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銘銘讀吳文藻、費孝通：中華民族理論之解讀

慢下來，靜下來

「經典通識講稿」原序

甘陽

中國文化論壇在2005年於北京香山飯店召開的首屆論壇曾以「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為主題，對我國大學本科教育的現狀以及開展通識教育的可行性作了廣泛的討論。那次會上許多學者專家初步達成的共識認為，我國大學的本科教育應該大力推動通識教育的發展，而通識教育的開展則應該首先着重建設「核心課程」，特別是「中外經典文本研讀」核心課程。在此共識基礎上，中國文化論壇委託我從2007年暑期開始先後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汕頭大學等合作開辦了每年一次的「全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講習班的具體方式為每次請若干資深教師細讀講解若干經典文本，每天上午授課3課時，下午授課3課時，學員除必須參加上午和下午的課程外，還要求參加至少兩次小班討論（晚上）。目前這個純粹公益性的講習班已經連續舉辦了五年，每次接受來自全國各高校的正式學員二百人，加上旁聽的人數常達四百人以上，對於傳播推廣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這套叢書以講習班部分教師的講稿為基礎，同時接受其他優秀的通識講稿，目的即在讓更多讀書人分享通識教育的成果。我願借此機會感謝這些熱心通識教育事業的教師，感謝為歷屆講習班提供教學場地和行政後勤支持的大學領導和同事，更要感謝參加歷届講習班的數以千計的學員。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有賴於大學領導、大學教師和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解與支持，幸運的是，現在這樣的支持者正越來越多。

需要說明，中外經典文本細讀當然不是通識教育的全部，而只是通識教育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面。我們之所以特別注重這個方面，說到底是希望重新樹立認真讀書的風氣。經典閱讀的第一個要求是：Slowdown!（「慢下來！」）而不是快餐式閱讀。我相信，當今教育的最大敵人就是彌漫整個社會以至大學校園的浮躁之氣和急功近利心態，而通識教育就其植根于古典自由教育理念而言，首先必須提倡慢下來，靜下來，克服現代人的浮躁氣和功利心。許多歷史悠久的歐美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之所以今天仍然要求必修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並不是旨在把所有學生培養成古典學家，而是希望通過學習這些並無實用性的古典語言讓學生慢下來，靜下來，從而成為能自由思考的自由人。

我想對所有的大學生說︰大學四年，慌甚麼？毛甚麼？急甚麼？慢下來，靜下來，開開心心讀點書！

2012年六一兒童節

講稿

第一講 吳文藻與他的〈民族與國家〉 3

第二講 費孝通與他的「多元一體格局」理論 37

文本

民族與國家 吳文藻 85

邊政學發凡 吳文藻 113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費孝通 143

附錄

建議閱讀書目 203

慢下來，靜下來（總序） 甘陽 205

中國文化論壇簡介 209

中國文化論壇理事會構成 213

講稿

本講稿根據王銘銘先生在2009年7月中國文化論壇「第三屆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上的講課錄音整理而成。

第一講吳文藻與他的〈民族與國家〉

（一）

吳文藻這個名字，各位不一定熟悉，而對他的學生費孝通，大家肯定熟悉得多。若是細讀吳文藻和費孝通的著作，你會發現，費孝通對吳文藻的「超越」，主要是經驗研究上的，在觀念上，卻不是那麼顯然，在兩者之間，更多是一種繼承性的關係。

這兩天，我們有六個小時，我會講講吳先生與費先生這兩個人的一些共通的想法。我們可藉此機會來看看兩位前輩如何思考所謂「民族問題」。

（二）

為甚麼要談「民族」？「民族」這兩個字，對於吳文藻和費孝通到底意味着甚麼？費孝通的一句話，能起畫龍點睛的說明作用。費先生在1989年的一個會上（21世紀嬰幼兒教育與發展國際會議）作了一個報告，他的報告題目是〈從小培養21世紀的人〉，報告裏有這樣一句話：「20世紀是世界範圍的戰國時代。」¹這句話是我們為甚麼要講「民族」的一個理由。所謂「戰國時代」，對我們中國來說，就是沒有大一統，諸侯自立為王，而且爭着當「王中王」。每一個王都會想，我所管轄的範圍是非常神聖、不容侵犯的，你若侵犯就是對我榮譽的污衊。並且，因為是「戰國」，所以王根據武力來擴張也成為正當之事。至少是從神話學的意義上，「戰國」之前的天下是大家的信仰，但「戰國」時，人們滿足於把國家當作力量和信仰的最高單位。在天下時代，人們認為世界是由三個層次組成的：家、國、天下。國之外還有天下。到了戰國時代，天下這個大格局就淪落了。為甚麼費孝通先生說20世紀是一個「世界範圍的戰國時代」呢？這當然是一種形容，不過它卻是一種貼切的形容，對我們思考古今都有啟發。

回過頭去看，20世紀經過了幾個階段，都跟每個民族想獲得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有關，而且對這種主權的景仰往往導致國家之間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由盟國制定了世界秩序的綱要，欲求使之成為世界政治準則，他們在制定這個綱要的時候，強調了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由成為一個國家。可是，到1960年代，問題就出現了。想建立自己國家的那些民族，很多是所謂落後於歐洲和美國的殖民地。當殖民地想建立自己國家的時候，前提是要反殖民主義，這樣就誕生了一些基於部落社會重組的國家。這些國家往往很難說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1963年的時候，人類學界和社會學界有一次緊密的合作，即人類學者克利福德．格爾（Clifford Geertz）和社會學者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合著之《舊社會與新國家》，對這個問題有所反思。²新國家這種東西很矛盾，一方面，所謂「後殖民的新國家」受益於西方世界秩序的基本觀念；另一方面，在同一時期，「冷戰」又出現了，國與國圍繞着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相互有了隔閡，世界被分為兩大塊，紅色的一塊和藍色的一塊。而恰恰是這兩個體系，同時在推進新國家的誕生。雖然兩者的意識形態截然不同，但是前提條件是共享的。蘇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對馬克思主義有了一個拓展。馬克思主義是最先認為單單研究一個社會是不夠的，還要研究不同社會構成的等級體系的這麼一種理論。到了列寧的階段，蘇聯理論家一方面對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進行了有創意的闡述，另一方面又看到帝國主義留下的後患和社會主義的希望實際上是共通的。被殖民、被欺負的這些東方國家和部落社會想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對帝國主義來說，這是後患，但這恰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希望。蘇聯理論家認為紅色陣營可以利用東方與部落社會的建國運動來推進其事業的世界化（或今日所謂之「全球化」），於是也採用一種把民族和國家對等看待的「民族政策」。

圍繞着「民族」，以「後社會主義」、「文明衝突」、「全球化」為理論思考的方式，20世紀社會科學進入到它的最後時刻。現在西方學界時興一個概念叫「後社會主義」，所謂「後社會主義」，實質就是要把類似於「帝國」的那個紅色國際體系消解為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後社會主義」跟「文明衝突」論有關。剛剛過世的政治學家亨廷頓（S. P. Huntington）發展出一個關於文明衝突的理論，這個理論還是不乏一些優點的，其提出者試圖基於宗教和傳統來看世界秩序，而不是基於國家和大塊的意識形態體系來分析世界格局。文明衝突也可以說是「後冷戰」、「後社會主義」的格局，不過這種衝突不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另外，學界也出現了「全球化」概念。「全球化」的前提還是國家，疆界的被穿透，就是「全球化」。20世紀後期，我們似乎看到，「後社會主義」帶來了「冷戰」的結束（這當然是資本主義陣營的理想了），文明衝突的理論好像跟「冷戰」結束又是一個相反的東西（與它相伴的事件很多，比如「恐怖主義」這樣的概念的出現），而「全球化」呢？其實這不過也是與「民族」和「國家」相關的「超社會運動」。

費孝通說，20世紀是個「世界性的戰國時代」，我的理解是，這個時代，以民族為單位建立國家，成為一條世界性的綱領，但矛盾的是，國與國之間的競賽，又是這個時代的另一大特徵，從一定意義上講，所謂「冷戰」、「後社會主義」、「文明衝突」、「全球化」不過是「戰國式競賽」的具體表現。於是，我以為，我們甚至可以將20世紀視作一個「新戰國」時代。

我們討論民族問題，理由還可以用吳文藻先生在1942年發表的〈邊政學發凡〉一文來說明。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與西洋各國的國情不同。中國是開化最早的古國，在五千餘年間，已造成了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中國應與整個歐洲來比，才能明瞭中國文化悠久的意義。中國以民族協和而統一，歐洲以民族衝突而分裂。中國政治思想，在過去可述者，例如古來華夷之辯，王霸之爭；文化重於國家的觀念；不勤遠略，不尚武功的信念；「以夷制夷」、「以蠻理蠻」之說；歷代（特別是明清之交）的民族思想，及籌邊治邊的策論；清末種族革命論及大漢族主義；民元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現在可述者，如西洋輸入的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思潮；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以及邊疆民族政策的根本觀念，包括最近「邊疆施政綱要」所含一貫的道理；時人盛倡的大民族國家論；乃至有人主張准許蒙藏高度自治，將來在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共和國中，極為自由地位的理想；中國文化為王道文化，西方文化為霸道文化之說；萬邦協和，世界大同之說。中國正統文化，愛好和平，反對侵略；民族思想，開明一貫。此種優點，值得吾人發揚而光大之。³

把中國與整個歐洲比，這是我們今天沒有膽量做的事。近代歐洲是甚麼？不就是羅馬帝國曾經征服的「少數民族」（如英國、法國、德國）成為在世界上佔有主導地位的「民族」嗎？這些「民族」近代以來自視構成一個文明世界，有別於包括兩河流域、印度、埃及、中國、古美洲、東南亞在內的古代文明與另外一個人口稀少、地域廣闊的「板塊」——「原始社會」，構成後者之文化進化的目的地，政治革新的前景，經濟成長的「指標」。吳先生說，今日的中國該跟羅馬帝國來比，不該跟諸如英國之類的歐洲民族來比。如果我們採納他的看法，按照吳先生的思路來比一比，那一定會發現一個有趣的情景：中國歷史似乎預示着歐洲的未來。中國的「民族」並不簡單等同於國家，於是，今日中國無需建立一個像「歐盟」那樣的體系，因為那樣的體系我們早已有之。而這是怎麼實現的？我認為，吳文藻關心的，恰是這個問題。他提供的答案是，歐洲是以武力霸道為中心觀念和制度形態，而中國是講和平的。這個呢，也許有懷疑主義心態的大家不太相信。歷史上，中國打來打去的事情也很多。我們可以模仿西方人來揭露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惡」，這毫無疑問。不過，實際上吳文藻最精彩的地方不是這，而是他那拿英國殖民政策來跟中國的民族政策相比較的勇氣。吳先生認為，英國殖民政策值得國內少數民族政策制定者的借鑒，大膽地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本也有許多向外拓殖的歷史。大家不見得有民國期間吳先生的勇氣，儘管是這樣，我仍然認為吳文藻不很成熟的文字背後有一種似乎讓我蠻贊同的東西，好像我們的確有一種東西是跟歐洲不一樣的，那個東西到底是甚麼？

我們最早的祖宗，很難說是「中國人」，我們知道周代的王可能是羌族人。這個歷史事實決定了我們該如何理解宋以後蒙古族、滿族對「中國」的統治。你可以說，蒙古族和滿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作為五十六個民族中的兩個，統治過我們，這也不算甚麼。過去有不少學者花了畢生的經歷論證蒙古族和滿族這些曾經統治漢族的民族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外國人就不能理解為甚麼是這樣的。硬要把元朝與清朝的統治民族說成是「中華」的一部分，好像讓人不可接受，但前輩論證這些民族的「中華性」所費的工夫，好像也還是有點意義。我們如果認為自己的祖宗是周人，那麼，周人與羌人的密切關係，好像也表明我們這個民族不是「純潔的種族」，因之，前輩說異族就是本族，這個說法好像也很精彩。我們如何理解在西學裏面看起來如此矛盾的中國「民族」？我們明天要講到費孝通，他是最有意思的中國式民族學家之一，他用一句話概括了吳文藻期待出現的這種智慧，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實際不簡單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超民族的大體系。這種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甚麼？除了武力之外，更重要的，使其能夠延續、不斷復興以至讓蠻夷接受的機制是甚麼？因為這樣的問題今天的社會科學家大抵解釋不清，「不可理喻」，所以，值得我們加以思索。

20世紀的本質特徵是以上說的「戰國時代」，這就致使社會科學家在思考社會與世界時採用了「戰國時代」的通用觀念，這在學術上留下的最嚴重後果是：以「國」為任何學科的研究單位，而不是以吳文藻腦子裏那種「混沌型」的「中華民族」為研究單位。

（三）

以上所説，足以構成我們在社會科學中重新詮釋「民族」、「國家」、「世界」之間關係的理由。

以下，我要先講吳文藻的有關看法。

吳文藻非常關心中國對世界的可能貢獻。讀他的一些作品，我還感到，這位前輩主張，中國對世界能否有重大學術貢獻，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深入把握我們社會內部的關係特徵。我自己認為，中國的內部關係不簡單是上下關係。過去國內社會科學界對中國的研究，侷限於將中國作為一個猶如民族國家那樣的有疆域的國家的內部關係的研究，且將關係都歸納為上下關係（比如説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級與下級的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我覺得，吳文藻的作品如果有甚麼精彩之處，那就在於，他認為中國的內部關係是上下、內外、你我關係的綜合體。

對於關係的綜合體的思考，不能説是從吳文藻開始的，大家可以再往前推，推到梁啟超，再推到魏源，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是吳文藻用社會科學的專業語言對它作了闡述。

（四）

西方人理解世界，大部分的出發點是他們自己的文明，他們比較理解部落社會融合成新國家的情況，比較理解原始文化如何變成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有高度的民族歷史自覺的社會）。而對於中國，他們則似乎碰到了問題，有不好理解之處。中國曾是一個歐洲人想像中的大帝國，與部落社會很不同，到20世紀也要「建國」，這時她的狀態、她的心情，都不是習慣於認為非西方就是部落社會的西方人所能理解的。

我認為以文明的自高心態為特徵的西方社會科學，有以上所説的毛病，這個毛病大致是從18世紀開始出現，19世紀表現得更為直接，到20世紀則變得更為嚴重。20世紀之前，「古典」社會科學還是有將世界文明的「中間圈」包括在內的做法，還是有將前面所列的古文明構成的範圍視作一個相對獨立的範疇來研究的可能；到20世紀，社會科學出現了將世界二元化的傾向，用傳統、現代這種錯誤的歷史時間概念來形容世界，將世界劃分為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格局，這就給其所謂「自我」（歐美等「先進文明」）之外的「他者」（其他社會）造成了不少嚴重的「誤導」。由於政治智慧的缺失，「誤導」已成「誤失」。

注釋

1.本文是費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泰納講座上的講稿。

2.《元史‧世祖》紀十。

3.《問答卷》，第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