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處眼亮：林懷民舞蹈歲月告白 （簡體書）

自序 執迷與啟蒙
一九六七年，Rudolph Nureyev同一天成為《時代》雜志和《新聞周刊》的封面人物。我廢寢忘食，用一個禮拜的時間，把幾噸英文生字查清楚，日夜捧讀，最后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位投奔西方的俄國芭蕾舞星。我不知俄文的 Nureyev后面那個 e不發音，譯成“紐瑞耶夫”。一代舞神從此以錯誤的音譯和華語世界的讀者，以及后來的觀眾見面。錄影帶尚未問世，在那個匱乏的年代，文字和圖片成為認識或誤解西方舞蹈的窗口。一幅舞照、一行解說就可以引發我執迷的憧憬。
那年，我是政大新聞系三年級的學生，年紀太大，絕不可能成為舞者，退求其次，立志為舞評家。因為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感召，因為執迷，一九七三年，我創辦云門舞集。翌年，瑪莎?葛蘭姆來臺，邀我為她在國父紀念館舞臺上的演講即席翻譯，我百辭不得，忐忑上陣，倒也流利自在。識貨的朋友覺得葛蘭姆充滿象征、隱喻的英文，我竟然出口成章，真不容易。他們不曉得我做足了功課。
美國留學三年，只上過一百多堂技術課；沒在任何職業舞團待過，只編過三個短舞，卻異想天開成立舞團！我請朋友寄來瑪莎?葛蘭姆和喬治?巴蘭欽的傳記，日夜捧讀。我看他們如何充實自己，如何訓練舞者，如何探索、建立強烈的個人風格，如何與社會應對。我也發現這兩位世界頂尖的大師，一個從事革命性的現代舞，一個改造創新芭蕾傳統，卻都有相同的命運：屢屢窮途末路，舞團多次解散再重組。葛蘭姆舞團在她生前死后，一直藕斷絲連地生存，抓到適當的時機，就在舞臺上迸放光芒。紐約市立芭蕾舞團是巴蘭欽的第六個舞團，在美國世家支持下，長駐林肯中心州劇院，舞臺更是根據他的需求量身定做的。然而，傳記寫道，每夜劇終，送走訪客，老先生總會回到頂樓辦公室整理一下，然后，不乘電梯，一樓一樓走下來，關掉仍然亮著的燈，節省電費，降低赤字。
因此，創團之初，家父警告我：“跳舞可以是乞丐的行業。”我說，我知道。神祇般的大師猶然如此，渺小的我如何例外？云門生涯，我有憧憬，無有幻想，無暇哀怨，藝術的視野必須拓展，財經書刊也得讀，避免窮途末路，讓云門人果然變成乞丐。
這本書是我三十多年來學習的札記，記錄我在不同時期的執迷、探索與啟蒙。七十年代的文字大部分像是“補習”的筆記。在正常社會里一個年輕知識分子應該熟稔的傳統文化，如京劇、昆曲、原住民樂舞，乃至“二二八”，我都必須從頭去找尋、認識；西方藝術、舞蹈，也得去關心。觀察一位藝術家、一出重要作品，不能單獨只看表象，放到時代、社會與文化背景上去計較，才能比較容易掌握可以運用的道理。旅行時，我不帶照相機，找到有關當地文化、歷史的書，我常抓狂地徹夜閱讀，見了人就東問西問。因為執迷，在海外寫的文章篇幅往往較長，沒有舞團，可閑暇伏案。
七八十年代，現代舞在臺灣是新事物，主編文化版的長輩們說，光跳不行，要寫文章講你在做什么，不然社會不懂。我往往在排練休息的一小時，一揮而就，趕上截稿時間。八十年代后半期，我開始減量。留學歸來的舞蹈學者愈來愈多，文章愈寫愈好，特別是《表演藝術》創刊后，我完全不必再肩負介紹西方舞蹈的任務，只做一個快樂的讀者。
少寫的另一個理由是，我排斥文字。
寫小說，學新聞，我從文字出身，早期作品《白蛇傳》、《薪傳》、《紅樓夢》都有敘事的色彩。文字傷舞。講求文字可以界定的表現往往限制了肢體的豐富性：白蛇再怎么潑辣，也不能像青蛇那樣蛇蛇蝎蝎、滿地打滾吧。舞近于詩。舞蹈的特長是以舞者的“生理發作”激發觀眾的生理反應，是能量的交換。
我用了大約二十年的時光，試圖洗去文字的牽掛，用畫面、用動力來思考。一九九四年的《流浪者之歌》之后的作品，我覺得比較成熟，舞者不必再為角色服務，肢體獲得“解嚴”，動作繁復了，蘊涵也較深厚。與此并行發展的是，我不會寫文章了。好容易坐定，總是找不到字。一篇短短的《高處眼亮》竟然纏綿兩個禮拜。
勞師動眾編就的舞作，幕落就蒸發。我的作品在我退休沒幾年后，也勢必消失——因為新的藝術總監不一定覺得舞者需要站樁、打坐；基本訓練消失，《水月》、《行草三部曲》自然“退休”。這是生命榮枯的定律。求魚得魚，無憾。然而，一個人閉門造車、輕易寫就的文字卻可能千年萬代，特別在網站風行的年代，想毀尸滅跡都辦不到。
我思索，這冊舊作新編的文集可以有什么意義？觀舞之余的閑暇閱讀，回顧臺灣文化界一個學藝者的成長足跡。連侯孝賢也快成為大多新世代的陌生人之際，我很愿意重復宣唱一些“古人”的名字，描繪他們的風范，好像《薪傳》吟唱陳達的《思想起》，《白蛇傳》的舞臺矗立楊英風的雕塑。如果幸運的話，也許觸動了某個容易執迷的年輕人，引發他異想天開的憧憬，像鄧肯、紐瑞耶夫、葛蘭姆、巴蘭欽、康寧漢、葉公超、侯孝賢那樣震動我的靈魂，像俞大綱老師那樣把著我的手，給我重大的啟蒙。
我把這本書獻給俞大綱先生在天之靈。
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