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知識一本通（簡體書）

秦平、桑靖宇編著的《儒家知識一本通》主要講述儒家的發展歷史以及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用最輕鬆、最簡明、最易懂的方式解讀儒學知識。

; 大約在一個世紀前，著名的學術史家梁啟超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學》，他在文中提出一個觀點：“我們可說，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誠然儒家之外，還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學，不算中國文化全體；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 無獨有偶，稍晚一些，新儒學的領軍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從儒家的當代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文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個生命方向與形態。” 當然，可能有朋友會提出不同的意見，并且找出許多有力的例證，這一點也不奇怪。時至今日，再說到儒家，或許用時下年輕人很喜歡用的一個詞——“糾結”，比較能概括人們的感受。的確，很難再找到一種文化現象能像儒家那樣令現代中國人“糾結”！在儒家的身上，承載著太多的情感與理智，糾纏著太多的是與非、功與過。當一些中國人虔誠地將儒家奉為價值圭臬、精神信仰時，在另一些中國人的眼里，儒家則成了文明的包袱，對近代以來的落後與挨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與此同時，更多的中國人則表現出一種淡漠，把儒家看做是多余的、與現實不相干的東西。 ; 然而，不論喜歡儒家也好，討厭儒家也罷，漠視儒家也行，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儒家文化已經與中華文明的歷史血肉相連、密不可分了。 ～ 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一定不會陌生。我們從小就被教育：文化人類學家們在考察了人類文明發生、發展的進程後，提出人類的文明最早誕生在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古中國這四個地區，這就是人類文明源頭的“四大文明古國”。 ; 有一點必須承認，在這四大古國中，中國是相對較晚的一個。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中華文明也是這四大文明中唯一保存、延續至今的文明。當古埃及文明只留下諸如木乃伊、金字塔等遺跡供人憑吊時，當古巴比倫文明已經飄散在空中花園的傳說中時，當古印度文明被南下的雅利安人攔腰斬斷時，中華文明卻因其堅韌而頑強的生命力，克服一個又一個危機，戰勝一個又一個挑戰，以通達睿智的頭腦、海納百川的胸襟，涵融不同的文化因子，匯聚成超越時空、綿綿不息的文明之河！ 為什么只有中華文明能夠經受起詭譎變幻的歷史時空的考驗，至今依舊卓然挺立？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重新審視中華文明，驚奇地發現幾乎在中華文明演進的每一關鍵時刻、每一重要階段，都會閃現儒家文化的身影！ 然而，儒家的命運在二十世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 二十世紀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具有突出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個世紀的愛與痛都顯得格外的深沉——慘痛而屈辱的近代史迫使人們思考中華民族與華夏文明的出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一批批充滿理想與信念的中國人為了民族的命運，或埋頭苦干，或為民請命，或舍身求法，他們不愧為支撐起苦難中國的“民族脊梁”！ 但毋庸諱言，“治重病下猛藥”，以“救亡”為宗旨的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激的、矯枉過正的地方，這集中表現在對待儒家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就拿“五四”以來一個響當當的口號——“打倒孔家店”的例子來說。 ; 南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一書中，對“打倒孔家店”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解析。他說，中國自唐宋以後的文化主要有儒、釋、道三家，我們可以把它們比作三家店鋪。 ; 佛學好比百貨店，里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你要是有錢有時間，可以去逛逛，買東西也行，不買東西也行，或者你根本不去逛也沒關系，但是社會需要它。 ; 道家像是藥店，我們不生病的時候當然不去，但萬一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社會出了大問題，倘若要想撥亂反正，就非得研究道家不可。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了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 ; 儒家則是糧食店，前面說的百貨店里的商品和藥店里的藥品，并不是天天都需要的，而糧食則不同，它是我們天天都要吃的，須臾不能離的。 ; “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砸，百貨店不砸，偏偏要把最重要的、像命根子一樣的糧食店打倒。 ;他們不知道，一旦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沒有米、面吃，就只能吃洋面包了。要知道洋面包我們是吃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 ; “打倒孔家店”只不過是二十世紀流行的眾多反對傳統的口號中的一個。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的二十世紀是一個疏離乃至割裂傳統的世紀，而伴隨著對傳統的隔膜和疏離，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待包括儒家在內的傳統資源。 ; 一些人對儒家乃至中國傳統文化采取了“薄殺”的態度，這里的“薄” 是妄自菲薄的意思。持這種態度的人，特別在意傳統資源中落後、愚昧的一面。他們眼中的儒家，成了人血饅頭與貞潔牌坊的代名詞，所以，這些人的觀點中往往會表現出一種傳統虛無主義。我們可以通過幾個例子來掃描這種態度： “五四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中醫都是些有意或無意的騙子。”言外之意，中醫或是坑蒙拐騙、謀財害命的騙子，或是自欺欺人、愚昧糊涂的傻子。總之，中醫是無用的。魯迅先生這樣說自然有他的原因：在魯迅的少年時代，父親便常年臥病不起，請了數不清的中醫，喝了各式各樣的中藥，結果，父親還是因病辭世，這對他的打擊很大。我們讀他的作品，經常能感受到其間彌漫的中藥味和與之相伴隨的壓抑與憤懣。後來，魯迅赴日本仙臺學習西醫正是受此影響。盡管轉而學文，但對西醫的肯定和對中醫的不信任，卻已經深深刻在魯迅的思想中。 ;其實，魯迅對中醫的看法，反映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他們對舊中國的愚昧、落後有著切膚之痛。歐美（甚至日本）的強勢崛起與泱泱中華的卑屈沉淪構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不少中國人在追究近代中國悲劇之根源時，不由得對傳統文化也產生強烈的質疑。“打倒孔家店！”“廢除讀經！”……于是乎，傳統文化一時間成了沉重的歷史包袱，成了中國向科學、民主的康莊大道前進路上的絆腳石，甚至成了面目可憎的僵尸和幽靈。 ; 再例如，不久前學術界發生了一場大爭論。爭論的起點是一位學者發表了這樣的觀點：中國現實社會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腐敗，儒家應為此負主要責任！因為儒家講親情倫理，儒家的仁愛有明顯的遠近親疏差異。作者的結論很吸引眼球：儒家是中國腐敗的溫床！顯然，不徹底鏟除儒家，中國就別想根治腐敗。作者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是普通老百姓，對腐敗深惡痛絕，這很好。但是，作者僅僅基于對儒家的一點斷章取義的理解，就對儒家下了死刑判決書，未免有“排儒過勇”和避重就輕的嫌疑！這不僅對人們全面認識儒家不利，而且對鏟除腐敗也無裨益。 ; 無獨有偶，一位素以思想新銳聞名的文人，敏銳地發現中國官場上存在一種獨特的腐敗形式：有一些人因書法好而得到領導的青睞，成為領導秘書，此後憑借一手好字不斷獲得異常的升遷機會，而一旦升遷到一定的實權地位後，這些人往往又會憑借書法而索賄。這一發現很了不起，但該文人的解決方案頗令人咋舌：在中國，要想根治腐敗，必先廢除書法！ 此類態度的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耐煩”！對儒家“不耐煩”，對傳統“ 不耐煩”…… 另一類人正好相反，對儒家、對傳統一味維護，只看到傳統資源中領先的、偉大的、杰出的一面。’ 在他們眼中，外國人沒有的，我們中國有；外國人有的，我們中國也有，而且還比外國人早得多。 ; 例如：我們上數學課，會學到“勾股定律”，勾三股四弦五。與此同時，我們還會學到“畢達哥拉斯定律”：直角三角形的兩條直角邊的平方和等于斜邊的平方。這兩條數學定律存在相似之處，所以經常被人們拿來比較。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少中國人在比較兩大定律時，總是會很自豪地強調我們的“勾股定律”要比西方的“畢達哥拉斯定律”早提出幾百年，并下意識地忽視兩者之間程度上的差異。被人們忽視掉的其實是更重要的事實：“勾股定律”只是“畢達哥拉斯定律”中的一種情形； “勾股定律”仍停留在算術的層次，而“畢達哥拉斯定律”則已經進入到代數的層次，後者比前者的抽象思維水平高得多。 ; 再舉一個荒唐的例子吧： 比干，是商朝第二十八代君王太丁的兒子，是商朝末代君主紂王的叔父。 ;紂王即位後，荒淫暴虐、倒行逆施，并且殘殺敢于勸諫的臣子。眼看商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比干冒著死亡的危險，幾次三番向紂王進諫，直斥其非，希望他能幡然悔悟。紂王惱羞成怒，說道：“ 你總說我這也不對，那也不好，想必你是言行端正的聖人了！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心也有七竅！”說罷，命人在都城朝歌的摘星臺剖開比干的胸腹，取出他的心肝。這個慘烈的故事說的是敢于進諫、以死抗爭的忠梗之臣。不曾想，有一些具備“特殊才華”的中國人居然據此得出了一個令國人“振奮”的結論：中國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經有了人體解剖學！ 無論是“薄殺”還是“厚殺”，都是片面的、不客觀的態度，甚至都是文化自卑心態的反映，都會對我們正確理解傳統文化、理解儒家造成阻礙。因此，我們主張用一種開放的心態來了解儒家、了解傳統文化，既要對中國的文化傳統保持必要的“溫情”與“敬意”，又要“進去之後能出得來”，努力站在現代的高度上，以一種客觀、冷靜的態度全面評價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句話看似很簡單，實則復雜而艱難。套用《大學》里的一句話“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與大家共勉！ 編者 2011年3月 More

前言 第一卷 儒家歷史篇第一章 儒家的淵源 第一節 堯舜禹的聖王傳統 第二節 周初的宗法禮樂文明第二章 儒家的原創時期 第一節 儒家的創立 第二節 孔門弟子的貢獻 第三節 思孟學派 第四節 荀子的貢獻第三章 儒家的成熟時期 第一節 秦漢之際儒家的命運 第二節 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 第三節 兩漢經學的發展 第四節 經學的讖緯化第四章 儒家的變革時期 第一節 唐代復興儒學的努力 第二節 宋明理學的興起 第三節 朱陸之爭第五章 現代新儒家 第一節 第一代新儒家 第二節 第二代新儒家 第三節 第三代新儒家 第二卷 儒學大師篇第一章 開拓者 第一節 孔子 第二節 孟子 第三節 荀子第二章 繼承者 第一節 董仲舒 第二節 鄭玄第三章 發展者（上） 第一節 韓愈 第二節 周敦頤 第三節 張載 第四節 “二程” 第四章 發展者（下） 第一節 朱熹 第二節 陸九淵 第三節 王陽明 第三卷 儒家經典篇第一章 五經 第一節 《詩經》 第二節 《尚書》 第三節 《禮》 第四節 《易》 第五節 《春秋》第二章 四書 第一節 《論語》 第二節 《大學》 第三節 《中庸》 第四節 《孟子》 第四卷 儒家核心價值篇第一章 個體核心價值 第一節 仁 第二節 義 第三節 禮 第四節 智 第五節 信第二章 家庭核心價值 第一節 父慈子孝 第二節 兄友弟恭 第三節 夫義婦順第三章 社會核心價值 第一節 君禮臣忠 第二節 朋友有信結語：儒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附：主要參考文獻目錄

; 第三章 儒家的成熟時期 秦始皇平定六國、一統天下，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標志著先秦時期的結束，同時意味著法家在歷史的競爭中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是，秦王朝的短命牽連了法家。由于法家將命運緊緊地綁在秦始皇的戰車上，當秦王朝轟然倒塌後，法家自然也就成了“過街的老鼠”，失去了昔日的風光。西漢前期，由道家政治哲學改良而來的黃老道家，很聰明地把握住機會，迅速填補了當時思想與文化的空白，迎來了長達七十年的黃金時代。 ; 但是，儒家終究是傳統文化與制度的最主要繼承者。隨著漢代社會政治與文化逐漸穩定，儒家在制度與思想方面的優勢漸漸顯示出來。 ;起初，儒家通過經學的形式慢慢復蘇。在關鍵時刻，董仲舒橫空出世，他綜合當時各種主要思想，建構了一個以“天人感應”為框架的宗教神學式的儒家思想體系。此後，儒家的經學化與神學化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可，儒家也因此獲得“獨尊”的顯赫地位。儒家與現實政治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政治化的儒學逐漸取代了過去的道德心性儒學，成為主要形態，這一過程貫穿了整個漢晉時期。 ; 與先秦時期相比，漢晉時期的儒學進入到成熟時期：它不僅建立了更龐大、更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憑借官方意識形態的優勢身份獲得很大發展，廣泛地影響了社會的風俗和禮教。當然，如果僅從思想的造詣來看，經學化的儒學以及董仲舒所建構的神學化的儒家思想體系，對于孔孟儒學的真精神不但沒有進展，反而有倒退的趨勢。 ; 第一節 秦漢之際儒家的命運 說起秦代的儒學，自然讓人聯想到“焚書坑儒”。所以，有必要先了解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 ; 自戰國中期以來，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風氣就已經在各國盛行，例如梁惠王一見到孟子，便向他請教富國強兵的辦法，而非修身養德的功夫。受此風氣影響，儒家被批評為“迂闊”，即迂腐而不切實際因而被邊緣化，這一點在法家主政的秦國尤其明顯。 ; 秦王朝在完成統一之後，繼續實行法家的實用政策。不過，秦王朝也沒有刻意地壓制和貶低儒家，在一定的范圍里仍保留了對儒學適度的尊重。一些儒者擔任掌管禮樂文化的專職官員，秦王朝的統治者并沒有排斥他們的存在。 ; 風波起源于一場宮廷宴會：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慶祝生日，大宴群臣。不少人借機對始皇帝歌功頌德，不乏一些吹捧過頭的言辭。本來，大家圖得就是一個君臣相得、皆大歡喜，不料，在場的一位叫淳于越的儒生犯了愣脾氣，提出希望秦始皇在制定各項政策時，應充分尊重已有的文化傳統。丞相李斯頗為不滿，猛烈地批評了淳于越的觀點。李斯很會演講，借此機會請求秦始皇將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書籍焚毀，以免它們擾亂人心、動搖社會。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意見，開始大規模地焚毀書籍。 ; 焚書之後不久，一些身穿儒服的方術之士聚在一起議論秦始皇，決定遠走高飛，不再為秦始皇服務。事發後，秦始皇十分震怒，下令將相關人士460余人全部挖坑活埋，這就是歷史上聞名的坑儒事件。 ; 秦王朝的“焚書坑儒”事件殃及到諸子各家，但儒家無疑受傷害最深。根據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記載，直到西漢初期，盡管偶爾有儒學經師的出現和儒家經典的發現，但是儒學作為一個整體似乎已銷聲匿跡。 ; 秦王朝的滅亡給儒家的命運帶來了轉機，但儒家的復興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風順，這一點，可以從漢高祖劉邦與儒學的關系看出一二。 ; 劉邦對待儒學的態度頗耐人尋味。一開始，劉邦就對儒學和儒生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輕蔑。他說：“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這大概是最早版本的“讀書無用論”了！當他起兵的時候，曾有個儒生身穿儒服、頭頂儒冠，去求見他。劉邦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投機的家伙，于是就用流氓無賴的方式招待了他——劉邦把那位儒生的儒冠摘下來，往里面撒尿！這種缺德無禮的舉動，可以看做是亂世英雄對規規矩矩的儒生的蔑視。劉邦認為亂世爭雄，應當以權謀為上。 ; 後來，劉邦贏得楚漢戰爭，當了皇帝，于是論功行賞，大宴群臣。那些追隨劉邦多年一起打天下的文武大臣們，亂坐在朝堂之上，當著皇帝的面，該喝酒的喝酒，該吃肉的吃肉，該吵架的吵架，該動手的動手，甚至有人借著酒性拔出劍砍到朝堂的柱子上，就當劉邦不存在一樣。對此，劉邦也只能無可奈何，覺得很沒面子。 ; 這讓叔孫通看到了機會。叔孫通本是一個儒生，但卻一點也不迂腐，很懂得察言觀色。據說，劉邦做漢王時，叔孫通曾穿著儒服求見劉邦，結果挨了一頓罵。一般人碰了這么個釘子，要么蔫了，要么怨恨不已。叔孫通卻回頭換了身楚人穿的短衣，再次求見劉邦。劉邦覺得這是個人才，便把他留在身邊，封為博士。 ; 現在，叔孫通看到劉邦對手下大臣的放肆無禮頭痛不已又無可奈何，于是趁機向劉邦說：“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你不是瞧不起儒生嗎？我就順著你的口氣說。“儒者的確不足以幫助你在亂世中取勝”，但是儒學也不是一無是處，現在天下太平了，就輪到儒學發揮它“守成”的功用了。叔孫通建議召集天下儒生，為百官制定上朝的禮儀。劉邦也確實被手下的大臣折磨怕了，就同意讓叔孫通先試試。經過叔孫通等人的一番安排與調教後，這天，原本桀驁不馴的文武大臣們在儒生的指引下，規規矩矩地依禮走進長樂官，跪倒在劉邦面前，山呼萬歲。劉邦見狀，喜出望外，深有感觸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想想自己奮斗那么多年，不就是為了有今天的高高在上、萬眾仰視嗎？ 儒家在禮儀制度方面的優勢，使得劉邦也不得不逐漸改變他對儒學、儒生的態度。但很顯然，此種意義上的“儒學”，只能算是儒家思想的表層，只是一些禮樂教化、制度規范之類的技術層面的內容。 ; 而讓劉邦對儒學的態度發生決定性變化的，是他手下的重要謀臣陸賈。平定天下之後，劉邦志得意滿。 ;不料手下的陸賈不識趣，經常跑到劉邦面前講述一些《詩》、《書》的道理。劉邦感覺很掃興，罵道：“老子是靠騎著戰馬打的天下，跟《詩》、《書》有什么關系？”陸賈毫不示弱，回應道：“陛下您是可以靠騎著戰馬打天下，但您能夠靠騎著戰馬治理天下嗎？當年商湯和周武王依靠武力奪得天下後，馬上轉而用文治的方法治理天下。 ;文武并用，這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之法！”接著，陸賈又列舉了歷史上夫差、智伯以及秦的反面教訓，指出：“秦王朝之所以迅速敗亡，正是因為它‘居馬上治天下’！倘若秦統一後能調整政策，以《詩》、《書》、仁、義之道治理天下，恐怕您想代秦而立就沒那么容易了！”一番話把劉邦說得啞口無言。劉邦雖然有些無賴習氣，但卻很有胸襟，聞過能改。于是，他命令陸賈將秦亡漢興的經驗教訓寫成12篇文章，并整理成書，這就是《新語》。 ; P36-39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