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年：戰後台灣現代建築與移植現代性

《末年：戰後台灣現代建築與移植現代性》一書談及｢中華民國｣的興衰與重生，從一九七○年大阪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開場，揭開不堪的國際政治現實與經濟支配角力的暗潮，反觀那些競逐形式向上攀升的現代建築，無非是政治與經濟共惡下的文化移植。作者－許麗玉精采詮釋的｢末年｣，讓我們看見矛盾認同下的國家與初萌芽的市民社會，以及超越表象形式的現代建築脈絡。這絕對是一本逆襲理解時代的書，更是一本獨具歷史視野批判建築的書。
本書的第一部「表述戰後台灣的形勢」以四篇文章，從一九七O年前後，大阪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與中國日開始，表述戰後台灣的國際關係、國家經濟發展、人民的民主意識與初萌芽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脈絡，以反思現代性與反身性。第二部「物質化建築工業環境」，以三篇文章重新建構戰後台灣的土地、房屋、居民之間的社會脈絡文本，以檢驗空間關係的地域性。第三部「誰的建築觀」之三篇文章，追溯建築專業體制化的社會脈絡，以審視空間經驗的主體性。第四部「大同社會之夢」的三篇文章，從「城鄉風貌與保存」中看見初萌芽的市民社會，進一步追溯「民生主義育樂補述」，以及移植的技術官僚體制以「育樂」介入社會建設的脈絡，「建造紀念堂」打造異質空間。最終，「勞動人民的廣場」以佔領空間抗爭的行動逆轉空間結構，解構大同社會藍圖，推進到下一段階級批判的大同之境，以修補社會生產的空間關係。結論「移植現代性」綜觀爬梳戰後台灣現代建築的形勢脈絡，建構理論的可能性空間。

【推薦】
夏鑄九（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
台灣現代建築的歷史作為一面反身之鏡，在末年看到的不堪，或是對明天最好的期許。

吳光庭（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以「戰後」一詞做為「台灣建築」的前置意味著一種態度及使命，本書具新世代學術研究者的新觀點，值得推薦。

張小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這是一本會讓人從內心深處受到感動的厚度書寫，既是為那歷史層疊所積累出台灣空間肌理的豐厚複雜，也是為那書寫者對變動中的台灣社會所投注之關愛與行動。

【美術設計】
書籍美術設計：洪佳緯
前導影片創作：許志綱

前言
看不見台灣的「台灣現代建築」

二○一五年元月間，中國大陸的建築師史建在網路上招攬「台灣現當代建築考察團」，簡介中表述：「在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下，近代台灣都市規畫與建築設計都是在日本人掌控中完成，公共建築以折衷主義為主流。一九四五年回歸後的幾十年間，公共建築復古(民族)主義盛行，由於脫離建築傳統語境，與同時期大陸國家主義建築(如北京十大建築)相比，這些建築(如圓山大飯店、故宮博物院、台北忠烈祠等)大都顯得比例失當、語言怪異、工法粗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父紀念館眼下不僅仍進行三軍儀隊交接儀式等紀念活動，同時也是民間文化、休閒活動的公共場所。」他還提到「最精髓的建築學術考察線路之一」包括「寶藏巖(貧民窟保存)保育」，開宗明義表白今日看過去，建築不會脫離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形式美學之間的關係，更令人驚訝的是，史建用「貧民窟保存」形容「寶藏巖」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關係，竟還表露出自我縉紳化的「現代建築師之眼」，將建築連結上表現社會階級的空間意識。
一般關注以建築形式表現社會主體性的立場，多數偏重對民族主義和形式美學的再詮釋，難免從菁英主義看待建築和社會的關係，而關注以建築制度表現空間支配性的立場，則多倚重國家主義的社會制度，難免從技術官僚的視角去檢視干預公共建築的勢力。偏偏，主流的建築設計和都市計劃所強調的「規劃」一直是建構新自由經濟市場的主導性，而非認識人與環境之間的處境後，運用設計方法滿足民生所需。尤其是戰後台灣的社會結構至今仍持續流變，這絕不是自然、緩慢、自主、循序漸進的演化成為民主社會的結構。
借用史建到台灣發現「台灣現當代建築」的眼光與措辭，是強調一般看待「台灣的現代建築應該是什麼？」的問題，不應該繼續用保守的建築科學措詞回答台灣的「現代建築」形式。當代面對「現代建築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已經是社會學的美學範疇，現代建築再現的社會狀態是「政治運作的美學化與藝術政治化」之間的衝突與矛盾，這幾乎是從法蘭克福學派之後、後現代主義之後，歐美研究「現代建築」歷史的基調，而造成今日各種立場、觀點之間的差異，仍是「建築的現代性應該如何與社會生產連接？」的問題，換言之，建築的現代性是斷裂的。因此，現代建築的歷史研究時勢之一是探尋建築和社會之間的理論橋樑，尤其當研究對象是戰後台灣的建築，開展思辯空間與社會生產的論述關鍵是：「讓社會空間化與空間社會化連動，重建歷史空間的反身性。」
台灣傳統建築史和台灣現代建築史之誤分
台灣的建築類型以「傳統」與「現代」區分，主要受到學院內的建築史課程長期以「西洋建築史」、「中國建築史」、「近代建築史」分門別類的影響，但這是在不當的分裂處切割，造成難以辨識台灣的建築與社會的關係。依照成大建築系教授吳光庭的觀點，台灣的建築系師生開始關注在台灣的建築歷史大約是在中美斷交後的一九八○年代，李乾朗在文化大學建築系演講金門民居等閩南建築的觀察記錄。其後大約是一九九○年代林會承在中原大學建築系一年級開課講「台灣傳統建築概論」，以「地域性」的分類記錄建立台灣的建築形制傳統來概論歷史，並逐漸發展成為建築學院的傳統建築入門課程。
不過，追溯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仍只有台南工學院(今日的成功大學)建築工程系的短暫時期，一九五○年代的金長銘老師帶著學生辦《今日建築》雜誌，已經著手描繪與記錄台灣的民居建築和漢人社會之間的關係。一九六○年代初期任教於東海大學建築系的蕭梅，她運用哈佛-燕京學社提供的經費，於一九六四年發表《臺灣民居建築之傳統風格》的田野調查研究成果。這是戰後台灣第一部有系統地針對本地的民居建築形式脈絡進行初步研究的著作。她從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的脈絡，提出移民社會的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對於建築形式與分布的影響，並帶入適應地理環境、社會狀態、生活習尚的民居建築之田野調查。她在著作中特別提醒︰「建築是不可當著英雄來崇拜，建築是人類生活習慣的具體表現， 真正能代表一地方色彩的是該地的住宅建築。」
同時，一九六○年代《建築雙月刊》和改版後的《建築與計畫雙月刊》談建築師的建築設計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乃至於從成大建築系畢業、到美國哈佛大學念完書回台的漢寶德，於一九七○年代在東海大學辦《境與象》雜誌的初期，和負責編務的夏鑄九倡議的也是建築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一九七七年台灣省建築師公會鄭定邦建築師率領逢甲大學建築師學生，以日職時期日本研究者對台灣民居樣式的調查報告為基礎，展開台灣傳統民居調查並編印成冊出版。而先後赴日進修博士學程的黃秋月與郭中端，以及繼續在成大完成碩士論文的黃長美，同樣也提出了以台灣的都市與建築樣式為調查對象的研究論文，並開始從街道、庭園、都市計劃的探討建築的發展脈絡。例如︰一九八○年日本相模書房出版郭中端與堀兦憲二合著的《中囯人の街づくり(中國人的街道)》，本書從街道空間探討台灣的都市發展與建築的傳統樣式之間的興衰消長。一九八五年明文書局出版黃長美的論文著作《中國庭園與文人思想》，一九八九年成大出版黃秋月的論文著作《台灣都市計劃的繼承與塑造》等。
引導建築師探討台灣傳統建築史、台灣現代建築史、中國建築史、近代建築史之間的關聯，本來應該是為了讓看清楚台灣的社會發展脈絡與建築之間的關係，將建築回歸所處的社會生產，原本不是為了方便複製形式而分類傳統和現代的樣式。但是，台灣的建築學院內移植接枝發展出分門別類的建築史，造成台灣的建築不得不比照既有的歐美建築史，以西方的營造形式分類台灣的現代和傳統，甚至還分別轉譯為東方和西方的形式語彙，於是台灣的「現代」淪陷在形式的模仿，而台灣的「傳統」仍是流離失所的客體。教科書化的歷史形式幫不了台灣的建築師，新建築的產出與所處的環境及居民越來越無關，更與社會生產一刀兩斷，成為看不見台灣的台灣建築，這也造成了今日像史建這類的建築師或一般看待「台灣（現當代）建築」的反應：對形式熱衷，對社會冷感。

《末年：戰後台灣現代建築與移植現代性》

編委推薦
自序

【目次】
前言 看不見台灣的「台灣現代建築」
第一部 表述戰後台灣形勢
中華民國館之末
中國日與保釣
顯影「現代」
轉譯「傳統｣
第二部 物質化建築工業環境
不毛之地炒作公共私有化
花園城市擴大城鄉資本化
平民住宅離散社會共同體
第三部 誰的建築觀
大學通往的現代烏托邦
建築文化的抽象與具體
建築師淪為制度化專業黑手
第四部 「大同社會」之夢
城鄉風貌與保存
民生主義育樂補述
勞動人民的廣場
結論 移植現代性
後記 台灣的我們
參考書目

譯寫「台北」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百年冥誕日，又一棟以「中山」為名的國家建築動土，這是建築師王大閎宣稱以傳達中國的革命時代精神建立的中國現代建築。同一時間，王大閎以譯寫的方式將王爾德（Oscar Wilde）的《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敘事從十九世紀的倫敦換場到二十世紀的台北市，並改書名為《杜連魁》。隨著工程進行到竣工，一九七七年《杜連魁》付梓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王大閎在出版說明中寫到：「這篇譯文卻不是純粹的翻譯，我認為文學著作如果要保持原文的意旨就必須偏重意譯，而不重字譯。為了使這故事更接近我們，更能打動我們，我不惜採取了三項主要的變動：時間、地點和人物。時間由十九世紀改到現代；地點將英格蘭的首都倫敦改成臺灣第一都市臺北；又把英國的貴族紳士改為臺灣的社會名流。這種改變並沒有使原著的精神受到影響，因為人性不分古今中外。」王大閎譯寫一本小說與建造一棟國家建築同時進行的計畫，對他而言，時間、空間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對人有重要意義的精神，傳統即是這種永恆的精神，空間是由現代建築師連結意識形態與意象、轉譯形式生產。
《杜連魁》小說建構一種異質空間，反身看自己所在：
「那天晚上，我把車開到新公園，然後下車無目的地散步。我沿著貴陽街走，不知不覺到了萬華。這是我頭一次到龍山寺，那裡的夜市很熱鬧，房子古老，那才是真正的台北。我慢慢地往前走，經過兩旁的路攤，有賣衣服的，有賣飲食的，也有賣藥的。有時我停下來看看攤子上的東西，聽著小販的叫聲，擠在人羣裡，想滲入他們的生活。但總覺得他們和自己之間有一層隔膜。我偶然走進一條小街，經過一家小歌廳。門上掛著一串紅綠色的燈泡。有一個穿著花香港衫的男人站在門前吸菸，他見到我就彎身說：『先生，請裡面坐』…我買了一張票。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進去，大概是好奇心吧。」
汽車的機械速度停下來，跟仁愛路不同，杜連魁從貴陽街走進「真正的台北」，路與街的尺度與速度感出現區分，都市隱隱約約顯現出地理座向。因為這是第一人稱的敘事，我們閱讀者進入了「我」的視界，穿過龍山寺、夜市、路攤小販的叫聲、擁擠的人群，「我」並非一種空間中的獨特的中心，而是人群中的一份子，因為是無目的散步，沒有大宅院的老趙笑臉迎接，而是穿香港衫的男人站在門口吸菸彎身賣票，「想滲入他們的生活」卻與「他們之間存在一層隔膜」，直到「我買了一張票」得以進入真實感。原來，「我」進入這個都市必須消費。空間中的具體交易是消費，換來自己存在於這部份的都市。
「到圓環小攤子上去吃，換一下環境。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單調極了，只有罪惡還帶有一些色彩。」
「在台灣寫書，根本沒有讀者。他們除了報紙和參考書以外，什麼書都不看。…他們寧可看一天電視，也不會看一小時書。…有人說過台北滿街是餐館，書店卻很少。這表示我們只注重吃，而不需要精神上的糧食。」
「我到保安街一家古董店去買一件磁器，講價講了半天。現在的人只知道每一件東西的價錢，而不知道任何東西的價值。」
小說原著裡沒有以上兩段，只有第三段，只是地點不在「保安街」上。藉由吳騰陳述消費行為的話語，地方被附與形象，並帶有批判的意思，例如：圓環小攤子--罪惡，台灣的「他們」不看書，台北的「我們」只注重吃而不需要精神上的糧食。此外，「他們」與「我們」之間顯現以台北為台灣主體的群體區分。消費的現實強化了階級化的都市空間，台北是雙面的城市，既是讓貴婦、巨富、高官、教授這種不需要工作的人，總是有時間聚會的台北，同時也是讓一群人日夜工作、只能望梅止渴想像生活的台北。這是原著與譯著在敘事本質上的共同點，譯著置入熟語熟地構成觀眾族群的空間真實感。
吳騰一面注意杜連魁的神情，一面把金色的菸蒂弄熄：「我們這時代所需要的是一種新的享樂主義，你也許就是一個具體的象徵。」
在萬華臨街一座小陋屋裡，一個中年婦女正坐在窄暗的前房看報，牆上掛滿了劇照，慘白的日光燈使她蒼老的臉更顯得憔悴。
他沿著騎樓，無目的地向前走，不知不覺走進一條彎曲窄暗的巷子，巷子兩旁是破舊簡陋的房子，女人三三兩兩地站在門口，向他笑著，叫喚著他。成群的男人在他身邊來回閒蕩，有時停下來和那些女人調笑。他穿過巷子，到了一條熱鬧的街上。街道兩旁擺滿了攤子，有賣藥的、有賣海鮮的，也有賣蛇膽酒和蛇肉羹的。那些小販高聲叫喊著在拉生意。杜連魁在人群中慢慢走動，好奇地觀察台北的夜市。
在性別與階級差異的觀看產生與自己的分離，例如吳騰注視杜連魁時，杜連魁成為享樂主義的象徵。另外，觀看的動作協助辨識出形式上與對象上的空間移動，例如女人向著他笑，叫喚著他，成群男人在他身邊來回閒蕩，有時和那些女人調笑，跟著人物的視覺方向察覺空間中的互動。「現代」是新的享樂主義，「建築」是具體的象徵，而所有的人都在這樣的空間裡遊蕩。
杜連魁第一次到美國，便感到拿紐約和巴黎相比，紐約像是一座俗麗的暴發戶的大住宅，而巴黎卻是一棟高貴的書香之家。…美國首都的布置和巴黎不無相像之處，因為華盛頓是法國人計畫的。但杜連魁看不慣那些仿羅馬式或仿希臘式的建築物。美國雖然有歐洲文化的背景，而美國本身的文化到底是粗俗的。吳騰認為粗俗的物質文明令人生厭，就像一冊沒有內容，印刷粗糙，紙張低劣的書本。或一輛機件欠精，線條不美的汽車。在臺北時，吳騰時常說最可悲的是我們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
故事中的吳騰與杜連魁所引領的都市之間的遊蕩，從歐洲到美國再回到台北。基本上，原著與譯著在這段描述不同城市的氣質是相同的，譯著特別強化了城市之間配對比較，例如倫敦與台北，巴黎與紐約，皆是以文化精緻與粗劣對比，將模仿與複製的形式視為粗俗的文化，又指出建築師複製文化形式的都市計畫，例如：華盛頓是法國人計畫的，所以美國首都的布置和巴黎不無相似之處，而仿羅馬式或仿希臘式的建築物，表現出文明世界以歐洲文化為中心，再次貶抑了美洲本身的文化。譯著借用吳騰的話傳達了當時西方城市之間複製形式、移植文化的問題，並且連結上台北的情境。
換句話說，在王大閎這類出身中國的名門並接受完整西方建築教育的建築師眼中，一九六○年代的台北現代化是混雜了各種去脈絡的傳統形式，既無法辨識自我，還接收了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美國」。建築師王大閎對這種搞不清楚傳統是什麼的新建築極不耐煩，充分表露在小說人物吳騰的口吻中：「粗俗的物質文明令人生厭。」
建築母語
漢寶德在二O一二年出版的《建築母語-傳統、地域與鄉愁》最末章評論：「現代的建築師盡心的傳承過往風貌，並沒有成法可循。要怎麼傳承、傳承些什麼，幾乎完全看建築家本人的主張、觀察的角度而定。觀眾的反應與期待，也是因人而異的。…建築家對傳統的知識與認知的深度是很基本的條件，對過去的記憶，與情感的牽連是另一層次的條件，如果沒有這一些，談傳統只是幾句尊敬的話語而已，在建築的實質上是沒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