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

臺灣人的民族（國族）認同從何而來？
「臺灣人」何時誕生？

若林正丈教授是日本學界研究臺灣政治的第一人，本書以原本的增補版為基礎，新收入晚近的兩篇論文，不僅是開啟其學術生涯的立碑之作，也是追尋臺灣認同從何而來的重量級經典。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其論述民族主義的名作《想像的共同體》書中指出，民族（國族）必須被想像為有限、有邊界的。直至今日為止，民族（國族）認同仍是臺灣前途最重要的議題，也無時無刻不牽動每個臺灣住民的敏感神經。然而，以臺灣為範圍的民族想像從何開始？又是如何展開的？這是貫穿本書的核心提問。

本書將臺灣民族意識的形成，追溯至1920年代由臺灣漢人知識分子所領導的抗日運動，這些運動以組織性、持續性的政治運動、文化運動、社會運動的型態展開，雖然在現實上以失敗的局面告終，但「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的口號已深入人心，召喚了「臺灣人」的誕生。此一源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記憶，對於後來「臺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的對抗，發揮了間接的作用。

本書日文版初版於1983年，其基礎是作者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主題為1920年代由臺灣漢人知識分子所領導的抗日運動。本書在出版當時，即顯現與同時期的相關研究非常不同的特色，將臺灣抗日的政治運動放在日本大正時期民主局勢以及中國國民革命的脈絡下展開討論，強調臺灣抗日運動史不僅是臺灣近代史重要的一環，也與日本近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密切相關。

本書於2001年在日本出版了增補版，增加四篇文章，列為「附篇」。此一最新中文版除完整翻譯2001年版的內容，更納入作者晚近寫就的〈矢內原忠雄與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殖民地自治運動言論同盟的形成與解體〉、〈葉榮鐘的「述史」之志──晚年書寫活動試論〉兩篇文章，作為「補篇」。因此，此一版本可說是增補版的「增補版」，連貫了作者關於戰前臺灣政治社會運動，以及戰後臺灣政治史兩大研究領域。

【本書之重要焦點與特色】
一、本書充分展現若林正丈教授類型論的研究特色，將繁複的史實概念化，以簡馭繁。例如，將日本對於殖民地臺灣的統治，劃分為「透過交換、仲介進行控制的機制」、「透過規律、訓練進行控制的機制」、「透過懲罰、威嚇進行控制的機制」等三個層次（附篇三）；並將不同立場的抗日運動分類為「祖國派」、「待機派」與「臺灣革命派」（本書第二篇）。

二、臺灣人如何回應日本殖民統治的同化主義？臺灣知識分子所推動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得到哪些日本學者的支持？又為何遭致日本政府的反對？臺灣文化協會為何出現左右分裂？而後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的發展如何？（本書第一篇）

三、本書並以1923年的東宮臺灣行啟（皇太子巡視臺灣），解構臺灣總督府如何運用此一事件，一方面向下對臺灣民眾宣揚內地延長主義，將臺灣人納入帝國的管治，另一方面則向上對日本中央宣傳殖民地臺灣的治理績效（附篇二）。

四、本書提出了「本地地主資產階級」之概念，作為理解日本統治臺灣的「總督政治」的「研究假設」，以臺中中學校的設立為例，說明了殖民統治者與「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如何相互需要，但卻又「同床異夢」（附篇一）。

五、在戰前推動殖民地自治運動的臺灣知識分子，包括：林獻堂、蔡培火、葉榮鐘等，在戰後面臨了什麼樣的歷史命運？又對後來臺灣的民主發展留下哪些遺產？（本書補篇一、補篇二）

若林正丈
WAKABAYASHI Masahiro

出生於1949年，1985年獲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曾任東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客座教授、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兼臺灣研究所所長，現為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顧問。研究領域為臺灣近代史與戰後臺灣政治史。主要著作包括：《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等書。

譯者簡介 
何義麟／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陳怡宏／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
李承機／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顏杏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文松／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鄭麗玲／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葉碧苓／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鄭政誠／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許佩賢／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富田哲／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審訂者簡介 
何義麟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學術博士，現任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包括：《二．二八事件――「台湾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ィクス》、《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歷程》、《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湾現代史――二．二八事件をめぐる歴史の再記憶》、《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典藏台灣史06：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合著）等書。

許佩賢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專攻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主要著作包括：《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臺灣新式教育的誕生》、《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等書；近期譯有《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合譯）、《「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合譯）等書。

【導讀】我所認識的若林正丈及其《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

吳密察╱臺大歷史系兼任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老友若林正丈教授的《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將出版新版的中文版，由於是再次增補出版，因此，這個新版本可說是第二次增補版。出版社要我寫一篇「導讀」，我不能推辭，我就以近四十年來總是「先讀為快」地閱讀這位老友的研究論文的印象，寫一篇如同回顧我們兩人之間的學術友誼的「導讀」──這樣說來，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導讀」，倒不如說是「回憶」。

一、若林正丈與1970年代臺灣史研究的展開

1970年代，是戰後出生的這一代人長大成人的二十餘年後的時代。日本、臺灣的戰後世代在這個時間點，一方面要面對自己的社會、政治經濟處境，一方面也想要理解自身處境的所來由。我當年所接觸來自日本的臺灣史研究者，不論是若林正丈，還是春山明哲、近藤正己、栗原純等人，莫不是想要知道戰前日本的殖民臺灣統治到底是怎麼回事？在臺灣方面，與我大致同輩的朋友（一般來說，似乎大多比我稍長幾歲），也想要了解到底臺灣的歷史是如何地一路走來的？

對應於上述的時代背景，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1970年前後的日本和臺灣都開始有了對臺灣（史）研究相當重要的條件整備，也有了一些很明顯的展開。

首先，自1970年開始，日本方面連續出版了戰後早期即留學日本的臺灣學生研究臺灣史或與臺灣史相關的博士論文。例如，黃昭堂《台湾民主國の研究》（東大出版會，1970年）、戴天昭《台湾国际政治史》（法政大學出版局，1971年）、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大出版會，1972年）、江丙坤《台湾地租改正の研究》（東大出版會，1974年）、涂照彥《日本帝国主義下の台湾》（東大出版會，1975年）、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東大出版會，1975年）。而在臺灣，自立晚報出版社也出版了葉榮鐘執筆的《臺灣民族運動史》（1971年）。關於史料方面，1920-1930年代日本殖民臺灣時代的「抗日運動」史料，也被復刻出版了。臺灣方面復刻了《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東方文化出版社，1974年），日本方面復刻了殖民地警察的重要史料《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台湾社会運動史）》（龍溪書舍，1973年）。

其次，也可以看到臺、日雙方都有新世代年輕人意欲了解日本殖民時代臺灣歷史的動向。東京方面，1970年以戴國煇為中心集結了一批年輕人成立了「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同年，臺灣方面則有救國團比照「暑期戰鬥營」的方式，在強調「200萬年前臺灣與大陸相連」、「血濃於水」、「國民革命與臺灣」的內容框架下，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合辦「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提供大專學生、中學教師一些臺灣史地知識。相對於國民黨政府提供的「官製歷史」，一些與當時的政府保持著距離的年輕人，則用自己的方式去挖掘被遺忘了的臺灣歷史。例如，林載爵等人在臺中東海花園「發現」了楊逵，並在該基礎上陸續於雜誌上介紹日本時代的文學家與文學作品。顯然，臺、日雙方上述的展開，有其完全不同的社會脈絡，其內容、性質與聚合目的也完全不同，但相同的是兩地都有年輕世代亟欲了解臺灣歷史。

1975年，我由鄭欽仁教授介紹，認識了王詩琅先生。當時，王詩琅先生身體不是很好，我幫他處理《臺灣風物》雜誌的各種雜務，經常出入王詩琅先生家。就像林載爵、林瑞明在東海花園「發現」楊逵一樣，王詩琅也是我當時想要了解日本時代臺灣史知識的活字典，透過與他聊天，我知道了很多日本時代的史事與人物，認識了很多日本時代曾經活躍的「文學運動」、「抗日運動」前輩，以及和我一樣想要了解臺灣近代史的年輕人。

 我之所以知道日本有個年輕的臺灣史研究者──若林正丈，應該就是王詩琅先生跟我說起的。大概在1980年初，王詩琅先生跟我說到，有幾個研究日本時代臺灣史的日本年輕人，其中一個名叫若林正丈的，寫信來說近期將要來臺灣，希望能夠拜訪他。王詩琅先生想要介紹我跟他認識。後來，過了不久，當時在臺大歷史研究所留學就讀的近藤正己，就帶著若林來臺大歷史系找我了（當時我在臺大歷史系擔任助教）。

自1980年我與若林正丈認識算來，到現在已經大約四十年。在此之前，若林已來過臺灣，但是現在回想起來，若林1980年的這次臺灣之行的確讓他很震驚吧。我記得他來臺的那段時間正好碰到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他當時住在近藤正己的家就在林宅附近，在那個時候的我們共同面對了突如其來的悲傷、憤怒、恐懼、詭譎、茫然的複雜社會氣氛，每每無言，難以交談。此後，若林經常來臺灣，其中一項工作是來臺灣「看選舉」。我當年已經多少幫黨外跑腿，也在黨外雜誌寫文章，因此經常成為他來臺觀察選舉時的討論對象，偶爾也會在他報導選舉的文章中以代號出現。大概就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若林逐漸將他的研究重心轉移到臺灣當代政治研究，後來延伸到戰後政治史的研究。他對於臺灣當代政治的研究，幾乎成為日本社會了解臺灣的知識基礎，而且與臺灣的本土化、民主化、自由化同步，他的相關著作也多即時地在臺灣中譯出版。

但是，若林原來的學術研究生涯，是從研究日本殖民地時代臺灣人之抗日運動開始的，《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就是他早期研究的結集。

二、《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獨具的慧眼與特色

《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初版於1983年，其基礎是若林正丈申請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包括兩個部分：（1）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2）臺灣抗日運動幾個不同流派的研究。

關於「臺灣抗日運動史」的研究，向來都極度受限於《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所提供的史料與梳理架構。因此，初期的「研究」大致都是精要地摘述《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既有內容，或只是對《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之記述做部分地「反讀」和補充。1970年代《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史料復刻出版之後，情況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即使當年國內最被廣泛閱讀的葉榮鐘所執筆的《臺灣民族運動史》，除了內文中偶爾表現出作者作為當年運動實際參與者的意見或評論之外，也未多少超越《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所以，1970年代進入此領域進行研究的若林正丈，應該也難以完全避免這種困境。

但是，若林的「臺灣抗日史」研究，已經與同時代的一般研究有不一樣的展開。例如，他關於臺灣共產黨的研究（本書第二篇第三章），就特別將焦點集中在其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尤其是第三國際的革命綱領與革命策略。而且，他特別對於各種不同流派（立場）的抗日運動，做出了類型性的定性。關於黃呈聰之研究（本書第二篇第一章）、關於臺灣抗日與中國國民革命關係之研究（本書第二篇第二章），分別以「待機」、「追尋遙遠的連帶」點明其抗日姿態的特性，都可謂是具有慧眼的類型定性。這種類型論的研究方法，常能以簡馭繁，一直是若林之臺灣研究的特色。由於第二篇各章分別處理了抗日的各種流派（立場），因此特別以序章「臺灣抗日民族主義的問題狀況」來對之做整體的鳥瞰分析，尤其是其中以座標軸的圖示方式，更清楚地標示了抗日各派別的立場位置。

本書第一篇的基礎是1980年若林正丈與春山明哲合著的《日本植民地主義の政治的展開 1895-1934：その統治体制と台湾の民族運動》。此書中春山明哲執筆的部分，追尋了自1895年以來就主張在臺灣採取「內地延長主義」的原敬，如何在1919年朝鮮三一獨立運動之後將「內地延長主義」落實下來。若林正丈所執筆的部分則是研究臺灣人如何在「內地延長主義」所開創出來的政治、法制條件下，展開循法鬥爭的帝國議會請願，要求設立臺灣議會。所以，若林除了梳理了臺灣人的運動之外，還用了不少篇幅來介紹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情勢、輿論思潮。如果我們注意到經過若林正丈整理分析之後的臺灣抗日運動，就會發現臺灣的抗日運動其實高度地與臺灣之外的因素相關聯，尤其是日本與中國的因素相關（本書第一篇、第二篇的標題，分別為「大正民主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國革命與臺灣知識分子」，就說明了這種情況），而且除了臺灣共產黨之外，各派別的抗日運動基本上都是採取穩健溫和的立場。

三、2001年的增補版

本書第一版於1983年出版，基本上收錄了若林正丈在1970年代的相關研究成果。2001年所出版的《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則新加入了1980年代以後的研究成果。如上所述，1980年代中期以後，若林將其臺灣研究轉向了臺灣當代政治研究，並在日本學界開拓了一個臺灣研究的新領域。但基於原本之日本殖民時代研究的延伸，或者因應學術會議之邀請，他還是偶爾發表一些有關日本時代臺灣史的研究文章。2001年的增補版所收入，列為「附篇」的四篇論文就屬於這種類型。

首先，1983年他利用了東大教養學部所藏的總督府教育官僚隈本繁吉之文書，寫成〈總督政治與臺灣本地地主資產階級〉。若林利用隈本文書，研究1910年代前期，總督府與臺灣人之間因為總督府需要臺灣人協力「理番」事業，而臺灣人需要高等普通教育機關，彼此之間有了一個妥協的結果，即成立公立臺中中學校。這個公立臺中中學校，一直被抗日運動右翼溫和派視為是抗日運動的重要里程碑（葉榮鐘所執筆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即為顯著的例子），若林正丈則利用隈本繁吉文書具體研究總督府的政策決定過程，指出臺中中學校是在總督府與臺灣仕紳之間的交涉與妥協中所成立的。透過此研究，若林同時指出臺灣抗日運動中的主要力量來自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日文原文為「土著地主資產階級」。關於這個用詞或許有人覺得突兀，但此文的確掌握到了傳統名望家與殖民者如何「同床異夢」，並「相互需要」。

第二篇是關於1923年東宮臺灣行啟的研究，可以說是延伸前述1980年與春山明哲合著的《日本植民地主義の政治的展開 1895-1934：その統治体制と台湾の民族運動》的研究。如上所述，春山明哲在該書中梳理了1895年至1919年間的原敬如何持續主張「內地延長主義」，並最終付諸實現。若林正丈則將此研究推進至原敬「內地延長主義」在臺灣的具體落實完成，並以日本皇太子來臺灣視察（當時的用語是「行啟」）當成是對於此統治法制變革完成時的「權威性蓋章」（權威之肯認、認可）。此文，同時導入了當年日本學術界中關於近代天皇制研究的儀式分析，也就是以另一種方式探討近代天皇制在殖民地的演示。我認為這是一篇很有創意的文章，值得臺灣學術界仔細閱讀。

第三篇〈試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研究〉，這篇文章是應邀參加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的「臺灣研究百年回顧與專題研討會」的文章。為了配合該研討會回顧過往研究的性質，若林在他的抗日史研究的基礎上，將他所思考的抗日史（或者說是關於殖民統治以及對於殖民統治的回應），整理出了一個研究分析架構，指出日本之臺灣殖民統治的三種機制：（1）透過交換、仲介進行控制的機制，（2）透過規律、訓練進行控制的機制，（3）透過懲罰、威嚇進行控制的機制。我想如果重新編排本書，可以將這篇文章與接下來的第四篇〈臺灣的兩種民族主義〉編排成為全書的序章，建議讀者閱讀本書時，不妨從這兩篇文章開始。

第四篇〈臺灣的兩種民族主義〉，可以如前所述地當成是本書的序章之一部分，也可以當成本書的結論。這篇文章一方面是本書第二篇之序章「臺灣抗日民族主義的問題狀況」的補充，不過因為若林將對戰後臺灣政治史之發展也納入視野，因此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他對於臺灣當代政治問題的分析，只是他同時將分析的縱深延伸到歷史時期了。

四、中譯本與增補版的增補

若林正丈關於臺灣抗日運動史的研究成果，雖然早就已有個別的文章被翻譯成中文發表，但首度以書籍的形式在臺灣中譯出版，是由播種者出版公司於2007年將《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翻譯出版。2008年，若林正丈在日本出版了綜述戰後臺灣政治史的《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大出版會）後，朋友之間都期待他這位臺灣近代史（日本時代史）研究的「逃兵」，可以再次歸隊，回到更早時期的歷史研究，甚至應該將研究領域上溯到清代的臺灣史。他也說：「那就先暖身一番，先回到日本時代吧！」

如今在《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之中文版出版十餘年後，屬於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的大家出版提議再次重新出版，並且藉由此一機會納入若林晚近寫就的兩篇文章，列為「補篇」，因此，此次出版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即可說是增補版的增補版。

新收入本書的兩篇文章：〈矢內原忠雄與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殖民地自治運動言論同盟的形成與解體〉，以及〈葉榮鐘的「述史」之志──晚年書寫活動試論〉，都是以臺灣抗日運動溫和右派陣營的重要人物為研究主題。前者以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蔡培火、林獻堂三人為對象，討論他們之間的交往，以及在對付戰前殖民統治之同化主義、總督專制及要求殖民地自治的言論同盟關係。但是戰前的這個言論同盟，戰後卻因為彼此所處的環境不同，立場也各自有所歧異了。後者則以戰前的林獻堂秘書，1930年代也積極參與臺灣自治聯盟運動的葉榮鐘為研究對象，探討葉榮鐘在戰後的晚年階段，如何為臺灣近代史（尤其是他所活躍過的1920-1930年代之自治運動時代）書寫歷史。這兩篇應該可以視為是日本殖民地時代的自治運動人物在戰後的「收尾」，也連貫了若林關於戰前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研究，以及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兩大領域。而透過若林教授娓娓道來的文筆，不免也讓人對於臺灣近代苦難的歷史唏噓不已。

【導讀】我所認識的若林正丈及其《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吳密察

編輯說明

導言∕何義麟 譯

▉　第一篇 大正民主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本殖民主義的政治與臺灣抗日運動

序言∕陳怡宏譯
第一章｜時代背景∕陳怡宏譯
第二章｜內地延長主義與「臺灣議會」∕李承機 譯
第三章｜大正民主與「臺灣議會」∕顏杏如、陳文松 譯
第四章｜帝國議會的臺灣設置請願運動∕鄭麗玲 譯
總結∕鄭麗玲 譯

▉　第二篇 中國革命與臺灣知識分子

序章｜臺灣抗日民族主義的問題狀況∕葉碧苓 譯
第一章｜黃呈聰抱持「待機」之意涵──日本統治下臺灣知識分子的抗日民族思想∕何義麟 譯
第二章｜尋求遙遠的連帶──中國國民革命與臺灣青年∕陳怡宏 譯
第三章｜「臺灣革命」與第三國際──以臺灣共產黨的形成與重建為中心∕鄭政誠 譯

▉　附篇

一、總督政治與臺灣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5年）∕許佩賢 譯
二、一九二三年東宮臺灣行啟與「內地延長主義」∕富田哲 譯
三、試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研究──戰後日本研究成果的一個反思∕許佩賢 譯
四、臺灣的兩種民族主義──亞洲的區域與民族∕許佩賢 譯

▉　補篇

一、矢內原忠雄與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殖民地自治運動言論同盟的形成與解體∕許佩賢 譯
二、葉榮鐘的「述史」之志──晚年書寫活動試論

後記∕何義麟 譯
增補版後記∕何義麟 譯
2007年版中譯版出版後記∕何義麟

【附篇四】臺灣的兩種民族主義──亞洲的區域與民族（摘錄）

二、「臺灣規模」朝聖圈的誕生──日本殖民統治與抗日民族主義

（一）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規模」的朝聖圈
1895年，臺灣區域因日清戰爭的結果被割讓給日本。日本在臺北設置總督府，先有「臺灣民主國」阻止占領的抵抗，接著又有各地土豪及下級士紳領導的游擊抵抗，在各種錯誤嘗試之後，終於在1902年平定這些執拗的反抗行動，壓制平地漢族居住的地區，接著便開始對也不曾臣服清朝的山地原住民區域展開「蕃地討伐五年事業」（1910-1914），終於大致控制全島。如果將平地的鎮壓行動視為第一次臺灣征服戰爭，那麼對原住民的討伐事業便可以說是第二次征服戰爭。征服戰爭的軍事主體當然是軍隊，但是最後在進行反抗的各地確立治安的是警察。透過征服戰爭，日本國家的官吏，上至臺灣總督，下至警察派出所巡查滲透到每一個村落。警察在行政體系的末端，不僅掌管普通的警察事務，衛生、戶籍、小規模土木事業的監督、農業技術的普及等殖產事務，都是警察管轄範圍（殖民地臺灣的「警察政治」）。此外也恢復了漢族傳統的保甲制度，作為警察的輔助機關，發揮極大作用。臺灣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具有可以動員至村落階層能力的國家所滲透。

在這樣確立起來的統治上，開始進行矢內原忠雄所謂的「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推進殖民地經濟開發。此處限於篇幅，無法詳述。在此特別要指出的是，Anderson引用印尼的例子所說明的，讓殖民地民族主義成立的社會變化，幾乎也以同樣的形態在殖民地臺灣發生。也就是說，日本讓國家的力量滲透到末端村落而進行的統治與開發，是為了其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將臺灣建設為前進「華南、南洋」的基地，並且讓其扮演日本本國推進工業化時的食糧供應地、本國消費財工業的市場等補充性角色。但是因此而建立起來的近代交通、通信、行政機構、學校體系等機制，將以往被由中央山脈流出的多數急流所遮斷、而分別與中國大陸沿岸的港灣都市貿易結合的臺灣北、中、南及東北部各地，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而實現了「臺灣規模」的社會統合。

將臺灣各地以臺北為中心結合起來的各種基礎建設（instruction），是由在清末的對外危機中，「臺灣建省」時代首任臺灣巡撫、洋務派官僚劉銘傳開始著手，然而卻由日本殖民當局將總督府設在此時新成為省會的臺北，而更徹底推進。1905年底連結南北的幹線道路總長超過一萬公里；1908年，連結北部基隆港及南部高雄港的西部平原縱貫鐵路開通。電話自1900年起正式開通，1934年有71間交換所，普及率高達10,000人口對31.1人（日本內地是118.0人）。在Anderson所說的「印刷資本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近代媒體也被導入。1898年，在臺灣總督府特別關照下，《臺灣日日新報》創刊，通行全島，臺中、臺南等都市也發行地方報紙。1920年代以後，由臺灣漢族知識分子及實業家支持的抗日民族運動之文字媒體《臺灣新民報》等臺灣人自己的「印刷資本主義」也登場。這是1920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為了文化啟蒙運動而發刊月刊誌《臺灣青年》、《臺灣》，後來移轉至臺灣發行《臺灣民報》週刊及《臺灣新民報》週刊，而成長為每日發行的報紙。1930年起臺北放送局開設，開始有收音機廣播，1945年的聽眾數約98,000人（其中臺灣人約44,000人）。

臺北自清末開港以後，由於臺灣北部快速的經濟發展與「臺灣建省」而開始具有臺灣社會中心的地位，日本在此設置臺灣統治的中樞──臺灣總督府，並且也在此設置臺灣內部學校體系的最高學府，這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因素，此後其中心性未見動搖。《臺灣民報》的總社、臺灣人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本部也設在臺北，戰後二二八事件中，也是由在臺北的發起民眾從臺北的廣播電臺藉由收音機廣播呼籲各地起事而擴及全島。兩年後敗逃至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也以臺北為「臨時首都」，臺灣總督府的建築物原樣變成「中華民國總統府」。三十幾年後，反抗長期戒嚴令而高舉政治民主化及「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民自決」口號而結成的民進黨，其「中央黨部」也設在臺北。

（二）抗日民族主義與「臺灣意識」的誕生
使這種「臺灣規模」的社會統合升格為臺灣人民族主義的，是「同化政策」這種殖民帝國日本的「官方民族主義」政策。

如前所述，日本從領有臺灣之初，即導入以初等教育為中心的近代學校教育，統治後期，接續日本本國的學校體系，在臺灣作出以臺北帝國大學為頂點的學校體系。殖民地支配即將結束的1944年，學齡兒童的就學率超過七成。清朝時期即有科舉經驗的臺灣漢族對學校教育的意願極高，然而臺灣內部的學校體系對於住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較為有利，而對臺灣人子弟較不利，因此，以上層階級子弟為中心，往日本本國的留學生人數漸增，1920年代以後也有人到教育體系逐漸完備的中國大陸留學，接受中、高等教育。

以赴日本、甚至中國大陸、歐美的留學生為頂點，教師、技師、醫師、律師、新聞記者等自由業者、在殖民地行政機關擔任中下級官吏者，雖然人數不多，但是開始形成輪廓明顯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雖然進入日本體系，但是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差別待遇，即使自日本本國的「帝國大學」畢業，「帝國經營的重要幹部室」固不用說，連「臺灣經營的職員室」大門，從一開始就緊閉著。殖民地臺灣的知識分子對此發起反動，從1920年代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的自治運動到社會主義運動，他們主導著各式各樣的抗日民族運動以及連帶的文化運動。他們的運動可以說為「貼在」殖民地統治體系「背面」的「臺灣規模」之社會統合賦予主體性的內容。此時，他們所創始的臺灣人自辦的「印刷資本主義」，成為在「臺灣規模」朝聖圈中「想像」「臺灣人」這種共同體的強力媒體。如果說殖民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媒體《臺灣日日新報》使「臺灣人」「想像」成負片（作為「大日本帝國」之「二等臣民」的「本島人」）的話，那麼從《臺灣青年》到《臺灣新民報》等臺灣人自辦的媒體出版，即是想將之轉為正片的努力。

但是，在殖民地時期作為「想像出來的共同體」的「臺灣人」，和今日「臺灣民族主義」中的「臺灣人」完全不同。然而，他們卻沒有自覺，因為他們在「中華民族主義」中，與「被想像」的「中國人」並沒有什麼不相容之處。這有幾個背景，例如前面也提過的，雖然人數不多，但當時也有一些臺灣知識分子投入當時正在中國大陸形成的中華民族主義朝聖圈；許多臺灣知識子對日本人強調自己的文化認同時，高舉「漢民族二千年的文化傳統」；日本戰敗後，臺灣被編入中華民國的一省，一時之間臺灣居民對蔣介石派遣來的接收人員表示盛大歡迎。也就是說，日本統治時期，自覺為「臺灣人」的共通內容當中，很明確的只有「被日本國家、日本人歧視、壓抑」的「臺灣人」，因此產生認同也只有「對抗這種歧視、壓抑（抗日）」的「臺灣人」認同。換言之，「臺灣認同」對「日本人」的界線是很清楚的，但是與「中國人」之間的界線並沒有被明白定義。因此，產生今日的中華民族主義vs.「臺灣民族主義」這種對抗形態的，最直接的來源是戰後史的脈絡；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記憶，也會在這個脈絡中出現，發揮間接的作用。

日本統治時期對臺灣的民族主義之意義如下。在日本統治之下向「臺灣規模」朝聖圈旅行的臺灣知識分子（人數隨著教育普及而增加）的認同中，很清楚地烙印著「臺灣認同」，而他們在近代國族觀念的脈絡中，體驗了「中國／臺灣」的重層認同。例如，1930年代以後，開始有人對1920年代抗日文化運動中，將中國白話文導入臺灣的路線產生懷疑（主張建設臺灣話文）。正如此事所象徵的，這種「中國／臺灣」的重層認同結構，在日本統治期便已經蘊含著矛盾。只是，臺灣的知識分子還沒有自主的以主體性的辦法解決問題時，殖民地統治便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