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古早藥包

「寄藥包」源自於日本的「家庭配置」，在昭和時期引進臺灣，臺灣總督府極力推行西式醫療進而改變臺民用藥習慣，戰後「寄藥包」盛行一時。新式藥品進入臺灣之後，藥品販賣的通路甚多，其中「寄藥包」這項行業在早期醫藥不甚發達的臺灣，曾經擔負臺灣偏鄉地區民眾的醫療服務，然而這種近似宅急便的賣藥方式，終究還是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成為過往的歷史。戰後藥品的製造與販賣隨著政府法令的更迭，既成就「寄藥包」行業的輝煌，同時也引領其日漸式微。「寄藥包」的興衰過程不但精彩，且極具特色，藥廠與「寄藥包仔」的關係更是值得探究。

吳秋儒

臺灣省彰化縣人，畢業於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淡江大學歷史所碩士，現任教於新北市成州國小，對於台灣史有著濃厚的興趣，閒暇之餘喜歡鄉土踏查，發表過〈藥品宅急便―「寄藥包」之研究〉等文章。

日治時期總督府透過國家力量扶植西醫，自此臺灣成為以西醫藥為主體的醫療張本，總督府透過種種手段刻意限縮傳統漢醫的發展，造成西醫醫權高度擴張，漢醫人數日漸萎縮。傳統漢醫藥受限於漢醫人數的驟減，似乎失去臺灣的醫療市場，但臺灣漢藥店數於日治時期仍明顯高居不下，原因乃日本傳統生藥材在1891年《日本藥局方》改版中，以摻雜科學製程及經驗效果的混和標準成為合法藥品，即「科學漢方」，從此漢藥穿上科學製劑的外衣生存下來且更受歡迎。根據日本1907年「藥品營業並藥品取締則」修正案，臺灣傳統漢藥舖、藥房與藥局取得與成藥製造商一樣合法成立藥廠的依據，日後以規模不大的家庭製藥工廠模式經營，但實際上藥品製造僅侷限於成藥或分裝從日本運來的藥品原料。

昭和年間，日本藥商杉澤榮貫堂將富山縣的『先用後利』賣藥制度引進臺灣，1940年代彰化地區有一批人受僱於杉澤榮貫堂，在全臺各地配置藥品，此為臺灣人將日本「家庭配置」改稱為「寄藥包」的肇始。戰後彰化伸港柯氏家族承繼日人留下來的家庭配置事業，陸續成立長安堂、永生堂、正長生等製藥廠，並藉由聘請外務員（又稱寄藥包仔）以寄售藥包的方式推銷藥品。藥廠與外務員兩者間的僱傭關係造就「寄藥包」的興起，寄藥包仔經由藥廠的訓練後取得「外務員證」，並憑此證至全臺寄售藥包，戰後儼然成為藥廠販售藥品的重要通路。

日治時期「寄藥包」在臺灣似乎是遊走於法律邊緣的藥品銷售管道，總督府曾透過衛生警察試圖管控民間的成藥銷售，但效果顯然有限，官方雖然訂有相關規定，寄藥包仍因為價格較低廉、具便利性、效用不比西醫用藥差，反而更受大眾歡迎。戰後「寄藥包」主要提供合格藥廠製造的家庭藥，影響所及使臺灣民眾養成生病時先以自療為主，求診為輔的醫療習性。

目前留存下來的藥包袋封面大部分是臺灣省衛生處許可，證明寄藥包約在臺灣省衛生處總管全臺衛生事業的時期最為興盛。1970年代以降，由於藥政管理漸入正軌、製藥產業政策緊縮及藥局與私人診所大量增加，民眾對於醫療的需求日漸脫離「寄藥包」的服務，1995年全民健保開辦後，更使「寄藥包」失去競爭優勢成為夕陽產業。「寄藥包」適時填補戰後政府推展公共衛生的空窗期，並深深影響臺灣民眾的藥品消費文化與用藥習慣。

當「寄藥包」已成為大多數臺灣民眾的回憶時，本文除了釐清「寄藥包」在臺灣的興起與沒落的歷程，也為「寄藥包」在特定時空下的歷史意義留下註記。

彩色圖集
自序
第一章 臺灣的醫藥發展
第一節 日治時期近代醫療體系的移植
第二節 西藥的發展
第三節 本土製藥產業的發展
第二章 直銷式販售―「寄藥包」的興起與發展
第一節 藥品寄售方式興起的背景
第二節 藥包行銷方式的發展
第三章 寄藥包對臺灣人用藥習慣的影響
第一節 藥包的內容分析
第二節 民間的賣藥文化
第三節 寄藥包的影響
第四章 「寄藥包」的沒落
第一節 藥政管理正軌化
第二節 戰後製藥產業的管理
第三節 醫療設施日漸普及
附錄一 甲類成藥基準表
附錄二 乙類成藥基準表
附錄三 臺灣歷年重大醫藥紀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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