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精神

值得每一個人擁有的中國文化常識書。

此書由當代哲學大師張岱年與學生程宜山合著，初版成書於1990年（《中國文化與文化論證》），2006年再版（《中國文化論爭》），2015年校訂更名為《中國文化精神》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版。

張岱年先生是當代公認的哲學大師，被稱爲“文化哲學研究的先驅者”，在本書中張岱年先生與程宜山先生站在學術的角度，以嚴謹的文筆、清晰的思路，厘清了中國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內核，爲我們讀懂“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口。可稱張岱年先生晚年集大成之作。

《中國文化精神》以古今中外爲參照，在歷史的長河中對中國文化的品格、得失與論爭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極專業的講述，幷闡明了中西方文化的異同。它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簡明系統地對中國文化精神突破性的概括，蘊含著歷史的智慧與哲理的啓迪，行文一氣呵成，敘述引人入勝。本書是學習中華文化傳統、理解中華精神品格最權威的讀物，它對中國人繼承優良傳統、創造未來新文化有巨大的現實作用。

張岱年，中國哲學家、文化學家、國學大師。早年任清華大學教授，後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曾任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他長期從事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研究，有極高的造詣和廣泛的建樹。他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是一位享譽海內外的國學大師。他晚年以《中國文化精神》彰顯了中國文化研究與普及的最高水準。

程宜山，中國文化著名學者。

張先生治學之道爲“修辭立其誠”；立身之道爲“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哲學家、學術大師 馮友蘭

 

我對張岱年先生的爲人“心儀已久”，張先生具有多種優秀的品質，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爲楷模”。

——文學家、國學大師 季羨林

 

張岱老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深度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之一，他的思想和著作自成體系，博大精深。像我這樣的一代人大多讀過他的著作，聽過他的課，對他的感情非常深厚。他的一生都在勤勤懇懇地做學問，所以學問非常扎實，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馮友蘭先生花工夫創造一套自己的體系，而張先生則花工夫告訴我們中國哲學的原貌。他對中國哲學的原點瞭解得甚爲準確，這對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原點的問題依然十分有幫助。張岱年先生的第二大貢獻就是提出“綜合創新”的觀點，即綜合各哲學體系，創造出新的適應當代社會需求的哲學來。這給中國哲學應該怎麽發展指明一條道路，他很善于用當今的哲學觀點來梳理傳統的哲學思想，這些都是非凡的創舉。張先生是一位平和的學者，不僅是做學問的導師，而且也是爲人的導師。討論問題平等相待，無論你身份的尊卑，他都沒有一點架子。不但生活上很樸素，而且學風上也很樸素，追求扎實，反對華而不實這是他最大的特點。

——哲學家、國學大師 湯一介

序

 

導論 我們的文化觀

第一章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上）

第三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下）

第四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系

第五章 中國文化的發展

第六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傳統哲學

第七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就

第八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良傾向

第九章 中國文化的論爭（上）

第十章 中國文化的論爭（中）

第十一章 中國文化的論爭（下）

第十二章 我們的文化主張—綜合創造論

第一章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具體闡述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前，需要對「文化基本精神」一詞的含義做一點說明。何謂「精神」？精神本是對形體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應該是對文化的具體表現而言。文化的具體表現即文物、制度、習慣等，文化的精神即思想。就字源來講，「精」是細微之義，「神」是能動的作用之義。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就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這種能夠作為文化發展內在動力的基本思想，本身也是文化發展的產物，並隨文化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因此，文化的基本思想，同時也一定是文化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的中心思想，是文化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的基本觀點。要而言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創造出來，並成為該文化思想基礎的東西。

中國文化豐富多彩，中國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國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單純的，而是一個包括諸多要素的統一體系。這個體系的要素主要有四點：（一）剛健有為，（二）和與中，（三）崇德利用，（四）天人協調。其中「天人協調」思想主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決人自身的關係，即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係；「和與中」的思想主要解決人與人的關係，包括民族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倫關係；而「剛健有為」思想則是處理各種關係的人生總原則。四者以「剛健有為」思想為綱，形成中國文化基本思想的體系。關於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這三點，留到下章再做闡述，這裡只討論作為總綱的「剛健有為」思想。

「剛健有為」的思想源於孔子，到戰國時期的《周易大傳》已見成熟。中國文化的基本思想是一個系統，其綱領「剛健有為」思想也自成系統。

粗略地看，《周易大傳》提出來的「剛健有為」思想包括「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兩個方面。《彖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絕不停止。《周易大傳》所說的「剛健」，除了發揮主動性、能動性，努力向上，絕不停止的意思外，還有「獨立不懼」（《彖傳．大過》）、「立不易方」（《彖傳．恆卦》）之義，「獨立不懼」、「立不易方」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獨立人格；還有老子「自勝者強」之義。《論語》有一段對話：「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論語．公冶長》）這是說，要做到剛毅不屈，慾望就不能太多。由此可見，剛強不屈不僅意味著一種對抗外部壓力的能力，也意味著一種對付來自本身弱點的能力。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也就是《周易大傳》所謂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文言．坤卦》）。「敬以直內」就是使心專一不放逸，就是控制自己對外來刺激的反應並加以抉擇，「義以方外」就是使行為皆符合道德原則。《彖傳》又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即順，「地勢」是順，「載物」就是包容許多物類。君子應傚法大地的胸懷，包容各個方面的人，容納不同的意見，使他人和萬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周易大傳》認為，健是陽氣的本性，順是陰氣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陽健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而從上述兩句話的關係來看，自強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載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見，剛健有為的思想以自強不息為主，同時包含厚德載物的系統。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周易大傳》所說的「自強不息」或剛健還含有「剛中」、「及時」、「通變」等引申的原則。

《周易大傳》提出：「能止健，大正也。」（《彖傳》）據高亨考證，「能止健」當作「健能止」，「能」讀為而。「健而止」即強健而不妄行，可止則止。《周易大傳》認為，強健而不妄行，不走極端，是大正即最合乎中道的品德。《文言》認為，「乾」的品德就是這樣。「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的品德是剛健而又不過剛，是最理想的品德。這裡所謂「中正」，即孔子所謂「中庸」。剛健而中正，《周易大傳》稱為「剛中」。《彖傳》說：「剛中而應，行險而順」，用剛健而中正的態度對待險惡，能吉利而無災禍。

《周易大傳》又提出：「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所謂「進德修業」、「終日乾乾」即「自強不息」。所謂「及時」、「與時偕行」，即以自強不息與永恆變化的客觀世界保持一致。也就是說，世界永恆變化的性質，就是人應自強不息的根據。《周易大傳》不僅從自強不息引申出「及時」即順應變化潮流的原則，而且將這個原則與「中」的原則結合起來，稱為「時中」。「時中」即隨時處中。也就是說，在《周易大傳》看來，所謂「中正之道」，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生活行動也必須隨時間的變化調整，按當時的情況確立標準。

《周易大傳》還認為，「天地革而四時成」（《彖傳》），世界的流變是通過一系列變革、革新形成的，人要與時偕行，也必須「通變」、「革命」。這樣，它又從及時的原則引申出「通變」、「革命」的原則。《周易大傳》有一句至今膾炙人口的話，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繫辭下傳》）。事物發展到不能再發展的地步，叫做「窮」。事物發展到極盛就要向反面變化，這叫「變」。通過變革或革命，原來「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局面，就會一變而為「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就是「通」，也就是「通則久」。正因為如此，《周易大傳》把「通天下之變」作為一條重要原則。《周易大傳》肯定革命與變革的重要意義。它說：「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彖傳》）

總之，《周易大傳》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中、及時、通變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剛健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則體系。由於《周易大傳》在古代一直被視為孔子所作，這些思想的影響很大，在鑄造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形於中必發於外。」作為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剛健有為」精神，其具體表現或凝結的文物、制度、風俗可謂無處不有、無時不有、俯拾皆是、不勝枚舉。以文學人物形象而言，《列子．湯問》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魯迅筆下「每日孳孳」的大禹，都體現了自強不息的精神，他們不過是被魯迅稱為「中國的脊樑」的無數英雄豪傑的寫照，而這些形象又反過來激勵千百萬中國人民奮勇直前。以文學藝術題材而言，從古至今無數騷人墨客所吟詠、所描繪的青松、翠竹、紅梅、蒼鷹、猛虎、雄獅、奔馬之類，也都體現了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如果有幸到漢代民族英雄霍去病將軍墓前看看那些雄渾粗獷的石刻，就會被漢代英勇豪邁的氣概所折服；如果捨得花一點時間讀一讀唐人悲壯慷慨的邊塞詩，將不難懂得唐朝的繁榮昌盛是靠什麼精神力量支持的。以制度風俗而言，只要翻一翻歷史，人們就不難發現中國的農民起義、農民革命何其多，改朝換代何其多，變法革新何其多，而把「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通變」當做變革和革命的理論根據或旗幟的又何其多。再看看厚德載物精神。它和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一樣，也是中國文學藝術的重要主題。中國古代的騷人墨客用大量的筆墨篇幅讚美祖國的大好河山，描繪在這大好河山中生長成遂的花鳥蟲魚、一草一木。他們的寄託雖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在其中滲透著對普載萬物的大地母親的情感，體現了中國人「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意識，寄託著「民胞物與」的感情和理想。北宋哲學家程顥說：「萬物之生意最可觀」（《二程遺書》卷十一），可以說為中國的以山水花鳥蟲魚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的一般主題做了詮釋。而這一切，都是厚德載物思想的體現及其引申、發揮。厚德載物精神見於制度、風俗的也很多。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了「仁民愛物」、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思想和制度。孟子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據《周禮》等文獻記載，周代對各種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都有明確的限制規定，這叫「山虞澤衡，各有常禁」（程顥：《論十事札子》）。這種限制措施的意圖，據後世儒者解釋，一是保證「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論十事札子》）；二是防止「物失其性」（《論十事札子》），即要使萬物各遂其生。這種制度和思想見之於民間風俗，就是一種反對「暴殄天物」的習慣，如中國農民對糟蹋糧食的行為深惡痛絕。漢唐時期，中華民族對域外和少數民族的文化產生極濃厚的興趣，大力搜求，廣泛吸收。從名馬到美酒，從音樂到舞蹈，從科學到宗教，無不兼容並包，其氣度之閎放、魄力之雄大確實令人讚歎。這是厚德載物精神在對待外來文化方面的表現，這種精神還廣泛地表現在中國人處理民族關係、宗教關係的習慣上，關於這個問題，放在以後的章節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