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名

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洪席耶
顛覆傳統歷史思維，探討歷史敘述為知識的重要著作
－－這是一部簡短，但知識密度高，論證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與知識論批判的作品。
洪席耶論歷史之名，挑戰歷史一詞的歧義
無場所的聲音，使得歷史書寫的新革命，成為可能
《歷史之名》標示著洪席耶政治哲學的重要轉折與哲學知識新型態的成形。本書為洪席耶在康乃爾大學「寫作的政治」之講座內容。從當代馬克思主義慢慢向感性批判的理論運動移動，洪席耶透過對歷史知識進行批判的策略，將感性批判的議題顯題化，提供了這種感性批判與詩學批判的政治學談論直接呈現的可能。在本書中，洪席耶批評了自米榭雷(Jules Michelet)以來法國年鑑學派所建立的歷史論述書寫，以詩學方法檢驗各種政治修辭學的美化，以及社會科學的影響，在其中無法取得名字的歷史之間找出斷裂的空隙，破除意義與真實在書寫上的連結。
洪席耶在《歷史之名》中展現的歷史知識詩學是一種對於書寫與歷史事實之關係的哲學史筆批判，探究在語言生產活動中，語言所不能令其在場的非形式主體。如何能在這些方法之外，形成字詞與言說的過度，打開無意義的在場，不僅衝擊了塔西陀斯的修辭學式歷史書寫與其模仿的精確性，也衝擊了米榭雷與年鑑學派在弒君敘事後的科學浪漫式的歷史書寫與其社會學統計式的精確性。洪席耶提供對於historiographie的批判，提醒我們，歷史的事件性並不在於少數聰明的菁英掌握歷史可能潛在發展的規律，歷史事件透過語言的再現，有著喪失同名異義之差異而可以不斷再現的儀式性在場之風險。不在場者的在場，在當下它是以無場所的方式出現。然而這些無場所的聲音，也使得歷史書寫的新革命，成為可能。

姓名：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

當代法國哲學家，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榮譽教授，前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主任。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就讀時受教於法國哲學家阿圖塞，1965年與其合著《讀資本論》。早期研究對於哲學知識與無產階級、學校教育等主題進行哲學反思。九○年代起陸續在歷史詩學、政治、美學、電影與文學等多方領域上發展其哲學方法與感性批判。近期關注人權、大眾等議題。是目前相關領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台灣已翻譯出版的著作包括：《影像的宿命》（2011）、《岐義》（2011），以及《歷史之名》(2014)。

姓名：魏德驥

台灣大學哲學博士，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輔仁大學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西洋古典哲學、希臘文化史、中國古典哲學、康德哲學、美學。譯有《一條簡單的道路：德蕾莎修女的質樸之道》（1996）、《解構死亡：死亡、自殺、安樂死與死刑的剖析》（1997）、柏拉圖《蒂邁歐》篇的導讀與翻譯（1997-8）。

姓名：楊淳嫻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歷史與文化領域兼任講師。研究興趣：近代歐洲文化史、歷史理論與方法、歷史哲學、當代社會與文化現象。

導讀
一個哲學家為何要涉足歷史，大概會是在閱讀此書時的第一個疑問。且此書既不屬於傳統的思辯歷史哲學範疇，目的不在於探討歷史通則或歷史意識，也不在於建立起一套歷史書寫的知識論，更不是從現象學或詮釋學的脈絡中去探索歷史性的意義。那麼，作者到底意圖何在？在海登．懷特為此書所作的英文版序言中，認為洪席耶想要探討的是「寫作的政治」，即字詞（words, les mots）與歷史論述之間的糾葛，有點像傅柯在《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當中所做的，去探討歷史「知識」，以及學術歷史的「規範」如何被製作或者發明出來。 這樣的解讀近似於作者自己為此書所下的副標題「知識的詩學」（poétique du savoir）做如是說明：「考察知識是如何被讀和寫，如何被建構為一種特殊論述類型的規則」。 然而，此書也不像是僅為了考察字詞與書寫之間的規則而做。 又或者這麼問吧，假使洪席耶想要探討的是一個哲學問題，或者寫作政治的問題，何苦要挑歷史來開刀呢？
《歷史之名》本身的書寫，則是另一個令人費解的謎題。雖然洪席耶在第一章當中便挑明這本書的批判對象是「新歷史」（la nouvelle histoire），即結合了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眾所周知，便是指年鑑學派──他選擇了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一書作為用以分析的主要作品。然而他並非從頭到尾的精讀、針對此書的內容來談論，而是跳躍式地，按照自己意思去摘取書中片段，從第二章對於布勞岱爾處理「國王之死」敘事手法的討論，連結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哲學；從新史學的書寫革命，談到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寫；接著花了兩章的篇幅，與談論布勞岱爾近乎同等的份量，去分析與年鑑學派關係密切的米榭雷（Jules Michelet）史學，才又繞圈子回到了對《地中海》的分析。這樣一個「不連貫」書寫策略，甚至可以說「非歷史專業」的評論方式，就像是問「為什麼是歷史」這個問題，給人一種沒道理，不對勁，或者說「不合時宜」的感覺。或許會讓人懷疑，這只是再一次有人藉歷史之名來闡述自己的哲學理念。也無怪乎法國歷史學界對於此書似乎反應冷淡。
或許這就是一種洪席耶式的挪為己用。然而，倘若對洪席耶在政治哲學或美學方面的論述稍有涉獵，便大致可以瞭解，這種對於錯誤、挪移、空隙或偏移的探討方式，占據著其著名的「感性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理論核心：空間與時間、可見與不可見、言說與噪音是怎麼被區分？哪些是可見與可說，是誰有能力去觀看與發聲？這些「分配」發生在經驗的層面上，建立在時間與空間條件的可能性，以及個人參與的活動方式上，包含著共享的部分，也包含著排除。對於洪席耶而言，誠然這是一個美學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但是，這難道不也可以說是同樣為歷史書寫所關切的問題，當新史家們思索著如何「面對眾多紛繁的現實做出自己的選擇」，以「深入到這些幕後和深層結構中去探索、分析、和解釋真正的歷史活動」，歷史學家所關注的「再現」，難道與洪席耶所談論的知識命名時「在場」與「不在場」問題，毫無關聯？當新史學在思考何謂「總體歷史」，難道這個概念不是來自於「社會」一詞？ 當瑟鐸（Michel De Certeau）透過意義實踐的角度，去思考「歷史的製作」與知識權力所建構、運作出來的「空間」與「他者」，難道不是同時在思考一個政治問題嗎？
換言之，倘若我們企圖以某種既知的標準，去拉開歷史的書寫與對社會、政治的思考之間，歷史學與哲學之間的區隔，那麼或許同時也可以感受到這些區隔本身，其實也有著某種莫名的吸引力。洪席耶在《歷史之名》中首先挑出來的「與」（et）這個關鍵字，便屬於這樣「一種對知識的客體與語言的詩學闡述」，既揭露了一種知識上的辨認與分割（disjunction），且又可以說是一種結合（conjunction）的曖昧玩弄。假使將《歷史之名》的第一章，與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新史學〉一文來做一個互文性的閱讀，那麼有趣的是，這種知識上的分割與結合，也可以從新史學最初的革命願景中得見：結合社會學，摒棄傳統史學的舊偶像，以「走向另一種史學」 。新史學所提出的長時段、總體歷史、心態史、計量史學、資料革命，逐一改變了我們對於傳統史學的認識；透過「既是科學也是歷史」 ，一個新的知識領域就此打開；透過語言的實踐，一個特殊的論述類型被建構出來。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領域上的革命，當勒高夫將費夫賀（Lucien Febvre）在1946年說過的話引伸為「只有新史學才是使我們擺脫恐懼的史學思考」，不是別人，正是新史學自願承擔起「認識歷史」的時代使命，並且認為自己「比起任何其他的史學都更能使人們把握看來正從他們手中遺失的歷史」。 洪席耶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是一個「三重契約」──科學、敘事、民主時代的政治──所共同構成的「結」，一套「布局」（intrigue）的邏輯，企圖定義真理的模式，也是一種政治上的行動。「新史學」可說就是一個「歷史之名」。且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個名銜也正在面臨自身的分割與結合當中。
這或許可以成為對《歷史之名》的一種解讀：一個哲學家對於此「歷史──近代」 知識領域之形成所拋出的反向思考。在此書的第二～五章，可以看到洪席耶從新史學的脈絡中不按時序地選擇了不同的文本，來分析科學、敘事、政治這三個主題如何相互纏繞：在第二章與第三章當中，首先可以看到敘事的政治作用：用歷史科學來取代國王位置的「皇家經驗主義」（royal-empirisme），以及修正主義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詮釋。在這個涉及了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之「反革命」的學術論戰上，呼應著第二章布勞岱爾對於國王之死敘事策略運用所具有之革命性的討論，洪席耶提出了對於歷史與社會科學在知識上結盟的質疑，同時也點出了歷史字詞所具有的「懸置」（suspens）能力：「事情並不如所說的那樣發生」，以及字詞運用的另一種效果：產生出「場所」（lieu）。在第四章與第五章當中，洪席耶藉由對米榭雷（Jules Michelet）歷史敘事的分析，更進一步的討論了新史學史「場所」的構成：透過「無聲見證」（témoin muet）的書寫手法，歷史學者創造出「在場的」歷史主體，也壓抑了那些活在過去的聲音。在第五章當中，洪席耶批判了奠基於此詩學方法所構成的心態史：以科學解釋使這些沉默的聲音被「領域化」（territorialisation）而得到合理的歷史解釋。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雙重的解讀：表面上看來，洪席耶以他的詩學批判逐一拆解新史學的科學、敘事、政治三重結構，反過來說，若非洪席耶的考察，我們也難以覺察在新史學當中透過字詞運作所形塑出來之合情合理的「場所」：一種對於過度的詩學規約。因而在第六章當中，我們可以隨著洪席耶的腳步，以此方式來重新檢視《地中海》，然而也看到了這樣一個「歷史之名」的複雜面向：讓檔案文件、地理學家的紀錄、往昔說故事者的敘述、以及當代旅行者的印象，皆得以收編其中，是書寫使得「物質空間」與「書寫空間」得以重合，形成歷史可理解性的循環。洪席耶用一種相當迂迴的方式，來鋪陳新史學「歷史的」知識詩學：透過給予言說以真理體制的詩學迂迴。對此，相較於洪席耶所批評的這種領域化的歷史書寫，瑟鐸在他的《書寫歷史》（L’Ecriture de l’Histoire）中提出了一個相當積極的觀點：透過字詞的構成，歷史書寫的作用在於，在知識的身體（論述）與社會的身體（肉身）之間創造出一個位置（place），以呈現或彰顯某種二元對立的動力：現在與過去，空間與場所，母音與方言，驅魔師、醫生與被魔鬼附身的瘋女人，理性的知識身體與受規訓的社會身體。在瑟鐸的想法中，像這樣歷史具有一個第三方的中間位置，拉開距離，擾亂前者，並促使沉默的後者發聲，此即歷史的運作，書寫的實踐。
瑟鐸的說法將我們帶回到《歷史之名》從第二章便提出的問題：誰（在歷史中）言說？不論瑟鐸或洪席耶都指出了是歷史學家在擔任言說的角色。問題在於如何看待這件事情？這個問題或可成為閱讀《歷史之名》的第二個參照點。不在於書寫方法或技術的層面，而是如同洪席耶於本書第一章所說：「這不是一個修辭學問題……而是關於詩學的問題」。對於這種「亦真亦假的歷史語言」，洪席耶的另一個說法是「可思的場面調度」。 Kristin Ross在〈寫出不合時宜的歷史〉（“Historicizing Untimeliness”） 一文中指出，瑟鐸的立場與布迪厄（Bourdieu）等社會學家的立場接近，強調從社會、文化等集體現象出發，對此「身體」（或「客體」）施以癥候性的解讀。Ben Highmore則認為瑟鐸的實踐論述要更加精微，可說是一種與壓迫有關的詩學運作，以及關於反抗的隱然構造（poiesis），在二元用語的使用當中，讓環境與實踐關連在一起。 然而瑟鐸的戰術／戰略用語剛好說明了在此「書寫戰爭」中不脫分配分類的政治問題。正是針對於此種共同體式的字詞構成，洪席耶則向歷史學家提出兩個關於言說不平等的質問：何以拉伯雷不可能是一個無信仰者？ 何以工人的歷史尚無法進入新史學的書寫革命？ 歷史詩學在對應這兩個問題上的困難，便構成了《歷史之名》最後一章〈異端的歷史？〉的思考方向。
相較於前六章的內容都聚焦在對於新史學的討論上，《歷史之名》的最後一章放入了較多洪席耶自己在歷史、政治、美學方面的想法，這些想法可與他在《歷史之名》前後的作品互為參照，例如在《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當中，洪席耶較為明確地說明了他對於歷史與虛構的看法，在《字的肉身》（La Chair des mots）中有更多對於書寫戰爭與現代小說的分析，在《歧義》（La Mésentente）當中對於民主、共識與錯誤的說明，則可以幫助瞭解什麼是在本章中提到的「民主時代歷史主體之特異的存有模式」。這些都涉及了一個在感性層面上重新構成以及政治參與方式的討論。儘管在這章當中，相較於對新史學「場所」的批判，異端的歷史書寫看起來還只是一個充滿暗示的「雙重計畫」：散布的經驗、動盪的關係、非可指定地點的言說場所。如果洪席耶所給的湯普森（E. P. Thompson）的例子不夠明確，至少在這裡所指出的「裂隙」（écart）也與瑟鐸的「斷裂的實踐」並不相同， 前者是無法對應分配的名字本身，後者則屬於歷史學家用以再現的創造手段。或許透過一個「歷史的」理解方式，也就是去追究在《歷史之名》寫成之前，洪席耶對歷史領域──更精確地說，工人的歷史──的研究興趣，可以幫助我們進入上述的第二個提問：什麼是書寫工人歷史的困難。就理論上，洪席耶其實已給予夠多的分析；然而他是否能夠也給予一個「異端歷史」的書寫範例？
從1975到1981年間，洪席耶曾參與並帶領一份名為《造反有理》（Les Révoltes Logiques）的期刊。這是一份具有相當實驗性格的刊物，最初的參與者除了洪席耶之外，還包括了婦女史家Geneviève Fraisse、以及他在巴黎八大的同事，是小說家也是哲學家的Jean Borreil等人，基於他們在政治上的理念，共同發展對於工人與婦女史的研究成果。這份刊物的重要貢獻在於對六八學運反叛精神的實踐：將聲音給予那些「無聲音者」，挑戰專家的主導。 期刊名稱「造反有理」，事實上是呼應法國當年所流行的毛主義口號。然而洪席耶延伸了這句口號當中的批判性，將其擴展到語言的層面：這個合理性，要從語言的使用上去探查參與者在這個行動與情境中的的自我了解，反叛亦是一個言說與理性的場景，不是去美化成對於權力支配的反撲，也不是因歷史的必要性或合理性而去安排的一個正當理由。 對於洪席耶而言，更重要的是體認到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在實際發生的社會運動當中有所落差。這個體認使得他更關注於在實際的社會運動歷史與馬克思階級理論之間的「裂隙」。 所謂「工人」、「人民」、「無產者」這些名詞的現實，只能夠從參與者不完全的經驗片段與表達形式的交纏中去找到，非但不固定且具有爭議性。
然而，另一個關於構成歷史的問題也隨之浮現：要如何從書寫中將這個位置加以歷史化？如何去找出那個陷落在大眾文化、階級認同、政治與都市空間之間的關係？在該刊物上洪席耶最後發表之〈城牆外的悅、樂時光〉（“Good Times, Or, Pleasure at the Barrière”） 一文中，洪席耶從1849年流行於巴黎咖啡廳與劇院的通俗歌曲、工人生活中的歌唱娛樂、以及國家的檢查制度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切入對於十九世紀工人階級的現實、理解與想像的討論。“Barrière”指巴黎的城牆之外，工人尋歡作樂的場所，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布爾喬亞對於工人文化的想像：酗酒、縱欲、但又充滿挑釁，這些特色被偷偷轉為咖啡廳裡或劇院裡「不道德」的歌曲。然而，另一方面，在城牆外的小酒館（goguette），也具有不能被單一化的意義，不僅是工人們的娛樂場所，也是社交與交換資訊、分享經驗、甚至找尋新機會的地方。例如印刷工人Anatole Lionnet，在小酒館唱歌時，被落魄的鋼琴伴奏Joseph Dracier發掘，介紹到高級場所去表演。或者，這裡也可能是Charles Gille這樣的社會運動者，透過寫歌作曲來宣傳理念的地方。這個龍蛇混雜之處所產生的無秩序，打亂了社會階級的「界線」。洪席耶指出，在1970年代的研究當中，多將這類的小酒館文化視為對於工廠規訓以及中產階級道德化的反抗，忽略了它的娛樂價值。反而真正去挑戰當時檢查制度的，反而是布爾喬亞劇院當中的娛樂表演，產生於對於工人文化想像的通俗內容，實際上攪動了布爾喬亞的道德部署。
洪席耶在文中試圖呈顯的，就是這些逾越了各種各樣「界線」的「危險少數」，同時也對於無法被簡化為歷史經驗合理性的「界線」本身，例如對於社會學對於社會階級的定義。這樣的準備讓洪席耶完成了《無產者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洪席耶在此書序言中給了如下說明：
本書的主題，首先是，這些從日常工作、休息中竊取來的夜晚的歷史。一個無害且是不知不覺的對於這個日常作息的打斷，可以這麼說，本書的主角們準備、夢想並已然活出這個不可能。
什麼是歷史書寫的「不可能」？換個方式來說，是否即主體形成歷史的可能性──歷史性──之不可能？洪席耶經常提到的例子便是拉伯雷無信仰的不可能──其可能性為歷史學家以時序錯亂為由而予以否定。同樣的困難發生以歷史學慣常的分類來定義「工人文化」上，舉例來說，〈城牆外的悅、樂時光〉就不能說是對於工人娛樂或休閒文化的研究。《無產者之夜》當中，洪席耶描述了1830年代法國的工人知識分子，他們使用「逾越」了社會階級定義的語言，在工人與工廠主之間產生出鄰近性、可互換性的模糊關係，這種特別的「階級尷尬」也出現在這些工人作家的自我表達上，當他想要向其他人表達，諸如中產階級、作家、政治家、甚至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輕視。透過觀察這些工人知識分子，例如Louis-Gabriel Gauny如何在這種模糊甚或批評中去接觸聖西門主義，或者在《無知的大師：關於知識解放的五堂課》（Le Maître ignorant: Cinq leçons sur l’émancipation intellectuelle）當中Joseph Jacotot這些歷史上的「特例」，去思考他們「偷換」的行為，也思考從這種不可能當中──既是工人，同時也是知識分子──所形成之新的政治主體性。
洪席耶的研究不僅探索這個複雜的工人知識分子的自我認識與其世界，這個構成歷史的經驗，也影響到他在政治哲學上，以及後來轉向政治經驗的美學層面之發展。洪席耶指出在《無產者之夜》當中的工人運動，亦是美學上的運動：企圖對自己所被規範的時間與空間進行重新劃分的實踐行動。這個「革命」的核心便在於對「時間」的分配──在白天工作，晚上休息這樣一種對於工人生活的一般想法──打斷，這些工人利用晚上時間作了別的事情。看似簡單，然而卻直接挑戰了新史學構成歷史言說場所的邏輯──由歷史科學精鍊而成的歷史性時間，讓事件與其時代相符的場所緊緊相繫之原則。相對於此，洪席耶在〈政治十點論綱論〉（“Ten These on Politics”）特別是第八點當中所提到：政治的主要活動就是專屬於它的空間配置。去揭露其主體與其操作的世界。政治的本質便是非共識（dissensus）的製造，亦即在兩個世界當中出現的那個存在。 我們或可透過這個想法來理解什麼是異端的歷史，或可往前追溯到洪席耶在《阿圖塞的課題》（La Leçon d’Althusser）一開始透過阿圖塞的〈答約翰．李維〉（“Réponse à John Lewis”）去重問的這個問題「誰創造歷史?」。這個橫斷了十九世紀以降的政治、哲學、歷史與社會學思考的問題，當然「不可能」在這裡簡單作結。從字詞的觀點，洪席耶將這個問題轉為「學習如何創生『在行動之間』的敘述」 ，爾後從對於歷史與政治的關懷轉向了美學， 也將異端的歷史問題，轉向了異質性的歷史書寫問題。
在2007年洪席耶訪問交大期間所舉辦的「與洪席耶面對面：洪席耶作品與思想座談會」，席間洪席耶親自作了如下說明：
而從《以歷史之名》來看，這個例子就變得十分有趣。在《以歷史之名》中，我提出了這任何人都可參與的公共生活的概念，這奠基於異質學（heterology）之上的概念。而這基本上也意味著文字的那得以創造出某個您不知道誰會來的世界的能力。而我的主要論點在於，異質學乃是這溢出的文字的權力。而這也意味著文字基本上創造出了某個任何人都能進入的開放空間，某種對位置的正常分配的重分配。
在《影像的宿命》（Le Destin des images）中他藉由對高達（Jean-Luc Godard）《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ema）的分析，提出了對於異質性書寫更加激進的說法：從一個同質性的串連中未必能夠觸及真實，反而是在一個異質性的串連當中，看似無關的事物彼此碰撞，卻能夠擦出真實的火花。字詞，作為類身體，構造一個可以呈現出感性分配模式的思維場所，其本身所具有的異質性，得以「構成衝擊並建造連續體。衝擊的空間與連續體的空間甚至可以共用同一個名稱，即歷史之名。……異質者之間的關連，建立並同時反映那擺盪在這兩端的歷史意義。」 正如他在《美學無意識》（L’Inconscient esthétique）中表示：「更根本地說，美學是一個去思考藝術，以及根據那些藝術的事物即思想的事物去思考這樣一個想法之特別的歷史體制。」
至此，對於歷史與書寫的思考，已經大大超過了《歷史之名》一書的範疇。在最後一章標題的問號，或許最好在此打住，讓這個「裂隙」保持其開放性，以呼應在此書最後的一句話，讓「歷史」與其「屬己之名」達成和解。然一段短短的、滿懷感受的引言在此時捕捉了我的目光，茲摘錄於此，作為閱讀本書時額外的參照：
記下1830年七月：在一個工人世代的想像中，它扮演著正與1968年五月相同的角色。這正是當他們決定「就此與從前不同」的時刻。──賈克．洪席耶 

翻譯緣起
導讀
主旨題綱
翻譯體例
第一章 世紀的戰鬥
第二章 死去的國王
第三章 字詞過度
第四章 奠基敘述
第五章 言說的場所
第六章 書的空間
第七章 異端的歷史？
詞條索引：重要字詞
詞條索引：專有名詞

參考書目

第一章　世紀的戰鬥
（Une bataille séculaire）
[f.7|e.1]「超過一世紀以來，那些關心歷史的人，且不在少數，始終與文字奮戰不輟。」
一位這門學科的大師曾這麼說，他的意圖也很明顯。想要跳脫編年傳統的歷史學家，盡可能的將科學的嚴謹注入歷史，與那些附加於歷史之名的預設前提和模稜兩可進行抗爭。所謂歷史，就一般意義而言，是一系列的事件經由專有名詞普遍指定而成為主體（sujets）。然而一場歷史科學（la science historique）的革命，其主要目標即為廢除那些重大事件及專有名詞的優先性，為了彰顯那些長時段（longues durées）與無名之輩的生命。[f.8]以這樣的方式同時要求追還它屬於科學時代和民主時代的關係。且歷史的第二個層次，則是將一系列事件的敘述（récit）歸屬於專有名詞。而敘述通常特徵在於不確定性，當它關聯到相關事件的真理，以及它所歸屬之主體的實在性。根據它所要表達的（l’expression consacrée），如果任何歷史都可說不過是個故事（histoire），那事情就太簡單了。歷史的特性就在於，總能夠太是或太不是個故事。如果認為事件的確定性乃隨同於主體的確定性，也是將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但精確地說，[e.2]總是有可能將真實事件歸屬於虛構或替代（substitution）的主體，或將虛構事件歸屬於實在的主體。趣味化的歷史（l’histoire amusante）和歷史小說（le roman historique）同樣在此不確定性所授權的路徑與曲折中栩栩如生。
很顯然的，這些問題已經不再困擾我們。歷史科學的興起把自己構作成對抗趣味的歷史與歷史小說。為了這個目的，舊學派的歷史學家提倡對於資料來源的嚴格檢視以及對檔案的考訂。[f.9]也是為此，新學派的歷史學家鑽研起地理、統計、人口統計學。如此一來，這些在歷史研究中用來建構的材料就必需棲蔭於輿論的寓言故事（fables）和文人的刻意扭曲。捨去這些方式，沒有結構的材料什麼都不是。一般來說，知道一件事便不需再去思考它，而我們避免去考慮的僅是：歷史，終究被認為只有一種且永遠不變的結構──發生於諸般主體身上之一連串的事件。我們或可選擇不同的主題：王權的更替、社會階級、研究地中海或大西洋的歷史而非將軍或船長，但我們總不免墮入任何輔助學科的嚴格性都無法保障避免的虛空：要去命名主體，去將它歸屬於狀態、情感、事件。編年傳統的追隨者早在一世紀前便等待著這些歷史革命的黨徒，為了提出如下警告：那些欲使歷史能趕上科學和大眾的時代而提出之對象與方法，[f.10]只有造成指涉（référence）的不確定，以及推論（inférence）的難以證實。而使用那些好的舊方法，不斷地更新，便可望在某種程度上充分確定君主、將軍、使臣的所作所為、驅動他們的想法、其政策的後果、成功或造成後來失敗的理由。藉由檔案和史家的考訂，我們能夠區分可嚴肅歸屬到路易十四或拿破崙身上的事件序列，與否定了拿破崙存在或者虛構路易十四孿生兄弟之挑釁有所不同。但統計序列的嚴格性如何能夠讓歷史學家毫無風險地支持宣稱（énoncé），根據這種宣稱，布爾喬亞曾經驗過某些情況，無產階級已然知道某種演化，或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e）曾經歷過某些事件？[e.3]遠離歷史的傳統主體以及附屬於其可見性上的證實方法，就是穿入一個主體和事件的確切意義為之動搖，以及對主體加以指涉與對事件加以推論的方式也為之動搖的領域。舉例來說，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來自新史學的典型句子：[f.11]「征服的沙漠是否不只一次侵入了地中海？」誠然科學時代的歷史學家想從大事件和大人物膚淺便宜的可見性上轉向。但他所宣稱越是確定的科學，同時也是一個越不可信的歷史，把任何歷史特有的指涉對象（référent）與推論的不確定推向了界線。
或可這麼說，這是個字詞（mots）的問題。這是在法語中不幸的同名異義（homonymie），將生命的經驗、與其忠實的敘述、欺騙的虛構、知識的解釋，都指定到同一個名字。正是為了尋求避免此種同名異義的陷阱，像是英國人將故事（story）與歷史（history）區分開來。為了關切在它們之間的特殊性裡，探索生存經驗的厚度以及論述建構的條件，德國人則分成史學（Historie）和史事（Geschichte）。這些常見的指涉規則能夠在其方法的展露裡填補某些漏洞；但它們的作用也僅止於此。同名異義的獵人所作所為與其他人並無不同：他們將一連串的事件歸因於各種主體。除此之外別無他事可做，至少寫不成歷史。且同名異義的獵人也普遍地成為那群同名異義的受害者，[f.12]於年鑑學派（Annales）中認識到歷史論述科學革命的父親血脈。其原因基本上很簡單，但卻往往以自相矛盾的方式顯現。語言的混淆事實上是必需的，為了在其嚴格性當中測量如下兩難：新的歷史科學將不再是歷史，但依然必需要成為歷史。在作為科學的歷史與作為敘述的歷史之間的差異，必然產生於敘述的核心，隨著敘述的字詞以及對字詞的使用。
這場新歷史的戰鬥一開始就是兩面作戰。在自恃盡其所能地賦予歷史確定性之舊學派面前，出現了科學的好使徒和壞使徒，俯身向著新歷史的搖籃。壞使徒鼓勵新歷史採取行動以投身於科學確定性的領域：[e.4]拋棄事件中不重要的連續性或任意的因果關係；以事實來代替：事實不再歸屬於任何特定主體，而是在重複中可被觀察，讓自己根據自己的特性加以分類，與其他同類甚或不同類的事實相互關聯。[f.13]他們也指出了所有用來找尋資料來源與運用適合於研究這些新對象的方法的手段。藉由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仲介，新歷史以追隨統計學家的教誨為榮。它承認自己受到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的挑釁去攻擊舊歷史的三個偶像：政治的、編年的、和個人的。但在西米昂之前，一個無名的哲學家路易．布鐸（Louis Bourdeau）在他出版於1888年的重量級作品中，已然語帶爭議地描繪出此一新歷史的代表性場景：一片幾乎波瀾不興的汪洋，這片深廣寧靜對立著個人與事件的小小浪花。他問道，一個極震撼的事件，其真正的影響幅度究竟有多大？法國大革命對於四億中國人來說並不存在，甚至在法國，「那些最熱烈的議論與最響亮的勝利砲聲」並未能進入到全體人民的最深層。「在一些偏遠山區，許多祥和的村落裡，根本對這些似乎是舉世皆知的大事從未聽聞。」我們甚至無須顧及那些偏遠山區。[f.14]就在據說是最動蕩的中心地帶，也不見事件發生的痕跡：
不管發生什麼大事，每個人繼續做他的活兒：播種、收成、製造、買進賣出，根據他的需要和習慣去消費……在恐怖統治（Terreur）這段最黑暗的日子裡，巴黎還有二十三家戲院依舊蓬勃。其中一個劇團上演著「迷人的」歌劇珂莉桑德（Corisandre），另有一些感傷劇或搞笑劇；咖啡館座無虛席，到處都是散步的人潮。
結論是不證自明的：
不管誰去注視思索普遍規則與事實的整體關聯，其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看起來值得研究。在人類諸般事物的大海裡，波浪此起彼伏。當漁夫的小船為之高舉，[e.5]他確信看到了環繞周遭的高山和峽谷；但當觀察者從岸邊看過去，只看到平滑的表面，幾乎不起一絲波紋，終端處是一條永恆的地平線。
考慮歷史這條不動又移動的地平線，也就是研究這些「函數現象」（«phénomènes de fonction»）──後來稱為「物質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的事實[f.15]與「心態」（«mentalités»）的現象──附著到人類活動的重大常數：那些觸及生存、製造、交換、傳遞、還有笑與愛、認識與創造的必然性。歷史的任務在於跟隨這些幾乎不能感知的運動：把這些活動與慣常秩序抽離，投向發明的宇宙。因此，歷史就像任何科學一樣，運作（opérer）出它的哥白尼革命。它必須轉向「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最必須尊崇的英雄……，一群無名眾生（la foule des inconnus）」。這些真正的英雄與無名的發明者，其受埋沒的勞動應當在他們能夠說自己語言的地方得到承認，一種適合於這些無名眾庶（multitudes）活動的語言，數字與函數的語言。
人類事實的科學，長久以來一直是描寫的與文學的，注定會成為完全的計量。這些函數現象，這門科學基本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有兩種決定大小的計量模式，計算的和幾何的。一方面我們可將其轉換為數字，另一方面，則是將其藉由圖形（曲線圖或統計圖）再現成肉眼可見的形狀，[f.16]總結在一目瞭然的圖像中，作為長序列之事實的普遍語言，這些事實的演變、關聯、和定律，都明白的出現。提升至科學尊嚴的歷史理想（l’idéal de l’histoire），必須要是用這種方式表達理解所有的觀念，以及除了要解釋和註釋這些公式之外不再使用字詞。
歷史科學之理想，擺脫了歷史／故事字與句的不確定性，便能夠將那些曾僅是「人類生活的小說」（«roman de la vie humaine»）轉換為真實認知。這種科學一點也不會局限於僅僅是人口、製造或商業的資料。[e.6]相反地它目睹了一個建立在更有意義基礎上之智識史的開啟，諸如證書、文庫或圖書館的統計；或者一個從日常言談中去研究感覺和道德的歷史，例如在對於婚姻的統計或遺囑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