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六：亞洲、太平洋戰爭

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
1、《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　著
2、《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　著
3、《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　著
4、《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　著
5、《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　著
6、《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　著
7、《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　著
8、《高速增長》武田晴人　著
9、《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　著
10、《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　編

第六卷《亞洲、太平洋戰爭》：
日軍登陸馬來半島、偷襲珍珠港，從而拉開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序幕。當時美國在國力方面具有壓倒性優勢，日本為何要決心與之開戰？
亞洲、太平洋戰爭為甚麼會曠日持久？大量前線士兵和日本後方民眾以及亞洲各國的許多民眾，他們是如何在總力戰中苦苦度日並最終喪生的？
美國戰後佔領日本政策的轉變給日本的國民意識帶來了哪些影響？日本人忘卻了“加害歷史”，以自己是受害者這種意識為基礎而形成的獨特和平意識，與新形成的國際環境如何協調？

本書中，歷史學家吉田裕教授詳細剖析了這些難題。日本這場總力戰雖矛盾重重，但仍舊被強力推行，給日本和亞洲留下了深深的創傷。本書通過對這場戰爭進行多方位的觀察和描寫，探究了從日美談判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五年間的許多歷史真相。

作者簡介
吉田裕（Yutaka Yoshida）
日本歷史學家，1954年生於日本埼玉縣，1977年畢業於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主攻日本近現代史，現任一橋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昭和天皇的終戰史》《日本的軍隊》《日本人的戰爭觀》《天皇的軍隊與南京事件》《現代歷史學與戰爭責任》等，合著有《亞洲、太平洋戰爭》，編著有《岩波講座 亞洲、太平洋戰爭》全八卷等。

譯者簡介
周保雄
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日本語言文學專業，曾任日本岐阜經濟大學客座教授，現任上海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譯著及作品有：阿列克斯・科爾《犬與鬼 ── 現代日本的墜落》、山崎正和《社交的人》、辻原登《不可饒恕的人・上》、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都市文化閑筆》等。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曠日持久的「戰後」

為何「戰後」沒有結束？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格魯克指出：無論在哪個國家，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這一時代，都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階段結束，儘管此後的時代被當作「現代」來處理，但在日本，「漫長的戰後」還綿延不斷。（《現在中的過去》）

當然，即便是日本，也曾幾度做過「戰後」的終結宣言。眾所周知，日本經濟企劃廳的《昭和三十一年年度經濟報告》（一九五六年）即所謂的《經濟白皮書》，它因高調宣言現在「已經不是『戰後』」而引起議論。另外，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八月，作為戰後首相初次訪問沖繩的佐藤榮作，他在那霸機場發表的聲明中闡述：「我十分清楚，只要沒實現沖繩回歸祖國，對我國而言，『戰後』就沒有終結。」如果依照佐藤首相的這種認識，那『戰後』是由一九七二年沖繩回歸日本本土而結束。確實，對日本戰後史而言，這個一九七二年是一個重大的時間節點。日本一九五六年與蘇聯恢復邦交、一九六五年與韓國建交，於一九七二年這年與對日戰爭中蒙受最大傷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邦交。在一九五一年簽約的《舊金山和約》裡，代表中國的政府和韓國政府未受邀請，蘇聯也拒絕簽約。這是冷戰下的「單邊媾和」。如果考慮到如此事實，雖說還遺留著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問題，但由於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復邦交，可以說日本終於實現了「全面講和」。

所謂的戰爭責任問題

然而此後，「戰後」這個詞語也絕對沒有成為廢詞。作為理由之一，我可以舉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處理只是以不充分的形式被加以實施。尤其是一進入九〇年代，就如同慰安婦和強制勞工一樣，從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中開始響起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戰後補償的呼聲。即使在日本國內，從遭受《治安維持法》鎮壓、虐待的人們那裡，從空襲和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中也出現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動向。根據二〇〇六年四月朝日新聞社所實施的輿論調查，「對於通過侵略和殖民地統治而造成傷害的國家和人民，你認為日本充分做到了謝罪和補償，或認為還不夠充分呢？」回答說「已充分做到」者，其比例停留於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回答說「還不充分」。這說明即便在日本人的意識之中，戰後處理還未結束。

與戰後處理問題相關聯，重要的是對於曾經的戰爭的評價，它在日本人中間並非固定不變。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關於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和滿州事變後一系列戰爭的性質，開始有關這些問題的真正討論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關於其歷史背景，請參照我的《日本人的戰爭觀》，在此，我想重視這一事實：許多國民感到日本從未正面直對戰爭責任這一問題。比如：根據每日新聞社二〇〇五年八月實施的輿論調查：「關於戰爭責任，你認為日本戰後的討論是充分的嗎？」對於這個問題，回答「是充分的」的人僅有百分之十四，而回答說「不充分」者竟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在本書當中，我想依據如此狀況，深入思考戰爭責任問題，它原本應該成為戰後處理之前提，與此同時，我想重新構築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時代。這種場合下的戰爭責任，已不單是日本國家與日本人對外的責任問題，我也希望把日本國家領導人對於日本國民的責任問題也放入視野加以思考。

對於戰爭的想像力在減弱

作為「戰後」沒有結束的另一項理由，我們可以舉出，戰後的日本社會沒有再次直接體驗戰爭。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日本都以協助美國軍事行動的方式深深地參與了，但日本自己沒有成為行使武力的直接主體。如果直接體驗了新的戰爭，那該戰爭的戰後才會開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才宣告終結，或由於新的戰爭而被相對化，並埋沒於其中吧。

然而，所謂未曾體驗新的戰爭，也就意味著除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體驗者，不存在其他的戰爭體驗者。而且隨著時光流逝，戰爭體驗者顯然在減少。毋庸贅言，作為戰鬥者集團的自衛隊也不可能與如此的時代潮流毫無關聯。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戰史教官室長白石博司早在十年以前就闡述如下（白石博司《戰史雜感 ──（其一）》，載《陸戰研究》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

近年來，舊日軍相關人士離開自衛隊的現職，而歷經實戰者也年事已高，自衛隊也逐漸成了毫無實戰經驗的軍事集團。對於把體驗、實踐嚴酷軍事當作專業的我們自衛官幹部而言，作為學習實戰的教材而被保留下來的，除了戰史，別無其他，即便如此表述亦不為過。我認為潛心研習戰史的時代到來了。

雖然出於大相徑庭的理由，但我也和白石一樣懷有部分危機感。因為它使人感到：在親歷戰爭的這代人日益減少之時，在現在的日本社會裡，對於戰爭現實、戰場現實的真實想像力在急劇減弱。我感覺從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開始，如此變化就已開始。電視中所看見的最先進的高科技武器、讓人以為是「大本營發佈」似的美軍發言人的戰況報告、洋洋得意地只顧解說武器性能的軍事評論家等等，在如此報道的漩渦中，我們難道不是在不知不覺中，用戰爭遊戲一般的思考和感覺來觀察、評論戰爭的嗎？至少在那時，匍匐在最前沿的戰壕裡與死亡恐怖搏鬥的士兵、被捲入戰爭的民間人士犧牲者，他們的存在已完全脫離了我們的視野。

我自己也未經歷戰爭，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戰無派」一代的研究者。然而，即便未曾親歷戰爭，是否也能具有對戰爭現實和戰場現實的想像力呢？倘若無法想像未能直接經驗之事，那歷史學這一門學問也就難以成立。

具體而言，在本書中，我想把下述問題意識作為另一個核心重新構築那個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意識就是要恢復一種現實想像力，它是對人被投入到殺與被殺的殺戮戰場的想像力，是對巨大蘑菇雲下所發生無數事件的想像力，是對時代與社會強大壓力的想像力，這種壓力能迫使人把丈夫、兒子之死視為「光榮戰死」而加以接受，是在「敵人臉上」可以發現「人性體現」的想像力等。

再者，在本書中，我把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簽署投降文件而結束的戰爭稱之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當初使用的「大東亞戰爭」是個太意識形態的稱呼，而現在通常採用的「太平洋戰爭」也是以日美戰爭為本位，用此稱呼的話，中國戰線和東南亞佔領地的重要性有可能會喪失殆盡。在我也擔任編輯委員之一的《岩波講座 亞洲、太平洋戰爭》全八卷中，提倡用「亞洲、太平洋戰爭」這個廣義概念來把握滿州事變、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這一系列的戰爭，這是因為基於這個問題意識：我們想在包括戰後在內的時間延伸和「帝國」這個空間延伸中，重新理解那場戰爭。在繼承這個問題意識的同時，本書中把「亞洲、太平洋戰爭」作為替代「太平洋戰爭」的名詞加以使用，理由是出於在其他地方尚未看到替代「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的適當稱呼。

結語
戰敗後的某封信

日本戰敗後不久，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居住在西宮市的某男子給第一復員省上月良夫次官寫了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件。該男子的兒子一九三九年應徵入伍，在新幾內亞戰線「生死不明」，只有所屬部隊的部隊長、副官、兩名勤務兵總共四人返回日本。其他戰線也存在相同事例。如下文所述，該男子要求政府方面作出負責任的回覆。此人做法雖然是基於舊意識中的告狀，但裡面具有新意識的萌芽，這種新意識將支撐住整個戰後史。

陛下之赤子與股肱之臣遭到拋棄，而其司令官以及各位將軍卻棄之罔顧，安然歸來，此輩才是惡魔，其殘忍行徑屬鬼畜所為，應對陛下致歉，因其行徑實乃將拋棄股肱之臣與捨棄豬狗等同視之。吾兒被以「生死不明」之名丟棄在「新幾內亞」山中，作為父母，對兒朝思暮想，日夜愁苦。故忝顏相求，敬請閣下垂憫，作為國家、作為政府當局，施與最佳拯救、召返之法。

刺激這名男子上書的是作為一個父親對於國家棄民政策深感氣憤，但也有可能其矛頭所指的是天皇，因為他在信中陳述如下：

受命以陛下之名出征者乃陛下之忠良股肱，作為其父母，所作所為理應無愧於兒郎，然倘若愛子被棄於此等山中而不救出，作為父母則不容於天地，且有悖天理。總之，作為國家，作為政府當局，如若拋棄此等忠於陛下之股肱之臣，就成了以陛下之御名而拋棄臣民。

亞洲、太平洋戰爭以日本慘敗而告終，但它的戰敗給戰後日本人的意識帶來了何種影響呢？

從戰敗至冷戰

首先可以指出，如同書中所見，前線和後方悲慘而淒涼的現實，讓人們對軍隊或戰爭所產生的強烈逃避感，對國家標榜的國家大義所懷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感，滲透到了戰後日本社會之中。也可以說形成了由痛楚的戰爭體驗所支撐起來的反戰的政治文化。在這一點上，日本戰敗最能意味著人們從軍國主義和軍隊束縛中得到解放。而且，這種政治文化阻止了日本作為「普通國家」直接參與戰爭。

然而，轉向冷戰使得情況更為複雜。因為美國強化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決姿態，大幅度改變了將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這一佔領政策的初衷，而把立足點轉移到了這裡：把日本作為同盟國而加以強化和穩定。其結果是，在重新開始軍備的同時，戰犯嫌疑人接連不斷得到釋放等，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也在半途夭折。事實上，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的舊金山條約就濃重地帶有「寬大媾和」性質。因為根據該條約，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參戰國不僅放棄了對日索賠要求，而且其第十一條僅僅規定日本政府承諾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判決，完全沒有直接涉及戰爭責任問題。關於這一點，作為簽署該條約的日本首席全權代表、首相吉田茂如下寫道：（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三卷）

這一條約中，關於日本的戰爭責任一言未提。（中略）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其他講和條約，比如說在意大利、羅馬尼亞講和條約中，無論哪個都言明戰爭責任。日本條約中之所以沒有如此條文，顯然是因為已經貫穿了和解精神。

另外，即便在國內政治方面，從講和條約簽署的前後開始，被褫奪公職的大牌政治家也得到解禁，絡繹不絕地回歸政界。所謂褫奪公職，是指美軍佔領時期所實施的削除軍國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公職的政策，解除禁止他們任職，也意味著模糊了日本領導者對於國民的責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批判性地言及被褫奪公職官員的政界復歸，同時指出：「總之，對於那場戰爭的指導者而言，日本人自己應徹底了結（戰爭責任），儘管如此，但由於冷戰開始，另有暖風颳進，這種了結就半途而止了。」（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

日本人的和平意識

如此一系列的事態給日本國民意識帶來了複雜影響。首先可以舉出，加害者的記憶被貼上封條，自己是戰爭的犧牲者，是受害者，日本國民把這種認知作為基礎，形成了獨特的和平意識。這種作為受害者的自我意識，是把戰場的悲慘和戰爭所造成國民生活的惡化作為直接基礎，正因為如此，它就深深植根於國民意識之中。反言之，這樣的和平意識，是通過忘卻對亞洲的加害歷史才得以成立的。

第二，連國家領導人對國民的責任也都被模糊化了，其結果就成了在國民之中留下的隔閡。從戰爭末期開始，對國家領導人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在國民中蔓延，而戰敗把它當作了決定性因素。日本國家領導的戰爭責任由同盟國開庭的東京審判裁決，但由於該裁決具有「戰勝者的裁決」這種政治性，所以，也不能否定存在著對於審判的反感和排斥，這使得對國家領導人的批評得以減弱。然而，由於與受害者的戰爭觀相結合，戰爭責任在於以軍人為中心的國家領導人，自己則是國家領導人錯誤政策的犧牲者，這種國民意識被廣泛形成是確實無疑的。正因為此，由於戰爭責任問題被一點一點地模糊化，許多國民就懷有一種難以想通的情結了。而且，如此想法有時也會面對天皇。二戰時Mereyon島因出現大量餓死者而出名，一瀨俊也研究了從該島生還將士的體驗記，他指出：「通過數個體驗記，浮現在我腦海裡的是：『昭和』結束了，但歷經戰後五十年仍舊未結束的是對〈戰爭責任〉執拗的責問。其矛頭有時甚至指向天皇。」（一瀨後也《為何說是餓死之島》）

第三，促使日本與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國進行政治和解的冷戰邏輯，作為強化忘卻過去的一種力量而發揮作用。對於戰爭責任、戰後處理問題，日本社會以為姑且已經結束，現在從經濟復興向高速發展時代突飛猛進，如此的社會狀況就產生了這樣的風潮：把戰爭年代視為流逝久遠的過去、不值得回顧。因為日本是「業務與常識大量湧現，故國因發展而一片繁忙」（竹內浩三）。

在擁有直接的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中，產生了一種曲折的領悟。高橋三郎編著《共同研究戰友會》，把戰友會聚會時的原士兵對於沒有戰爭體驗的那代人的態度表現為「我想對你們講述我們的體驗，但你們不會明白的吧……」在戰爭體驗的繼承方面存在著很深的斷層。

巨大的歧路

但是，如上所見，以冷戰結束等為背景，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人的戰爭認識或者和平認識徘徊於一個巨大的歧路口。可以指出：一個變化是以歷史教科書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為開端，亞洲各國的對日批判正式開啟。也就是說原先日本人的和平意識是基於自己是受害者，而新形成的國際環境卻與之難以協調。

另一個變化是擁有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急劇減少。在二〇〇三年十月一日，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九點一，這個年齡層的人士大致是在小學（當時的國民學校）一年級以上時迎來了日本戰敗。由此可見，這批人的減少會在由直接體驗或親身感受維繫起來的戰爭認識或和平意識上造成巨大陰影。可以說不是基於直接體驗的「戰爭記憶」其所佔比重成了決定性因素。

上述情況如今仍持續不斷。而且，面對這樣的歷史轉換點，我們當中也會產生困惑與焦躁。日本在與中國或韓國之間正在產生民族主義的負面連鎖效應。兩者關係就是通過批判與反駁，兩國的民族主義相互義憤填膺，關係惡化。總之，可以說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常常會被問及我們以何種形式面對過去的歷史。

後記
雖說生於戰後，但實際感覺生活在與戰爭年代相毗連的年代。我童年時代常去就診的醫生是陸軍軍醫中將寺師義信，他是一位蓄有威嚴髭鬚的老先生，但我記得診療後得到過糖果。其孫女在小學、初中時比我低一級。事後得知，對日中友好盡心盡力的原陸軍中將遠藤三郎，他的寓所也在我的活動圈內。

另外，就在最近，中學時代的同級同學栗原好江與我聯繫，得知同年級同學林夏子的父親，是裝備了「櫻花」的海軍特攻部隊 ── 第七二一海軍航空隊的幸存者。七二一航空隊的飛行隊長野中五郎少佐反對「櫻花」出擊，此事廣為人知，但把出擊前野中少佐的生動言行留於記載的就是林夏子的父親林富士夫，他是原海軍大尉。我再次真切感受到了戰爭的新鮮傷痕就殘留在如此之近。

即便在殖民地統治問題上亦是同樣如此。同級生中有相當多的在日朝鮮人子弟。某人曾是我的玩伴，即便是在日期間其家庭在經濟上依舊取得了成功。但與其相反，許多在日朝鮮人子弟的家庭是勞動者階層，他們構成了日本社會的最底層。A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紮著纏頭手巾，大汗淋漓地拉著裝載糞桶的兩輪拖車的身影。在同學父親當中，如今能夠想起面容的只有A父親的紅臉。

身為那樣一代的研究者，本書中色彩濃重地反映了我的深入思考。倘若注意觀察，自己被吹捧為年輕能幹，為自己血氣方剛而感到驕傲自大的時代已成了遙遠的過去，如今我正成為連中堅骨幹都稱不上的這一代人中的研究者。在此期間，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層出不窮，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自己的這種深入思考或許只是一種沉鬱。然而，如今結束本書寫作時，在我內心存在著一種按照自我方式完成應盡職責的滿足感（自我滿足感？）。乞請諸位讀者以及年輕研究者叱正。最後，謹對作為編輯惠予支持的小田野耕明先生、對細心審核拙稿的諸位校對者深表謝忱。

吉田裕
二〇〇七年七月

序言
第1章 通往開戰之路
 一、從三國同盟到向美英開戰
 二、戰爭的性質
 三、為何沒能迴避開戰

第2章 初期作戰的成功與東條內閣
 一、日軍的軍事勝利
 二、「東條獨裁」之成立

第3章 戰局的轉換
 一、盟軍開始反攻
 二、圍繞著動員兵力的諸多矛盾
 三、「大東亞共榮圈」的現實
 四、國民生活的實際情況

第4章 總力戰的推行與日本社會
 一、馬里亞納群島失陷與東條內閣
 二、戰時的社會變遷

第5章 戰敗
 一、戰場和士兵
 二、本土空襲的正式化和國民
 三、通往戰爭結束

結語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第1章 通往開戰之路

一、從三國同盟到向美英開戰

三國同盟、武力南進政策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屆近衛文麿內閣成立。近衛是公卿家出身的政治家，出生於五攝家之首— 近衛家，家世顯赫。與宮廷也頗多交厚，作為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出生的年輕政治家，在國民中也深孚眾望。從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組建第一屆內閣，對於曠日持久的日中戰爭也負有重大政治責任。

在國內政策方面，近衛通過大範圍的國民化組織建立近衛新黨，並企圖以此政治力量為背景，把軍部置於內閣控制之下，故而，他從組閣前就開始了新體制運動。由於無法克服各股政治勢力之間的對立衝突，新黨構想最終夭折了。大政翼贊會於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成立，它是在所有政黨解散之後網羅各股政治勢力組建而成。近衛起初期望大政翼贊會能獲得盡可能控制軍部的政治勢力，但遭到失敗，但作為法西斯體制確立時期的國民動員組織，以近衛首相為總裁的翼贊會通過將各種國民運動團體和部落會、町內會等地域性組織收在其傘下，翼贊會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對外政策方面， 在第二屆近衛內閣的運作下，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了《伴隨世界形勢推移之時局處理要綱》。這是決定加強和德國、意大利之間的政治團結以及向東南亞實施武力南進的重要國策。結果，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國之間締結了三國同盟，互相承認德國、意大利在歐洲，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決定當和第三國（實指美國）產生武力衝突時，互相之間要進行軍事上的援助。另外，日本政府以軍事壓力為背景，與法屬印度支那當局締結軍事協定，基於這一協定，日軍於九月二十三日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在此期間，當地軍隊擅自越境和法屬印度支那軍隊之間展開戰鬥。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目的是切斷英國等國向中國提供物資援助的援蔣路線（法屬印度支那路線），同時，以確保日軍南進時的基地。

日中戰爭陷入僵局

處於三國同盟、武力南進背景之下的是日中戰爭陷入僵局。一九三七年七月，日中戰爭開始，日軍在同年十二月佔領首都南京，次年一九三八年五月攻克徐州，十月佔領武漢。然而，國民政府將首都遷往重慶繼續抗戰，在一九三九年年末，中國國民政府軍的冬季攻勢、一九四〇年夏季由華北八路軍（共產黨軍隊）發動的反攻（百團大戰），給予日本軍隊很大打擊。

就這樣，在日中戰爭曠日持久、陷入膠著時，原想通過軍事力量來解決問題，但計劃破滅，日本政府就期待由政治策略攻勢打開局面。其中最大的攻勢就是做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的工作。日方雖然想針對汪精衛開展媾和活動，但由於日方持續拘泥於確保對華權益和駐留，未能得到中國的充分支持，對國民政府的瓦解工作也以失敗告終。最終，逃離重慶的汪精衛雖然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建立了國民政府，可其本質上只不過是日本軍隊政權的傀儡。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汪精衛政權和日本政府締結《日華基本條約》，此條約賦予日本廣泛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特權，雖然規定日軍在治安恢復兩年以內撤離，可也允許在此之後日本可在特定區域內繼續保留軍隊。當然，中國民眾不會支持對日本過於妥協的汪精衛政權。

「四國協商」構想和破裂

三國同盟、武力南進政策的另一個背景是德軍在歐洲的重大攻勢。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以一種被稱為「奇怪的戰爭」的對峙狀態持續著，但到了一九四〇年四月，德軍入侵挪威、丹麥，五月入侵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法國，六月攻陷巴黎。這是由德軍實施「閃電戰」所取得的勝利。由此不僅提升了日本陸海軍內親德派的勢力，在政府和陸海軍中對於德國軍事力量的過高評價也急劇擴大。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種擔憂，擔心由德國獲勝而結束戰爭時，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將被劃入德國勢力範圍。其中出現了這股勢力：欲趁著德國勝利，與德國合作，加入重新分割勢力範圍的戰爭。

如上所述，面臨日中戰爭僵局的日本受惑於德國的勝利，選擇了一條開戰路線：一邊憑藉三國同盟的壓力牽制美國，同時武力南進。武力南進包含有兩大目的，一個是通過奪取殖民地來削弱支援中國的英國力量，同時，通過切斷法屬印度支那和緬甸這兩條援蔣路線來解決日中戰爭。另一個目的是，趁著德國獲勝，順勢向東南亞擴張武力，通過在該區域確立日本的經濟自給圈，來強化日本的戰略態勢。

然而，三國同盟被定位在「四國協商」的構想之中。主張「四國協商」的代表性人物是第二屆近衛內閣的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其構想是首先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然後把蘇聯拉進來發展成「四國協商」。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德國和蘇聯，當時表面上維持著良好關係。另外，蘇聯方面也希望日本軍事力量的矛頭不是指向北方，而是朝向南方。此間， 松岡外相在訪問德國、意大利的歸途中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晤，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簽署《日蘇中立條約》。該條約的要點是維持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規定若一國成為第三國的軍事行動對象，那另一國則有義務保持中立。另外，《日蘇中立條約》也是日本遏制中國戰略中的一環。由於締結了該條約，蘇聯便不得不停止對華軍事援助。然而，在此階段，作為《日蘇中立條約》前提的「四國協商」構想正慢慢破裂。因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拉命令國防軍準備對蘇開戰。

美國對日政策趨於強硬

日本的南進政策使得美國對日政策趨於強硬。一九三九年七月，由於日軍在天津封鎖英租界，加深了英國和日本的對立，而美國明確表態支持英國，便通知日本政府要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而且在一九四〇年九月，日本軍隊一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美國就在同月末禁止向日本輸出鋼鐵和廢鐵，就連對金屬、機械製品等也逐漸採用了出口許可制度。美國是想通過經濟制裁來阻止日本南進。可在阻止日本南進這一方面，美國這一系列對日禁運政策並沒有多大實效，倒不如說它反而導致增強了陸海軍內對美強硬派的發言權。在日美關係日益緊張之時，從一九四一年四月開始，日美之間開始展開調整日美關係、避免兩國交戰的外交談判，這就是所謂的日美談判。在談判中，三國同盟、日中戰爭、對日禁運問題成了重大爭論點，但日美兩國之間的溝壑始終無法填補。

在此同時，歐洲局勢也將迎來重大轉機。從一九四〇年八月開始，作為登陸英國本土的前哨戰，德國空軍開始空襲英國本土（不列顛之戰），但遭遇英國皇家空軍的猛烈反擊，沒有達到奪得制空權這一步。而英國海軍依舊確保了多佛海峽的制海權。結果希特拉最終放棄了進攻英國本土，轉而準備正式開始對蘇作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戰線上，德軍展開了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由此，日本的「四國協商」構想完全破滅。

為應對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日本政府和軍部在七月二日召開御前會議，確定了《伴隨形勢推移之帝國國策要綱》。要綱內容有以下兩點：一，蘇德戰爭如果出現對日本有利態勢，日本就對蘇聯行使武力；二，在決心不惜對美英開戰的情況下強力推進南進政策。根據御前會議的決定，為了準備對蘇開戰，陸軍將重兵集結到了滿州。這就是被稱為「關東軍特種演習（關特演）」的匿名兵力動員。緊接著在七月二十八日，日軍開始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為此，日本獲得了為了南進所需要的航空基地和海軍根據地。

美國政府事先掌握了日方意圖，對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迅速作出了回應。美國在七月二十六日宣佈凍結在美的日本資產。八月一日，又採取措施，全面禁止對日本出口石油。這是美國強烈表態，不允許日本南進政策再繼續發展下去。日本政府和軍部沒有充分預料到美方的強烈反對，因資產凍結和石油禁運這兩種對抗措施而大受打擊。因為在日美關係持續惡化之中，日方雖然努力儲備了大量石油，但日本的戰爭經濟主要依賴於美國的石油供給。石油供給被切斷後，日本主戰論氣勢高漲，主張在國力衰弱之前對美開戰。此後，日美談判仍在持續進行，不能說相互之間毫無妥協的可能性，但由於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局勢大幅度轉向，日本準備對美英開戰。

二、戰爭的性質

從日英之戰到日美之戰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凌晨二時十五分（日本時間），日本陸軍的佗美支隊開始登陸英屬馬來半島的哥打巴魯，接著在三時十九分，從日本海軍機動部隊出動的第一次攻擊隊開始空襲珍珠港。以此，拉開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帷幕。關於此次戰爭的性質存在著很多爭論，但如果從開戰經過考慮的話，至少要考慮以下三個觀點，這很重要。

第一個觀點是，對英開戰和對美開戰的關係問題。事實表明，日軍攻擊的不是從珍珠港而是從攻擊英屬馬來半島開始，最重要的是這場戰爭是作為對英開戰而發動的。自日中戰爭開始以降，日本逐漸侵食英國在華權益，日英關係急劇惡化。再者，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一九四〇年九月的日、德、意締結三國同盟和日本開始實行南進政策。一九四〇年春季，由於德軍的巨大攻勢，英軍不得已從歐洲大陸撤退，接著又直接面臨德軍攻勢。如前所述，八月，作為登陸英國本土作戰的前哨戰，德國空軍開始空襲英國本土。

日本政府把國際形勢的如此變化視為良機，選擇了憑藉三國同盟的壓力牽制美國，同時武力南進。

需要注意的是，雖說日本武力南進政策是把日英之戰視為不可避免的因素，但事實上日美之間未必存在決定性的利害對立關係。因而，日軍內部也產生了兩大對立意見：一個是「英美可分論」，主張投入主力對英開戰並極力避免和美開戰，另一個是「英美不可分論」，認為既然對英開戰必然會誘發對美開戰，那決心對英開戰必定伴隨著和美開戰。

戰爭的實際情況是採取了如此方式：在對英開戰的同時也開始對美開戰，結果可以理解為：日本的武力南進政策不可避免要對英開戰，而對英開戰將不可避免對美開戰。所以，美國在加強向納粹德國的擴張政策顯示對決態勢，在亞洲也不會袖手旁觀「大英帝國」崩潰，美國最終表明了立場，要強力支持英國。

日美戰爭的性質

第二個論點是日美戰爭中的戰爭責任問題。竹內好認為，應該把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的侵略戰爭和日本對歐美列強的戰爭區分開來，他曾作過如下論述：（竹內好《近代的超越》）

大東亞戰爭既是侵佔殖民地的戰爭，同時也是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事實上，這兩個側面都被混為一體了，但在理論上必須區分開來。日本並沒有試圖侵略美國或英國。雖然從荷蘭奪取了殖民地，但日本並不是要侵略荷蘭本國。

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中，作為帝國主義大國的歐美列強要保有殖民地，同樣，它們與亞洲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之間存在著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戰爭。如果就僅限於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戰爭而言，那日本就會主張：對於美國、英國和荷蘭，它不負有所謂的戰爭責任。而且，與這一主張產生共鳴者似乎不少。據讀賣新聞報社二〇〇五年十月所實施的輿論調查，「關於先前的大戰有如下觀點，請選擇一個和你想法最接近的觀點」，對此設問，答案選擇「與中國的戰爭，與美國（包括英國、荷蘭等盟國）的戰爭都屬於侵略戰爭」佔百分之三十四點二，選擇「與中國的戰爭屬於侵略戰爭，但與美國戰爭不屬於侵略戰爭」的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九，選擇「與中國以及與美國的戰爭都不屬於侵略戰爭」的佔百分之十點一。如同第二個回答所示，由這項輿論調查可以確認，與竹內好的主張產生共鳴的類似國民意識還大量存在。

在此戰爭觀的背後，隱藏的是— 為甚麼只有日本必須被定罪？美國有資格審判日本嗎？ — 這種不公平和不公正感。在戰後的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投放原子彈、對日本城市進行無差別地毯式轟炸等，美國的戰爭犯罪完全未受審判，而且此後，美國自己也無法否認它留有作為軍事霸權國家的歷史。倘若如此，那麼，竹內好他們那種歷史認識就是由某種健全的平衡感所支撐，以為這方面的想法或許也是正確的吧。

然而， 在歷史的現實展開中思考戰爭責任問題時， 那些主張「日美同罪論」，甚至認為亞洲、太平洋戰爭是日本的自衛戰，美方才負有戰爭責任，我們不得不說這些主張太過單純。第一，必須指出的是，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戰爭和日美戰爭不能機械地分開。為了打開惡化的日美關係，日美談判從一九四一年四月開始，但其最大的爭論點是中國問題。美國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近衛文麿首相想通過實現某種方式的撤兵來避免談判破裂，但對此強烈反對的是陸軍。在十月十四日的內閣會議上，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認為：「撤兵問題至關重要。（中略）作為陸軍，我們對此極大關注，如果服從美國主張，那就會破壞支那事變的成果，並危及滿州國，也更危及到朝鮮的統治。」

這是一種多米諾理論，但由此而喪失了與美國互相達成協議的預期，近衛內閣不得不內閣總辭職，十月十八日，成立了由陸軍大將東條英機為首的東條內閣。家永三郎很重視這一經過，他說：「為了繼續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日本才決定向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因為它們想阻止日本侵華。日本是在侵華的延長線上發生了對美、英、荷的戰爭，不能把對中國的戰爭和對美英荷的戰爭分離開來，把它們視為另一場戰爭。」（家永三郎《戰爭責任》）也就是說，在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日本是否願意放棄所獲得的既得利益，或者說，如果放棄，要放棄多大程度，這一點才是日美談判的最大爭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