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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想要什麼(簡體書)

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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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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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查爾斯?杜馬斯總是與眾不同。在我們全力解救全球金融體系時,他卻在《科技想要什麼》一書中指出了關于未來發展道路上必然會遇到的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實。
美國又回到了債務推動經濟增長的老路上,只不過這一次負債主體換成了政府。隨著風險的不斷攀升美國從中獲得的經濟收益也逐漸減少。而中國也正走回到出口導向型增長和巨額盈余的發展模式……
作者還認為,中國的經濟刺激規模過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通貨膨脹。盡管美國是世界公認的市場經濟發源地,但中國的通貨膨脹似乎對經濟過熱(和蕭條)更加敏感。他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過度的國內投資,中國所需要的是消費的增長。投資浪費已經觸目驚心。中國的病根是過度儲蓄推動了低效的投資,降低了資本的投資回報率。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浪費,另一個就是泡沫。
盡管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的速度已經令世界嘆為觀止,但如果中國普通民眾的消費需求能被激發出來,其經濟增長速度還將進一步提升,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將更加均衡。
《斷裂線》一書將全球化的內在沖突作為論述重點,認為它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全球經濟的發展脈絡及未來趨勢,這是一本必讀書。

作者簡介

凱利,1952年生于美國東北部的賓夕法尼亞州。19歲,他從羅德島大學退學。接下來,他做了8年左右的獨立攝影師,去過亞洲十幾個國家。1979年,27歲的時候,凱利去中東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成為基督徒。之後,他騎自行車穿越美國大陸。然後,《連線》開始進入KK生命,并以一種預告未來的方式切入時代脈搏。凱文?凱利參與創建《連線》雜志,在前7年里擔任執行主編。他在《紐約時報》、《經濟學家》、《科學》、《時代》和《華爾街日報》以及其它許多出版物上發表文章。已出版著作包括暢銷書《失控》和《新經濟的新規則》。

名人/編輯推薦

《科技想要什么》編輯推薦:誰是網絡時代的主角?很多人一定會舉出微軟的比爾?蓋茨、雅虎創始人楊致遠、亞馬遜網站的創始人杰夫?貝佐斯、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或者Google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等等互聯網業界的大腕。
但誰會想到真正“蠱惑”人心的其實不是福布斯榜上的富豪們,而是他們幕後一批數字時代的“傳教士”和“鼓吹手”。而被稱為“技術狂熱分子樂園”的《連線》雜志編委會就是這批鼓吹手的頂尖選手,他們堪稱“互聯網時代的精神教父”。而本書的作者凱文?凱利卻是這些“精神教父”的領頭人。
他影響了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連線》雜志的總編克里斯?安德森、《黑客帝國》的導演沃卓斯基兄弟、電影世界的領跑者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他參與創辦了《連線》雜志、發起第一屆黑客大會、創作《失控》……他是網絡文化的發言人和觀察者……

專家推薦序一(段永朝 財訊傳媒集團首席戰略官)
知道亞洲象會用長鼻子卷著枝條拍打蠅蟲,也知道寒武紀曾有動物種群的大爆發,這叫知識。
盯著巖蟻的窩,看著忙忙碌碌的工蟻搬食物,贊嘆這精靈的神奇;望著燕子口銜蟲兒給雛燕喂食,心里涌過一陣陣暖意,這叫情感。
穿越數十億年時空,想象夜幕中飄落的微塵,或許是千年滄桑的遺跡;掩卷長思,跳躍的音符總能激活大腦某個部位的顫動,冥想于:“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去向何方?”這叫智慧。
凱文?凱利的這本新書《科技想要什么》,既富含知識,又充滿激情,更富有智慧。
思想的行者
1952年,凱文?凱利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1971年在羅得島大學念書一年後即輟學,後成為自由攝影師。
20歲至27歲間,凱文?凱利遠足亞洲,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菲律賓、泰國、緬甸、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阿富汗、伊朗等地游歷。27歲在耶路撒冷,凱文?凱利經歷了一次神奇的體驗,他覺得自己的壽命只有6個月,于是孝順父母,廣為布施,看望親友,然後在萬聖節之夜“死”去。
回到美國後,這個在精神上經歷過一次“死亡”的人,騎自行車跋涉5 000英里,橫穿整個美國,體驗生命的光輝。
在接下來的30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熱烈擁抱著這個飛速發展、眼花繚亂、日益技術化的世界,用自己獨到的眼光和智慧,在思想光輝的盡頭、在人跡罕至的邊疆,發掘著暗藏在強大技術力量背後的生命之音。
1981年,凱文?凱利創辦了自己的雜志《步行》(Walking Journal)。他曾是《全球評論》、《信號》、《全球概覽》的編輯和重要的撰稿人,他的文章在《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科學》雜志等重量級媒體上廣受贊譽。他參與創辦的全球電子鏈接WELL(Whole Earth eLectronic Link)迄今仍然是最具人氣、最有智慧的社區之一。
1999年,著名導演沃卓斯基在拍攝大片《黑客帝國》(Matrix)時,凱文?凱利的著作《失控》(Out of Control)曾被指定為全體演職人員必讀的三本書之一。
他是一位思想的行者。
技術元素與第七王國
20世紀無疑是科技大發展的世紀。電報、電話、電視、電腦的快速普及,衛星、航天飛機、宇宙飛船的飛速發展,抗生素、基因藥物、化學合成制劑的大量發明,高速公路、鐵路、大型客機的廣泛使用,還有數不清的科技產品、科學發現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元素,滲透到各個角落。
科技已經包圍、席卷了人的工作與生活。
對科技產品的贊嘆和恐懼,交織在一起,成為現代人普遍的心理情結。長期的大眾傳播和科學教育,在面對這種兩難困境時,往往表現得束手無策。或者把批判的目光指向操縱科技背後的“利益之手”,或者將空泛的進步理念寄托在未來更高、更快、更強的科技發明。
無論哪一種,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科技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科技只是人的產物,是工具;人可以,并且應當駕馭它。
凱文?凱利的這部書,試圖顛覆這種定見。
在他看來,與人類共同進化的、被稱做“技術元素”的這支力量,并不是晚近數百年、幾千年的產物,而是伴隨著生命演化數十億年的整個過程。
漫長的生物進化中,猿人、智人和現代人與環境的關系、與外在世界的關系,其實無一不與“技術元素”的醞釀、發育、演化有關。
這個除微生物、菌類、植物和動物的“第七王國”,貌似擁有了自己的自主進化能力,孕育出自己的傾向性、組織性和活力,與生物界和人類交織纏繞、共生演化。
“保持差異的努力與熵的拉力之間的斗爭,創造了自然界的奇觀”,這種從物理學底層獲得的啟示,預示著“進化,乃至技術元素,遵循由物質和能量的本質決定的固有方向”。
這一“固有方向”仿佛有意地將生物引導到一個高度復雜的、精巧的方向,比如眼睛、翅膀、雙足、回聲定位系統,以及螞蟻、蜜蜂、嚙齒動物和哺乳動物的互助行為。更重要的是,這種“趨同進化”是跨物種的。
承認科技發展仿佛有固有的“方向”,第一眼會被視為“擬人”的寫作手法。
的確,這部偉大著作中,隨處可見這種“擬人”的手法。但是,細細體察凱文?凱利的良苦用心,你會覺得并非這么簡單。
那種認識到科技已經顯露出“自己的傾向性”的人,極有可能像泰德?卡欽斯基(見本書第十章)一樣,對科技侵蝕、奴役這個世界抱有深切的反感。然而,卡欽斯基無疑是徹底拒絕技術的極端典型。
與卡欽斯基試圖終止科技進程的魯莽做法不同,阿米什人(見本書第十一章)有選擇、有節制地運用技術元素,通過集體的選擇方式,最大限度地適應科技的進化節奏,仿佛是另一種深刻的隱喻:科技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或者災難,往往是人的局限所致。
但是,凱文?凱利的思考,并未就此止步。
科技想要擁抱生命
海德格爾對技術的批判理論,以德國哲學特有的思辨精神,指認出科技背後“異化”自然、異化人的力量,認為這個世界充滿悖謬:科技顯示著人的智慧,同時也放大著人的貪婪;科技在逼索自然呈現、展示更多的內在元素的同時,也在將人逼進一個冷峻的“座架”。
海德格爾認為,這種貌似宿命的技術現實,本質上是人所無法控制的,但獲得拯救的機會也恰在于此:“救渡乃植根并發育于技術之本質中。”
與海德格爾思想異曲同工的是,在凱文?凱利看來,這種勢不可當的力量,并非簡單地將科技劃分為“好的”和“壞的”就可以安枕無憂。
嵌入到人的認知和行為間無法剝離的“技術元素”,仿佛與人擁有同樣的心跳和呼吸,它想要沖破重力、混亂、混沌的束縛,尋求最大的表現力和生命力,它表現出的組織活性、親和力,需要人仔細傾聽、細心捕捉,并與之共舞。
比如復雜性,技術元素的復雜性在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各種技術血液中被添加了信息層,經過重組用于更復雜的產品”。
比如多樣性,多樣性往往是雜亂無章的另一種說法,但“多樣性提高是健康的征兆”。
比如自由,凱文?凱利指出,自由的含義并非可以率性而為,而是“選擇的自由”。
在凱文?凱利看來,“技術元素向共生性的發展推動我們去追逐一個古老的夢想:在最大限度發揮個人自主性的同時,使集體的能力最大化”。
在他的眼里,網絡“就像你的情人”,“技術元素準備操縱物質,重組它的內部結構,為其注入感知力”。
總之,科技想要擁抱生命,它想要進化、想要秩序、想要充滿神奇、充滿活力的未來。
與科技結緣
凱文?凱利被譽為賽博文化的先知和游俠。然而,從這本書里試圖尋找任何確定性的答案,是徒勞的。
凱文?凱利的思想精髓在于:用生命特有的眼光,注視那些外在于個體的一切事物,不把它們看成是“死寂”的、無生命的,而是按照生命特有的脈動,與這個世界一同呼吸,積極投身于這個世界無窮的博弈中,擁抱生命,感受生命。
用全新的視角體察生命,把技術元素盡括其中:與科技結緣,這就是啟示。
與科技結緣的新型“人–技關系”,借用荷爾德林的詩句,是這樣一幅畫面:“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
專家推薦序二 (姜奇平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 《互聯網周刊》主編)
凱文?凱利的思維,氣魄宏大。讀《科技想要什么》,給我的感覺,好似曹操的《觀滄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二者有一共同點,都將自然、生命,置于銀河宇宙之中,以上帝之眼,加以統觀。
凱文?凱利立論的意義何在?
《科技想要什么》一書的主要內容,是從宇宙的視角探索人與科技的關系。其主題用凱文?凱利的話說就是:“人類不是科技軌跡的終點,而是中點,恰好在生命和制造品中間。”這話在浸染于信息界多年的我聽來,力重千鈞,我感到它指向的是文明的元命題。
我們知道,工業文明的元命題,來自笛卡兒。笛卡兒用“我思”作為巨斧,將心與物,一刀兩斷。從此,生命與機器分離了。工業化的洞天石扉,在這鬼斧神工之中,訇然中開。幾百年工業化的蕓蕓眾生,不過是“開天地”後的余波延續。
凱文?凱利提出的,則是一個反命題,他要把被工業化分裂的心與物天門,用笛卡兒同樣的力道,轟然合上。用信息革命理念,開辟新的天地。
心與物,在凱文?凱利這里,對應的是生命與機器。這是凱文?凱利思考信息技術問題的主線。
1992年,凱文?凱利幫助創辦《連線》雜志這一“數字文化的官方喉舌”,開始了他悟道信息科技的天路歷程。凱文?凱利思考的核心,一直圍繞人與科技的關系,得出的結論,與工業化的理念正好相反。
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中,凱文?凱利詳細探討的是科技系統開始模仿自然系統的方式。現在,他又注意到,“生命系統也具備機械過程——例如計算——的抽象本質”。機械的系統在生命化,生命的系統在機械化,心與物在雙向地與對方融合。這預示著歷史的逆轉。
凱文?凱利作為信息技術的先鋒,提出問題本身,對傳統就具有十足的挑戰意味。工業化賴以成立的世界觀基礎,就是人征服自然,為此必須假設生命與機器對立,而且是在世界存在的根子上假設。這是笛卡兒心物二元論受到認可的原因,他這一斧頭砍下去,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對立、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對立……等等後來發生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了。
但是,如果生命長入了機器,機器長入了生命。工業化的邏輯就逆轉了。凱文?凱利想要證明的,正是這件事:“如果DNA可以制作成正在運行的計算機,而計算機可以像DNA那樣進化,那么在人工制品和自然生命之間有可能——或者說一定——存在某種對等關系。科技和生命一定共同具備某些基本屬性。”一旦信息技術與生命技術合流,人們馬上可以期待的,將是工業化的反現象,即生命與機器的一體化。首先被證偽的,將是笛卡兒。接著崩潰的,將是康德哲學,因為物自體與主體將“共同具備某些基本屬性”。人類的判斷力將重新進行“批判”。接下來將是多米諾骨牌:工業化技術體系、工業化生產關系、工業化上層建筑……“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將煙消云散”。我說凱文?凱利的立論力重千鈞,就在這里。
凱文?凱利是怎么論證的呢?
對于心物何以從對立的二元,變為融合的一元這個困難的問題,凱文?凱利指出其中的關鍵在于,信息是連接此岸與彼岸的紐帶。
凱文?凱利以上帝的口吻(我猜是緩緩地)說:“從宇宙視角看,信息是世界的主導力量。”
接下來的筆法,讀過《聖經》的人都會眼熟:“在宇宙的初始階段,即緊接著大爆炸之後的時期,能量支配存在。當時輻射是唯一的存在,宇宙就是一團光。漸漸地,宇宙膨脹并冷卻,物質成為主導者。物質成塊狀,分布不均勻,但它的結晶性質產生引力,開始塑造宇宙。隨著生命的出現(就在人類的周邊區域),信息的影響增大。我們稱之為生命的信息過程數十億年前控制了地球的大氣層。現在,另一個信息過程——技術元素,正在重新征服地球。”
要說曹操,為什么偉大呢?他看見大海邊的一叢樹木,一下就想到“星漢燦爛,若出其里”那么遠。一般人面對一條信息,頂多望文生義,想到它說的是,誰誰誰,你媽叫你回家吃飯。這同只看到一叢樹木,沒留神後面還躲貓貓著一個銀河系一樣。凱文?凱利過人之處在于,他把信息放在宇宙的大尺度中觀察(比所謂星漢亦即銀河系還遠),看穿信息的宇宙本質。這就跳出了信息技術、生命技術,更不用說信息產業等表面現象。
這并沒有完,凱文?凱利進一步歸納信息的本質。他自己杜撰了個詞叫“外熵”,實際就是人們常說的負熵,想強調的是其自組織的積極含義。它相當于中國古典的“生生不息”,或今人所說的涌現、生成,相當于老百姓口頭說的創造。
凱文?凱利與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完全相反,指出:“從根本上說,科技的主導地位并非因為它誕生于人類意識,給予它這種地位的是一個同樣可作為其本源的自組織,并且這個自組織還孕育出星系、行星、生命和思維。它是始于大爆炸的巨大非對稱軌跡的一部分,隨時間的推移而擴展為最抽象的非物質形態。”我們對比《易傳》賁卦:“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樣認為“生生不息”這一類似于“外熵”的本原,超越天文、人文,是心物一元的,且化成一切。可見,凱文?凱利悟道已悟到本原深處。
凱文?凱利說:“我希望本書能夠闡明:自我創造的單線將宇宙、生物和科技串接成一個創造物。與其說生命是物質和能量產生的奇跡,不如說是必然產物。與其說技術元素是生命的對立面,不如說是它的延伸。”一不做,二不休,他把經濟也裝進去了。“我們正逐漸用無形的設計、靈活性、創新和智能化取代剛性的沉重的原子。從非常現實的意義上說,我們向以服務和理念為基礎的經濟邁進,是延續某種從宇宙大爆炸就開始的趨勢。”這同錢德勒一旦發現信息成為轉型國家的力量後,一口氣把美國的信息技術史往前倒騰了300年一樣。等于告訴世人,你們今天看到的IT,并不是你們所自以為的那個東西。信息有更深的本性,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在你們意料之外。
凱文?凱利論證的現實意義何在?
不久前,在討論信息社會共識時,中國信息經濟的泰斗烏家培教授對有人在下一代新興技術重點的確定上,把生命技術與信息技術對立起來,把生命技術當做另一個時代而厚此薄彼,表示擔憂。讀一讀《科技想要什么》可以明確領悟到,地球生命只不過是信息在DNA這一特殊載體上的存在。凱文?凱利在本書和《失控》中都認為,在宇宙中可能存在不以DNA方式存在的信息和生命。他說:“科學家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無論生命的定義是什么,其本質都不在于DNA、機體組織或肉體這樣的物質,而在于看不見的能量分配和物質形式中包含的信息。”
從文明高度看,信息、生命、DNA這些都只是石頭,而不是河本身。中國人擅長摸著石頭過河,但往往把石頭當成了河。摸到信息技術,說這條河是信息化,摸到了生命技術,就說這條河變了。結果成了狗熊掰棒子。信息社會、信息文明的共識,要建立在對歷史長河的深入認識之上。凱文?凱利的精彩論述,讓我們領教了什么叫大尺度歷史,這條河相對石頭來說,有多長、多深。
此時,我們再回味這本書的“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不是會有一種從當前急迫現實問題跳出來,倚杖聽濤聲,聽銀河濤聲的恢弘感覺嗎?
只要美國私有部門的負債持續上漲,以上四個方面將會相互補充,至少看上去如此。在活躍的市場氛圍下,華爾街可以為所欲為,很少會有人注意到他們獲得了超額的收入。上述第三和第四點中提及的歐亞儲蓄過剩的創造者們需要相應的消費者和借貸者,以防需求不足而帶來通貨緊縮;在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他們憑借凈出口來維持收入的增長,依賴赤字國家借貸的增長來維持資產的升值。一方面是美國和其他赤字國家國內負債的攀升,另一方面是儲蓄過剩國家盈余資金的增長,全球性經濟失衡就此形成。
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2005年年末和2006年年初。當時美國的房價從高漲走向泡沫的頂峰。在這之後,赤字國家這一關鍵資產價格的增長就此停止。但美國的政策指向以及華爾街的行事風格依然樂觀、沒有任何變化。于是,債務泡沫又持續了一年半的時間,其間又有一大批低質量、高價格的證券被創造出來。因此,在危機爆發之後,後果變得更為嚴重。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看,2006年之前的危機積累階段不僅是巨額盈余形成的重要時期,資產的價格和負債能力也在同一時期超過了可以承受的范圍。其中最為關鍵的是2004~2006年,在盈余國家超額儲蓄的推動下,信用差價不斷縮減,格林斯潘面臨兩難困境—即在金融繁盛時期,下調國債收益率與實施緊縮貨幣政策之間的矛盾。因此,如果2006~2007年的結局主要歸因于美國的政策和行為,那么從因果關系上來講,2004~2006年這段時期全球經濟更多是受到第三和第四點中提及的超額儲蓄的影響。
因此,所有人都有責任。美國的執政者應該為銀行監管缺失和評級可疑的按揭貸款的過度發放負責。但在2007年中期,經濟的基本狀況還算不錯,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堅信憑借溫和的通貨膨脹可以維持經濟持續增長。在上一個周期的繁榮階段,即2001年經濟衰退後至此次危機之前,美國處于合理的經濟增長和溫和的通貨膨脹下,與其設定的政策目標一致,產出缺口不高于1%,經濟沒有出現過熱現象,通貨膨脹也沒有成為經濟的主要問題(此間美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2.75%,低于其長期平均值;通貨膨脹率與之相差無幾,年均2.9%,除去食品和能源價格後的核心通貨膨脹率為2.1%)。
但這一結果是建立在負債不斷攀升的基礎之上的,而負債的攀升又不可避免地導致危機的產生。在1997~2007年這10年中,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美元,私有部門非金融負債將增加2.5美元,如果把政府赤字也計算在內,這一數值將達到3.3美元。這一發展模式的延續導致了私有部門非金融負債扶搖直上,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50%,加上政府負債,總額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330%,并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和信用危機。
但直到此時,資本市場仍沒能夠給出嚴重的警示信號。原因是儲蓄過剩國家的大量資金需要這樣一個投資場所,儲蓄盈余的增長使得資本市場上的收益率與息差承受著下行壓力,與之相對應的是赤字國家的負債和以負債為基礎的證券不斷被創造出來。在穩定和良性的經濟金融環境中,對負債增長率的監控只是對失業率監控的一個衍生指標。
雖然市場上存在大量的金融欺詐和涉案金額巨大的訴訟案件,但許多人認為銀行家對危機的產生不負任何責任。正如人們所理解的,銀行家的職責是實現自身收入的最大化。由于儲蓄盈余國家不斷地將廉價資金投入金融市場,銀行家便利用他們的專長設計出各種復雜的金融產品,將這些資金裝進自己的口袋。銀行家毫無節制地制造按揭貸款和復雜金融衍生產品,終于在2007年自食惡果。他們的行為或許加重了此次危機的嚴重性,但從人性的角度來講,他們在高報酬和無約束的環境中采取此種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并在社會可接受的道德范圍內。當然事後來看,這些行為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而對儲蓄盈余國家而言,或許是它們共同的行為推動了2003~2007年間債務泡沫的形成。其中每個國家(除有爭議的日本外)都有充分的理由實施增加儲蓄盈余的政策,但它們或多或少要為危機承擔一部分責任,因為它們都在做同樣一件事:以巨額凈出口盈余來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問題的關鍵不是日本、德國或中國不斷增長的盈余,而是這些儲蓄過剩國家經常賬戶盈余總額在2007年竟高達1.25萬億美元,是盈余最大的中國的三倍以上。由于中國、日本和德國分別是世界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位的經濟體,它們政策的共同影響是巨大的。
亞當?斯密對自私的肯定可能顛覆了基督徒的道德觀,當然,他的論斷是建立在“和平、低稅率和法制”的基礎之上的。但當把一些主要的社會條件考慮在內時—當然是一些主要的條件,絕不可能是所有的情況—經濟領域中“節儉”的概念,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儲蓄與借貸“好與壞”的對立概念也相應發生了改變。
在凱恩斯的理論框架中,企業的一些行為比如降低工資看上去對企業是有利的,但如果整個經濟體都這樣做則會對所有人(包括企業自身)造成損失。如果收入下降,需求和企業利潤也會隨之縮減。與之類似,對個人或單個國家來說看似明智的行為,當被廣泛運用時可能會變得不那么明智。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看似明智的儲蓄者可能最終被證明是不明智的,即使從最狹隘自私的角度來衡量。在儲蓄積累的過程中,全球經濟的發展均受到了限制,各國維持全球市場尤其是自由貿易的意愿也在降低,而自由貿易恰恰是儲蓄盈余國家發展所必須依賴的。
2007~2009年的危機始于信用體系的崩潰,最初的導火索是借款人。眾多借款人在銀行家的極力鼓動下不計後果地借貸,最終達到無力還款的地步。貸款人損失慘重,群情激奮。但這些債權國猛然發現由于之前借款人受信用危機的影響無法獲得新的融資,它們也無法再像原來一樣獲得高額的經常賬戶盈余。令它們更為惱火的是它們所遭受的經濟衰退要比赤字國家更為嚴重。它們的失策不僅在于貸款行為導致了虧損,還在于他們將收入和資本積累的期望完全寄托于那些借款額度遠超其信用的國家。愚蠢的行為自然不是謹慎的行為,因此儲蓄行為也不能被認為是謹慎的行為,也不是所謂的“好事”。謹慎的態度必須要用于有益的用途,但究竟哪些用途是有益的,很多時候只有事後才能知道。
上述邏輯對經濟學家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但大多數國家,當然包括那些儲蓄盈余國家,大多將它們關注的重心放在了借款人的貪得無厭和中介的貪污腐敗上。這些觀點和想法可能對建立制度法規、降低今後私有部門過度負債的可能性起到有益的作用,但本書的論點是世界經濟要想獲得良好的復蘇,必須依賴以下兩個條件:儲蓄盈余國家采取措施促進消費的快速增長,降低儲蓄盈余總額;采取措施改善儲蓄盈余的投資流向,提高其在赤字國家的投資回報率。
以上兩個條件均需依賴于儲蓄盈余國家而非赤字國家改變其行為和政策。事實上,正是這些儲蓄盈余國家的習慣性行為導致了危機的發生,而這些行為的改變也將是經濟復蘇的關鍵。但到目前為止,儲蓄盈余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認識到它們的政策和態度對危機的巨大影響,以上兩個條件也沒能得到足夠的貫徹實施。照這樣發展下去,世界經濟在經歷了短暫溫和的復蘇之後將會陷入新一輪危機,這與我們想要達到的滿意結果相差甚遠。

目次

推薦序一 科技的呼吸和脈動/V
推薦序二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XI
第一章 我的疑惑/1
第一部分 起源/19
第二章 發明我們自己/21
第三章 第七王國的歷史/43
第四章 外熵的擴展/59
第二部分 規則/73
第五章 大發展/75
第六章 注定的發展方向/105
第七章 趨同性/131
第八章 傾聽科技之聲/157
第九章 選擇必然/175
第三部分 選擇/191
第十章 郵包炸彈客言之有理/193
第十一章 阿米什改裝者的經驗/219
第十二章 尋找歡樂/243
第四部分 方向/271
第十三章 科技的軌跡/273
第十四章 無限博弈/347
致謝/363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我的疑惑
這是本書最重要的一章。理解凱文?凱利的疑惑,以及背後的焦慮,是耐心讀下去的關鍵。
凱文?凱利的疑惑,說起來平淡無奇,在你我日常生活之中隨處可見。
比如說,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技術元素”,甚至我們指望更強大的抗生素、更神奇的納米科技、更開放的網絡系統和新型的能源,為我們帶來更便捷、舒適、安全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們對科技生活處處充滿恐懼:我們擔心科技會剝奪人的權力,甚至某一天會主導人的世界;我們焦慮科技背後,是否總是暗藏著一只邪惡的眼睛;我們哀嘆無法與強大的科技抗衡,同時已經無法想象,沒有科技的生活……
如果凱文?凱利的疑惑僅僅是這些,那說明他的焦慮并未超越海德格爾的技術批判理論,也沒有超越伴隨晚期資本主義和高科技興起的“生態主義”、“環保主義” 和綠黨政治。
凱文?凱利試圖看得更遠。
在“非人力動力”成為工業革命的引擎,人工智慧業已侵入人類生活,真正的“自然界”正不可逆地演化為“人工自然”的時代,“科技的生命化”特征,已成為現實世界無法根除的特征。凱文?凱利的疑慮,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科技是否具備人性?”
這并非用擬人化的浪漫語言來描繪我們周遭的科技事務。提出這一問題的根本沖動,是想重新思考“人與機器的關系”,這種關系并非事前確立一個前提:科技是人腦的產物—就這么簡單。這種思考導向一個富有人情味,但絕非僅僅是人情味的話題:科技想要什么?
在本章的末尾,凱文?凱利提前給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意識到它(指科技)的需求,大大減少了我在決定如何與科技交往時的困擾。”
我一生的大部分時光在赤貧中度過。從大學輟學後,近10年的時間里,我身著廉價運動鞋和破舊的牛仔褲游蕩于亞洲的偏遠地區,有大把的時間,卻沒有金錢。我最了解的城市被中世紀的財富包圍,走過的土地受著古老農耕習俗的束縛。伸手觸摸的每件物體,幾乎肯定是由木頭、纖維或石頭構成的。我用手抓東西吃,在山谷中艱難前行,席地而臥。行李很少,個人財物總計包括一只睡袋、一件換洗衣服、一把鉛筆刀和幾臺照相機。在與大地的親密接觸中,我感到迫切需要科技的保護。沒有那種保護,我經常感覺發冷或發熱,常常被雨淋濕,被昆蟲叮咬的次數增加,生理節奏與日夜和季節同步。時間似乎取之不盡。
在亞洲待了8年後,我回到美國。賣掉微薄的家產,購置了一輛價格不菲的自行車,然後從西向東橫穿北美大陸,曲折行車5 000英里。這次旅程最令我難忘的是滑行通過阿米什人位于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大片農田。阿米什人是我在北美大陸發現的最接近我在亞洲所感受到的科技最小化狀態的群體。阿米什人對財物的選擇讓我心存敬意。他們不加裝飾的住所令人非常舒心。我體會到自己的生活—因高科技而順暢—與他們的生活并行不悖,也嘗試將生活中的技術元素減至最少。抵達東海岸時,除了自行車,我一無所有。
我成長于20世紀50~60年代的新澤西州郊區,生活中科技無處不在。但是直到10歲時,家里才有了電視機,而且當它真正出現在家中時,我完全不感興趣。我目睹了電視是如何影響朋友們的。電視技術有著不同尋常的力量,能夠在特定時刻召喚人們,幾個小時內吸引住他們。電視播放有創意的商業廣告,告訴人們獲取更多科技產品。人們接受了這種宣傳。我注意到其他有影響力的技術(例如汽車)似乎也可以使人們順從,推動他們購買和使用更多的科技產品和服務(高速公路、汽車電影院、快餐)。我決定將自己生活中的技術元素壓縮到最低限度。青少年時期,我很少與人聊天,對我而言,科技自言自語的嘈雜聲仿佛掩蓋了朋友們的真實聲音。越少涉入科技的邏輯循環,自己的人生軌道似乎就越順暢。
橫穿美國的自行車之旅結束的那年,我27歲。我在紐約州北部購置了一塊廉價土地,隱身于此,那里林木繁茂,不需要任何建筑規范。我和一位朋友一起,砍下橡樹,鋸成木料,用這些自制的木材建起了一所房子。我們釘緊每一塊杉木板,依次搭在屋頂上。我還清晰記得搬運數以百計的大石塊修建一堵護土墻的場景,這墻不止一次被溢出的溪水沖垮過。我靠自己的雙手搬運了很多次。另外,我們用了更多的石塊在客廳砌好一座巨大的壁爐。盡管工作很辛苦,但這些石塊和橡樹木材讓我充分體驗到阿米什般的滿足感。
不過,我不是阿米什人。我認為,如果要砍倒大樹,使用鏈鋸是個明智選擇,任何一位擁有鏈鋸的森林部落成員都會同意這一點。一旦我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科技上,并且更加確定自己的需求,那么,某些技術優于其他技術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說在不發達世界的旅行教會我一些道理,這道理就是:阿司匹林、棉衣、金屬罐和電話是偉大的發明。它們屬于好的技術。世界各地的人們盡其所能獲取這些物品,幾乎沒有例外。任何人,如果曾經擁有設計完美的便捷工具,就會明白它可以擴展自己的精神世界。飛機拓寬了我的視野,書本開啟了我的思想,抗生素挽救過我的生命,攝影術激發出我的靈感。甚至鏈鋸—可以輕松鋸開手斧難以對付的樹瘤,也漸漸讓我對樹木的美麗和力量心懷敬意,這種敬意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都無法產生的。
我開始癡迷于挑選幾種可以拓展精神世界的工具。1980年,我成為《全球概覽》(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自由撰稿人,這家雜志讓讀者自己從浩如煙海的自編素材中選擇和推薦合適的材料。20世紀70~80年代,《全球概覽》本質上是一家先于網絡和計算機出現的由用戶建立的網站,使用的是廉價的新聞紙。讀者即作者。人們精挑細選的簡單工具能夠引發生活的變化,這令我激動不已。
28歲時,我開始銷售郵購的自助游指南,這些資料包括關于如何進入占世界大部分的科技欠發達地區的信息。當時,我僅有的兩項重要財產是自行車和睡袋,因此從朋友那里借了一臺計算機(早期的蘋果二代),使我的兼職實現自動化,又找到一只便宜的電話調制解調器,通過它把文檔發送給印刷廠。《全球概覽》的一位對計算機感興趣的編輯同事私下給我一個來賓賬號,使我得以遠程參與一個處于試驗階段的電話會議系統,該系統由新澤西理工學院的一位教授管理。不久我發現自己沉迷于一件規模更大、范圍更廣的事物:新生的網絡社區。對我來說,這是一塊比亞洲更陌生的新大陸。于是我開始對它進行報道,仿佛在報道異域的旅行目的地。令我深感驚訝的是,我發現這些高科技計算機網絡并沒有使我這樣的早期用戶迷失心智,而是豐富了我們的思想。這些由人和電線構筑的生態網絡具有某種意想不到的有機性。在完全的虛無之外,我們正在培育虛擬的共同體。數年後當互聯網終于出現時,對我來說早已不是新鮮事物。
隨著計算機進入我們生活的中心,我對科技有一些過去未曾注意到的新發現。科技除了能夠滿足(和創造)欲望以及偶爾節省勞動力之外,還有其他功能:創造新機會。我親眼見證了在線網絡將人們與觀念、選擇以及在其他情況下不太可能遇到的人聯系起來。在線網絡釋放了激情、多重創造力和無私精神。就在這個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時刻,當專家們宣稱寫作已經消亡時,數百萬人開始在線寫作,數量比過去還要多。就在專家們斷言人們會離群索居時,數百萬人開始大批聚集。通過網絡,他們以無數種方式組成團體,合作共享,共同創造。這對我是一種新的體驗。冷冰冰的硅質芯片、長長的金屬線和復雜的高壓設備在孕育我們人類最優秀的技術成果。就在我發現計算機網絡激發靈感并使機會多樣化的過程後,馬上意識到其他技術,例如汽車、鏈鋸和生化技術,對了,甚至還有電視機,都具備同樣的功能,只是方式略有不同。這令我對科技的認知完全不同以往了。
我熱衷于早期的遠程會議系統,1984年,《全球概覽》以網上辦公的形式聘用我,幫助編輯第一本評論個人電腦軟件的消費者出版物。(我相信,自己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被在線聘用的人。)數年後,我參與建立新興的互聯網的首個大眾網絡接口:被稱為WELL的門戶網站。1992年,我幫助創辦《連線》雜志—數字文化的官方喉舌,在發行的前7年里擔任內容策劃。從那時起,我就堅持盡可能少地使用科技產品。現在,我的朋友們從事各種發明創造工作,包括超級計算機、基因藥物、搜索引擎、納米技術和光纖通信,所有這些都是新生事物。目及之處,我都能看見科技的改造力量。
但是,我沒有掌上電腦、智能手機或者藍牙設備之類的產品,也不寫微博。我的三個孩子在拒絕電視的環境中長大,現在家中仍然沒有廣播或有線電視。筆記本電腦和我無緣,旅行時也不會攜帶電腦。在我的圈子里,我常常最後一個添置最新的必備設備。現在我騎車的時間比開車要多。朋友們忙于應付不斷振動的掌上設備,而我繼續與各種各樣的科技產品保持距離,以免忘記自己的身份。同時,我還管理著一家很受歡迎的內容每日更新的網站,名為“絕妙工具箱”,很久以前我在《全球概覽》評估讀者精選出的提高個人自主性的工具,這個網站就是那份工作的延續。我的工作室源源不斷地收到自制工具,提供者希望得到宣傳。它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再也沒有被領走,我周圍堆滿了器物。雖然生活中小心翼翼,但我還是有意地選擇了讓自己盡可能多地接觸科技產品。
我承認,自己與科技的關系充滿矛盾。我想各位讀者也會面對這樣的矛盾。今天,我們的生活無法擺脫這樣一種復雜且持續的現實,即越來越多技術元素帶來的便利和個人減少對科技的依賴性之間的對立關系:我應該給孩子買這件設備嗎?我有時間熟悉這套節省勞動的設備嗎?進一步的話,還會考慮:總之,科技到底將從我的生活中奪去什么?這是怎樣的一股全球性的力量,令我們既愛又恨?我們該如何應對?可以拒絕嗎?或者,每種新科技都是必然出現的嗎?面對不斷涌現的新事物,我應該支持還是質疑—我的選擇重要嗎?
我需要找到這些答案,在我面對科技左右為難時予以指導。我的第一個疑惑是最基本的。我意識到,對于什么才是科技,過去我一無所知。它的本質是什么?如果不知曉科技的本質,那么當一項新的技術問世時,我將缺乏評判的框架來判斷應該以熱烈還是消極的心態去接受。
我對科技本質的疑慮以及與它的矛盾關系讓我花了7年時間思考,并最終促成本書的寫作。我的研究讓我返回時間的起點,又前往遙遠的未來。我深入探究科技史,在硅谷—我的住處—聆聽未來學家的演講,富有想象力地描述未來的情景。我與一些最激進的科技評論家和他們最熱情的粉絲面談;回到賓夕法尼亞鄉下,花更多的時間與阿米什人在一起;在老撾、不丹和中國西部的山村中旅行,傾聽物資匱乏的窮人的心聲;訪問實力雄厚的企業的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在努力研發大家公認未來幾年必不可少的用品。
越仔細觀察相互矛盾的科技發展趨勢,我的疑惑就越深。我們對科技的困惑通常起始于某個非常具體的考慮:我們應該允許克隆人類嗎?長期通過手機短信交流會讓孩子們變成啞巴嗎?我們希望汽車自動尋找車位停泊嗎?隨著疑惑的加深,我意識到要想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首先需要把科技看成一個整體。只有通過了解科技史,預測它的發展趨勢和偏好,追蹤當前方向,我們才有希望解決個人困惑。

盡管科技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但它看不見,難以發現,不可名狀。舉個例子:自1790年喬治?華盛頓第一次發表國情咨文以來,每一任美國總統都要就國家現狀、前景和全球最重要的力量向國會發表年度咨文。1939年之前“科技”這個術語從未以口語的形式出現。1952年之前,它從未在一篇國情咨文中出現兩次。毫無疑問,我的祖父母和父母已被科技包圍!但作為所有發明的總和,在其成熟期的大部分時間里,科技是個無名氏。
“technelogos”這個詞字面上來自希臘語。古希臘人使用“techne”這個詞時,指的是藝術、技能、手藝,甚至還有聰明的意思,最貼切的翻譯也許是“才智”。techne用于表示巧妙運用現有條件完成任務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荷馬這樣的詩人極為看重這一品質。奧德賽王是techne大師。而柏拉圖與當時的大部分學者一樣,認為techne—他用這個詞指代手工工藝—屬于底層知識,是不純潔、低俗的東西。因為對實踐知識的蔑視,柏拉圖在對所有知識進行復雜分類時省略了對手工藝的說明。事實上,古希臘文獻中甚至沒有一篇著作提及technelogos,只有一個例外。就目前所知道的,是在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Rhetoric)一文中,第一次將techne列入邏各斯(logos,意為詞匯、語言或者文化),表示“technelogos”單項。在這篇文章中,亞里士多德四次提到“technelogos”,但確切含義均不明晰。他指的是“語言的技巧”,還是“關于藝術的論述”?也可能是手工藝文化?在短暫而又隱秘地登場之後,“科技”這個詞匯基本上消失了。
當然,科技本身不會消失。希臘人發明了鐵焊接、風箱、車床和鑰匙。他們的學生羅馬人發明了拱頂、引水渠、吹制玻璃、水泥、下水道和水磨坊。但是,在他們的時代以及此後許多個世紀,總體而言,所有被制造出來的科技產品實際上不為人所知—從未作為獨立主題進行討論,甚至顯然從未被人們思考過。在古代世界,科技無處不在,人們卻視而不見。
在接下來的許多世紀,學者們繼續將制作器物稱為手藝(craft),將創造力稱為藝術(art)。隨著各種工具、機器和精巧裝置的傳播,操作它們的工作被稱為“有用的藝術”。每一項有用的藝術,例如采礦、編織、金屬加工和縫紉,都有自己的獨門秘技,通過師傅–學徒的關系代代相傳。不過這仍然是藝術,這個詞匯在此處表達的是其原意的奇特延伸,保留了古希臘語中的手藝和才智之意。
在接下來的幾千年中,人們認為藝術和技術顯然屬于個人范疇。每件藝術作品—無論是鐵制柵欄還是藥方—都被視為特定個人的特殊才智產生的獨一無二的表現形式。任何產品都是單個天才的杰作。按照歷史學家卡爾?米查姆(Carl Mitcham)的解釋,“大規模生產是傳統思想無法想象的,這不僅是因為技術原因”。
到中世紀的歐洲,手工業的發展最引人注目的是使用了新的能源。一種高效率的軛具在全社會得到廣泛使用,大幅增加了農田畝產量。同時人們改進水磨坊和風車,提高木材和面粉的產量,改善排水系統。所有這些物資的大規模生產都是在非奴隸制的環境中實現的。正如科技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寫到的那樣:“中世紀晚期的主要輝煌成就不是大教堂和史詩,也不是經院哲學,而是推動了這樣的潮流:這個龐大文明在歷史上第一次主要依靠非人力動力來生存,而不是奴隸或苦力的汗流浹背。”機器正成為我們的苦力。
18世紀,幾種革命讓社會翻天覆地,工業革命是其中之一。機械生物侵入農莊和家庭,但人們對這種入侵同樣沒有稱謂。最終,在1802年,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貝克曼(Johann Beckmann)為這股新興力量命名。貝克曼認為,“有用的藝術”迅速傳播,重要性日益增加,因此需要按照“系統的結構”來教學。他談到建筑藝術、化學工藝、金屬工藝、磚石工程和制造工藝,并首次宣稱這些知識領域相互交叉。他把這些知識統一整理為綜合課程,撰寫了題為《技術指南》(Guide to Technology,德語為Technologie)的教材,重新使用了那個被遺忘的古希臘詞匯。貝克曼希望他的綱要成為這個領域的第一門課程,事實的確如此,并且不止于此。這本教材給科技命名,就像我們今天所做的那樣。科技有了名稱,就不再是隱形的。注意到它的存在後,我們會感到詫異,人們怎么能對它視而不見。
貝克曼的功績不只是為科技正名。他是首批認識到我們的成就不僅僅是隨機發明和優秀思想的組合的人物之一。作為整體的科技,在如此漫長的時期里不為我們所知,原因是其中比例很小的個人天才成分的遮掩擾亂了我們的視線。一旦貝克曼摘下這層面紗,人們的技藝和手工藝品就可以被視為與個人無關的由獨立要素編織而成的連貫整體。
每一項新發明取得進展都需要借鑒過去的發明成果。沒有用銅壓制成的電線,機器之間就無法連接。不開采煤礦或鈾礦,不在河流上筑壩蓄水,不采集稀有金屬制造太陽能電池板,就沒有電。沒有交通工具運送,就不會有工廠的物流循環。沒有鋸子鋸出的手柄,就沒有錘子;沒有錘子鍛成的鋸條,就沒有手柄。這種由系統、子系統、機器、管道、公路、線纜、傳送帶、汽車、服務器和路由器、代碼、計算器、傳感器、文檔、催化劑、集體記憶和發電機構成的全球范圍內循環不斷、相互連接的網絡—整套由互相關聯、互相依存的部分組成的宏大裝置形成一個單獨的系統。
當科學家開始研究這個系統的運轉過程時,很快就注意到一些不尋常的跡象:科技的龐大系統經常像原始有機體一樣工作。網絡,特別是電子網絡,顯示出仿生行為。在我早期體驗在線生活時,我發現,發出電子郵件後,網絡會將郵件截成數段,然後通過多條路徑將這些片段發送至收件人地址。多路徑不是預先確定的,而是根據整個網絡的實時流量“臨時決定”。事實上,電子郵件分拆成兩個部分,可能歷經完全不同的路徑,到達終點時又恢復如初。如果某個片段在傳送途中丟失,會再次從其他路徑發送,直至抵達終點。這種不可思議的有機性令我吃驚—像極了蟻巢中傳送信息的方式。
1994年,我的一本名為《失控》的書得以出版,該書詳細地探討了科技系統模仿自然系統的方式。我以計算機程序和合成化學品為例,前者可以自我復制,後者可以自我催化—還有簡單的機器人,他們甚至可以像細胞那樣自組裝。許多復雜的大型系統,例如電網,被設計成具有自我修復功能,與我們身體的同類功能差別不大。計算機專家運用進化規則生成人類難以編寫的計算機軟件,研究者不是設計成千上萬條代碼,而是使用進化系統挑選最佳的代碼行,不斷使之變異,去除有缺陷的部分,直至進化後的代碼可以完美運行。
同時,生物學家逐漸知道,生命系統也具備機械過程—例如計算—的抽象本質。舉個例子,研究者發現DNA(脫氧核糖核酸)—取自依附在我們腸內的無處不在的大腸桿菌的真實DNA—可用于計算數學難題的答案,就像計算機。如果DNA可以制作成正在運行的計算機,而計算機可以像DNA那樣進化,那么在人工制品和自然生命之間有可能—或者說一定—存在某種對等關系。科技和生命一定共同具備某些基本屬性。
在我對這些問題感到困惑的日子里,科技發生了異常的變化:最優秀的科技產品變得難以置信地非實體化。奇妙的產品體積越來越小,用料越來越少,功能越來越多。一些最出色的科技產品,例如軟件,完全沒有物質實體。這種發展趨勢并非今天才有,歷史上任何一份偉大發明的列表都包含大量體積細小的發明:計算器、字母表、指南針、青霉素、復式記賬法、美國憲法、避孕藥、牲畜馴養、零、細菌理論、激光、電、硅質芯片等。如果這些發明中的大多數落到腳趾上,你是不會受傷的。現在,非實體化過程開始加速。
科學家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無論生命的定義是什么,其本質都不在于DNA、機體組織或肉體這樣的物質,而在于看不見的能量分配和物質形式中包含的信息。同樣,隨著科技的物質面罩被揭開,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內核也是觀念和信息。生命和科技似乎都是以非物質的信息流為基礎的。
此時,我意識到需要更清楚地了解是什么力量貫穿科技始終。真的只是幽靈般的信息?或者說科技還需要物質基礎?是自然力量還是非自然力量?科技是自然生命的延伸,這一點可以確定(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但是它與自然的差異表現為什么形式?(盡管計算機和DNA共同具有某些本質屬性,但不能說蘋果電腦與向日葵一樣。)還有一點可以肯定,即科技來自人的大腦,但是大腦的產物(即使是人工智能這樣的認知產物)在何種程度上不同于大腦本身?科技是否具備人性?
我們傾向于將科技等同于閃爍著智慧之光的工具和器械。盡管我們承認科技能夠以非實體的形式存在,例如軟件,但我們一般不會把繪畫、文學、音樂、舞蹈、詩歌和通常意義上的人文學科歸屬于科技。其實,應該包含這些內容。如果說UNIX系統內上千行的字母可稱為科技—用于制作網頁的計算機代碼,那么英語文學(如《哈姆雷特》)中的上千行字母也應當可以。它們都能改變我們的行為,影響事件的進程,為未來的發明創造機會。因此,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和巴赫的賦格曲與谷歌的搜索引擎和iPod同屬一類:都是大腦產生的有用的東西。電影《指環王》拍攝過程中運用了多種相互交錯的技術,我們無法分割它們。正如用數字技術展現想象出來的角色一樣,對原始故事進行文學演繹也是一項發明。二者都是人們想象力的有意義的產物,都讓觀眾感到震撼,都具備科技的屬性。
為什么不把數量龐大的發明創造統稱為文化?事實上有人這么做。在這種用法中,文化包括迄今為止所有被發明出來的技術和這些技術的產物,以及我們的集體思維產生的其他任何東西。當有人提及“文化”時,如果他所指的不僅是當地的民族文化,而且包含人類的整體文化,那么這個詞匯所指代的就非常貼近我一直在談論的科技涵蓋的廣闊范圍。
但是“文化”這個詞匯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缺陷:過于局限。1802年貝克曼為科技正名時認識到,我們正在進行的發明將以自我繁殖的形式孕育其他發明。科技藝術產生新工具,新工具又引發新藝術,新藝術再次催生新工具,無限循環。手工制品的操作越來越復雜,來源越來越相互關聯,以至于它們構成了新的整體:科技。
“文化”這個詞匯不能表達出這種推動科技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自推進動力。但是,說實話,科技這個詞也不是特別貼切,它也有很大局限性,因為科技也可以表示具體的方法和裝置,例如“生物技術”、“數字技術”,或者石器時代的技術。
我厭惡發明一些其他人不使用的字眼,不過就本例而言,所有已知的選項都未能反映所需的范疇。因此我勉強創造了一個詞匯來指代環繞我們周圍的科技系統,這個系統涵蓋范圍更廣,具有全球性和大范圍的相關性。這個詞匯就是技術元素(technium)。技術元素不僅指硬件,而且包括文化、藝術、社會制度以及各類思想。它包含無形的事物,例如軟件、法律和哲學概念。最重要的是,它包括人類發明所具有的“繁殖”動力,這種動力促進新工具的制作和新的科技發明,鼓勵不同技術進行溝通以實現自我改進。在本書的其余部分,其他人使用科技一詞以示復數或者表示整個系統(如“科技加速發展”)的地方我將使用技術元素這個詞匯。在指代具體技術,如雷達或塑料聚合物時,我會使用科技一詞。舉個例子,我會說:“技術元素加快科技發明的速度。”換句話說,科技可以申請專利,而技術元素包括專利系統本身。
總之,英語中的技術元素與德語的technik類似,後者同樣概括了機器、方法和工程流程的總和。技術元素還與法語名詞technique有關聯,法國哲學家用這個詞表示社會和工具文化。不過,這兩個詞都沒有抓住我所認為的技術元素的本質屬性:這是關于發明創造的自我強化系統的理念。在進化過程中的某個時刻,處于反饋環和復雜互動過程中的工具、機器和觀念系統變得非常密集,從而產生了些許獨立性。這個系統開始具備某種自主性。
乍看之下,這個關于科技獨立性的概念很難理解。我們在學校學到的對科技的認知是:首先它是一堆硬件,其次是完全依賴我們人類的無生命物質。按照這個觀點,科技只是我們的產品。沒有我們,它就不存在,它只能根據我們的意愿實現其功能。這也是我開始思考上述問題時的觀點。但是,我越深入了解科技發明的整個系統,就越意識到它的強大和自我繁殖能力。
有很多科技的支持者—也包括很多反對者—強烈反對技術元素的自主性理念。他們堅持認為科技只能聽從人類的指揮。在他們看來,科技自主性的概念只是我們一相情愿的想法。現在我接受一種相反的觀點:經過1萬年的緩慢發展和200年令人難以置信的復雜的與人類剝離的過程,技術元素日漸成熟,成為自己的主宰。它的持續性自我強化過程和組成部分使之具有明顯的自主性。過去它也許像老式計算機程序一樣簡單,只是機械地重復我們的指令,但是現在,它更像復雜的有機組織,經常跟隨自己的節拍起舞。
好了,這聽起來充滿詩意,但是,有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技術元素的自主性呢?我認為有,不過這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自主性。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最重視的屬性都是極不穩定的。生命、思維、意識、秩序、復合性、自由意志和自主性這些概念的定義都是多種多樣、自相矛盾且不充分的。生命、思維、意識或者自主性始于何處、終于何處,沒人能達成一致。最能達成共識的是這些屬性都不是二進制的,它們的存在具有連續性。因此,人類有思維,狗和老鼠也有。魚有微小的大腦,因此必然有簡單的思維。這意味著大腦更小的螞蟻也有思維嗎?要擁有思維,需要多少神經元?
自主性的程度會發生類似的變化。新生的角馬出生後就會自己走路。而人類嬰兒在出生後前幾年如果沒有母親的照顧就會死亡,因此我們不能認為他有自主性。甚至成年人也不是100%的自主,因為我們依靠內臟中的其他物種(例如大腸桿菌)幫助消化食物和分解毒素。如果人類不是完全自主的,那么誰會是?有機組織或系統不需要通過完全獨立來展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它可以像任何物種的新生兒一樣,從極小的自主性開始,逐漸提高獨立程度。
那么,怎樣判斷自主性呢?我們可以認為,如果某個實體表現出以下任何一種特性,它就具備自主性:自我修復、自我保護、自我維護(獲取能源、排放廢物)、對目標的自我控制、自我改進。所有這些特性的共同點當然是自我在某個層次的展現。就技術元素而言,我們找不到表現出所有上述特性的系統的例子,但是有大量表現部分特性的例子。無人機可以自動駕駛,在空中飛行數小時,但不能自我修復。通信網絡可以自我修復,但不能自我繁殖。計算機病毒可以自我繁殖,但不能自我改進。
深入了解覆蓋全球的龐大的信息網絡,我們也會發現科技具有初級自主性的證據。這個技術元素的組成部分擁有170千兆計算機芯片,連成一個百萬級的計算平臺。全球網絡的晶體管總數現在與大腦中神經元的數量幾乎相等。網絡文檔的鏈接數量(想象世界上全部網頁的全部鏈接)大約等于大腦神經元突觸連接數。因此,這張不斷擴張的行星電子外膜堪比人腦這種復雜事物。它接入了30億只人造眼(電話和網絡攝像頭),以14千赫的高頻(幾乎聽不到的高音)運行關鍵詞搜索。這項奇妙的發明如此巨大,以至于消耗的電力占全球的5%。當計算機專家仔細研究穿梭其間的信息流量匯成的滔滔江河時,他們無法一一說明所有數據的來源。每時每刻都有數據片段被錯誤傳送,此類突變絕大多數由某些可識別的原因造成,例如黑客入侵、機器故障和線路損壞;另一方面,研究者將小部分突變歸因于某種方式的自我改變。換句話說,技術元素傳送的信息有很少的一部分不是產生于已知的人造網絡節點,而是完全來自系統本身。技術元素在喃喃自語。
對穿行于全球網絡的信息流的進一步分析,揭示出它在緩慢改變組織規則。對于100年前的電話系統,信息在網絡中以數學家所說的隨機模式傳播。但是在過去的10年中,經過統計,數據的流動逐漸向自組織系統的模式靠近。首先,全球網絡顯示出自相似性,即通常所說的分形模式。我們這樣形容這種分形模式:樹枝粗糙的外廓無論是近看還是遠觀都相似。今天,信息以自組織的分形模式在全球電信系統中傳播。這個觀察結果不能證明自主性的存在,但自主性經常早在被證實之前就已不證自明。
人類創造了技術元素,于是希望對其施加自己的影響。不過,我們慢慢才明白,系統—所有系統—產生自我推動力。技術元素是人類思維的產物,因而也是生命的產物,甚至是最初導致生命出現的物理和化學自組織的產物。與技術元素共享深層次根基的不僅有人腦,還有古生物和其他自組織系統。正如思維必須遵循認知規律及支配生命和自組織的定律一樣,技術元素也必須服從思維、生命和自組織—包括人腦—的定律。所以,在施加于技術元素的各層次影響因素之外,人腦才是唯一的,甚至也許是最弱的。
技術元素遵從我們的設想,以完成我們試圖引導它們去完成的任務為目標。但是在這些驅動力之外,技術元素有它自己的需求。它要梳理自己,自我組合成不同層次,就像大多數內部關聯度很高的大型系統一樣。技術元素還追求所有生命系統所追求的:使自己永存,永不停息。隨著它發展壯大,這些內部需求的復雜度和力度將加強。
我知道這個觀點聽起來很奇怪。它似乎讓非人事物具備人格。烤面包機怎么會有需求?難道我不是在將過多的意識賦予非生物,以此來增大它們對人類的現有影響力—或者說,它們現在還沒有這種影響力?
這個問題問得好。其實,“需求”一詞不是人類專用的。你的狗想要玩飛盤,你的貓需要人搔癢,鳥兒需要同伴,蟲兒需要濕氣,細菌需要食物。微觀的單細胞有機體的需求更加簡單、更加容易滿足,數量比你我更少。但是,所有有機體都有著若干共同的基本欲望:生存,成長。這些“需求”是一切生物的驅動力。單細胞生物的需求是無意識的、混沌的—更像沖動或偏好。細菌偏好追逐營養物,沒有任何需求意識。為了滿足需求,它消極地選擇只向一個方向運動。
就技術元素而言,需求并不意味著深思熟慮的決定。我(此時此刻)不相信技術元素是有意識的。它的機械式的需求與其說是認真思考後的結論,不如說是偏好,或者說是傾向、沖動、軌跡。科技的需求接近于需要,一種對某事物的強迫欲望,就像海參尋找配偶時的無意識漂流。各組成部分之間數以百萬計的強化關系和不計其數的互動路徑推動整個技術元素無意識地向某些方向發展。
科技的需求通常可能顯得抽象或神秘,但是現在—偶然有機會,它們會在你面前一覽無遺。最近我前往離斯坦福大學不遠的郊區一處樹木茂密的地帶,訪問一家名為柳樹車庫的新成立的公司。該公司開發最先進的研究型機器人。柳樹車庫公司最新的個人機器人版本PR2高度大約到人的胸部,依靠4個輪子運動,有5只眼睛,兩條粗壯的手臂。當你抓住其中一條手臂時,它既不會關節變得僵硬,也不會歪倒,而是靈活地作出反應,讓手臂柔和地彎曲,仿佛上肢是有生命的。這是一種神奇的感受。而且,這臺機器人的抓握是有目的的,就像人類一樣。2009年春天,PR2在室內環形跑道上跑完26.2英里的馬拉松,沒有撞上任何障礙物。在機器人王國里,這是一項巨大成就。但是,PR2最令人矚目的成功之處還在于它能自動發現電源插座并充電。它的程序設置了自動充電功能,當它避開障礙物抵達電源時就會記錄這條具體路徑。因此當它“饑餓”時,會搜索室內12個可到達的電源插座中的某一個,為電池充電。它用一只手握住電源線,通過激光和光學眼與插座對準,以漸進模式慢慢探尋,找到正確的插口,然後將插頭導入充電。之後數小時內它會一直吸收能量。由于軟件還未調試至最佳狀態,出現了幾個意想不到的“需求”。一臺機器人在電量還足夠時就請求充電,還有一次PR2在沒有正確拔掉插頭的情況下離開,電線被拖在身後,如同加油管還插在油箱上健忘的車主就開車駛出加油站。與機器人的行為一樣,它的欲望也變得更加復雜。如果在PR2沒電時站在它面前,它不會傷害你。它會倒退,在房間里四處走動,搜尋任何可以找到插座的路徑。PR2沒有意識,不過站在它和電源插座之間,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它的需求。
我家地板下有一個蟻巢。如果我們允許的話(當然我們不會允許),這些螞蟻會從我家的食品柜中搬走大部分食物。我們人類有責任尊重自然,只是有時不得不打敗它。在折服于自然之美的同時,我們也經常短暫地拔刀相向。我們編織衣物,將自己與自然界隔離,調制疫苗給自己注射,以抵御大自然的致命疾病。我們涌向荒野感受青春活力,但卻帶著帳篷。
現在,技術元素和大自然一樣,在人類世界發揮巨大影響,我們應該像對待自然那樣對待技術元素。我們不能要求科技服從我們,就像不能要求生命服從我們。有時我們應該臣服于它的指引,樂于感受它的多姿多彩;有時我們應該努力改造它的本來面目,以迎合自己的需求。我們不必執行技術元素的所有要求,但是我們能夠學會利用這股力量,而不是與之對抗。
要成功實現上述目標,首先我們需要理解科技的行為。為了確定應對科技的方法,我們必須掌握科技的需求。
洋洋灑灑說了這么多,理解科技想要什么才是我的結論。我認為,通過感受科技的訴求,我已能夠建立準則,引導自己認清這個不斷壯大的科技孵化網絡。對我而言,科技更高層次的目標是讓我們通過它的眼睛認識世界。意識到它的需求,大大減少了我在決定如何與科技交往時的困擾。本書是我關于科技想要什么的報告。我希望它能幫助其他人找到自己的方式,使科技產生的福利最大、代價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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