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猷 主編 學歷：Indiana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社會學碩士、臺灣大學社會學學士。經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社經組主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專業研究：藝術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
黃瑞祺 編輯委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主要從事歐美社會政治理論、全球化、生態等研究。著有《批判社會學》、《社會理論與社會世界》、《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集》、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Karl Marx’s Social Theory等；主編《當代社會學》、《溝通、批判和實踐──哈伯馬斯八十論集》、《再見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等。
一、前言 在目前種種「集體認同」（如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地域認同）的研究中，「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可說是一個不陌生的詞彙。 的確，個人若沒有「記憶」，就連「自我」也將無法建構（Squire & Kandel，1999：ix）。不過，「記憶」一詞，卻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字眼。或許因為這是個沿用已久，已深入日常生活的詞彙，每個人都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印象，含意廣泛，甚至到了無意義的地步，連傳統心理學對於「記憶」的研究，也和實際生活中的記憶運作沒什麼關聯（Goldberg，2001：72）。 那麼，社會學方面對「集體記憶」一詞的定義又如何？什麼樣的記憶，可以稱為「集體的」？「集體記憶」的概念有沒有學術上的嚴謹性？從目前一些論文的使用方式，可見得模糊不清的狀態並沒有解決。例如在一篇名為〈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的文章中，作者聲稱交替使用「記憶」、「歷史」、「傳統」等詞，不加區分，因為「它們都指涉人們所記憶的過去」（蕭阿勤，1997：251）。又如一本名為《霧社事件：臺灣人的集體記憶》（許世楷、施正鋒，2001）的研討會論文集，書中的記憶呈現是請事件的目擊者來「回憶」當時的情景。霧社事件固然可說存在於每個人的記憶中，但諸多細節，有多少屬於共同的記憶？由此可見，「集體記憶」的含意相當空泛， 使得冠上「集體記憶」的研究有時變得焦點模糊。到底社會學中的集體記憶研究宗旨為何？集體記憶研究的本體論基礎又是什麼？ 這些疑問，就是本文的出發點──追溯「集體記憶」這個概念最原初的理論思想。而這個研究動機，使我們連上了最早研究「集體記憶」的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Halbwachs目前歸類於涂爾幹學派的學者，不過在他接觸社會學之前，曾經一度想以哲學為業（Coser，1992：3）。而深深影響Halbwachs的哲學啟蒙老師，就是在20世紀初期西方哲學的領航人之一，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雖然這一段淵源並非鮮為人知，但在提到Halbwachs的集體記憶研究時，卻少有人提到柏格森哲學與他的關聯。 本文則對這對師徒的學術關係深感興趣，因為人們對於Halbwachs的「集體記憶」向來缺少哲學基礎的研究，使得今天對於該如何看待這個概念產生了相互對立的傾向。本文希望從柏格森哲學的角度，試圖解釋這組對立的觀點其實源自於柏格森哲學的不同面向，而且或許這是因為柏格森強調的「直觀」（intuition）與科學方法不能相容之故。 但是從這個哲學脈絡來看，對立的觀點卻都沒有違反柏格森哲學的原則，反而或多或少是一種誤解。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因此是：第一、說明柏格森與Halbwachs二人在哲學思想上的傳承關係；第二、說明兩種研究取向對立的原因並提出建議。為了這兩個目的，本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闡釋柏格森最重要的「綿延」與「記憶」觀念；其次、剖析Halbwachs的重要著作：《記憶的社會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與《福音書中聖地的傳奇地形學》（The Legendary Topography of the Gospels in the Holy Land，二者都收錄於Halbwachs，1992），找出分析的架構；第三、解釋兩種對立的「集體記憶」觀點，解釋對立因何產生，柏格森如何處理（或避開）這個問題；最後並做一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