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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序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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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以「制度論」的觀點,來探討臺灣近三十多年來的人口變動與社會發展。作者強調社會現象的分析,必須兼顧整體關聯、文化傳承、均衡與失衡並重、變易與常態互用。本書探納計量分析的方法,闡述臺灣人口變動、都市 發展、犯罪型態、貧富差距、族群矛盾、菁英更替、企業風格,以及勞工政策。作者研究的結論是:一九六五年左右,臺灣社會突破了傳統的低均衡陷阱,開始高飛猛進。臺灣的社會發展經驗,可供新中國建設之供鏡。
作者簡介
李文朗
臺灣省彰化縣人。私立東海大學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執教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二十多年。歷任東海大學客座教授,聯合國顧問,俄州大社會學研究所主任。著有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Internal Migration與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等書,及論文六十餘篇。
序
臺灣社會發展的模式──代序
「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這是百年前臺灣大儒連雅堂寫《臺灣通史》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很簡要的道出了臺灣命運的坎坷與轉換。今日的臺灣,已經不是百年前的「海上之荒島」了。以2,000萬的人口,擁擠在不到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居然可以擠身世界十大貿易國;國民的生產力將近中國大陸的一半;經濟若是持續成長,十年後可以「超英趕美」。這些寶貴的成就,不能不說是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蹟。
臺灣是個自然條件相當薄弱的地方。比起希臘,土耳其,或者海南島,臺灣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地理優勢。然而,在人文條件的比較上,臺灣確實是個異數。臺灣在美國的留學人數,居然可以佔全世界的前三位,比起八億人口的印度還多。從這個小指標,不難看出臺灣人的開放,進取,及求新求變的現代化態度。相形之下,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閉塞,故步自封,以「不變應萬變」的傳統態度。希臘也有一千多萬人的社會,也是文明古國,但是希臘的留美學生絕不超過三百人。區區的俄州大,臺灣留學生就已經有五百人之多。
在短暫的四十年之間,臺灣從一個第三世界的落後地區,搖身一變,已經融入了世界社會的主流。我們回顧這一段披荊斬棘的奮鬥史,不能不對這「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感到驕傲,敬佩,與愛憐。從兩個經濟指標,我們可以看出臺灣社會突變的過程。1950年,臺灣的人平均所得不到美金400元。1960年,增加到了600元。到了1970年,已經超過美金1,000元。1980年高達2,300元。如今,臺灣的平均所得已經超越每人每年8,000美金的收入。我們再看臺灣工業化起飛的過程,也是相當驚人的。1950年的非農業人口差不多是45%。1960年提升到50%。1970年增加到63%。1980年再升高到80%。如今已快達到90%。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其他的社會制度也跟著轉變。事實上,社會與經濟是一體的,並不是雙元的;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很難概括論斷。四十年來臺灣的非經濟層面也有極激烈的轉變。最顯著的成果就是人力資源的開發,文化程度的提升。日本人雖然在臺灣有不少的貢獻,但是文化教育的努力並不是很明顯。一直到1950年,臺灣小學畢業生能上初中的比率,還不到1/3。國民政府對教育政策的關注與努力是不可抹殺的。1960年,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已經提升到53%,到了1970年,再增加到80%。如今已經是100%了。
臺灣的社會發展經驗,提供了第三世界許多寶貴的參考資料。假如我們相信Walt Rostow的發展理論的話,那麼,1965年左右,應該是臺灣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發展的過程若是隨著一條羅吉斯曲線(Logistic Curve),那麼,1960年代的中葉(也就是中國大陸正在打殺搶的時候),臺灣猛然之間,已跳躍了低均衡的陷阱(Low Equilibrium Trap)。
是何使之,是何致之?試圖解釋臺灣的發展經驗是許多社會學者想探討的課題。很不幸的,我們的社會學者還沒有提出一套獨特的學說見解。我們的學術界還存在著邊陲文化的色彩,總是人云亦云,隨著洋人的胡說謬論歌舞。百年前我們的祖先總怪臺灣的媽祖不靈,要過海回唐山去「割香」;如今,洋博士從海外回來,也是每個人抱著一個洋菩薩。不是西方本位的「現代論」,就是痛罵西化的「依賴論」;不是納粹色彩的「國家論」,就是強調經濟殖民的「世界體系論」。
依據筆者粗淺的看法,臺灣發展經驗的最好解釋,還是傳統的社會學的分析觀點,筆者稱之為「制度論」。
制度論並不是什麼創新的理論;制度論的主要論點就是社會學的論點。制度論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觀點確實有些不儘相同之處:
第一,制度論強調的是社會現象的整體關聯性。經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政治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不能把政治與經濟硬生生的撥開。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僅是經濟面而已,連帶的,其他社會制度也有了變化。一百五十年前,孔德(Auguste Comte)把這一套研究觀點稱之為「社會學」,有些西歐學者不願意用「社會學」這個名詞,他們就稱之為「政治經濟學」。譬如說,我們談人口問題,若是我們只研究人口的組成結構,那就是人口學;若是更深一層的探討人口現象的政治經濟意義,那就是社會學了,也就是制度論存在的意義。
第二,制度論強調的是文化的傳承與功能。我們觀察社會現象,不僅要看橫面,而且也要看縱面。美國文化的特質是相當的短視,因此,美國的社會學者只喜歡看橫面,不擅長看縱面。連帶的,他們的徒子徒孫回到臺灣來,研究臺灣社會,也喜歡搞調查,談抽樣。事實上,解釋任何一個社會現象,最好的迴歸方程式的變量,就是該現象的歷史軌跡。唯有縱橫兼顧的數學模型,才是最有意義的模型。因此,筆者在這幾篇著作中,總是不斷的強調時間變量的重要性。
第三,制度論強調的是社會現象之間的均衡與失衡(disequilibriurn)。社會的發展是靠多重社會制度的配合。配合適當,就是均衡;配合不當,就是失衡。我們常聽說的社會學裏的「衝突論」(Conflict Theory),它所鼓吹的,就是社會現象的失衡面。譬如說,社會分配的差距問題,政治精英問題,以及族群矛盾問題……都是衝突論者的研究主題。從制度論的觀點看,社會失衡是必然的社會現象;衝突論並沒有錯,衝突論只是個偏論。也就是說,制度論涵蓋了衝突論。
第四,制度論強調的是社會現象的變易性,社會變遷是制度論的研究主題,我們平常所謂的「制度化」,就是強調社會現象永遠是動態的觀念。任何社會現象,僅是一個過程而已,永遠在變動;不可能完全靜止,外力的衝激永遠存在的。不管外力如何的干擾,「適應力」(adaptability)是現代社會最佳的座右銘。適應力強的社會,能夠把外力的干擾,加以「制度化」,把阻力變成助力。社會如此,個人也是如此。所謂「現代化理論」,所強調的,也就是這個觀點。
這本書搜集了筆者過去二十年來關於臺灣社會現象的分析。分析的觀點是「社會學」的,或者稱之為「制度論」的。這本書試圖將上述的「制度論」的四大觀點,加以闡述。當然,我不敢說有什麼創見,可能只是「斷簡殘篇」而已。
不過,從1957年開始,筆者進入了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三十多年來,一直在社會學的圈子裏打滾,日夜的思考這些勞什子問題,總該有了點心得吧?套用中國大陸的一句俗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這本書就算是我疲勞的成果。以「野人獻曝」的心情,與我的讀者共享。
我從事社會學的研究,一直不敢忘記三位授業恩師。啟蒙的席汝楫先生,思想的啟發,生活的照顧,一直令我懷念。大四及畢業之後,龍冠海先生多方的協助,有時候也帶我去吃館子,這種恩情是現代學生少見的。留美之後,得到Dorothy Swaine Thomas的厚愛,重病時,還在她家住了一個暑假。可惜她去世的那段時間,筆者正好開始執教鞭,沒有心情照顧她,僅以發表的一本書記念她而已。
除了幾位恩師之外,筆者一生當中有不少的同仁好友,不時的幫忙砌磋。有的幫忙搜集資料,有的貢獻分析觀點。他們的友情,筆者永渝不忘。恐怕掛一漏萬,在此不能一一列舉。這本書搜集的論文,過去散見在《中國社會學刊》,《思與言》,《臺灣銀行》季刊,《社區發展》季刊,以及《經濟預測》,主編者的厚愛,筆者深深感謝。
在這本書裏,筆者試圖以實證的社會研究,來顯示「制度論」的基本分析觀點。筆者一生服膺的研究信條:是希望研究要「言之有據」,不耍玄學的遊戲。然而,在一大堆統計數字當中,理論的真諦往往被埋沒了。實證與理論之中,確實存在者「運作論」的基本矛盾。這本書的十篇論文當中,或有不成熟的見解,希望親愛的讀者,不吝的指教與批判。
李文朗
1991年12月 美國哥倫布城
目次
臺灣社會發展的模式──代序
第一章 人口變動的預測
第二章 都巿化與人口遷移
第三章 少年犯罪與人口結構的變動
第四章 人口變遷中的福利政策
第五章 社會發展與貧富差距
第六章 省籍問題及解決之道
第七章 臺灣政治精英的選拔與更替
第八章 企業精神與社會發展
第九章 勞工問題與社會政策
第十章 什麼是臺灣經驗?
第一章 人口變動的預測
第二章 都巿化與人口遷移
第三章 少年犯罪與人口結構的變動
第四章 人口變遷中的福利政策
第五章 社會發展與貧富差距
第六章 省籍問題及解決之道
第七章 臺灣政治精英的選拔與更替
第八章 企業精神與社會發展
第九章 勞工問題與社會政策
第十章 什麼是臺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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