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台灣邊緣史讀本

鴉片吸食者、娼妓、罪犯、浮浪者、不良少年、窮人、精神病患、漢生病患……這些在日治台灣社會中，被排除在「正常」社會之外的群體，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情勢，透過什麼樣的權力機制，被賦予邊緣人的身分並加以治理？

透過邊緣視角來看，所謂的社會邊緣人，並不全然等於司法定義下的罪犯、醫學認識下的病人、底層社會的窮人，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下生存競爭的自然結果，而是訴諸各種殖民權力機制進行社會排除的對象。

顯而易見的是，排除邊緣群體對街頭空間的使用，或者被隔離，或者被圍困，或者被隱匿，最終成為看不見的殖民邊緣。作為殖民邊緣史的當代讀者，我們的問題是如何不斷窮究邊緣的歷史畫界及形式。透過他者的歷史，去發現既定歷史刻板印象的盲點，並對今日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成見，進行歷史的反省與再思考。

本書特點：

從邊緣史的角度，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底層樣貌。以及在「近代化」的框架下，統治者與社會主流的對應之道。
邊緣群體與社會救助的概念具有歷史連續性，本書也是瞭解當下台灣相關問題的基礎。

梁秋虹

台南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培育人員。研究主題為殖民性治理，探討性／別、帝國與殖民地社會治理之可能關係。

許宏彬

屏東里港人，研究興趣為考察台灣近代身體及生活方式之構成，特別著迷於醫療科技發展與感官知覺演變間的互動張力。目前於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服務，教授醫療史、科技史等相關課程。

張曉旻

生於台中，研究關心在於日治台灣史與日台關係史。現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張州禮

花蓮人，畢業於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目前任職於台日經濟貿易發展基金會。

陳姃湲

生於首爾，研究聚焦於日治台灣史與日本帝國史。目前服務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蔡宛蓉

嘉義人，過去主要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監獄制度，現在擔任中學教師。

沈德汶

生於府城，主要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史。目前擔任中學教師。

王珮瑩

土城人，和有名的看守所比鄰而居。對犯罪精神醫學史的興趣，來自於司法系時期的因緣際會。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科技史組。

石廷宇

生於台北，主要研究東亞殖民地文學、文化的生成、流動及影響，希望能夠透過文學研究關懷社會與人。目前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郭文華

生於台北，主要研究關懷是東亞現代醫療與社會的發展。目前服務於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與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醫療與社會相關課程。

精彩易懂的日治台灣邊緣史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帝國的外地台灣，向來被重視的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嚴格說來是民主運動）、殖民治理性與現代性、殖產興業、台灣菁英、總督府的南進政策等林林總總的問題，對於生活在台灣社會底層的民眾，一直不在學術研究的主流中。不要說是學界，就是台灣熱鬧滾滾的全民口述歷史，除了為平反政治案件而對政治受害者家屬、受難者本身訪談外，很少為弱勢者發聲，更不用說為社會邊緣人留下歷史。然而菁英的歷史、主流的歷史，並非歷史的全部，實存的底層社會的面貌也是重要的歷史，具有存在的價值。任何殖民地的歷史，都脫不了由民族、階級、性別這三個角度來加以觀察，台灣邊緣人的面貌也非得考量上述問題不可。

本書除導讀外，分由十位作者針對阿片吸食者、娼妓、受刑人、浮浪者、不良少年、窮人、漢生病患及精神病患，用淺顯的文字來加以描述，使讀者很快地被議題所牽引，而想一口氣看完。上述八種邊緣人，並不只發生在日治，綿延至戰後，事實上清代早已發生。讓我們由《馬偕日記》來舉兩個漢生病的例子。1888年10月15日馬偕「醫師」記載了漢生病患：「我們全去醫館。看診全部三十或四十名舊病患，還有大約二十名新病患。幾位痳瘋病患在其中。當我們與這種疾病面對面的時候，我們人類的知識多麼貧乏呀。一位年輕人二十歲，當我告知我們對他所能做的事很小時，看起來很悲傷。大腳姆指底下已經有一個大洞，一邊已經失去關節，他的臉有淡紅斑點，耳朵浮踵與變形。」

1892年7月8日：「和禮德醫生去洲裡（今蘆洲），看到幾位痲瘋病患，其中有個十歲的男孩，情況很糟，他的祖父也是痲瘋病患。他們說，當其中一個死時，三天都沒有點火，以免煙會散布疾病。」本書每一位作者也都企圖與清代、戰後做聯結，但限於資料，有時並不能如願，但我知道作者群已竭盡所能。

本書的另一特色，是考訂清代就已存在的社會問題，在日治後因引進日本內地的法令，而使某一邊緣人有了清楚的定義及新的名辭。如浮浪者是不是等同於羅漢腳、鱸鰻？在狹義來說應該是，但就法律定義對象而言，則不只是無業遊民，也包括有犯罪之虞的危險人物，產生一個「浮浪者」的新名詞，訂有〈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可施以強制移住與勞動。又如以「不良少年」取代了「惡少」，並給予十四歲以下、有可能成為鱸鰻者之定義。

本書第三個特點是，不只敘述外地台灣，也敘述日本內地的情況。如討論精神病患的相關法規，作者即引了1900、1919 年日本發布《精神病者監護法》、《精神病院法》，而1936 年2 月起台灣也施行《精神病者監護法》、《精神病院法》，為包括朝鮮在內的其他外地所沒有的現象。作者在此基礎上再探討台灣精神病院的角色，就不至於失焦。又如上面所論及的不良少年，作者也描述了日本的不良少年，和台灣的不良少年兩相比對之下，就顯出台灣人不良少年的行為特徵是「好賭喜食」，相對於日本不良少年的「嗜酒逐色」，可見兩地的民風不同。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使用了不少日記史料，如阿片吸食者引用《灌園先生日記》，談到林獻堂不顧妻子反對繳出阿片鑑札（執照）；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談到去捕魚時，一面吸食阿片一邊享受溪畔之明月。又如受刑人的獄中生活引了蔣渭水和簡吉的獄中日記。本書有學術論文的深度，卻沒有其詰屈聱牙，清新易讀，除在寫作的手法上有一番考究外，也使用了許許多多平常不容易看得見的照片，更增加了可讀性。

這十位作者，有的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新秀，有的是取得碩士學位後任教中學或服務業界，有的在研究機構任職，有的在大學教書，還有的仍在學中。他們因興趣接近而能合作寫出一本面對一般讀者的書，作為階段性的業績，同時也向學界宣示日治台灣邊緣史的研究業已展開。

作為一個閱讀者，我有先睹為快的感覺；作為一個研究者，我驚艷於年輕作者觸角的寬廣；作為一個「前輩」，我佩服這些「小輩」的行動力。先是姃湲請我作序時，我未讀內容有點遲疑，看過之後我不再猶豫，謹作序以為推薦之意。

從邊緣發聲、走出邊緣
王泰升（台大法律學院特聘教授、中研院台史所法律所合聘研究員）

這本書想要描述的是，在殖民現代性底下社會邊緣人的歷史。「邊緣」乃是相對於「中心」，出於一定的基準而被歸類為此。在日治台灣，現代型國家掌握了定義這個「基準」的權力。這個現代型國家，透過刑罰法規定義了誰是不為法內在正義所容許的「犯罪人」，再以各種行政法規定義出國家所欲管制的浮浪者、不良少年、性交易工作者、吸食鴉片者，乃至罹患精神病、漢生病等特定疾病的強制防治對象，並以維護社會安全為由，進行程度不一的隔離，施以不同內涵的教誨、感化、治療等，以及對行政法規所定義的「窮人」予以救助。

換言之，上述各類群體，在以來自近代西方的現代性的評斷下，是屬於被主流社會所排斥、貶抑的邊緣人。這個國家同時也是，身為殖民統治者的日本人的國家，故自居為中心、作為評斷基準的，往往是出於日本人，而非在台漢人或原住民的特定文化觀念。

處於前揭具雙重外來性，亦即現代性與日本性的國家統治下，當時的台灣人社會對於在此所討論的邊緣人，存在著多元複雜的觀感。被隔離於監獄中的犯罪人不必然是出身社會底層或窮苦人家，也有濫施暴力、侵奪他人財產的中上層社會人士。國家法律所嚴厲制裁之觸犯「匪徒」罪者，除了有鄉里所尊敬的抗日志士外，倒也不乏真正的強盜。而通常依國家的犯罪即決程序被定罪、被關在警署留置場的賭博犯，一般人卻可能投以相當多同情的眼光。

浮浪者取締制度之被國家濫用，應無疑問，但又如何看待家屬之主動要求以收容為浮浪者的方式，挽救兒子的「失敗人生」呢？日治後期之以「更生院」強制矯治鴉片吸食者，向為今之人們所稱頌，然對於有38.02％受過傳統書房教育的原吸食者而言，因遭隔離治療而改變的不僅是鴉片癮，還有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對於同樣是性交易從業者，只因沒向國家申請發給牌照，就變成警察追捕的對象，恐怕也有不少人不以為然吧。在一般民眾未能從社會階層、經濟結構，以及教育或醫療的本質進行思辨的情形下，可能有很多人是支持國家對各類邊緣人為監控的。

就像符合現代性者並不全然是好或壞，稱社會邊緣人也不意謂著給予善或惡的評價。但無論如何，社會邊緣人的歷史應該被看到。歷史的論述向來是由當權者、既得利益者所壟斷，但於今之民主時代，不問強勢、弱勢，都應該在歷史書寫以及歷史記憶上，佔有一席之地。本書作者群之提出「邊緣史」的概念，寓有為弱勢人民發聲之意，余亦深表贊同。

其實，作為本書主要論述對象的日治時期，在戰後台灣數十年來獨尊中國國族主義的教育文化宰制下，早已成為徒有歷史經驗、卻欠缺歷史記憶的「邊緣史」。這一群年輕的研究者，選擇了這些原屬「邊緣中的邊緣」的議題，做了深入淺出的論述，已明白地宣示其不再是邊緣了。為此而提筆為序，亦深盼讀者們一起來支持這樣的論史態度。