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台灣史04：漢人社會的形成

本書特色：

◎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規畫，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協力推動，玉山社編印完成的《典藏台灣史》第四冊。
◎ 打破以往消極與積極的論述，改從清代的陸權帝國性格出發，闡述其穩定控制、防止動亂的思維和目標，以及對統治成本及效益的考量。

內容簡介：

淸帝國治台長達211年，不管是行政規劃、農商經濟，皆影響台灣甚劇。尤其是漢語系移民成為主流社群，並使台灣納入漢字文化圈，成為台灣歷史文化的深層結構。

台灣納入清帝國的版圖後，官員不瞭解台灣民間社會的活力及特殊性，加上大量漢人移民來到台灣開墾，便形塑官員與移民「雙重外來」的特徵，影響歷史發展深遠。

漢人的移居改變台灣地貌與經濟發展，也帶來原鄉的社會風俗，更影響了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侵擾了固有的部落結構與文化，在第二冊《台灣原住民史》可見詳述。

隨著時間推展，原先的移民亦逐漸產生「在地化」。而族群間的頻繁交流，則讓原住民的風俗和習慣融入漢人社會，進而與傳統的漢人文化有了區別。

現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的戴寶村教授，與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所長的溫振華教授聯手，梳理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除了討論政治、經濟、文教等官方施政架構，更從姓氏、宗教，以及歌謠、俚語等社會風俗入手，帶領讀者看到生活中不同的文化痕跡，與台灣文化的多元與獨特。

=《典藏台灣史》套書介紹=

全套共七冊的《典藏台灣史》是以全面性觀點，論述史前到當代的一套台灣史鉅作。

張炎憲教授生前推動台灣史普及化，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導進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提升台灣意識。

我們常說：「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然而，立足台灣，除了看見當下與未來，更要回溯過去，瞭解前人如何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汲取多元文化養分，而以拼勁和不服輸的精神，一起成就台灣。

本書系套書集結了劉益昌、詹素娟、林偉盛、溫振華、戴寶村、林呈蓉、何義麟、蔡錦堂、李筱峰、薛化元等重要的台灣史學者之力，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統整多年研究成果，建構屬於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台灣史觀。

第一冊 《史前人群與文化》
第二冊 《台灣原住民史》
第三冊 《大航海時代》
第四冊 《漢人社會的形成》
第五冊 《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
第六冊 《台灣人的日本時代》
第七冊 《戰後台灣史》

戴寶村
1954年出生在北海岸，現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研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退休，現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溫振華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研究初以漢人開墾史為主，及於原住民族社歷史，進而從整體的視野觀查區域多面向的發展。〈論瘧疾與原住民遷居高山〉、〈鄒語特色的考古學分析〉以及〈西拉雅族地契中「二延」一詞與男子年齡級組織關連分析〉，為近時跨領域的論文。

序文

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
《典藏台灣史》這一套書的撰寫計畫，是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贊助，在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主導下推動的。炎憲學長生前一直持續關注推動台灣史普及化工作，更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台灣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在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由台灣史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執筆，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導進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特別是讀者透過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可以強化對台灣的認同、提升台灣意識。
根據我的瞭解，他早在2000年之前，就希望可以進行此一奠基在學術研究成果的教育推廣工作。為此，他取得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找了台灣史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共同推動。但是，炎憲學長所徵詢的台灣史學界的朋友，當時多處於過度動員的狀態，學術研究、教學和社會服務工作都十分吃緊，一時之間無法有成果產出。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炎憲學長擔任國史館館長，不僅公務冗忙，而且致力於體制內對台灣史研究的支持工作，推動民主憲政及二二八事件史料的蒐集、出版，特別是主催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研究。而在陳水扁總統的大力支持下，白色恐怖檔案的取得，獲得一定突破的狀況下，又接著進行白色恐怖史料的編纂和研究工作。為此，炎憲學長又積極尋找學術界的朋友共同投入，大家的時間更加吃緊，前述台灣史的普及工作也不得已暫緩下來。
2008年之後，炎憲學長希望透過學術社團和社會支持，推動台灣主體性的歷史研究、推廣工作。因此，他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在重新擔任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期間，也繼續找台灣史學界的朋友一起投入，並出版了不少成果。而原本未能完成的《典藏台灣史》工作，也在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以及吳榮義董事長協助推動下，再次組成團隊，展開此套書的編纂工作。
炎憲學長生前持續展開此一計畫的規劃、執行工作。而且與團隊朋友們聚會討論這套書的內容，並找陳美蓉協助行政聯繫的工作。四年前張教授赴美國進行口述歷史期間不幸過世時，整套書的構想已經成形。根據炎憲學長的構想，包含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負責撰稿，而第二冊「台灣原住民史」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教授負責撰稿，第三冊「大航海時代」則由暨南大學歷史系林偉盛教授負責撰稿，第四冊「漢人社會的形成」則是由長榮大學台研所溫振華教授及政治大學台史所的戴寶村教授負責撰稿，第五冊「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則是由淡江大學歷史系林呈蓉教授負責撰稿，第六冊「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則是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何義麟教授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蔡錦堂教授負責撰稿，第七冊「戰後台灣史」炎憲學長除了親自參與撰稿工作，也找我一起參與，同時準備在章節確認完畢後，再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的李筱峰教授一同參與撰稿工作。
相較於過去在強人威權體制時期，台灣史被迫成為禁忌，隨著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經歷抗爭、建立的台灣史終能成為學術領域的學科。但是，過去長期政治禁忌的陰影並未完全散去，歷史工作者對於歷史教育的內涵，距離正常化仍有相當的距離。其中，除了為數可觀不願正視台灣歷史主體性的看法之外，也有的學者試圖在台灣史領域去「政治」，不僅迴避政治轉型之後對過去歷史再評價的工作，有的人更主張歷史教育去「政治史」，不願處理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課題。
不過，如果從歷史學者耳熟能詳的E.H.Carr或是Benedetto Croce對歷史知識的切入，無論是前者的「歷史是歷史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持續無終止的對話」，或是後者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指出了歷史的一個重要特色：歷史的書寫不可忽視當代價值的重要性。在台灣已經名列自由國家之際，根據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做出與不民主時代不同的歷史評價，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歷史時空特色的體現。另一方面，在民主時代，注意人民生活層面的歷史，或是注重文化史與生活史的面向，也是歷史書寫不可忽視的課題。然而，只強調文化生活而摒棄政治的作法，實際上是不利於歷史脈絡的掌握，也不利於做出歷史的解釋。因為台灣住民所生存、存在的歷史時空的環境，包括在現實的制度規範或是國家運作的狀態，以及台灣與國際、外界互動的情形，透過這樣的歷史脈絡才能有助於了解所謂人民的歷史。
根據炎憲學長構想的全書架構，除了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觀點外，台灣與世界的脈動，貫穿了《典藏台灣史》各本的內容，從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直到第七冊「戰後台灣史」。而正視不同時代的政治體制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也是《典藏台灣史》書寫的特色。
炎憲學長過世後，為了延續他的遺志，各位撰稿教授同意繼續推動此一工作，並在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繼續的支持下，而有這套書的完成，並承蒙玉山社的支持使得本書得以陸續順利出版，這是特別必須感謝的。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台灣史研究的普及化與強化社會的台灣意識，也可以告慰炎憲學長在天之靈。
主編 薛化元 2018年9月24日

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
第一章 清帝國之海島治理
第一節・清治時代的特色與分期
第二節・治理政策之演變
第二章 設治施政之推動
第一節・行政區域的演變
第二節・官治、兵防與教化
第三節・文教與科舉
第三章 鄉治與地方社會
第一節・鄉治組織
第二節・抗官與民變
第三節・原住民治理及其反抗
第四章 漢人社會的構成與變遷
第一節・漢人移民社會的構成
第二節・社群互動
第三節・社會流動
第四節・定住在地化
第五章 島嶼多元文化樣貌
第一節・漢字文化圈儒化傳統
第二節・庶民階層藝文內涵
第三節・民間信仰多樣性
第四節・原漢合成展新顏
結語
參考書目
圖次

內文試閱

第一節．清治時代的社會與分期

1683年（康熙22）6月，淸廷派施琅攻台，一擧於澎湖之役大破劉國軒水師；7月15日，施琅納鄭氏降表，台灣的鄭氏王國宣吿滅亡。鄭氏勢力既滅，淸廷開始籌畫台灣的善後事宜，其中，台灣的或棄或留成為關鍵問題，也是朝臣爭議的焦點。然而，這過程長達8個月的棄留台之辯，仍需康熙帝的最後裁決，而影響皇帝意向的關鍵，則在於攻台將領施琅的意見。施琅曾3度上疏請示台灣的棄留問題，1683年（康熙22）12月22日所上〈恭陳台灣棄留疏〉中的條陳可謂集大成者，疏中力陳棄留台灣的利弊得失。在施琅的力爭保台下，1684年（康熙23）4月，淸廷於台灣設一府三縣，正式將台灣收入版圖。

棄留台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値得爭辯的問題，在於台灣自古以來就不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一向被中國歷朝視為海外蠻荒之地。康熙皇帝曾明白地說過：「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淸初撰修的《明史》則將台灣島（雞籠山）列於〈外國傳〉之中，在在說明了台灣於淸廷收入版圖之前並非中國的領土。因此，在施琅擊滅鄭氏王國之後，「攻佔」而非「收復」了台灣，如為「收復」即無棄地的可能，但「攻佔」新地則需考慮棄留。再者，淸廷進攻台地的動機在於消滅反淸的鄭氏勢力，台灣一地的得失本非其主要目的，這可以從康熙於平台之初格外在意鄭氏部眾的平服情況，而不甚關心台灣棄留的表現中，得到證明。既然台灣本不屬中國領土，又非為佔台而攻台，淸廷無可避免地面臨了棄留台灣的抉擇。

平台之後，康熙在施琅第二次的上疏中瞭解了台灣棄留問題的重要性，始命議政王大臣開會議處，此時有正反兩派意見，眾說紛紜，直到施琅上〈恭陳台灣棄留疏〉，康熙才下定決心保留台灣。淸廷籌畫多年，辛苦攻下台灣，然主張棄台的大臣卻不在少數，他們持棄守意見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對台灣情形的無知，認為台灣是一塊海外荒壤，留之無用；其次為考慮治安問題，以為台灣本為反淸勢力的基地，居民持異心者眾，一旦復反，拙於海戰的淸軍將難以平服亂黨，即便平定，派兵駐兵之軍費徒增開銷，不如棄之；三為缺乏海防觀念，淸廷以陸權國自守，疏於海防，不瞭解台灣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而主張棄之以減少軍費及行政開支。綜觀棄守派反對留台的理由，不外是對於台灣地方的不熟悉及昧於海防之重要性，在經濟及治安的考量下主張棄守台灣，然而，這些意見對於曾親履台地視察而深切瞭解台灣重要性的施琅來說，是不足以說服他的，他在〈恭陳台灣棄留疏〉中一一反駁之，力陳棄台之不可，並羅列守台之利害。

施琅在〈恭陳台灣棄留疏〉中，主要從國防、治安、便民及經濟4個角度立論，試圖消除康熙帝的疑慮，並說服他保留台灣一地。首先，施琅力陳台灣地位的重要性：他認為台灣地處中國東南海域的樞紐位置，山川港灣形勢自然天成，為一天然戰略要地，守之可為浙江、福建、江蘇、廣東4省的國防屏障。由此可見，施琅擁有進步前衛的海防觀念，於300年前即瞭解海防的重要性，將台灣視為東南海域的海軍基地，並且認識到要固守東南海疆，必須領有台灣，控制台灣海峽水域，才能永絕邊海的外患。

其次，他說明曾親自到台灣勘查地理形勢及風土民情，瞭解台灣是一塊豐饒的沃土，米糖魚鹽無所不有，如善加經營，極具貿易之利，棄之可惜。再者，棄地則需遷民，而用有限之船遷無限之民，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倘若遷民不盡，遺民遁入山林之中，與原住民或亂黨伙同作亂，甚至造船掠奪沿海，台灣豈不再度成為盜賊的淵藪，而且荷蘭人又不時覬覦
台灣，一旦棄守，荷人必再度回返台灣，並利用台灣為基地侵略東南沿海。再則施琅針對朝臣棄台守澎的看法，建議不可僅守澎湖，因為澎湖孤懸海上，遠隔金廈，土地單薄不足以獨守，必須台澎並守，兩島互為犄角，聲氣相通，東南海域始得最堅實的保障。此外，對於朝臣認為台灣會成為中央及福建的財政負擔的憂慮，施琅也提出解決之道。施琅或許瞭解當時因三藩之亂初平，淸國元氣未復，2年後又接著用兵台灣，軍費開支浩繁，中央及福建的財政負擔沉重，於是才有棄台以省開支的呼聲出現，所以他必須消除康熙及群臣的疑慮，讓他們瞭解守台並不需添兵增餉。為此，他建議裁減原本於東南沿海一帶防守鄭氏勢力的官兵，令其分防台灣、澎湖兩處，僅需一萬官兵即可固守，並採用寓兵於農的政策，讓官兵自食其力，可省內地的資助。最後，他再次強調台灣地位的重要，即使需要內地的資助才能守住，也萬萬不可放棄台灣，因為遺棄一定會釀成大禍，留住台灣則能使東南海防永遠強固。

在施琅擲地有聲的強力建議之下，康熙採用了他的條陳，1684年（康熙23）4月，台灣棄留問題終於定案，台灣成為福建省的一府，下設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正式將台灣收入版圖。

第二節．治理政策之演變

淸帝國於1684年（康熙23）將台灣收歸版圖之後，正式展開長達211年統治的序幕。滿淸以異族入主中國，因其統治核心為佔少數的滿族，而被統治者為多數的漢族，滿淸為了統治人口眾多的漢族，採取了一連串的高壓政策，以保護滿族免於為漢族所推翻，淸廷治理台灣亦延續此一壓制漢族發展的統治特色。

另一方面，滿淸興起於關外，以強騎驍兵橫掃中國，又延續明中葉以來的海禁政策，避免往海洋發展，重陸輕海，政權深具大陸性格；而台灣為一海島，文化深受海洋影響，從南島語族的遷入、荷蘭及西班牙勢力的入侵、倭寇海盜的盤據，到鄭氏在台發展國際貿易，在在融鑄了濃厚的海洋性格，淸帝國以一大陸政權統治海洋台灣，勢必產生許多與大環境相違且不合時宜的政策。而其所派駐來台的官員或兵丁幾乎皆非本地人，對於台灣的知識閉塞，傳統的思考模式難以瞭解台灣民間社會的活力及特殊性，只求3年任滿的消極態度，也無法專注於處理台地事務，貪污腐化的吏治及橫行鄉里的班兵交織成台灣特殊的政治現象。

由此，其以外來者身分統治在台的漢人及原住民，而將大陸政治勢力橫越海峽延伸至海島台灣，外來性亦濃，因此形塑了台灣史上淸治時代「雙重外來」的統治特徵。在「雙重外來」統治性格的籠罩之下，造成統治者先天認知的差異及壓制反抗勢力再興的防衛心態，進而採行了許多與大潮流相違且扞格難行的行政措施，其中以「禁海封山」為其政策骨幹，發展「為防台而治台」的統治方向，影響台灣的歷史發展深遠。

台灣的移民主要來自福建、廣東，此兩省於明末已形成強大的人口壓力，在可耕地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人民為求生計，紛紛前往可開發地仍多的台灣。漢人在台灣的拓殖雖然早在
荷蘭人之時，但眞正奠定漢人移民台灣之基礎是在鄭氏治台時期。鄭成功採取了寓兵於農的政策，廣招中國東南沿海人民來台墾殖，從而營造了一個純粹以農業為主的漢人移民區。

據估計，前後隨鄭氏來台的漢人約在6萬人左右，加上荷治時期之移民約略在10萬人以上。淸廷將台灣收入版圖以後，初期鄭氏遺民多棄地撤退，任良田荒蕪，而且淸廷一再限制內地人民渡台，並約束漢人的墾殖範圍，即以海禁明令人民不許偷渡，復以封山劃定漢人活動區域，避免與原住民接觸。「禁海封山」的政策在淸治初期的確限制了漢人在台的發展，人口一度較荷治及鄭氏時期減少許多，然而，其後內地的人口壓力不斷將移民推往地曠人稀、沃野千里的台灣，渡台禁令形同具文，完全無法壓抑民間充沛而迫切的移民浪潮，而封山禁令在漢人將台灣平地開墾殆盡之後，亦遭受嚴厲的考驗，墾民迫近山區開闢荒埔，與原住民衝突的事件屢見不鮮。

禁海封山的政策導因於淸廷雖保留台灣，但其主要考量是基於鞏固東南沿海國防和地方治安，在不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和不增加兵員人力的前提下，才將台灣納入版圖，至於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的福祉，並非決定台灣棄留的關鍵。因此，淸廷對於統治台灣的政策取向，是消極的防守及封禁，並無積極鼓勵人民來台開發之意。故當漢人大量湧入台灣，尤其是偷渡來台之民，大多被認為是在內地無恆產、游手好閒之徒，是影響社會治安的最大原因，而漢人侵入番界、開墾內山土地，勢必蝕奪原住民的生存空間，進而發生糾紛，這些影響社會治安的因素，皆在要求統治穩定的淸廷所封禁之列。於是，禁海封山的政策應運而生。

閩粵人民偷渡台灣與其地理背景有密切的關係，福建地方依山濱海，山多田少；廣東各府則山海交錯，非山即海，貧窮居多。台灣因與閩粵一衣帶水，地土膏腴、物產豐饒，內地兵糧民食多取給於台灣所產米穀。閩粵地方民生艱困，而台灣謀生容易，於是內地人民紛紛冒險渡台耕種或貿易。閩粵民人渡台者，起初於春時往耕，秋成回籍，隻身來去，習以為常；其後由於海禁漸嚴，一歸不能復往，其在台立有產業者不願棄其田園，於是就地住居，漸成聚落。但因隻身在台，居住日久，為搬移眷屬，偷渡案件於是層出不窮。淸廷向來禁止移民攜同婦女入台的原因，就是因為如允許眷屬來台，人民在台繁衍後代，定居成村，幾代之後台灣可能會有土滿之患，而台地遠隔重洋，形勢險要，民人眾多，良奸不一，恐為地方之害，因而禁止攜眷渡台。但人民為了搬移家眷，仍不顧禁令，千方百計冒險偷渡過台，因此，偷渡的盛行亦與淸廷不符人性的封禁政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