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以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揭開大和民族的神秘面紗。

日本是個極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與剛烈的刀可以同時被人尊為至美而剛柔相濟。……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潘乃德所著的《菊花與劍》，在對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響力最為深厚。她著力闡述日本傳統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領悟到了這種矛盾性。
——三島由紀夫

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日本民族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作者透過當時日本發佈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重新建構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期許。其細膩的描述擺脫了學術上的論戰，也因此掀起了讀者們的好奇心與之後美國的日本研究風潮，改變戰前對日本一無所知的情形。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就如同美麗的菊花與銳利的刀劍，如此極端，又如此神奇。

本書用「菊花」與「劍」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劍」是武士道文化象徵，也象徵日本人的本質，以及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對於天皇、倫理、情義（與恩惠不同）、社區、宗教、習俗等文化現象，也有精闢的觀察及看法。文本從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開始，在生動的敘述中進行有力論析，語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讀之既啟人深思，又引人入勝，可直接、準確地把握日本人的「根性」，是了解日本民族的經典讀本。

露絲‧潘乃德（1887-1948）

美國人類學家，20世紀初少數的女性學者，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論（Cultural Configuration），認為文化如同個人，具有不同的類型與特徵。其著作中提出的問題與關懷，至今仍受到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視與關注。

譯者簡介
陸徵

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獲得密西根大學資訊碩士學位。現任職舊金山大學圖書館，從事圖書館數位化工作。

從歷史、風土、文化角度閱讀《菊花與劍》：解構日本的原型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于乃明

本書成於二戰末期，乃美國亟需瞭解其敵國日本而做的研究。故其國家戰略色彩極重。但不同於一般大多以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社會學或外交角度所做的國家戰略研究，本書作者是以人類文化學的觀點解構日本以及日本民族性和日本社會。因此，本書的人文學科本質之探研高於社會學科問題之探研，故在閱讀本書時宜以閱讀人文學之心態理解其內涵。

個人的氣質與性格是整體民族性具體而微的顯現，而民族性則由歷史，文化所涵養孕育；風土地理則又形塑了歷史、文化。而本書所描述的日本、日本人、日本社會、日本精神、日本民族性無一不與其歷史、文化、風土、地理有關。
就地理而言，日本雖是一個孤懸於亞洲大陸東北角之群島國家，但其與扮演走廊通道功能的韓半島真可謂一衣帶水，即使在航海技術尚不發達的上古時代，循環於包含對馬海峽、日本海、東海間的洋流提供了往來交通的便利。大陸人種、大陸文化藉此進入日本，形成日本人與日本文化的原型。

早在西元前四世紀大陸與半島人種帶著以出土地命名的彌生文化進入日本，以後這扶桑三島一直是大陸人、半島人逃避戰亂、高壓統治的海上桃花源。戰國時，吳、越、楚移民如此，秦初以徐福為代表的膠東（齊）移民亦如此，爾後日本古代史上的秦氏、西漢氏、東漢氏、司馬氏莫不如此，唐代的百濟遺民、先避金後避元的北南兩宋人、民代衝破海禁違法走私，在九州北部生養子孫達數萬人之眾的假倭（倭寇），乃至明清鼎革之際，以朱舜水為代表的東渡明朝遺民，甚至近現代僑居日本的韓僑、華僑莫不如此。

此類每於大陸或半島動亂之際或被迫或自願出走日本的移民有一共通特徵，即大都是在族群生存衝突競爭中落敗的一方。他們沃野千里的故土為敵所奪，不得已帶著相較於島上先民進步的文明、文化進入日本，並逐漸取得在新土上政、經、文化上的優勢地位。

而這種以大陸移民為主體建構的日本民族原型，在心理精神層面上是複雜矛盾的。
他們一方面是自卑不安的。在面對故土的統治者時，他們是落敗者，是出局者，為了維持敗者的尊嚴，於是特別講求與大陸的對等、尊嚴，「日出之國」、「東天皇」之說就是這種心理的反射。另外，除擔心大陸的威脅會跨海而來外，多火山、多地震的風土條件更加深了精神上的不安。

他們攜至日本的文化原型先是韓半島的薩滿教、與中國的道教所象徵的自然崇拜與多神信仰。這種萬物有靈、敬天法地的原始宗教觀，再加上中國人以祖先崇拜為始的儒家道德觀和源起於印度的佛教思想共同融匯成中國、朝鮮、日本、交趾（越南）的文化基本土壤，而日本文化就是在這東亞季風氣候稻作區的文化基本土壤上，配合著本身地理風土的制約與歷史發展而綻放的美麗又獨特的花朵。因此，日本文化對我們華人是如此似曾相識卻又陌生。

日本社會中的上下尊卑井然有秩的身分階級觀念（二戰前是制度），在中國經五代動亂，至宋朝乃告解體。而這套身分階級制度正是日本得以維繫萬世一系天皇制度的根本。對此，宋太宗在召見東大寺學僧奝（音同雕）然時曾甚為嘆羨。

在日本歷史上被稱為渡來人或歸化人的古代半島、大陸移民在五、六世紀輔佐初建立統一國家的大和王權時，有鑑於故土的權力興替頻仍，乃刻意抉取了儒家德目中的「忠」、「義」及佛教思想中的「報恩」觀念，讓政權得以安泰。古代天皇制於是成焉。本書作者所指出日本人重視忠、義、報恩的原因與背景即在於此。

至十二世紀武士階級崛起，以至十九世紀中葉相繼建立三個武士政權，即所謂的幕府。幕府的統治權是憑藉征戰的實力得來，於是將軍（主君）與從者（武士）間的關係必須以「御恩」（施恩）及「奉公」（服侍）加以強化。所以在忠、義外再加上恩的概念，以補強武士為主君效命既是忠、義的表現，更是報恩道德的實踐。而如何使武士不貪生怕死為主君效命，佛教思想中的生命無常觀、淨土思想、與禪宗的頓悟、生死等觀念，提供了陶冶武士人格與道德的素材。而這歷經數百年而熟成的「武士道」，不僅是武士階級的人生觀，也廣為其他階層的日本人接受。

這種由封建身分階級制度所涵育的人生觀讓日本人不但各得其所，也必須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指每一個人在社會中都有其定位，而且，這種定位是固定而不輕易改變的，甚至是世襲數代乃至十數代。統治者為了使這種定位穩定則必須讓每個人各安其分。如何使人安分？依賴的還是來自唐土（中國）的道德教條。於是君主待臣下以仁愛，臣下以忠義報君主。父母以慈愛護子女，子女以孝順待父母，夫義婦節、兄友弟恭、朋友誠信等這些儒家傳統封建德目形成了包含日本在內的東亞社會人際關係中綿密且牢不可破的規範。

這種規範，在中國叫「道義」，在日本稱「義理」。在中國，自宋以後隨著封建的解體這種規範逐漸淡薄，南宋理學家朱熹雖然想藉「大義名分」等恢復傳統秩序，但因歷史的因素終未能成功。反倒是朱熹的學說東傳日本後，在江戶時代發揚光大更補強了日本封建社會的人際統治規範。

不論叫「道義」，還是稱「義理」，都是東方傳統的普世價值，是對人從內心的約束與潛移默化。它不但是東方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也孕育出東方的美學。日本人以櫻花或菊花所代表的美學，或是「義理」、「家」觀念只不過是東方文化的亞流，是一種遺緒而已。想真正徹底了解日本文化，必須放大格局溯本求源，理解以中國為首的傳統東方文化。

十九世紀西潮東漸日本後，日本邁向近代化，此即所謂明治維新。明治維新讓日本以東方的血肉穿上了西方的盔甲。推翻江戶幕府的維新藩士取代了藩主及貴族世家，以天皇為頂點建構了一套絕對王權的新封建制國家─大日本帝國。只不過這新帝國汲取了俾斯麥的普魯士若干富國強兵之術和政法制度。這種東西結合的近代化竟然成功了，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引進西方殖民霸權之道的日本，對其文化母國中國大肆侵略，而這破壞了以門戶開放為原則想維持列強在中國的均勢的美國利益。這就是二戰的遠因，也是本書成書的歷史背景。

本書作者用人類文化學的研究方法，觀察出傳統日本的社會現象與文化特質，以供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的參考。但那是一九五○年代以前的日本。戰後經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占領和美國文化的洗禮下，日本人的傳統人生觀、價值觀、道德感已大部被美國資本主義式功利的個人主義的行為模式取代。此即繼「黑船事件」後的二次開國。

可惜本書作者英年早逝，未及見到二次開國後日本的轉變。
這篇導讀希望幫助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能對本書作者所發掘指出的日本特質、文化現象、民族性等有更深一層的思考與體會。因為美國籍的本書作者以與歐美文化對比的觀點所看到的日本特異性，在身為東亞人乃至華人的我們眼中，作者筆下日本人的作為宛如是在我們鄰居甚至兄弟家中的事，過去的某個時期我們也曾有過，或是相似卻又不同。

人文學科的基礎是文學、史學、哲學等，是探討文化、民族性的本質。社會學科則是以本質為基礎因應各國家社會現況而發展出來的解決問題之學說方法。社會狀況與問題會與時推移，但文化與民族性則存在會比較久遠。《菊花與劍》這本書已是問世六十年以上的日本研究的古典了。日本社會與文化當然有了一番新風貌出現，但在以美國化為主色調的現代化彩妝下，日本人的素顏是什麼？如何生成的？希望這本書與這篇導讀能幫助各位讀者一窺這「東方美人の素顔」。
 
附錄　我在曖昧的日本（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節錄）
大江健三郎／著
許金龍／譯

災難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一片森林裡度過了孩童時代。那片森林位於日本列島中的四國島上，離這裡有萬里之遙。當時，有兩本書占據了我的內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貝里•芬歷險記》和《尼爾斯歷險記》。

通過閱讀《哈克貝里•芬歷險記》，孩童時代的我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據。我發現，在恐怖籠罩著世界的那個時代，與其待在峽谷間那座狹小的房屋裡過夜，倒不如來到森林裡，在樹木的簇擁下進入夢鄉更為安逸。而《尼爾斯歷險記》中的少年，則變成了一個小不點兒，他能夠聽懂鳥類的語言，並進行了一次充滿冒險的旅行。在這個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層次的官能性愉悅。

首先，由於像祖先那樣長年生活在小島茂密的森林裡，自己天真而又固執地相信，這個大自然中真實的世界以及生活於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繪的那樣獲得了解放。這，就是第一個層次的愉悅。其次，在橫越瑞典的旅行中，尼爾斯與朋友（野鵝）們相互幫助，並為他們而戰鬥，使自己淘氣的性格得以改造，成為純潔的、充滿自信而又謙虛的人。這是愉悅的第二個層次。

終於回到了家鄉的尼爾斯，呼喊著家中思念已久的雙親。或許可以說，最高層次的愉悅，正在那呼喊聲中。我覺得，自己也在同尼爾斯一起發出那聲聲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種被淨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語來進行表達，那是這樣一種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他這樣喊道，媽媽、爸爸，我長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間！
深深打動了我的那個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繼續體驗著持久的苦難，這些苦難來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家庭內部，到與日本社會的聯繫，乃至我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總的生活方式。我將自己的體驗寫成小說，並通過這種方式活在世上。在這一過程中，我時常用近乎歎息的口吻重複著那聲呼喊：「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認為，像這樣絮叨私事，與我現在站立的場所和時間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學上最基本的風格，就是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力圖將它們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現在，謹請允許我稍稍講述有關個人的話題。

半個世紀之前，身為森林裡的孩子，我在閱讀尼爾斯的故事時，從中感受到了兩個預言。一個是不久後自己也將能夠聽懂鳥類的語言；另一個則是自己也將會與親愛的野鵝結伴而行，從空中飛往遙遠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結婚後，我們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弱智兒。

根據light這個英語單詞的含義，我們替他取名為光。幼年時，他只對鳥的歌聲有所知覺，而對人類的聲音和語言卻全然沒有反應。在他六歲那年夏天，我們去了山中小屋，當聽見水雞的叫聲從樹叢對面的湖上傳來時，他竟以野鳥叫聲唱片中解說者的語調說道：「這是……水雞。」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類的語言說出的話語。從此，他與我們之間用語言進行的思想交流開始了。

目前，光在為殘疾人設立的職業培訓所(這是我國以瑞典為模式興辦的福利事業)工作，同時還一直在作曲。把他與人類所創造的音樂結合起來的，首先是小鳥的歌聲。難道說，光替父親實現了聽懂小鳥的語言這一預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發揮了極為豐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爾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鵝的化身。現在，我同她結伴而行，飛到了斯德哥爾摩。

第一個站在這裡的日語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發表過題為《美麗的日本的我》的講演。這一講演極為美麗，同時也極為曖昧。我現在使用的英語單詞vague，即相當於日語中「曖昧的」這一形容詞。我之所以特意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用英語翻譯「曖昧」這個日語單詞時，可以有若干譯法。川端或許有意識地選擇了「曖昧」，並且預先用講演的標題來進行提示。這是通過日語中「美麗的日本的我」裡「的」這個助詞的功能來體現的。

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標題首先意味著「我」從屬於「美麗的日本」，同時也在提示，「我」與「美麗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譯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學的美國人將這一標題譯成了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雖說把這個句子再譯回到普通的日語，就是「美麗的日本與我」，卻未必可以認為，剛才提到的那位嫻熟的英譯者是一個背叛原作的翻譯者。

通過這一標題，川端表現出了獨特的神秘主義。不僅在日本，更廣泛地說，在整個東方範圍內，都讓人們感受到了這種神秘主義。之所以說那是獨特的，是因為他為了表現出生活於現代的自我的內心世界，而借助「獨特的」這一禪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紀禪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說來，這些和歌都強調語言不可能表現真理，語言是封閉的。這些禪僧的和歌使得人們無法期待這種語言向自己傳遞信息，只能主動捨棄自我，參與到封閉的語言之中去，非此則不能理解或產生共鳴。

在斯德哥爾摩的聽眾面前，川端為什麼要朗誦諸如此類的和歌呢？而且還是用的日語。我敬佩這位優秀藝術家的態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條。作為小說家，在經歷了長年的勞作之後，川端迷上了這些主動拒絕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類表白，講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與文學，即《美麗的日本的我》。

第五章 受恩於歷史與社會（節錄）

英語裡有種說法叫「歷史的繼承人」,我們以前經常以此自稱。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巨大的經濟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個說法所隱含的自信，但是這種變化決計不會讓我們增加對過去歷史的虧欠感。東方民族則和我們截然相反：他們是歷史的受恩者。他們那些西方人通常稱之為祖先崇拜的行為其實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針對祖先：那是用儀式宣告過去所有的一切對時人都有著莫大的恩惠。

更進一步說，每個人不僅背負了歷史的恩情，連每一次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交往也增加了現在背負的恩情。因此這種恩情債左右了人的日常決定和行動，成為了最基本的出發點。因為西方人極少注意到這個社會對自己的恩賜，比如自己享受的醫療、教育、福利，甚至包括自己能夠出生到這個世上這樣的簡單事實。日本人就認為我們的動力不足。品德高尚的人不會像美國人那樣說什麼自己「誰也不虧欠」，也不會忽略歷史。日本有著一張巨大的人情互惠網絡，覆蓋了祖先和同輩，一個人只有認清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才算持身公正。

這種東西方的巨大差異說起來簡單，但要瞭解生活中體現出來的差別就很難。如果不理解日本的這一點，我們就無法理解戰時日本人那常見的極端自我犧牲，也不能明白為什麼我們覺得沒什麼冒犯的時候卻會很快招來日本人的怨恨。一個欠人恩情的人可能很容易被觸怒，日本人就證明了這一點。受人恩情也讓一個人背上了巨大的責任。

日本和中國都有很多詞彙表達「obligations」（義務，責任）。這些詞不是同義詞，而是有其特別意義，因為西方沒有它們所表達的概念，所以英語無法貼切地翻譯這些詞。日語中與「obligations」相對應，表示一個人所虧欠的恩情，不管從大到小，都稱之為「恩」。在日本，「恩」的英文翻譯可以涵括一系列詞彙，包括「義務」、「忠誠」、「好心」、「愛」等，但是這些詞曲解了「恩」的意義。

如果它真的意味著愛甚至義務，那日本人當然可以說對自己的孩子有恩，但是這個詞不能這樣用。它也不等於「忠誠」,日語裡另有詞彙表達這個意思，和「恩」在意思上一點也不接近。「恩」在所有用法裡都意味著個人勉力承擔的一種重負、虧欠和累贅。一般人們受恩於上級或長輩，要是受恩於自己的下級或小輩就會給人帶來低人一等的感覺，讓人不舒服。當日本人說「他對我有恩」,他們的意思就是「我對他有很多義務」，這個施恩的人被稱為他們的「恩人」。

「知恩圖報」也許純粹是互相奉獻精神的一種流露。日本小學二年級的閱讀課本裡有一個題為「勿忘恩」的小故事，取的就是這個意思。這個故事是講給上德育課的小孩子們聽的。

哈奇是一條可愛的小狗。它剛出生就被人抱走了，那人像愛自己的孩子那樣愛哈奇。因為這種愛，哈奇病弱的身體漸漸好起來。每天主人上班的時候它會送主人到車站，傍晚主人下班的時候又去車站迎候。

時光流逝，主人去世了。不管哈奇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它依然每天都在尋找主人。街車一停靠站，它就會在下車的人群裡面尋找主人。
日子就這樣慢慢地過去了，一年、兩年、三年，甚至十年過去了，老哈奇的身影依然每天出現在車站前，尋找它的主人。
　
這個小故事的寓意是忠誠，實際上也是愛的別稱。一個深愛母親的兒子會說自己不忘慈恩，就是說他對母親懷著像哈奇對主人那樣一心一意的摯愛。但是這個「恩」不是特指自己對母親的愛，而是包括嬰兒時期母親為他所做的一切，孩童時代母親做出的犧牲，以及成人時母親為了他有出息所做的一切，總之，他所虧欠母親的一切都被包含在內。這個「恩」意味著對虧欠的對象要有所回報，所以也就意味著「愛」，但是其中的最主要含義還是「虧欠」。而我們總認為「愛」是自願給予，不求回報的。

當恩被用來指代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恩，即「皇恩」時，取的就是這個無限忠誠之意。這是天皇的恩典，每個人都必須懷著無限感激接受。日本人在為自己的國家、生活和大大小小的事情高興時，不能不想到這些都是來自天皇的恩典。貫穿日本歷史始終，小民眼裡最大的恩人就是自己生活圈子裡的最高領袖。在不同的時期這個人可以是當地的地頭、封建領主或者將軍。現在這個人就是天皇。

到底誰是這個最高首領並不那麼重要，關鍵是幾個世紀以來，「勿忘恩」都在日本人的習慣中占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竭盡所能地把這種感情集中到天皇身上。每個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任何偏愛都增加了他對皇恩的感激；每一支以天皇名義分給前線士兵的香煙都強調了天皇對兵士的恩典；上陣前發放的小口清酒更加體現了皇恩浩蕩。根據日本人的說法，每一個神風敢死隊裡執行自殺式飛行任務的飛行員都是在回報皇恩；所有為了守衛某個太平洋島嶼而戰死的士兵也是在報答浩蕩無邊的皇恩。

施恩者也可以是天皇以下的人。父母之恩當然是其中之一，也是東方著名的孝道的根本。孝道把父母放到一個對子女擁有絕對權威的地位，它被理解為子女對父母恩情的虧欠和力圖回報。因此子女必須盡可能順從父母，而不是像德國那樣，雖然父母同樣有權指揮子女，但是必須花工夫才能使子女服從自己。日本人在詮釋東方的孝道時十分現實，他們有一種說法，可以寬泛地翻譯為「一個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能理解父母的恩情有多深」。

也就是說，父母之恩實際上是指父母日常照顧孩子的麻煩和付出。在日本，祖先供奉局限於最近有印象的幾代，就是那些讓人最先想到兒童時代有所依賴的先人。當然每個人都曾經是毫無防禦能力的嬰兒，沒有父母的照料就無法存活，直到成年以前都要靠他人提供住所、食物和衣服，這在任何文化裡都不言自明。日本人深覺美國人忽略了這一切，就像一個作家所說的，「在美國不忘親恩最多也就是對父母好一點」。當然沒有人是在對自己的孩子施恩，盡心照顧孩子只是回報自己幼時父母的照顧之恩。把自己的孩子同樣或者更好地養大，就是部分地回報了自己的父母之恩，對子女的義務就這樣只是從屬於父母之恩。

老師和師傅對個人也有著特殊的恩。他們都在一個人的成長中起到了幫助作用，因此受恩的人將來可能要回應他們困境中的求助，或者在他們死後對他們的後輩加以提攜。每個人都要盡力回報恩情，它不會因時間推移而減輕，反而會因此加重，就好像是積累了一種利息。受人之恩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日本的俗語說得好，「難以報恩於萬一」，恩情是一副重擔，「恩的影響力」總是凌駕於個人好惡之上的。
這種建立在恩情基礎上的道德體系要運作順利，必須取決於每個人是否把自己當作優良的債務人，在還債的同時不心懷怨恨。

我們已經談到過日本的等級系統組織得如何完善，隨之產生的習慣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忠實遵守。多虧了這些習慣，日本人對道德債務的履行程度之高是西方人所無法想像的。如果施恩的上級是出自好意，報恩自然就更加理所當然了。日語提供了有趣的證據，表明上級的確被描述成對屬下「關愛有加」。在日本「愛」的意思就是「love」。上個世紀的傳教士們覺得只有這個詞可以翻譯基督教義中的「love」。他們在翻譯《聖經》時用這個詞表達上帝對人類的愛和人類對上帝的愛。

但是日文中的愛字特指上級對下屬的愛。西方人可能以為它意味著「Paternalism」（父愛），但是日本的用法要更廣泛一些，它含有關愛的意思。在當代日本，「愛」這個字依然可以用來特指這種嚴格意義上自上對下的愛，但是現在也可以用來表達平等關係之間的愛了。這種結果也許有部分是因為受到基督教用法的影響，但更多的是官方努力打破社會等級差異的結果。

儘管文化上的種種緩和因素，在日本，能夠心平氣和地受恩總是極其幸運的。人們不喜歡隨意欠人恩情。有種常見的說法叫「讓人背負上恩」，最接近的翻譯就是「強迫別人」。雖然在美國「強迫」的意思是向人強要東西，在日本它卻是指給人東西或者幫忙。來自陌生人的小小好處最招人怨恨，因為在鄰里間以及舊式等級關係裡，每個人都知道並接受了「恩」隱含的債。

但是如果只是點頭之交，或者是地位相當，人們就容易起摩擦。他們寧願不要被捲入到「恩」所帶來的複雜後果裡去。在日本，街上發生交通意外時人群的無所作為不是因為缺乏主動，而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任何非官方的干涉會讓人背負恩情。明治之前的一條著名法律就是：「如果發生爭吵和紛爭，旁人非不得已不可干涉」，要是有人在這種情況下未經授權而幫助了他人，大家會懷疑他是想從中非法牟利。

受到幫助者將欠幫手一個大恩，這一事實非但沒有讓人急於從他人處獲利，反而讓人更吝於施與援手。在非正式情況下，日本人極度小心不把自己捲入「恩」的麻煩中去。甚至接受陌生人的一支煙也會讓日本人不安，他表達謝意的說法是：「哦，真是不好意思。」一個日本人告訴我：「如果你立刻坦白自己感覺有多糟，反而會好受一些。你從來沒想過為他做點什麼，所以對受他的恩惠感到羞恥。」「不好意思」因此有時被翻譯成「謝謝」，比如謝謝你的煙，有時也被翻譯成「我很抱歉」，這是對欠人情而言，有時又翻譯成「我真慚愧」，意指你的大方讓我羞慚。「不好意思」可以作以上任何解釋，也可以表達完全不同的意思。

日本人表達「謝謝」有很多種說法，同樣都帶有因為受恩而感到不安這個意思。最沒有歧義，也是通用於現代城市百貨商場的說法是「啊，這件難事」。日本人通常說這種「難事」是顧客通過購物而賜給商店的難得大恩。這是一句恭維，也適用於收到禮物和無數其他場合。其他常見的致謝語比如「不好意思」指的是接受的難度。自己經營店舖的店主經常說：「哦，這不會結束」，也就是說，「我受了您的恩，在現代的經濟制度下我永遠也無法回報您；處在這樣的處境我很抱歉」。英語中把「這不會結束」翻譯成「謝謝」、「我很感激」，或者「抱歉」、「致歉」。

舉個例子，如果你的帽子在街上被風吹走，有人幫你追回，「這不會結束」就比其他的謝謝更適合。當人家把帽子還給你時，出於禮貌你應該表達接受時內心的不安。「我從沒見過他，而他給了我一個恩惠。我從來沒有機會首先向他示恩。這讓我覺得內疚，但是道歉會讓我好受一些。『這不會結束』大概是日本最常見的致謝語。我在告訴他我意識到自己受了他的恩，拿回帽子也不代表著結束。但是我能怎麼辦呢？我們是陌生人。」

從日本人的角度看，這種欠債的態度在另一種謝謝的說法裡表達得更為強烈，「我被羞辱了」，這個詞組書寫時包括了侮辱的「辱」字和意味著丟臉的「羞」字，它同時表達了「我受到了侮辱」和「我很感激」的意思。日語大辭典解釋，使用這個詞意味著你在表達因為受到極大的恩惠而感到羞辱，因為你覺得自己不配這種恩惠。你通過這個詞組明白地表示自己受恩時感到恥辱，而「恥」，就如我們將要講到的，在日本會讓人覺得非常痛苦。保守的店主依然經常用「我被羞辱了」來感謝顧客，顧客在結賬時也會這樣說。明治以前的小說裡這個詞處處可見。一個出身低賤的美麗女孩在宮廷做侍女，被領主選中做妾時會對他說「我被羞辱了」，也就是說，「我不配接受這種恩賜，為此感到羞愧；您的仁慈讓我受寵若驚」。尋仇械鬥的武士被當局無罪釋放時也會說「我被羞辱了」，即「接受這個恩賜使我丟了臉面；我不該把自己置於這樣卑微的位置；我很抱歉；我卑微地向您致謝」。

這些詞彙比任何概括都更好地說明了「恩的影響力」。受恩的人總是帶著矛盾的感情。在廣為接受的結構化關係裡，它所包含的負債感常常激勵個人竭盡所能來進行報答。但是做一個欠人恩情的人並不好受，很容易就會心懷怨恨。日本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夏目漱石就在他的著名小說《哥兒》裡描述了這種懷恨有多容易產生。本書的主人公哥兒是一名東京青年，首次到一個鄉下的小鎮教書。他很快發現自己看不起大部分同事，和他們完全處不來。只有一名年輕老師得到他的青睞，有次他們一起外出時這個叫做山嵐的朋友請他喝了一杯冰水，價值一個半仙，大概相當於五分之一美分。

沒多久另一個老師向哥兒打小報告說山嵐說了他的壞話。哥兒相信了搗蛋的人的匯報，立刻為自己從山嵐那兒受的恩感到不安。

受這種傢伙的恩，哪怕只是冰水這樣的瑣物，也有損我的名譽。一仙也好五厘也罷，我要是就這樣受了這個恩，死了也不得安寧……我當初沒有抗議就受了他人恩惠是對他心存好意，把他當作一個看上去還不錯的傢伙。我沒有堅持為自己的冰水付錢，而是受了他的恩並表達了自己的謝意。這可是再多的錢也買不來的。我既沒爵位也沒官職，但是我是一個獨立的人，讓一個獨立的人接受恩惠可比一百萬元的回禮更難能可貴。我讓山嵐花了一仙半，可是給了他我的感謝，那可比一百萬元值錢多了。

第二天他在山嵐桌上扔了一仙半，因為只有先了結了那杯冰水的恩，他才能解決兩人之間存在的問題：他聽到的侮辱性流言。那可能會導致兩人打一架，但是恩必須先被解決，因為他們已經不是朋友了。

在美國，這種對瑣屑小事的極度敏感和令人痛苦的脆弱只有在黑幫青少年的記錄裡或神經病的醫療記錄裡才能看到。但是在日本，這是一種美德。沒有多少日本人會像哥兒這麼極端，他們認為多數人在這種事情的處理上都會馬虎一些。日本評論家們把哥兒描述成「性格暴躁，又像水晶般純潔，是一個捍衛正義的使者」。作者把自己和哥兒看作一體，評論家們也一直把這個人物當作自畫像。

這部小說是一個歌詠高尚品德的故事，因為受恩者只有把自己的感激看作價值「一百萬元」，並採取相應行動，才能把自己從背負恩情的位置解脫出來。他只能接受「一個好人」的恩惠。哥兒在憤怒中把自己從山嵐處受到的恩和很久以前從老奶媽那裡受的恩做了對比。老奶媽盲目地偏愛他，甚至覺得家裡的其他人都沒有看到他的長處。她曾經偷偷地給他帶小禮物，有糖果、彩色鉛筆，有一次她還給了他三元錢。「她時刻的關注讓我冷到了骨子裡」。

儘管那三元錢讓他感到受了侮辱，他還是把它當作借款接受了，至今也沒有歸還。但是，和他欠山嵐恩的感受不同，他告訴自己這是因為「我把她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從中就能看出日本人對「恩」的反應。無論感情有多複雜，只要「恩人」是自己就可以接受；或者因為這個人在「我」的等級結構裡有一定位置，或者因為他所做的是我認為自己也會做的，比如說歸還被風吹跑的帽子，又或者這個人是「我」的崇拜者。一旦這些既定的身份前提不能成立，恩就成了化了膿的瘡。即使再小的虧欠也讓人反感，這是一種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