以了繼承。

《後漢書》所設十卷紀是東漢二百年的編年大事記，為全書的綱要。其中前九卷記載了東漢十三位皇帝，但是范曄沒有採取《漢書》那樣一帝一紀的寫法，而是仿照《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後附殤帝，《順帝紀》後附沖、質二帝。其效果是既節省篇幅，又不遺漏史實。最後一卷是《皇后紀》。這種把皇后入本紀的體例是范曄的新創。《史記》、《漢書》雖然有《呂后紀》，但那是出於承認呂后實際的皇帝權力；其他的皇后是放在《外戚世家》、《外戚傳》中的。不僅如此，即使全部《二十五史》中也只有《後漢書》設置了《皇后紀》，為甚麼呢？其實，這是由范曄治史主張所決定的。他在《後漢書•皇后紀》中說：「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東京（指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幃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也就是說此皇后本紀的設立，目的在於反映東漢六太后長期臨朝執政的史實。

紀

光武帝紀

本篇導讀——

明太祖朱元璋所祭祀的十七位帝王中，漢代皇帝有兩位，即高祖劉邦與光武帝劉秀。可見，劉秀一向被認為是可與劉邦比肩的傑出帝王。前者是漢帝國的締造者，後者是興廢繼絕的「中興」皇帝。劉秀二十七歲起兵之前，不過是一介備受新莽排擠的前朝沒落宗室；他三十歲在戰火中登基為皇帝，四十一歲統一中國，在位共計三十三年。《光武帝紀》是《後漢書》的開篇，也是作者范曄用力最深、篇幅最長的一篇。限於篇幅，這裏主要節選劉秀在統一之前的經歷，例如投身綠林、擁立更始、昆陽大捷、韜光養晦、兼併銅馬、鄗城稱帝、擊破赤眉、統一中國、復興舉措等，亦即所謂「光武中興」的部分以饗讀者。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¹，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²，日角³。性勤於稼穡⁴，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注釋

1世祖：劉秀的廟號。光武：劉秀死後的謚號。諱：此指已故尊長者之名。2準：鼻子。3日角：額骨中央部分隆起，形狀如日，舊時相術家認為是大貴之相。額骨隆起入左邊髮際為「日角」，入右邊髮際為「月角」。4稼穡：農事的總稱。春耕為稼，秋收為穡，耕種和收穫。

譯文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人，是高祖劉邦的第九代孫，出自景帝所生長沙定王劉發。劉發生舂陵節侯劉買，劉買生鬱林太守劉外，劉外生鉅鹿都尉劉回，劉回生南頓縣令劉欽，劉欽生光武皇帝。光武九歲就死了父親，由叔父劉良收養。他身高七尺三寸（約一米六八），鬚眉濃密，大嘴高鼻梁，天庭飽滿。他天性勤奮，樂於耕種，而他的兄長劉伯升卻喜好行俠義、收養門客，常常譏笑光武只知在田間勞作，將他比作高祖劉邦的兄長劉仲。王莽天鳳（一四—一九）年間，光武才來到長安，學習《尚書》，粗略領會了書的要旨。

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¹：「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²，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

注釋

1圖讖：古代方士或儒生編造的關於帝王受命徵驗一類的圖與書，多為隱語、預言。2輕客：即輕俠，指輕生重義而勇於急人之難的人。

譯文

王莽末年，天下連年遭受蝗蟲災害，賊寇強盜蜂擁而起。地皇（二〇—二三）三年，南陽發生饑荒，各家門客很多結為小股盜賊。光武因事在新野縣（今河南南陽新野）躲避官吏，因而到宛城（今南陽市）販賣糧食。宛城人李通等根據圖讖內容對光武說：「劉氏將要復興，李氏將為輔佐。」光武起初未敢當機立斷，但暗自又想到兄長劉伯升平素結交輕俠，必然要舉兵起事，況且王莽敗亡的徵兆已經出現，天下正當動亂，便與李通合謀，在城中購置兵器弓弩。十月，他與李通、堂弟李軼等在宛城起兵，時年二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