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沙．美麗之島：1910-2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臺灣

「Ilha Formosa」意為美麗之島，
在日治時期她為日本所有，成為他們口中的臺灣。

「如果你想確認這座島是否名副其實，最美好的方式之一是：在晴朗的日子裡，搭乘竹筏沿著福爾摩沙的西岸航行，你將親眼見證那在腦海縈繞數日的壯麗山景。肥沃的平原上布滿翠綠的稻田，如畫的小村莊散落四處，點綴著蜿蜒的溪流。越過平原，便可看見輪廓變化萬千的山丘，山頂林木茂盛，襯托著更遙遠、蒼綠的高山。在其中，有時能一次望見五座甚至六座並列的山脈，像是一條條色彩各異的絲帶，從最深的青玉色到最淺的天藍色，由北至南、連綿不絕的美景就在眼前開展。」
本書收錄了兩篇1910-20年代西方人旅遊臺灣的報導文章，記錄下一百年前臺灣的身影和面貌。第一篇文章中這段優美的文字，出自1920年3月號《國家地理雜誌》的報導文章〈福爾摩沙．美麗之島〉（Formosa the Beautiful），由愛麗絲．柯潔索夫撰寫，描述1916-1919年間她與外交官夫婿居住臺灣時所觀察到的點點滴滴。第二篇文章由美國旅行作家哈利．法蘭克撰寫，他在1923-1924年從日本到中國後造訪福爾摩沙，1924年出版了《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Glimpses of Japan and Formosa），本書收錄後半部他在臺灣的所見所思：〈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福爾摩沙部分〉。
臺灣專題首度登上《國家地理雜誌》，是這篇1920年3月號的專題文章〈福爾摩沙．美麗之島〉。作者的外交官夫婿馬克斯．柯潔索夫在1916至1919年間擔任美國駐臺北領事，這篇報導在兩人離臺後刊登。由於作者的身分，以及柯潔索夫領事與臺灣總督府官員的良好關係，因此她能夠從日本官方取得許多資料與第一手影像圖檔。當時正值1915-1920年的「大戰景氣」，日本從債務國搖身一變成為債權國，因此造就了不少日本民間的暴發戶；而1916-1919年也是第六任臺灣總督安東貞美到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的時期，臺灣的產業經濟和生活環境已大幅提升，日本統治臺灣的實況得以透過《國家地理雜誌》的報導傳播到世界各地。可惜不久後柯潔索夫夫婦在1923年9月的關東大地震中英年早逝，《國家地理雜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報導幾乎就此絕響，直至1945年才刊登愛麗絲的外交官哥哥約瑟夫．包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所寫二戰期間臺灣的相關報導。
在二戰以前，哈利．法蘭克以暢銷旅遊作家著稱。這位德裔移民的第二代從大學時代就踏上了世界的旅途，首部著作《環遊世界漂浪之旅》一出版便成為暢銷書，此後他以「漂浪王子」（Prince of Vagabond）聞名於世。1920年代，他首度造訪遠東，先從日本進入朝鮮、滿洲、中國，而後跨越海峽進入臺灣，1923-1925年陸續出版了《遊盪華北》、《漫遊華南》、《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
在《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的開頭，法蘭克於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之後來到東京，當時因為接待西方人的旅館毀於災變或擠滿難民而不敷使用，於是他被日本政府安排到公務員家庭借宿。旅遊日本之後，他在臺灣停留了一個多月，由北而南的鐵道旅行、從平地到山地的臺車旅行及沿途所見所聞，他都一一記錄下來。他對臺灣原住民的前途抱持悲觀的看法，一方面感嘆殖民者濫用暴力，批評強制同化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觀察到臺灣人從不考慮獨立，即使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榨取和差別待遇，但因為天生被動和追求安定，因此新生代已習慣於日本的統治，不像上一代或朝鮮人那樣銘記被征服的恥辱。今昔對照，令人不勝唏噓。

本書特色
◎1910-1920年代西方人旅遊臺灣、聞名遐邇的報導文章首度翻譯出版：〈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是1920年3月號《國家地理雜誌》首次介紹臺灣的專題，〈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福爾摩沙部分〉則是二十世紀著名旅遊作家在1923-1924年旅遊臺灣的記錄。
◎一百年前的臺灣第一手資料和觀察，近百張早期臺灣的珍貴照片，影像清晰，內容包羅萬象，有臺北城、舊城牆、漢人寺廟、日本神社、藝妲樂隊、人物街景、水牛與鴨群等；交通工具如竹排、舢舨、戎客船、手推臺車、人力車、二輪牛車、縱貫鐵道等；臺灣的經濟特產如米、糖、甘蔗、鳳梨、龍眼、紅檜、檜木、樟腦等；以及數量最多的「原住民」影像，包括原住民族群的吊橋、紡織、舞蹈、家屋、教育等，也介紹各族群的樣貌、服飾、紋面，其中最聳動的應屬當時絕少在西方世界介紹的臺灣原住民「露天頭顱博物館」。
◎全書編排設計別出心裁，展現質樸又典雅的氣質；開本精緻，採用穿線膠裝方式裝訂，保留質感又能攤平閱讀。

愛麗絲．包蘭亭．柯潔索夫（Alice Josephine Ballantine Kirjassoff, 1889-1923）出生於印度的美國家庭，父親是William Osborn Ballantine，母親是Josephine Louise Perkins。她是美國外交官包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 1888-1973）的胞妹、美國駐遠東外交官馬克斯．柯潔索夫（Max David Kirjassoff, 1888-1923）的夫人。馬克斯．柯潔索夫曾被派駐臺灣和日本等地，1916到1919年間擔任美國駐臺北領事。1920年3月號《國家地理雜誌》刊登了愛麗絲．柯潔索夫的報導文章〈福爾摩沙．美麗之島〉（Formosa the Beautiful），臺灣專題首次登上《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1923年9月1日，柯潔索夫夫婦不幸於關東大地震中英年早逝。

哈利．阿佛森．法蘭克（Harry Alverson Franck, 1881-1962），美國著名的旅行作家，1881年出生於密西根州的德國移民鐵匠家庭，在密西根大學就讀大一時即隻身乘船赴英法旅行，畢業後在十六個月內環遊世界，以工作換取旅費，這段旅行成了他的第一部暢銷書《浪遊世界》（A Vagabond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1910），自此旅行及著作不輟。1920年代，他首度造訪遠東，先從日本內地進入朝鮮、滿洲、中國，而後跨越海峽進入臺灣，並陸續出版了《遊盪華北》（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1923）、《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Glimpses of Japan and Formosa, 1924）、《漫遊華南》（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1925）。他的文筆平實，偶見反諷，與其他通行作家的浪漫文風大異其趣。他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是乘坐飛機進行航空旅行的先驅。他曾經從軍參加兩次世界大戰，二戰時升任陸軍航空軍少校。戰後就讀哥倫比亞大學，也在開往加勒比海、拉丁美洲或地中海的郵輪上擔任講師多年。


譯者簡介 
黃楷君，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廣播電視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文字工作者。譯有《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我的國家：土耳其的憂鬱與瘋狂》（合譯）、《手寫時代》等。

蔡耀緯，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自由譯者。譯有《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平凡的美德：分歧世界的道德秩序》、《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合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合譯）、《恐怖的總合》（合譯）等。

▌導讀
美國駐臺北領事夫人愛麗絲的臺灣見聞錄
（蔡錦堂，師大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一、愛麗絲與美國駐臺北領事丈夫馬克斯．柯潔索夫
搭乘日本橫濱市的根岸線地方鐵道，在山手驛下車後，走上出口左前方的斜坡，就可以看到寫著「橫濱市根岸外國人墓地」的指標。位於橫濱仲尾台小山岡的這個外國人墳墓區，埋葬著從一八六○年代橫濱開港以來，因疫病等而命喪日本的許多外籍人士，其中也包括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關東大地震時死於橫濱的、當時美國駐橫濱總領事代理馬克斯．大衛．柯潔索夫（Max David Kirjassoff），以及他的夫人──這篇〈福爾摩沙．美麗之島〉（“Formosa the Beautiful”）臺灣見聞錄的作者愛麗絲．約瑟芬．包蘭亭．柯潔索夫（Alice Josephine Ballantine Kirjassoff, 1889.12.4-1923.9.1）。他們的墓石上刻著：IN LOVING MEMORY OF MAX DAVID KIRJASSOFF. AMERICAN CONSUL AND ALICE BALLANTINE KIRJASSOFF。
馬克斯．柯潔索夫是俄裔美國人，一八八八年出生於俄國，父親是鐘錶製造技師。馬克斯．柯潔索夫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便踏入外交官的世界，並在美國駐東京的大使館擔任翻譯官。具有深厚文化教養的愛麗絲一八八九年出生於印度，祖父是傳教士。一九一四年馬克斯．柯潔索夫與二十五歲的愛麗絲結婚，並被派駐臺灣與日本兩地。
一九二二年馬克斯．柯潔索夫被調往橫濱，隔年的九月一日卻不幸遭逢震度六的關東大地震。東京與橫濱兩大城市因地震與火災，遭受重大破壞，單單橫濱即有兩萬三千多間房屋倒塌，死亡人數超過兩萬四千人，死者多為地震之後發生的大火所燒死，愛麗絲以及馬克斯．柯潔索夫也是因為無法逃過大火而死亡。震災時，位於橫濱日本大通的美國領事館倒塌，愛麗絲被壓在瓦礫下，幸賴馬克斯與友人的挖掘援救而逃過一劫，但是因附近大火延燒，他們選擇往橫濱海岸方向逃走，卻不幸遭火舌吞噬，享年三十四、三十五歲。他們有兩位小孩，大的當時才七歲，似乎逃過劫難，但之後詳細情形不明。

二、《國家地理雜誌》一九二○年三月號的福爾摩沙報導
愛麗絲的報導著作〈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發表於一九二○年三月號的《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眾所周知，《國家地理雜誌》創刊於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一八八八年十月，是在該年一月美國三十幾位會員所創立的、「以增進普及地理知識」為宗旨的非營利科學與教育組織──美國「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的機關誌。該雜誌內容顧名思義是以調查介紹世界各地的地理為主，但也及於人文、歷史、文化、風俗、時事等領域；特別是該雜誌的文章內容，配合大量的攝影圖片，並加上說明文字，使讀者易於親近並較能清楚了解介紹的內容。早期攝影照片部分由當地國家政府或機關所提供，後來大部分是由該雜誌的特派攝影記者所拍攝，他們有時須冒著生命危險，扛著重大攝影器材上山下海拍攝各類影像，因此到今天為止已留下許許多多經典的攝影作品，並傳遞了眾多精彩故事。一九八五年六月號《國家地理雜誌》封面上，披著朱紅色破舊衣服與頭巾，張著一雙青綠色眼眸，面對戰爭情境露出滿臉驚惶的「阿富汗少女」無聲勝有聲的影像，只是其中的經典作品之一。
一九二○年三月號刊登的“Formosa the Beautiful”，是《國家地理雜誌》創刊三十多年來第一次以臺灣作為報導的對象，撰稿者即是美國駐臺北領事馬克斯．柯潔索夫的夫人愛麗絲。根據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馬克斯．柯潔索夫大約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左右擔任美國駐臺北領事，他的前任是Edwin L. Neville，一九一九年九月在馬克斯．柯潔索夫任期結束之後，美國駐臺北領事改由H. B. Hichcock擔任，亦即馬克斯．柯潔索夫擔任美國臺北領事的任期約是一九一六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九月這三年期間。根據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馬克斯．柯潔索夫與臺灣總督府的官員，例如殖產局長高田元治郎、總督府事務官加福豐次、鎌田正威、臺北廳長梅谷光貞、學務部長隈本繁吉、甚至當時總督之下最高階行政官的民政長官下村宏都交好，且有書信往來，他們在日文公文書方面，都以日文片假名「マックス．デー．ギリヤソフ」稱呼Max David Kirjassoff。因此，愛麗絲替《國家地理雜誌》撰寫的報導內容，應當是愛麗絲以美國駐臺北領事夫人的身分，於這三年期間在臺灣走透透所觀察分析報導的臺灣訊息，而在一九一九年九月愛麗絲夫婦離臺後的一九二○年三月始被刊登出來。因為她的領事夫人身分，推測愛麗絲也較能獲得臺灣總督府的信任，而能從官方取得、或由官方提供許多交通、產業（茶、糖、特別是樟腦）、原住民相關的資料與第一手影像圖檔，也使一九一○至二○年左右日本統治臺灣的狀況，得以透過《國家地理雜誌》的報導傳播到世界各個區域。可惜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的關東大地震，造成愛麗絲和她的外交官丈夫英年早逝，《國家地理雜誌》對日治時期臺灣的報導就此幾乎絕響，直至一九四五年始由愛麗絲的哥哥、也是外交官的約瑟夫．包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撰寫另一篇有關戰爭期間臺灣的相關報導。

三、愛麗絲「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年代
我們在閱讀愛麗絲的報導內容時，有必要對她觀察臺灣、撰寫此篇文章時的年代做基礎的了解。愛麗絲與夫婿馬克斯．柯潔索夫到臺灣來就任美國駐臺北領事的時間大約是一九一六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因此她所觀察到的臺灣應該就是這一段時期的臺灣紀事。她在報導前端「讓惡靈遠離臨終者的音樂」一節中，寫著「我永遠忘不了住在大稻埕的第一個夜晚」，描述的應是初到臺灣時首先住宿的、當時位在大稻埕千秋街（今貴德街）華利洋行（Filed Hastus＆Co.）內的美國「臺灣領事館」，因此愛麗絲有了和臺灣最初的邂逅──難以忘懷的吵雜夜晚。愛麗絲夫婦到臺灣兩個月後的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美國「臺灣領事館」改名為「駐臺北領事館」，並從大稻埕遷移到較為安靜的日本人街「大正町二丁目」（約在今長安東路；一九二六年十月再遷到今中山北路二段的「光點台北」處）。美國駐臺北領事館的搬遷，是否與快把愛麗絲逼瘋了的「大稻埕第一個夜晚」經驗有關未能知曉，總之兩個月後臺北領事館終於從臺灣人聚集區的大稻埕，搬遷至紀念大正天皇即位的新日本人街區「大正町」。
一九一六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九月期間正好是第六任臺灣總督安東貞美到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的時期。歷經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基礎建設（包括平地漢人的武力鎮壓），以及第五任佐久間左馬太的原住民討伐，到了安東貞美以及明石元二郎時期，臺灣的產業經濟已經有相當的進步，交通運輸網的整備、衛生狀況的改善、水道．電力．電話的鋪設、生活環境的整理、學校的擴充、教育的普及，均使臺灣整體的生活水準大幅向上提升。而愛麗絲夫婦離開臺灣的一九一○年代後期，也正好是日本中央政府開始由平民宰相原敬組閣，在殖民地推動文官總督制度與內地延長主義的時期，殖民地臺灣整體的氛圍，呈現相當有別於日本統治前期的樣態，或許這也是《國家地理雜誌》開始將目光朝向臺灣注視的原因吧。
另外，觀諸當時的國際社會，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7-1918.11）中後期，日本因與英國結為同盟關係而參戰，但實質上卻因歐洲諸國忙於在歐陸戰場交戰，無暇顧及亞洲殖民地與市場，讓日本得以趁虛而入，一時之間日本搶奪了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的市場；加上歐洲國家因戰爭的關係需求大量物資，而向日本訂購龐大的消費與軍需品，成就了日本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年之間的「大戰景氣」，使日本從債務國搖身一變成為債權國，亦造就了不少日本民間的「成金」（暴發戶）。馬克斯．柯潔索夫到臺灣就任美國駐臺北領事的這三年期間，正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在臺灣方面承繼之前歷代幾位總督的建設業績與社會的安定，因此愛麗絲所觀察到並撰寫出來的臺灣，確實較接近其文章所設定的題目：Formosa the Beautiful。
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階段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參戰，一年半後德國投降，各國簽署凡爾賽和約的同時，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提倡下，成立追求戰後國際和平的「國際聯盟」。這時期美國強大國力的能見度和發言力量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時間點正好就是馬克斯．柯潔索夫擔任美國駐臺北領事的時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臺灣日日新報》（第七版）曾在對德國停戰條約成立不久後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張在臺北外國人團體三十人，於臺北鐵道飯店一起喝香檳酒慶祝一次大戰停戰的相片，新聞標題為：「遙思祖國的外國人團體欣喜非常　夫人自身如和平的天使般　與諸聯合國民分享喜悅」，新聞的中心人物和平天使「夫人」（內文原文使用：「米國領事ギリヤソフ氏夫人」），指的即是馬克斯．柯潔索夫夫人愛麗絲，她當天也帶著當時三歲的男孩參加，推測應是在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時，逃過一劫的愛麗絲長子。不過可惜的是，報紙中的照片不甚清晰，未能清楚標示並呈現出馬克斯．柯潔索夫與愛麗絲的容貌，但是從新聞報導，似乎多少能感覺出美國駐臺領事與夫人在當時外國人團體中的重要分量。

四、愛麗絲在《國家地理雜誌》報導文章中的照片影像與內容
如前所述，《國家地理雜誌》除了調查介紹各個國家、地區的地理、人文、社會、歷史、風俗等等之外，也非常重視拍攝各地的影像，藉照片影像來傳達文字所無法清楚呈顯的印象意圖。所以他們的報導者有許多是探險家、旅行者、科學家、外交官、軍人或攝影家，照片影像常會是《國家地理雜誌》取材報導的重點。愛麗絲的這篇報導（原文）共有四十六頁，但是卻使用了五十九張照片與一張地圖，而照片常是兩張編輯成一頁，或者是一張一頁或三分之二頁的大幅圖示，沒有一幅是小於二分之一頁或不清楚的圖像，足見照片影像在這篇文章中的重要性。根據文章開頭的說明，這六十張的照片、地圖幾乎所有的照片都是由臺灣總督府官方攝影師和樟腦局的長官所提供。
這六十幅照片、地圖由於是總督府和樟腦局所提供，所以影像清晰，且內容包羅萬象，有臺北大稻埕堤防、漢人寺廟、藝妲樂隊〔愛麗絲以“the Formosan version of the ‛jazzband’ ”（福爾摩沙的爵士樂團版）戲稱〕、水牛與鴨群、颱風過後淹水的臺北城一角〔作者以“This is not Chinatown in Venice”（這不是威尼斯的中國城）調侃〕；有交通工具：竹排、舢舨、戎克船、手推臺車、「輪軸永遠不需要上油脂潤滑」的大木輪甘蔗運載牛車；還有臺灣的經濟特產：米、糖、甘蔗、鳳梨、龍眼、紅檜、檜木等。愛麗絲從總督府樟腦局取得多達九張有關樟腦生產製造的照片，再配合愛麗絲多頁的文字報導敘說，特別介紹臺灣的特產「樟腦」，包括山區高聳的樟樹、漢人家族．苦力於伐樟工寮砍伐、剖取樟木片以蒸餾製造樟腦油、樟腦丸的過程。除了樟腦，相片中數量最多的乃是有關「原住民」的影像，多達二十二張，約佔全部照片六十張的三分之一強。《國家地理雜誌》首次介紹福爾摩沙臺灣，畢竟對於臺灣原住民抱持莫大的興趣與關注。二十二張照片中，含原住民族群的架橋、紡織、舞蹈、家屋、教育，也介紹泰雅、魯凱、排灣、鄒族、雅美（達悟）甚至平埔等各族群的樣態、服飾、紋面，最聳動的應該會是當時尚絕少在西方世界介紹傳播的臺灣原住民「露天頭顱博物館」（愛麗絲使用的原文就是“Open-air Skull Museum”）吧。
這篇《國家地理雜誌》於一九二○年第一次刊登、且由美國駐臺北領事夫人愛麗絲所親自撰寫的有關臺灣的文章，頗受到臺灣總督府的關照與支援。愛麗絲到各地方參訪行程的接待人力及交通安排，例如到烏來山區樟腦蒸餾廠的參觀調查，赴桃園角板山原住民部落的「蕃童教育所」參訪，交通工具臺車的準備，以及懂得漢語與原住民部落語言、具有原住民身分並身兼接待與翻譯人員的安排，都可以看到總督府在一九一○年代末期，對自己的施政已有了信心，且願意某種程度開誠布公的向外，特別是向同樣擁有殖民地的西方強國或社會加以宣傳。
當然，我們今天來看愛麗絲的這篇報導紀事，包括臺灣總督府提供給她的照片影像，或許已不見得會有太多的驚訝與感動，因為在那之後已有太多類似的文章與照片出土，總督府方面也陸續釋出相當多有關臺灣進一步的官方資訊與圖檔，而到臺灣來進行研究調查或旅遊的西方人、日本人，也陸續出版許多不同形式的研究調查報告、紀行文和照片圖集，因此愛麗絲臺灣的報導或許可以稱為「先驅」但已不是唯一，有太多的著作、照片影像超越過愛麗絲的報導。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國家地理雜誌》一九二○年三月號刊載的愛麗絲這篇文章，於揭開一九二○年以前，日本統治時期的殖民地臺灣之實質面貌理解上，仍具有不能磨滅的歷史意義，或許我們必須用這樣的「時間觀點」來解讀或詮釋這一篇作品。

由於愛麗絲曾在臺灣居留長達三年，因此她的報導文章是多次在臺灣各地參訪之下，所綜合整理出來的作品，流露出觀察細膩、祥和但有點「溫吞」的「文學著作」的感覺，與在臺灣短暫幾天的時間內匆促旅行參訪、觀察整理出來的紀行文多少有所不同。英國旅行作家Edward Owen Ruter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Through Formosa: 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中文版：歐文．魯特，《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遠足文化），記錄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日至十一日前後九天的時間，旅行觀察的福爾摩沙臺灣，與愛麗絲的報導，或許可以拿來作為兩位歲數相仿（都是一八八九年出生）的西方人（一位英國旅行作家，一位美國駐臺領事夫人），對一九二○年的前與後、日本統治中期的臺灣之觀察報導的比較，應會是興味盎然之事。

▌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福爾摩沙，樟腦的故鄉

福爾摩沙的島民主要從事農業。除了稻米，政府也特別鼓勵人民種植甘蔗，兩者的栽種量皆十分可觀。
不過，最有趣的產業是製造樟腦。製樟可說是這座島嶼獨有的行業，眾所周知，國際市場上這種珍貴藥材的生產實際上由福爾摩沙所壟斷。
在一戰之前，德國透過祕密程序成功製造出某種合成樟腦，但所需勞力極為昂貴，以至於這項人工產品無法與天然樟腦競爭，而且短期內恐怕都是如此。
二十五年前，日本人來到福爾摩沙後不久，製樟產業便成為政府的專賣事業。在那之前，人們早已無情地大量濫用資源，大肆伐木，並從中提煉樟腦。
起初日本人在這方面也有所疏忽，因為樟樹的供給似乎源源不絕，但近年來樟腦需求量大增，以致得開始以科學方法造林。現在大片大片的土地都用來種植樟樹。在這些人工培育的林木中，樹齡最長者已屆二十年，據我所知，到了明年這些樹就會被砍下。
乍看之下十分矛盾，福爾摩沙未開化的獵首族之於製樟產業，既是阻力也是助力。
森林一旦砍倒，就必須把獵首族趕到更深的山裡。這些對抗原住民2的戰役總是不太成功，因為征途上會遭遇重重障礙，如濃密的森林、湍急卻沒有橋梁的溪流、沒有小徑的陡峭山脈，其中最具威脅性的是遭到突襲的危險。
伐樟工人的生活確實驚險萬分，沒有一刻是安全的。雖然手握斧頭的伐木工在山林裡移動時總有武裝守衛相伴，卻仍隨時面臨遭到伏擊的危機。
伐樟工人的故事令人回想起我們拓荒先人那段對付印第安戰斧、毒箭和剝皮刀的歲月。然而，如果這樣的威脅並不存在，樟樹林可能早已消失殆盡。多虧了獵首族，福爾摩沙才仍擁有廣袤的原始樟樹林。
樟樹的最佳生長環境是氣候溫和、排水良好的坡地，海拔不超過四千英尺，能獲取充足的陽光。
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能讓這些樹木長成這樣的高度和樹圍。在過去，基部樹圍達三十五至四十英尺（約十一至十二公尺）的林木會被記錄下來，但這些大樹都無法逃過伐木工的斧頭，全數倒下。或許在原住民掌控的未知森林裡，這些宏偉的巨木仍毫髮無傷地生長著。如今，基部樹圍達二十英尺（約六公尺）的樟樹就會被視為相當巨大的樣本。

◎一棵樹能產出價值五千美元的樟腦

在價值上，很少有其他樹種能與樟樹匹敵。假設一棵普通的樟樹基部樹圍是十二英尺（約四公尺），就可以產出五十擔的樟腦（約六千六百六十磅）（約三○二一公斤），以現在的市價來計算，價值約五千美元。
嚴格來說，並不存在純粹的樟樹林，因為樟樹通常與其他樹種生長在一起。樟樹出奇地美麗，主幹勻稱好看，枝枒廣闊開展，上頭覆蓋著繁茂優美的柔嫩綠葉。
製樟區到處都有在地蒸餾廠，工人在此收集未加工的樟腦，將樟腦油裝進錫罐，然後由苦力沿著險峻的山路揹下山；在抵達最近的鐵路後，接著送往臺北的精煉廠。
臺北南方第一座有警察駐防的原住民村落名為烏來，我有幸造訪了位於烏來郊外十英里（約十六．一公里）處的一間在地蒸餾廠。
我們一行人搭乘汽車直抵新店，身強力壯者由此開始「徒步登山」，其餘的成員則輪流走路或乘坐轎子。
我們必須跨越許多溪流，因為我們事前向日本官方取得了進入原住民地區的許可，他們因此親切地預先安排了我們的路線，每到一條溪時總會有一位船夫和一艘舢舨在岸上等待我們。搭乘這些舢舨似乎沒有固定的收費，船主總是照例接下了我們下船時拋給他的幾枚硬幣。

▌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福爾摩沙部分

◎再見了，「福爾摩沙問題」

此時的臺灣是日本帝國軍事和商業的前哨，將它誤認為其他事物的訪客即使不至於失望，也會對此感到驚訝。日本人全然是為了福爾摩沙人的利益而統治福爾摩沙的，因為只有這麼做才有益於日本和日本人。民政當局的至高權威其實徒有虛名，儘管在文書資料上可能是另一種樣貌，但人們經常可以感受到暗地裡真正的軍方統治者的影響力。讓這兩個部門在政策上發生爭議吧，無庸置疑，某一方的意志會凌駕於另一方。在經濟上，臺灣完全處於日本人為日本利益服務的榨取之下，一如政治上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統治。
被誤稱為福爾摩沙人的族群，構成了島上大多數的人口。三十年前日本人到來時，這些與島嶼的關係多半只能上溯幾代的中國人口，據估計有三百萬人；如今「日本人登記有案的中國裔福爾摩沙人」又增加了一百五十萬人。即使是最不經意的觀察者也會立即看到，所謂的福爾摩沙人其實就是流落海外的天朝人。他們的寺廟、墳墓、迷信、服裝，幾乎所有關於生死的觀點都是中國人的，特別是鄰近的福建沿海的，因他們旅居在這個亞熱帶小島上的時間長短而略有出入。我發現，沒有任何人願意證實他們仍有福爾摩沙中國人或客家人食人的口腹之慾，但也沒有多少人堅決否認。在中國，這樣的事件隨處可見，至少在饑荒期間是如此。如同中國，而且不限於最底層階級，實際上照平均人口數來看，反而在底層階級不是那麼普遍──同樣不值得稱道的是倚靠妻子賣淫維生。中國人的用字遣詞總是很生動，發生這種事情的人家在鄰居之間被稱為「半掩門仔」（half-closed gate），把太太租出去的男人則被文雅地稱為「客兄」（guest-husband）。那些負擔得起相關花費，或苦無子嗣為珍貴的家族傳宗接代、祭祀祖先的福爾摩沙中國人，則會選擇納妾。階級區分和海峽彼岸也多半相同：戲子、剃頭匠、屠夫、手足理療師（chiropodist）、喪禮樂師和僕役受到輕蔑，被當成體面女子不願與之作伴的賤民。足以說明福爾摩沙人僅是移居海外中國人的無數細節當中，還有這麼一點：他們會告訴前來宣道的傳教士，傳教士的中國語講的是多麼與眾不同，能夠完美地學會發言者使用的這種可悲語言，想必是傑出的語言學家──然後一轉頭就問傳教士的老師們：這些西洋鬼子到底要說什麼？
我遇見了好幾位英國籍的長老教會宣教師，他們散布於福爾摩沙各地。有一天，我碰巧遇見一位在島上生活了將近四十年的西班牙神父。這兩個同樣勸人改宗皈依的教派，對於日本統治正負面影響的看法，遠比基督宗教兩大分支通常對於爭議問題的看法更加一致。能夠以母語說話的喜悅（他遺忘母語的程度明顯可見），無疑有一部分令他的語言、乃至如漣漪般擴散到神父雪白長鬚之下的情緒──但我不能講得太具體──更加生動。這麼說就夠了：從日本人接管本島之前許多年，他就派駐到內陸中一座大城市。
他發現每一位曾經打過交道的日本人，其智性發展都比福爾摩沙人遲緩，就連教育程度更高的也不例外。然而更愚笨的日本人總是能優先得到政府職缺，他接著說，職位也能升得更高，而且做同一份工作的薪資比福爾摩沙人高了五成到八成。直到最近，日本男人若娶福爾摩沙人就會成為福爾摩沙人，但嫁給日本人的福爾摩沙女人卻得不到日本公民身分。這位神父斷言，日本人在生活中賣弄著表面的現代進步──道路、學校、醫院、下水道、自來水、電力、電報和電話──他談論這些事物的時候，抱著西班牙人這個種族對它們仍然存有的鄙夷──但你一深究到這些事物的表面之下……各式各樣的不道德比日本統治前的舊時代更嚴重。商人倫理更形低落；上一代有頭有臉的福爾摩沙女性之社會行為仍然完美無瑕，這一代卻招搖且衣不蔽體地拋頭露臉，她們大多數人會為了任何理由（如十足的挑逗），將自己的愛獻給或賣給任何渴求的男人。
我自己也親眼見過不少這種福爾摩沙「新潮女郎」（flappers），這些女孩的階級地位高於農民和苦力，頭戴大量髮飾顯得俗麗醒目，身穿繡花的絲質外衣，褲子幾乎不會落到膝蓋以下──或許神父所說的「衣不蔽體」是指這個──絲襪隱沒在色彩鮮艷的小小布鞋裡。順帶一提，福爾摩沙的年輕一代幾乎不纏足了；日本人並未真正禁止纏足，不過多數「福爾摩沙人」出身的華南沿海，對於幾乎普遍通行於昔日滿清帝國的纏足風俗並不熟悉。但我僅從個人經驗中知道，這個受壓迫性別的新生代有著更多發自內心的歡愉，和更多西方式的生活自由。神父堅稱，我對這個情況的探究並不夠深入。或許我缺乏拉丁人對這些事物的敏銳天賦。看起來，在福爾摩沙也有很多道德操守並不嚴謹的日本女人，但由於她們的愛僅止於自己的同胞，神父顯然不太擔心她們。
他當然承認，福爾摩沙在大多數物質層面上都突飛猛進；日本人清剿了盜匪，所有人都能平安前往島上圍困獵頭族的鐵絲網以外的地方。就連政權轉移之前即已來到島上的基督新教宣教師──通常是嚴格卻頗為公正的批評者，對自己談論的事物有親身見聞──他們也急忙向日本人獻上讚美。然而他們之中有些人會接著說：「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恐怕不見進步。」或「福爾摩沙人的物質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無疑更富足了，但在道德上也更加惡化。」比方說，在一夫多妻制的福爾摩沙幾乎前所未聞的賣淫，在新來的統治者引進之下，一如預期地在日本人的隔離形式中取得合法的地位，「為臺灣的許多居民帶來道德的災禍，日本人和福爾摩沙人皆不能倖免。」
神父繼續說，福爾摩沙的學校相當充足，而且美輪美奐──但這是供日本人就讀的。福爾摩沙人的學校數量從來都不夠，只要有可能不為福爾摩沙人新建校舍，他們就會被安排在舊孔廟之類的地方上學。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和福爾摩沙人讀的公學校是分開的，而且福爾摩沙兒童必須學習日語，因為教師被禁止以「福爾摩沙語」授課，這是一種福建方言，與廈門話最為接近。換言之，除非福爾摩沙兒童學會說日語，否則不得就讀公立學校，依照新法規（《第二次臺灣教育令》），今後也不得開設私立學校。當然還有一些私塾，即使在私塾中也必須教一些日語。天主教已經放棄了在臺灣為堂區教友設立學校的努力，按照這位西班牙神父的說法，新教宣教師白白把錢浪費在學校上。課堂上禁止談論宗教。不過，基督新教的淡水中學是一間有聲有色的教學機構，主要用福爾摩沙語授課。但也如同朝鮮的情況，古典經籍知識正在島上快速消亡。宣教師們熱切呼籲急需設置福爾摩沙人的大學，因為遠赴日本求學的福爾摩沙青年，學成歸來時其道德已嚴重敗壞。日本人對這個問題大概另有想法──相較於見識「母國」偉大、讓福爾摩沙的新生代得以日本化的契機，道德上稍有鬆弛又算得了什麼？
疾病被醫治了，我的西班牙人消息來源繼續說，但肺結核和花柳病卻增加了。如今貧窮的福爾摩沙人比起日本人來之前更少，但富人也更少了。我個人覺得這應當列入成就，但神父將它說成是日本人剝削的例子。窮人在新秩序之下擁有更多銀幣和紙鈔，卻難以獲得更多食物。或許是這樣，但人們也會得到這樣的印象：光是看到這麼多嶄新的列車載著昔日大門不出的人們在島上任意移動，人生就不再那麼乏味了；屢見不鮮的大眾遠足和遊歷，當然也足以證實這個說法。神父最尖刻的一段抱怨是：島上所有的外國人，不論待了多久、為島上人民做出多麼無私的奉獻，全都受到日本人沒完沒了的猜忌。每一次他出城造訪自己管轄的外地傳教站，只要他出門旅行，他都得向警察機關詳細交代去處、時間和理由；即使是這樣，他們還是必定會派出間諜尾隨，查問他見過的對象、說過的話等等，讓他耐性耗盡。他有許多證據說明當局散播謠言，嚇阻膽小的本地人接觸基督教；他們憑著間諜手段，以及更惡劣的，戲弄上教堂禮拜的兒童，讓人們再也不可能改宗皈依。但這樣的當局卻一再宣稱，天皇統治的任何領土都完全享有宗教自由──這完全是說給外國人聽的。
確實，他的抱怨和我們在朝鮮所聽聞的有太多共通點，不能將它們全都斥之為來自過勞的狂信者的錯誤印象。大多數日本人，尤其是政府官員，並不讚許西方宗教及隨之而來的西方政治自由觀念在他們領土上有所進展。另一方面，我知道福爾摩沙的基督新教宣教師也說過：「我們懷疑哪個國家享有的宗教自由之程度『更大於』福爾摩沙人。不幸的是，一如他們出身之地的人民，對任何實用宗教道德要求的漠不關心，在這裡同樣顯而易見；最熱心奉獻於他們所謂宗教的人，往往也是這個地區道德最敗壞的人。」
有些福爾摩沙人採用了日本習俗，特別是木屐，外表因而顯得更高大莊重，但其實看來格格不入。我不記得有看過哪個朝鮮人穿著下馱及和服。福爾摩沙人忘記了被征服的恥辱了嗎？他們是因為生活在更遙遠的南方，使得性格更隨和，還是這些相對來說的移民擁有的古老中華文化與種族自豪更少，因此從來不太在意自己被異族統治？傳教士／宣教師和其他長久居留島上的外國人熟習島上的語言，也對人民的想法略知一二，他們斷言福爾摩沙人確實憎恨日本人，但新的一代對日本人太習慣了，由於中國人性格的被動（儘管稱不上宿命論），他們不會主動去思考沒有日本人之後的生活會是怎樣。除此之外，若他們和故鄉還有任何聯繫，但如今在福爾摩沙人口佔了這麼大比例的昔日廈門苦力們，大概也情願接受某種日本式的精確（即使這同樣令他們煩躁），而非被海峽彼岸的盜匪劫掠或遭亂兵強迫做白工。因此，儘管「朝鮮問題」十分尖銳，在福爾摩沙南方僅兩百英里外的「菲律賓問題」也仍在持續，但「福爾摩沙問題」卻不復存在了。「獨立」這件事，就算在臺灣曾被考慮過，但顯然被認為是毫無希望的，完全不值得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