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

本書是金恆煒、張文翊的書寫合成一本，二合一、一而二。特色是兩本書各自獨立，在內容與書籍形式上又復黏合，兩書可以互補，可以從大局看小局，也看以從小局看大到撲天蓋地而來的世局。

張文翊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曾任
中國時報副刊編輯
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

金恆煒
輔仁大學歷史系

曾任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
《當代》總編輯

現任
凱達格蘭學校校長
《自由時報》專欄作者

著作
《趙高與浮士德》
《民主內戰的必要》
《解構「他，馬的」──爆破黨國的最後「神話」》
《我的正義法庭》等

《是「史記」也是「死記」》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前言 :「死記」與「史記」（代序）
痛苦是不能夠回憶紀錄的
從編輯、記者到駐美特派員
駐美四年點滴在心頭
台灣七○年代到八○年代：「兩條路線」之爭、《中國時報》 與我們
接編「人間」副刊：自由主義 vs. 大中國民族主義
副刊 : 抵抗並擊破黨國的武器
創辦《當代》：十年辛苦不尋常
「復刊」再十年：建構台灣學、走向本土化
《當代》顛覆了《當代》
小結：挑戰我們一生中的「不可能的任務」


《有情世界渡死劫》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大禍這樣開始
人生的斷崖
最長的一天：台大醫院開刀
悽悽惶惶的不可終日
《哈佛瑣記》的緣分
雜誌社裡長大的孩子
民主運動、民進黨與「澄社」
活在生與死之間
歧見下的親情冷暖
宛如白衣死神的通牒
生存或放棄，誰有權力做決定？
別人的另一種抉擇
病床前的族群、政治和司法
不得不離家的小留學生
困境的友誼燈火
預知死亡紀事
尋醫記
化療或不化療的徬徨
金恆煒開刀，台灣人心疼
再添
選擇傷害性最小的療法
一路走來「同志」到底的陳師孟
癌症患者的食難
辛苦的放療、化療和艱難的救扁運動
創紀錄募款的背後意義
療程結束與長青探扁
趁癌症復發之前去旅行
陳總統「民間醫療小組」的組成、運作和功效
命運之繩綰結的一生
病體支離的調養
人情易老悲難訴
保釣健將們回歸文學
寶貝去世
再訪芝加哥
芝加哥巡禮，春天來了
振玄回家
還好是淋巴癌，不是胰臟癌移轉
兩貓兩人四病患
與死神擦肩而過
離開大報社的代價
遷居「南方」
上天讓我活下來，要我做什麼？
在盛宴與劫難之間

《胰臟癌探戈》卷首語 ⊙金恆煒
「胰臟癌 • 探戈」，什麼東東？先破題。

《胰臟癌探戈》是我們與胰臟癌跳雙人舞―文學性說法―的報告書。胰臟癌是死亡之癌，有醫生說：「胰臟癌的死亡率就等於發生率。」胰臟癌代表死亡，探戈則是生命力無量迸發的舞蹈。「胰臟癌」與「探戈」的雙人舞，好像死與生的對仗，也可能呈現死亡之吻；因此存在「斷裂」與「延續」間的緊張關係。

探戈發源於阿根廷，是阿根廷的文化，也是阿根廷的精神代表，或說是阿根廷的 legacy。阿根廷文學巨擘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用詩的語言賦予探戈此一舞步的雙重意義：「既是打鬥也是歡慶」。探戈的本身具有雙元的關係；這就是本書使用「探戈」的寓意。

第一支探戈，是我們被迫與胰臟癌周旋、捉對打鬥。結果呢？文翊在《有情世界渡死劫》所說的生死故事，可供癌病患者及家人的療癒之用，此書同時追索我們在媒體的工作，可以當史料看，也可當掌故看。她的文筆含著感情，帶讀者進入我們的悠悠世界，值得一讀。從胰臟癌猝不及防來襲伊始、開刀、化療、電療及復原，然後，不到三年，淋巴癌又不請自來。癌細胞的攻城掠地，一再肆意的以我的身體為殖民地，微弱的身軀只有莫可奈何的承受。胰臟癌即使沒能沒收我的生存權，卻澈底碾壓了我們的生活，正像《世說新語》所說「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病前與病後恍如隔世。

我沒有宗教信仰，不必像基督教徒一樣，有「原罪―救贖」的焦慮，也沒有佛家「業／劫―圓滿無上」的追求；我不能說「看破生死」，但達觀是我的天性，是不是助我渡過劫難？可能。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都認為是奇蹟，也有一位海洋科學家說我們家積了陰德，而且是很大的陰德。我長期不懈為台灣的民主努力奮鬥，即使受到四面八方打擊，我還是一往無前；我得胰臟癌，認識的與素昧平生的都伸出援手，精神上、治療上以及物質上的幫助源源不絕，感激之外還是感激，不禁想起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美德的最好報答就是美德本身。」經過兩次癌病，文翊與我都有不同的生死體驗，內在心靈與外在生活的曲折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講明白；病患的我與病家的文翊各自書寫不同的心靈與身體過程，當然不是醫學研究報告那樣的科學，卻是我們切膚的體驗。面臨生死關頭進而思考我們的走過的來時路。

第二支探戈是我們人生的共舞，從結婚前後到駐美到回台編副刊、辦雜誌，曲曲折折但義無反顧；同一段生活的紀錄，透過兩個人的心眼，展露的是不同的風景。文翊開筆動手先寫，我後來才加入，我們的後半生固然同步而行，回憶錄卻不可能一色，形成雙重奏也必然。文翊寫我們共同的內在世界，我們的家庭、工作以及牽引的朋友及文壇、文化界的交往與現象。我則着力於我們所處的外在世界、外在大環境，尤其側重於戒嚴到解嚴政治體制變遷之下與媒體人我們的碰撞，透過我們親身的經歷，鉤勒白色恐怖的魔爪的無所不在；即使第一民營大報的《中國時報》、高居黨國中常委的報老闆也必須伏首貼耳，何況區區記者、編緝，甚至作者，甚至我們？報社不能蔭庇旗下的工作人員也是當年的常態。我的《是「死記」也是「史記」》，「死記」是我與死亡的擦肩，「史記」則是我與歷史的擦肩，從而揭露兩蔣統治的本質，也回答了「誰關了美洲《中時》」的公案，追索那隻「看不見得手」。我以自己的經歷參酌研究後的資料，穿透兩蔣時代的鐵壁，揭示台灣黨國政治力的運作。史學研究者常自誇「發千古之覆」，我的「發覆」，至少有史料佐證，當或不當， 聽憑讀者諸君發落。文翊偏重在我們編「人間」副刊的種種，我則揭出「人間」副刊與《當代》在編輯精神上的內在邏輯，同時也鏤刻七○到九○年代之後的政治、文化界走向與「本土化」的必然。我們兩本書敘述牽手留下的屐痕，從而也彰顯了我們走過以及現還在走的台灣。

第三支探戈就是文翊的書與我的書寫合成一本，二合一、一而二。我雖知道有此編排的形式，但要感謝允晨廖志峰社長的提議讓我們有這個嚐試。特色是兩本書各自獨立，在內容與書籍形式上又復黏合，兩書可以互補，可以從大局看小局的我們，也看以從小局的我們看大到撲天蓋地而來的世局；小題可以大作，大題也可以小作。至於何為「大」以及何為「小」？小大之辯以及正反之分，在哲學上都各有理據；好在這只是兩個人的回憶錄，「我們書寫故我們存在」，如此而已。當然，我們還可以有更多支的「探戈」可表述，比如患者與家人等等，這就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生何嘗不是這樣。

《有情世界渡死劫》與《是「死記」也是「史記」》合為《胰臟癌探戈》，需要一個總序 。文翊是《當代》發行人，是我的頂頭老闆；上司有令，我奉命執筆，欣然接受是為卷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