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苦悶的歷史

★第一本站在台灣人立場，以台灣史觀濃縮概述的台灣島史
★戒嚴時期的島內禁書，讓海外台灣人「一面哭一面讀」的真史

所謂台灣人歷史，就是台灣人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奮鬥的過程

對台灣人來說，歷史真相經常是曖昧難辨的，因為大部份出自殖民統治者或和歌德派觀點的台灣史都充滿著神話、謊話和廢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之後的台灣黑暗時代，天不清、月不明，神不寧、氣不爽，「苦悶」正是台灣良心知識份子的典型寫照。

就在那個白色恐怖的禁忌時期，流亡日本的王育德先生以生命為賭注，奮力完成了這部石破天驚的台灣史名著。本書是頭一次站在台灣人立場，以完全的台灣史觀濃縮概述台灣千年來的脈絡軌跡，深入分析各時代的特色和真實，不僅依循歷史視野追溯台灣的特殊性，並且也為台灣獨立提出了有力的論證。

本書於1964年先以日文版在東京問世(弘文堂出版)，立即成為日本台灣研究界鳳毛麟角的參考工具書之一，十五年間賣了四萬本以上。漢譯本於70年代同樣先問世於日本，再流傳美、加各地的台灣僑界，無數台灣熱血青年是「一面哭一面讀」，有些是初識台灣母親的「真史」，有些則是澈悟原來他們所知的台灣史竟是被歪曲乖張的歷史。因其震撼力超強，大大撞擊了中國統派和鷹派「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思維邏輯，中國共產黨痛罵它是「品質惡劣的壞書」，國民黨更乾脆把它列為禁書。

〔日文原著〕
王育德
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譯者〕
黃國彥

　1945年生於台北。東京大學語言學碩士，語言學博士課程修畢。專攻日語語言學、日語教育學。曾任文化大學東語系日文組主任；東吳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台灣版【王育德全集】編輯總召集人。

譯作：
《台灣─苦悶的歷史》（王育德原著）
《台灣話常用語彙》（王育德原著）
《台灣話講座》（王育德原著）
《輕鬆學日文敬語》
《聽！說！校園生活日語會話》等書

編著：
《日語調調的50音技巧》
《日語發音入門》
《日語基礎語法教室》（與趙姬玉合著）
《漫畫迷說日語：看漫畫學日語》等書

日文版序

出於無法克制的心情，我寫了這本書。提筆的念頭是為了探討：我一千萬同胞背負著什麼樣的過去？現在處於什麼樣的境地？將來應該朝哪個地方找尋活路？
今天台灣已經成為東西冷戰最熾熱的接觸點之一，我期盼這本書能進一步幫助外國的讀者加深對台灣現況的認識，瞭解問題的來龍去脈，摸索正確的解決途徑。
每次到書店，我就深感羨慕和焦躁。書刊之多可謂汗牛充棟，包羅萬象琳琅滿目。但其中到底有幾本是寫台灣的？偶而發現一兩本，內容也不是我想要知道的。既然如此，不管有沒有才能，自己下功夫研究然後公諸於世，就成為無法逃避的責任。
也許令人難以相信，台灣人對台灣的歷史關心的很少，進而研究的更是寥寥無幾。
統治者唯恐台灣人關心自己的歷史，常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禁忌並不限於歷史方面，有助於鼓舞台灣人自覺的事物完全不准思考，禁止發表。其間的空白補之以統治者事先預備好的一套思想體系。反對者不是死就是整肅。
我選擇語言學──台灣話為專攻，甚至於必須意識到背後冷酷的眼光。研究語言當然要附帶研究歷史地理。收集資料在日本，埋頭研究在日本，寫成書出版也在日本。
國民政府統治下的現在當然不用說，就是過去任何時代，這種書籍在台灣也根本不能出版，像我這種提筆的人大概早就被砍頭。日本雖說還算安全，仍然有許多台灣統治者的爪牙潛伏在內，出版這本書仍須以生命為賭注。
即使不致於被暗殺，對充滿敵意的毀謗中傷還是要有心理準備。公正的讀者翻閱這本書就知道我並非鼓吹危險思想。
台灣屬於台灣人；只有台灣人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翁；合理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我所講的只是極為單純的事實。但是這些話統治者並不中聽。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歪曲歷史，利用權力與財力向全世界誇大宣傳被歪曲的歷史。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相信這種誇大宣傳的人們很有可能反而攻擊我所說的是歪曲歷史。
但我相信真理只有一個，獲勝的一定是真理。我擔心的是我的研究是否合乎科學，所建立的台灣史觀是否經得起立場公正的第三者的批判。
在涉獵的過程中，我瞭解到有關台灣的史料並不少，但都是站在當時的統治者或第三者的立場寫的。
台灣人在日據時代以前幾乎都處於文盲的狀態，並未留下什麼可觀的文獻和記錄。因此工作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困難──從有限的資料中描繪出台灣人不見面貌的面貌，辨聞出台灣人不聞呼聲的呼聲。所幸從許多師長那裏獲得懇切的指導和建議，自己也覺得總算大致正確地──雖不中不遠矣──摸索出台灣人的足跡。
本書如能成為促使我同胞產生自覺的一個轉機，加深全世界的人們對台灣問題的認識，我將感到莫大的喜悅。
最後謹對賜予指導的師長，尤其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上山春平教授和答應負責出版本書的弘文堂諸位先生衷心致謝。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
識於東京池袋寓所
王育德

譯序
中文版序
日文版序
補充修訂版序

序章　風雲詭譎的台灣

第一章　命運曲折的島嶼──尋求新天地
１　「台灣」──地名的由來
２　海盜的族譜
３　苦難始於澎湖島
４　日本人的魔掌
５　高山族悲慘的命運

第二章　不完全的新天地──荷蘭時代（一六二四～一六六一年）
１　荷蘭確立控制權
２　西班牙人在北部的足跡
３　獲得暴利的轉口貿易
４　懷柔高山族得到成功
５　開頭的蜜月時期
６　荷蘭統治下的台灣社會
７　郭懷一之亂

第三章　國姓爺的明暗兩面──鄭氏時代（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年）
１　酷似國民政府的鄭氏政權
２　逃到台灣的過程
３　鄭氏統治的本質
４　鄭氏政權的內部矛盾
５　抗戰乎和平乎
６　苛斂誅求達到極點

第四章　血汗的累積──清朝時代（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
１　隔離危險分子
２　前赴後繼奔向台灣
３　開拓者的生活
４　腐敗無能的清廷官吏
５　「三年小反五年大反」
６　分類械鬪
７　福建的殖民地
８　化外之地和化外之民
９　歷史的分水嶺台灣海峽

第五章　只剩下台灣人──台灣民主國（一八九五年）
１　不知不覺之間被遺棄
２　台灣民主國的本質
３　清兵和台灣人

第六章　近代化的漩渦中──日據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
１　日本人繼承的東西
２　得到成功的殖民地統治
３　縱與橫的比較論
４　絕望的武力抵抗
５　徹底的軟硬兼施政策
６　簡大獅和陳秋菊
７　利用迷信的「陰謀事件」
８　林獻堂與留學生
９　文化協會的理想和現實
１０　「當十足的日本人有何不可」
１１　勃興中出現分裂
１２　台灣共產黨和日共、中共
１３　兩博士的批評和評價
１４　苦悶中的蛻變

第七章　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國民政府時代（一九四五～一九六三年）
１　狗去豬來
２　二二八大叛亂
３　香港的台灣再解放聯盟
４　逃竄到台灣的前後
５　大鎮壓和吳國楨的垮台
６　矛盾百出的難民政權
７　掛羊頭賣狗肉的土地改革
８　「反攻大陸」的把戲
９　假面具下的醜惡
１０　悲壯的極限鬪爭
１１　雷震和反對黨運動
１２　海外的獨立運動
１３　美國和國民政府之間
１４　中共和國民政府之間

第八章　從六十年代步入七十年代（一九六四～）
１　內憂外患
２　越戰和文化大革命
３　日本資本的進軍
４　蔣經國和彭明敏事件

終章　台灣的獨立

我如何寫「台灣」
後記

台灣史年表

３　歷史和政治之間

我從小愛好歷史。使我對歷史產生興趣的是小學時代的安田實老師。
安田老師是九州鹿兒島人，他認為自己是「熊襲」（日本古代傳說的種族名稱，居住於九州中南部）的後裔，以此自豪。他一臉連緦鬍子，身材魁梧。我當時年紀還小，不知道「熊襲」是什麼，感到很好奇。上課時常聽到老師提及「薩摩隼人」（對薩摩地方＝九州武士之美稱）和西鄉隆盛。
上台南一中後，教歷史的是現任慶應大學教授的前嶋信次老師。前嶋老師當時是台南地區的歷史權威，每次發現或發掘到石馬、石碑，報上一定登出前嶋老師的談話。
後來進台北高等學校，聽鹽見薰老師講授東洋史和日本史，深受感動。鹽見老師站在台灣人這一邊，經常批判總督府的作風。
他考試時出的題目，都是「人種與民族」或「試論元朝衰亡的原因」之類的大題目，我的分數通常接近滿分。很遺憾的是鹽見老師在三年前尚任奈良女子大學教授兼附設高中校長時去世。
戰後我從學生變成老師，在台南一中（前二中）教歷史和地理。教育處指定的教科書內容陳腐不堪，我只把它當作補充教材，自己擬訂授課計劃。
中國史主要參考《物語東洋史》（出版社不詳），地理則專門活用富山房的百科辭典。學生似乎很高興，現在還有許多人對此覺得懷念。
因此，一九五○年四月我復學再度進入東京大學時，一度很想從中國文學語學科轉到東洋史學科。
但一則礙於替我奔走使我能夠復學的倉石武四部教授的情面，二則根據搞戲劇運動的體驗感到有研究台灣話的必要，我打消了轉科的念頭。不過，只要時間許可，東洋史和日本史的課我都去聽。取得東洋史高中一級教員的資格，是我內心引為自豪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自費出版了《台灣語常用語彙》，作為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概論中特闢「台灣殖民史」一節。我的台灣史觀在那時候已經建立了基本的假設。
《台灣青年》創刊後，我雄心勃勃想寫一本夠水準的台灣史。
台灣的獨立，本質上就是台灣人和中國人全面攤牌。由來於中國人的台灣人，為什麼不得不和中國人攤牌？無論如何必須追究原由。
我們的敵人經常指責我們「背叛祖宗」、「出賣民族」。這是足以令人感到畏縮，惡劣之至的罵人話。這種「道德上」的責難，具有跟人身攻擊含義不同的尖銳度。我們也許可以說：正因對這種責難未能準備有效而適當的反駁，獨立運動才陷入停滯。
「臨時政府」那些人有什麼歷史理論，我曾經加以調查。結果發現他們主張：「鄭氏時代是台灣人第一個王國，台灣民主國是台灣人第二個王國，現在的獨立運動是第三個王國復國運動。台灣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區別在於血統……」。我對此不能不產生全面的懷疑，但最初而且最大的疑問則是沒有談到歷史以前的極為單純的疑問。
許多台灣人對政治漠不關心，現在的獨立運動陷入停滯──這是過去曾經兩度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所應有的狀態嗎？亡國的民族所做的抵抗，應該不是這麼輕鬆的。試將朝鮮人強烈的對日反感和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加以比較即能明瞭。也可以說，正因台灣人一次也未曾擁有自己的國家，才不知道奴隸的悲慘。
說鄭氏政權是台灣人的國家，根本牛頭不對馬嘴。鄭氏高喊復明，想要反攻大陸。台灣人建立的國家怎麼可以是對大陸眷戀不捨的好戰國家！
至於台灣民主國，親共台灣人所做的奚落更令他們無言以對。親共台灣人知道唐景崧的獨立宣言中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等語，把它當作奚落的最佳材料。
而且「臨時政府」那些人逃避責任，未能說明台灣人建立的這些國家壽命短促的原因。記取亡國的教訓，使其有助於現在的「復國」運動，豈非指導者的責任和義務？
後來我向某幹部打聽他們真正的想法。他說：

台灣真正的歷史沒有人懂。我們只想到怎麼說對我們的宣傳比較有利。一般人常懾於權威或傳統。宣傳說台灣的獨立實際上有哪些成績，既冠冕堂皇，又能夠打氣。反正政治和學問是兩同事。

這是所謂吹牛皮嚇唬人，確實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即使有人會詆毀說我不是「政治上的人物」，我還是認為不可以吹牛皮嚇唬人。吹牛皮嚇唬人不但勞心傷神，而且時間一久會露出破綻。被騙的人一定會光火，造成反效果。
說實話，這種吹牛皮嚇唬人的宣傳，對他們的獨立運動究竟有什麼好處，令人懷疑。有多少台灣人感奮興起？有多少日本人表示敬意和同情？
訴諸事實的作法，就台灣人的歷史而言，正如我這次在書中所述，沒有任何地方可引以為榮，不如說只有一連串的恥辱，實在苦不堪言。
但正確的努力始於正確的認識。瞭解正確的努力方向，就是很微弱的力量也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４　批判和反駁

根據這個認識，我開始研究台灣史。
我認為台灣史有幾個高潮。二二八、台灣民主國、清朝時代、鄭成功──這些都是有關台灣人和中國人的關係的項目。
我拿二二八做頭一個主題。二二八我身歷其境，而且家兄就是在那時被殺害的。我的熱情得到同志的合作，得以在《台灣青年》第六期發表「二二八特刊」，總算有了收穫。
在整體上，我從比較能駕輕就熟的人物評傳著手。從《台灣青年》創刊號開始連載的「匪寇列傳」（朱一貴、林爽文、郭光侯、余清芳）「拓殖列傳」（陳永華、吳沙、沈葆楨、金廣福）「能吏列傳」（陳永華、藍廷珍、劉銘傳、後藤新平）即屬於此。
最後的計劃是「先覺列傳」，預定寫辜顯榮、林獻堂、蔣渭水、謝雪紅、也做了準備，但因工作逐漸忙碌，未能寫成。
台灣民主國是繼二二八之後的主要目標。這個主題，資料不多不少，最適合研究。查資料的期間發現其中充滿謀略的味道，令人驚訝。看到來台灣的中國人，會懷疑他們到底懂不懂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這種中國人根本不可能在半個世紀多以前就想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像丘逢甲這個重要角色，也有迹象顯示他曾藉口召募義勇，侵吞兵餉。
鄭成功這一部分，以前為了調查方言，讀過江日昇的《台灣外記》，當時的記憶幫了不少忙。在撰寫過程中，我一度進退維谷。
他在台灣人和日本人當中極有人緣，是象徵日台合作的最佳人選。「臨時政府」那些人拉他出來做招牌的構想，很有可取之處。
但鄭成功奉明正朔，自己只稱「藩主」，完完全全是明朝遺臣，毫無脫胎換骨做台灣人的蛛絲馬跡。鄭氏三代對移民的態度極為冷酷。
「破壞偶像」的勇氣，在讀到連溫卿（前文化協會會員）〈關於台灣民族性的研究〉一文中論及鄭成功之處時，油然而生。
正如書中所述，我相信把鄭成功個人的吸引力和鄭氏政權的本質截然劃分，就能解決進退維谷的困境。
關於「清朝時代」，有下面這一段因緣。
有一次和某著名評論家交換意見時，我向他說明：台灣就像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一樣，在清朝時代也只是殖民地。他聽了瞠目結舌說：「我們一直以為台灣既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大概跟大陸人站在完全平等的立場。照你所說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但願這一點能更加強調。」
這件事一直縈繞腦際，使我貫注全力研究台灣的殖民地特性。例如「福建的殖民地」這一節，對於不懂經濟的我來說，是一次全力以赴的學習。
關於「日據時代」，孫明海先生發表於《台灣青年》（第三十九期）的書評，使我略有感觸。他認為我對簡大獅和陳秋菊評價含糊不清，「多少不無顛倒正邪的味道」。
大概是前年秋天，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在編輯會議上我曾介紹這兩個人並徵求大家的意見。大家都支持簡大獅，所以我就特別替陳秋菊辯護。當時的印象似乎還留在腦海。
崇尚純潔的年輕人嘉許簡大獅的生存方式，這種心情我很瞭解。瞭解是很瞭解，可是社會並非這麼單純。做人是很難的。像德川家康的母親（於大夫人）那樣活著比死還痛苦的例子也有。
台灣人既無可以依靠的祖國，也缺乏民族團結，對他們來說，並非只有玉碎才算抵抗。《麥克阿塞回憶錄》提到菲律賓的阿幾納德將軍和奎松總統雖然協助美軍，一方面卻認為繼續抵抗下去毫無益處，哀求美軍投降。他們的苦衷，只要是台灣人應該比誰都能理解和同情。
我無法對簡大獅和陳秋菊兩人加以「正邪」的評價。雖然我能明說哪一方對清廷和日本人的認識較深。
辜顯榮也是如此。他被台灣人打上「御用紳士第一號」這個很不名譽的烙印。民眾的評價確實有一面真理。
但是，替日軍帶路使日軍不流血進入台南城的英國人巴克禮被市民感謝，而在台北採取同樣行動的辜顯榮卻受到咒罵，任何人看來也會覺得不公平。
我認為辜顯榮的生存方式也是有其道理的一個生存方式，因此特闢一節介紹，讓讀者自行批判。林成一先生（後來脫離廖文毅）在「臨時政府」的機關報《台灣民報》發表書評，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他認為我不應該把二二八稱為「叛亂」，應該稱為，「二二八（革命）事件」。他說：「當作叛亂來看，含義似乎有些不同，並非只是對語言表達的感受方式不同。」
這麼會鑽牛角尖，令人心折，但我認為這大概是對日語理解力不一樣。照我的看法，「事件」和「叛亂」表現的氣勢不同，概念也不同。勉強說是「二二八大革命」亦無不可，但實質上略有出入。因為它介於「事件」和「大革命」之間，所以稱為「叛亂」，如果知道「印度兵之亂」被歌頌為印度獨立的先聲，大概就不會強詞奪理吹毛求疵。其次，他說：「卷首的圖片說明，介紹林獻堂、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四人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領袖』，令人產生疑問。」這一段話和他在書評的前言中特別強調廖文毅的地位這一點對照之下，似乎其來有自。
我們看任何事物必須從大局上著眼。一個民族運動是由許多涓涓細流匯聚而成大河洪流的。連那麼自傲的中國共產黨都認為太平天國之亂是中國民族運動的先聲，而且不吝於承認許多組織和團體在該黨解放中國的過程中發揮的先驅作用。
廖文毅率領的「臨時政府」，對獨立運動一直作出貢獻，我也承認。不過，將一生的大半傾注於抗拒日本，反抗國民政府的暴政，鬱鬱客死東京的林獻堂先生同樣是堂堂的領導人物，毫無遜色。
身為省議員，一面高喊「蔣總統萬歲」，一面批判國民政府的台灣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比在日本悠哉遊哉高喊獨立的我們這些人有勇氣得多。
我也許寫得太多。說不定有人會認為我是替自己宣傳。但我的真意在於：透過這本書的出版，把我學到的告訴沒有什麼經驗的台灣人，尤其是後代的台灣人，供他們參考。我本身是一個缺乏歷練，學識尚不成熟，德行淺薄（所以家父把我取名育德）的男子。
我切盼：許許多多的人──不限於台灣人──發現並指出這本書的舛誤，使更好更充實的有關台灣人歷史的著作能夠出現。我本身和這本書只是為了台灣人的幸福而擊出的一支「犧牲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